{"resolved":true,"match_type":"uuid","source_type":"original_book","book_id":"ea3b7167-0435-4a94-84b9-80a5359326a4","title":"递归与偶然","author":null,"edition":null,"publisher":null,"year":null,"isbn":"9787576004694","requested_by":"printed_page","book":{"source_type":"original_book","book_id":"ea3b7167-0435-4a94-84b9-80a5359326a4","id":"ea3b7167-0435-4a94-84b9-80a5359326a4","uuid":"ea3b7167-0435-4a94-84b9-80a5359326a4","title":"递归与偶然","normalized_title":"递归与偶然","author":null,"edition":null,"publisher":null,"year":null,"isbn":"9787576004694","isbns":["9787576004694"],"parsed":true,"ai_readable":true,"document_type":"book","page_count":401,"navigation_url":"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i/book/ea3b7167-0435-4a94-84b9-80a5359326a4","title_url":"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i/title/%E9%80%92%E5%BD%92%E4%B8%8E%E5%81%B6%E7%84%B6","fixed_page_url_template":"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i/book/ea3b7167-0435-4a94-84b9-80a5359326a4/page/{printed_page}","path_api_url_template":"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book/ea3b7167-0435-4a94-84b9-80a5359326a4/page/{printed_page}","read_url":"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read/ea3b7167-0435-4a94-84b9-80a5359326a4","page_url":"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books/ea3b7167-0435-4a94-84b9-80a5359326a4/page","search_url":"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books/ea3b7167-0435-4a94-84b9-80a5359326a4/search"},"page":{"printed_page":54,"pdf_page":66,"physical_index":66,"physical_index_base":0,"printed_page_status":"recognized","page_sha256":"e153f17add0fc7c0d0c56801bed04f7822110a2ced4fd12da51ed856fd3b0629"},"chapter":"第一章自然与递归","content":"谢林之前的哲学家，尤其是康德，已经试着回答过这个问题。康德在他的三大批判中提出了两种系统化的基本方法。在第一批判中，他提出了用于分析自然与主体关系的著名的建筑术(architectonics)。在主体看来自然是现象，先验能力规制着主体对自然的统觉。知性范畴的先验演绎依据四类范畴质、量、关系和模态—展开，它划定了知性的限度以及现象的显现的限度。第一批判中提出的模型是建构性的，在这个意义上，自然必须服从于由先验演绎合法化的概念。我们可以从两方面理解康德的策略：一方面，康德希望避免思辨理性的幻影，即众所周知的幻象，于是理性的作用仅限于按照原则统一[45]知性准则；②另一方面，康德必须发明一种能回应休谟关于“必然性的偶然性”的挑战的新机制或启发法。康德提出的第二种系统化模型出现在第一批判题为“论反思概念的歧义”(Amphiboly of Concept of Reflection)的附录里，①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基础》②以及阐述反思性判断的《判断力批判》中，又更详细地讲到了它。《判断力批判》中的反思是规范性而非建构性的，因为它不再是依据概念把自然交由心灵，而是一种寻找未先定的目的与合目的性(Zweckmässigkeit)的启发法(正如利奥塔所说)。③用康德自己的话说，规定性的判断是把普遍性施加于特殊者之上，而反思性判断是在特殊者之中寻找普遍性。西蒙东敏锐地指出，在前两部批判中，批判是无法考察控制论的，因为就像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的[46]实证主义那样，康德的批判也倾向于从结构上思考。只有到了《判断力批判》那里，康德才能处理控制论问题。④\n\n54\n\n递归与偶然\n\n① 在1967年《明镜周刊》(DerSpiegel)采访海德格尔的那篇题为“只有上帝能拯救我们”的重要谈话中，海德格尔被问到是什么取代了哲学；他态度坚定地回答：控制论。\n\n②在第一批判中，康德对理性的定义如下：“如果知性可能是诸显像通过规则获得统一性的能力，那么理性就是诸知性规则通过原则获得统一性的能力。因此，它[理性]从来不直接作用于经验或任何对象，而是作用于知性，以便通过概念先天地把同一性给予知性杂多的认识，这或许可以称为理性的统一性’，它与任何能通过知性实现的统一性完全不同。这正是理性能力的普遍概念。”伊曼努尔·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沃纳·普鲁哈译，印第安纳波利斯：Hackett，1996年，A302/B359。","previous_page":53,"next_page":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