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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法权力与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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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简单。她发现，电脑对人们的意义不仅仅是一件有形的东西。它也是一种形而上的东西，影响着人们如何看待自己和他人(Turkle,1984:16)。

10.电影、艺术和其他文化媒介也有助于分析技术文化中未知和隐藏的方面，这种方法经常用于以人文学科为导向的媒体研究，试图解决技术的经验层面。例如，汉森(2004)关于新媒体现象学的研究，或者最近的汉森(2012)关于代码和普适计算的微观感知的研究。最近，丽莎·帕克斯和其他人也呼吁对媒体基础设施进行批判性研究，重点是通过关注图像、艺术和电影，使基础设施的物质性更加明显(帕克斯，2007;Parks & Starosielski, 2015;Sandvig, 2013)。通过艺术和文学来理解计算机，例如参见Hayles(2010)。

11. 描述算法一直是一个代表性的挑战，无论是流程图，图表，可视化，入门计算机科学教科书，还是商业描述(Sandvig, 2015)。另见A. Galloway(2011)关于数据科学中表征的局限性。

12. 更多关于流行意象作为具象实践的作用，见Kirby(2011)。

13.为了保护本章报道的研究参与者的隐私，推文的名字和确切措辞都有轻微的变化。

14.虽然“普通人”这个词既有争议又非常模糊，但前缀“普通人”只是用来表示这项研究的目的，即试图与既不是计算机专家也不是社交媒体营销人员的人交谈，但从表面上看，他们对算法没有专业知识或任何明显的既得利益。

15. 我对以下平台和服务进行了类似的搜索:Twitter、Instagram、YouTube、亚马逊、b谷歌、OkCupid、Tinder和Spotify。虽然用户在推特上谈论与所有这些平台相关的算法，但大多数搜索都是在Facebook和算法、Netflix和算法、Twitter和算法上进行的，因为它们似乎是征求最一致的用户响应流的平台。关于Twitter搜索的主要数据收集期发生在2014年10月至2015年6月的9个月期间。

16.所有25名参与者都是化名的，而他们的真实年龄、居住国和职业都是公开的。澳大利亚:Steven(24岁，平面设计师)。加拿大:Jolene(22岁，时尚博主)、诺拉(20岁，学生)、Larry(23岁，电视工作者)、Anthony(64岁，艺术教授)、Richard(41岁，体力劳动者)、Alex(年龄未知，职业未知)。挪威:Sarah(33岁，生物学家)。菲律宾:路易斯(20多岁，以前是学生，目前职业不详)。英国：Jacob(38岁，大学毕业休假)。美国:Amber(25岁，学生)，凯拉(23岁，学生)，Michael(21岁，音乐家)，Rachel(24岁，记者)，洁莎(20多岁，记者)，Lucas(25岁，质量保证工程师)，Shannon(45岁，职业顾问)，Lena(20多岁，研究生)，Chris(20岁，学生)，Albert(42岁，从事广告工作)，Kate(36岁，以前的学校老师)，Nancy(年龄不详)。公共政策助理)、Caitlyn(30多岁，教师)、Robyn(年龄不详，平面设计师)。地点、年龄、职业不详:汤姆、约翰。

17.参与者是从诺拉的个人Facebook网络中招募的，诺拉是Twitter研究的参与者之一(见注释16)。诺拉对这个主题很感兴趣，并主动通过她的个人Facebook账户发布了一份面试参与者的邀请，这帮助我招募了新的参与者。我们一起为参与者设计了招募请求，但用诺拉通常说话的方式来表达。诺拉的状态更新要求人们私下联系她，如果他们“愿意和研究人员谈谈你使用社交媒体的经历，以及它是如何影响你获得的信息类型的”。在表示有兴趣的12人中，有10人最终在2016年5月和6月通过Skype进行了电子邮件交谈和面对面的采访。同样，为了保护参与者的隐私，所提供的名字都是假名。因为诺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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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S TO PAGES 97–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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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地理位置在加拿大的一个大学城，许多被招募的参与者来自相似的地理和社会经济背景。他们都是二十出头的加拿大人，正在接受大学教育，在社交媒体上相对活跃(然而，没有人涉及计算机科学或需要算法知识的类似学科)。

