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solved":true,"match_type":"uuid","source_type":"original_book","book_id":"fd71b647-7415-48c6-8ff8-529545ab761c","title":"后资本主义社会","author":null,"edition":null,"publisher":null,"year":null,"isbn":"9787506033770","requested_by":"printed_page","book":{"source_type":"original_book","book_id":"fd71b647-7415-48c6-8ff8-529545ab761c","id":"fd71b647-7415-48c6-8ff8-529545ab761c","uuid":"fd71b647-7415-48c6-8ff8-529545ab761c","title":"后资本主义社会","normalized_title":"后资本主义社会","author":null,"edition":null,"publisher":null,"year":null,"isbn":"9787506033770","isbns":["9787506033770","9787506033763","9787506033787","9787506033794"],"parsed":true,"ai_readable":true,"document_type":"book","page_count":216,"navigation_url":"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i/book/fd71b647-7415-48c6-8ff8-529545ab761c","title_url":"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i/title/%E5%90%8E%E8%B5%84%E6%9C%AC%E4%B8%BB%E4%B9%89%E7%A4%BE%E4%BC%9A","fixed_page_url_template":"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i/book/fd71b647-7415-48c6-8ff8-529545ab761c/page/{printed_page}","path_api_url_template":"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book/fd71b647-7415-48c6-8ff8-529545ab761c/page/{printed_page}","read_url":"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read/fd71b647-7415-48c6-8ff8-529545ab761c","page_url":"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books/fd71b647-7415-48c6-8ff8-529545ab761c/page","search_url":"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books/fd71b647-7415-48c6-8ff8-529545ab761c/search"},"page":{"printed_page":96,"pdf_page":128,"physical_index":128,"physical_index_base":0,"printed_page_status":"recognized","page_sha256":"512001057171d87ab63d2b9cbe44d83a98cdd801245bd310c7ed7d98b6fb566d"},"chapter":"第六章从民族国家到万能国家","content":"五、财政国家\n\n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使得民族国家转变成“财政国家”。直到一次大战之前，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政府能够从本国人民的所得中征得超过5%或6%的税收（即使在战时也不例外）。但是，在一次大战期间，每个交战国都发现，政府从人民口袋里能榨取多少，实际上是无限的。到了一次大战，所有交战国的经济体系已彻底货币化了。结果，奥匈与俄国这两个交战国中最穷的国家，在大战那几年当中，实际所能课征与借贷的金额，比本国人民的年收入还高。它们想尽办法花掉累积了几十年的钱，用于发展军备。\n\n那时仍住在奥地利的熊彼特（他后来因遭受迫害而逃到美国），很快就了解到这些现象的本质。可是其他的经济学家，以及大多数国家的政府，要经历二次大战之后才了解。然而，自此之后，所有发达国家（以及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变成“财政国家”了。这些国家终于完全了解，政府可以课征或借贷多少，并非没有“经济上的限制”，因此，政府可以支出多少，也就不是没有经济上的限制。\n\n熊彼特指出，自从有政府以来，预算过程永远是从估算可以课征到多少税收开始，而支出必须根据可以课征到的税收数目。因为巨细靡遗的“德政”是个无底洞，所以预算过程就得决定对哪些说“不”。不论政府是民主的或是独裁的（如沙俄)，只要政府的收入是受到限制的，那么它可以做多少事情就一样要受到相当的限制，这些限制使政府不应作为一种社会或经济机构。\n\n到哪些数目。 危异数，自一次大战时起，预算过程实际上是指“可”征（或借）\n\n传统上来讲，政府这个“政治社会”可以做什么事，仅限于守护“市民社会”，而且，在这个范围内，政府可以做多少事，也仅限于市民社会同意给付的一定比例的所得这个有限范围内。只有这个小部分可以财政化，可以转化为税与公债的形式，变成政府的收入。新的制度却认为，政府可以拿到多少收入，并没有经济上的限制，要多少就可以拿到多少。在这种制度下，政府变成市民社会的主人，可以改造后者。最重要的是，政府利用税制与支出方式，可以达到社会重新分配的目的。政府通过这种用钱的财政权力，或者它拿钱时对人民的承诺，就可以按照其理想来改造社会。\n\n第二部分 政体\n\n096\n\n访问思考力听书商学院(www.SiKaoLi.com)——收听《后资本主义社会》有声课程！","previous_page":95,"next_page":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