18.摘自2014年10月25日洁莎的推特。

19.2014年10月27日至11月7日之间的多次邮件对话。

20.摘自凯拉2014年9月28日的推特。

21.基于2014年10月1日的邮件采访，2014年10月2日的在线聊天。

22.转述自Shannon2014年11月17日发布的推特。

23.邮件采访，2014年11月19日。

24.根据2015年6月12日至15日之间的多封往来邮件。

25.2016年6月2日，Skype采访。

26.基于2014年12月4日的邮件采访，以及2014年11月24日发布的Lena的推特。

27.摘自艾伯特2014年12月29日发布的推特。

28.邮件采访，2014年12月30日。

29.2016年5月29日，通过Skype接受采访。

30.根据2014年11月5日的多封往来邮件。

31.根据2014年10月1-2日与Amber的多封邮件往来。

32.摘自诺拉2014年10月2日发布的推特。

33.根据2014年10月6日至12日之间的多封往来邮件。

34.@RealityTC,2016年2月6日。

35.@RobLowe,2016年2月6日。

36.@Timcast,2016年2月6日。

37.@Polystatos,2016年2月6日。

38.2016年6月2日，Skype采访。

39.@etteluap74,2016年3月28日。

40.@CarynWaechter,2016年3月28日。

41.@Monica\_xoxx,2016年3月28日。

42.@bergerud先生，2016年3月28日。

43.2016年4月10日，Skype采访。

44.2016年4月10日，通过Skype采访诺拉。

45.2016年5月29日，Skype访谈。

46.2016年5月27日，Skype访谈。

47.2016年5月27日，通过Skype采访Melissa。

48.邮件采访，2015年2月12日。

49.邮件采访，2014年10月12日。

50.2016年5月31日，Skype访谈。

51.2016年5月29日，Skype采访。

52.邮件采访，2015年1月19日。

53.在认知心理学中，玩乐学习的概念被认为是儿童学习和发展认知技能的核心特征。也许最值得注意的是，让·皮亚杰(JeanPiaget,2013)制定了一系列与认知发展的连续阶段相对应的游戏发展阶段。通过对一个物体的探索，儿童可以获得在未知世界中功能性导航所必需的信息。

54.从这个意义上说，算法想象与科尼利厄斯·Castoriadis(1987)的社会想象概念有一些相似之处一—不是将其视为一种文化气质，而是就其认识论假设而言。Castoriadis认为“了解一个社会意味着重建其社会想象意义的世界”(Peet,2000:1220)。类似地，我们可能会认为通过各种行动者的意义制造和意义制造过程来认识算法。

NOTES TO PAGES 10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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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我很清楚，在想象的背景下谈论虚幻和真实，可能会与雅克·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产生联系。然而，我是在一种更为实用的、日常意义上使用这些术语的。更多关于拉康关于想象、象征和真实的概念，见拉康和Fink(2002)。

56.根据2014年11月5日的多封往来邮件。

第6章

1. “假新闻”一词应被理解为包含许多相关现象，这些现象合在一起指的是各种形式的错误和虚假信息，从故意误导的内容，过度模仿，到意识形态上反对的新闻(见Tambini,2017)。

2. 虽然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中，物质转向已经进行了很长时间，但我很清楚，许多其他(通常是邻近的)研究领域和领域尚未完全承认事物的力量或采用物质感性。在新闻学研究领域内，“物质性很重要”的论断仍然是一个相对新颖的主张。虽然新闻学者已经谈论了几十年来技术和计算机在新闻制作中的作用，但“最近几年出现了对物质性的新兴趣”(De迈耶，2016:461)。有关新闻研究中的材料转向以及非人类在新闻实践和产品中的作用的更多信息，请参见安德森 (2013)，De Mayer (2016)，Steensen(2016)。

3.学者们使用了各种不同但相互关联的概念来描述这种对数字和数字化数据进行算法处理的运动，包括计算新闻(Diakopoulos, 2015;Karlsen & Stavelin,2014)、数据新闻(Fink &安德森，2015)、数据驱动新闻(Parasie,2015)、机器人新闻(Carlson, 2015)、新闻作为编程(Parasie & Dagiral, 2013)和算法新闻(Dörr,2016)。选择准确的标签来描述新闻和计算之间的交集，部分取决于正在强调的具体工作领域(Karlsen & Stavelin,2014)。例如，术语数据新闻和数据驱动新闻最常用于描述一种新兴的讲故事形式，其中记者将数据分析与新的可视化技术相结合(Appelgren &Nygren, 2014)。从广义上讲，计算新闻是指“用算法、通过算法或关于算法发现、讲述和传播新闻故事”(Diakopoulos和Koliska,2016:2)，并作为各种“算法、社会科学和数学形式的新闻工作”的总称(安德森，2013:1005)。

4.精确新闻被认为是“社会和行为科学研究方法在新闻实践中的应用”(迈耶，2002:2)。迈耶预见到，计算机和软件对于一种新的新闻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5. 虽然杰弗里·亚历山大写的是“信息将是免费的”，但我认为他的意思是“信息想要免费”，因为这是斯图尔特·布兰德的标志性短语。有趣的是，这句箴言的第一部分通常被忽视：“一方面，信息想要变得昂贵，因为它太有价值了。在正确的地方获得正确的信息会改变你的生活。另一方面，信息想要免费，因为获取信息的成本一直在越来越低。所以你就有了这两者相互对抗的局面”(Doctorow,2010)。

6. 斯堪的纳维亚新闻媒体语境的特点是Hallin和Mancini(2004)所描述的“民主社团主义”模式。根据这一模型，媒体以独特的“共存”为特征，它将“倾向于更党派化、舆论导向的新闻的两极化多元主义倾向，以及倾向于更商业化、新闻驱动的新闻的自由主义倾向——通常被认为是自然’对立的”(Benson et al.，2012: 22)。有关斯堪的纳维亚背景的更多信息，请参见Syvertsen et al.(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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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S TO PAGES 114–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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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以下是为第6章进行的采访。被化名的受访者要求匿名。不应从匿名受访者的笔名中推断其性别。

1;HansMartinCramer,Aftenposten的产品开发人员，2014年3月，2016年8月。2;StigJakobsen, iTromsø主编,2016年5月。

3.;Jens Nicolaisen, Jyllandsposten数字总监，2015年2月。

4.;Ingeborg Volan, Adresseavisen创新和新闻编辑室发展总监，2016年8月。

5.;Anders Emil Møller, Politiken前数字开发总监，2014年3月。6.;Johan Koppel Stræde,

8.被选中的告密者是广义的数字和计算新闻领域的专家。访谈包含有关在各自新闻机构内使用算法、数据挖掘和其他计算技术的问题，使用算法来支持和塑造新闻所产生的问题和挑战，参与者对新闻业现状的看法以及他们如何将算法视为新闻业的一部分，包括自动化和个性化新闻实践和产品的潜力。采访的平均时长为60分钟，最短的是40分钟，最长的是110分钟。采访内容被录下来，随后进行转录。访谈使用与扎根理论相关的开放编码技术进行检查(Corbin& Strauss,2008)。随后阅读和分析访谈记录，以了解演员说话时的具体关注点和关注点。

9.对于Kristin Asdal和Ingunn Moser来说，这是一种暗示对“语境”的敏感性的举动，他们“意味着语境与对象、文本和利害攸关的问题一起被制造出来”(2012:303)。

10.《Aftenposten》是挪威Schibsted媒体集团旗下29家报纸之一。Schibsted媒体平台是Schibsted的新努力，将其所有标题的技术和产品团队组装成一个单一的全球技术和产品组织。

11. 拥有挪威大数据分析公司Cxense提供的数据基础设施和算法(拥有iTromsø的公司Polaris Media是该公司的股东之一)，iTromsø是挪威第一家完全自动化移动新闻推送的媒体。

12.根据《哥伦比亚新闻评论》的说法，结构化新闻是一个总称，指的是将新闻视为零碎的信息，可以以无限的方式混合和匹配(Gourarie,2015)。

13.由于我没有明确要求允许发表他们的名字，所以为了保护他们的隐私，我在Omni实地工作期间跟踪和采访的所有编辑的名字都是匿名的。

NOTES TO PAGES 125-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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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事件思维”已经成为一种有影响力的哲学途径，用于争论事实和物质的概念，特别是当它与认识论和科学哲学相关时。布鲁诺·拉图尔、伊莎贝尔·斯坦厄斯、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黑德和吉尔·德勒兹等理论家都为将事件的概念带到过程关系理论的前沿做出了贡献。撇开不同理论家之间的差异不谈，事件的概念可以被理解为“反还原论项目的一部分，旨在描述实际事物、物体和事件之间的关系”(弗雷泽，2006:129)。拉图尔和斯坦厄斯都把事件的概念作为思考科学的一种方式——不是从发现的角度，而是从某种发明的角度。在《潘多拉的希望》(1999:305)中，拉图尔说，他从怀特黑德那里借用了事件的概念，以避免把所有的科学荣誉都给人类发现者，而牺牲了那些通常保持不动的物体。同样，斯坦厄斯(2000)将科学概念化为事件，因为它在事实和虚构之间创造了新的关系。在斯坦厄斯的叙述中，在将公认的界限问题化的过程中，科学变得政治化了。在阿兰·巴迪欧的思想中可以找到一种完全不同的概念化事件的方式在许多方面，它与过程关系哲学家概念化事件的方式完全相反。对于巴迪欧(2005)来说，事件的前提不是偶然性，而是与过去的彻底决裂。有关近代哲学理论中事件概念的更多信息，请参见弗雷泽(2006)和Mackenzie(2005)。

15.我所说的“不同”并不一定是指“全新的”或“与以前完全不同的”。我的意图根本不是谈论“之前”和“之后”，而是考察边界和关系在实践中是如何制定的。正如我希望大家现在应该清楚的那样，我并不是说算法会导致这一切自行发生，或者将算法拟人化。要提醒读者的是，任何区分都只是分析性的，并且认识到这些实体在实践中必然会相互关联。

16. 我从Bernhard Stiegler (2012;2013)的作品，他用这个希腊概念来谈论各种技术，既是毒药，也是治疗方法。

第7章

1. WendyChun(2016)认为，正是通过习惯，新媒体融入了我们的生活。在智能手机和“新”媒体时代，构建生活的并不是大数据对未来特征的推动，而是更新、流媒体、分享等习惯性形式。

2. 参见Gillespie (2017);格里梅尔曼，J.(2008)。

3.一个被广泛使用的平台干预的例子是谷歌在两种“谷歌轰炸”情况下的不同反应，操纵谷歌的算法，使一段内容出现在给定主题的搜索结果的顶部。当一群人在2009年发起针对米歇尔·奥巴马的种族主义运动时，谷歌选择了干预，并手动“清理”了它的搜索结果(让搜索她名字的结果出现一只猴子的图像)，2011年挪威发生恐怖袭击后，有人发起了一项活动，敦促人们上传狗屎的照片，并在照片上标注恐怖分子的名字，但bbb0并没有干预。

4.关于异质性和相关性的主张并不自动意味着对称或平等。尽管在科学和技术研究中长期坚持对称性，但现实被视为通过实践制定和制造的。正如皮克林关于人类和非人类的建议，“从符号学上讲，这些东西可以是等同的;但实际上并非如此”(皮克林，1995:15)。因此，代理和权力如何在特定的实践中表现出来是一个实证问题。

5. 这里我借用GanaeleLanglois的话，他写了关于意义机器以及它们如何“不是严格控制用户说什么，而是他们如何来说话”(2013:103)。

6. 在Karen Barad(2007)和Donna Haraway(2004)的术语中，我们也可以说“响应能力”是共享的。相应地，责任和问责与其说是负责，不如说是对他人作出反应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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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S TO PAGES 146–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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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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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bli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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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bli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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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bli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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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bli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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