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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政治经济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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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构成记忆术历史的文码化进程突然超越了语言领域——亦即德勒兹与瓜塔里在一种本质性、源初性关联中为其确立的逻各斯领域①：文码化进程开始占据身体。首先，它将生产者的手势离散化，旨在使其能够被自动复制——而恰在同一时期，那些复制可见与可听之物的机器和装置也应运而生（它们曾深深吸引瓦尔特・本雅明的关注），这些机器与装置将感知文码化，并借此将神经系统的情感活动文码化。
手势的文码化——即马克思所描述的无产阶级化（亦即技艺之道丧失）的基础——随着电子与数字设备的发展而不断推进，直至所有形式的知识都通过认知与文化记忆技术被文码化。这既包括语言知识转化为自动语言处理技术与产业的过程，也涵盖生活智慧（即广义的行为方式）——从用户画像到情感的文码化 ——所有这一切都将导向超工业服务经济的“认知”与“文化”资本主义。
文码化是所有形式记忆外在化的历史：神经与大脑记忆、身体与肌肉记忆、生物遗传记忆。当记忆通过技术实现外在化时，它可能通过社会组织的经济投入成为社会政治与生物政治控制的对象——这些组织从而通过记忆技术器官的中介作用重塑心理组织。记忆技术器官既包括机器工具（亚当・斯密早在 1776 年就分析过机器对工人心智的影响）与一切自动化装置（从家用电器到即将席卷超工业市场的 “物联网” 及通信设备），也包括斯科特・拉什（Scott Lash）与西莉亚・卢瑞（Celia Lury）所描述的“物役化”②借之开启新转向③的助忆客体。
这就是为什么关于文码化的思考需要一种普遍器官学——即关于以下三者衔接关系的理论：身体器官（大脑、手、眼、触觉、舌头、生殖器官、内脏、神经 - 植物性系统等）、人工器官（工具、器械及文码化的技术支撑）以及社会器官（人类群体，如家庭、氏族、族群、政治机构与社会、企业与经济组织、国际组织，以及广义上的社会系统——无论它们是否经历去领地化，也不论其属于法律、语言、宗教、政治、财政、经济等何种领域）①。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3), pp. 144-5.
① [一种]词语的记忆（paroles），而非事物的记忆；符号的记忆，而非实效的记忆”，Anti-Oedipus, p.144.
② Scott Lash and Celia Lury, Global Culture Industry (London: Polity, 2007)
③ 读者可查阅国际电信联盟的报告：
http://www.itu.int/itunews/manager/d.isplay.asp?lang=en&year=2005&issue=09&ipage=things&ex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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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超工业时代，若我们从这种普遍器官学（旨在建立一种政治器官学、经济器官学与审美器官学）的视角重新审视《斐德若篇》中关于助忆客体的问题，便会发现：柏拉图提出的 “助忆” 问题实则构成了“无产阶级化”思考的最初版本——因为事实上，无产阶级正是那些因失去记忆而失去知识的经济行动者：他们的记忆已融入复制手势的机器，而这些手势无需无产阶级再去掌握——他们只需为这台复制机器服务，由此再度沦为农奴。
在今天考察技术记忆问题，意味着重新开启关于“助忆”的追问——它不仅是“无产阶级化”的问题，更涉及一个文码化进程：在这一进程中，消费者从此被服务业及其装置剥夺了记忆与知识。我们将看到，这如何在跨个体化过程中造成短路。在今天考察技术记忆问题，意味着探究由助忆技术扩散所引发的“普遍无产阶级化”阶段。
柏拉图的真理或将在马克思那里被寻得，但唯有在得出两个补充结论的条件下才成立：
·马克思本人未能思考技术与人类生存的助忆特性，这解释了他为何无法将人类生命视为“生存”（ex-istence），并因此像柏拉图一样，继续将“死”与“生”对立了起来的原因。
·哲学围绕记忆及其技术化问题与诡辩术展开的初始斗争，从一开始便构成了哲学所承载的政治斗争的核心。因此，对柏拉图著作中“助忆”（hypomnesis）之地位的重新评估，以及德里达所提议的对柏拉图助忆论述的解构，必须成为哲学更新政治经济学批判计划的基础——在这一批判中，技术成为核心议题，并提出了器官学、药理学与治疗学的三重问题：由此产生的是社会治疗术的问题②（政治经济学本质上即属此列），而文码化正是推动这一进程的动态程序。
① 文码化是居伊・德波所谓“物化意识形态”的可能性条件（参见《景观社会》（The Society of theSpectacle），第 212–213 页）。但德波并未思考文码化本身，亦未思考其药理学特征，而这构成了他思想中的一个阻滞。
② Méci'éance et discrédit 3. L 'esprit perdu du capitalisme (Paris: Galilée,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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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化即知识的丧失
吉尔伯特・西蒙东指出，无产阶级是去个体化的工人——其知识已融入机器，以至于不再是通过掌握工具并付诸实践而实现个体化的劳动者。相反，劳动者为机器工具服务，而机器工具本身已成为技术个体（在这个意义上，正是在机器工具及其所属的技术系统内部，个体化过程得以发生）。根据西蒙东的观点，这种技术个体化是一个具体化过程，通过这一过程，工业客体系统实现功能整合并由此转型——社会技术环境亦然。然而，无产阶级化的劳动者实则被排除在这一转型之外：他们与转型相分离，而非相联结。这样的劳动者并未经历共同个体化，他们并未真正“存在”（ex-ist）。
这种分离实际上是构成劳动环境之跨个体化结构的断裂，也构成了所有象征环境，因为劳动显然也是一种象征环境。在协作劳动环境中，工人们通过劳动塑造了一种经验，在这种经验中，他们推动自身所处的环境不断演化——例如他们的工具、使用工具的方式，当然还有工具使用的产物。他们开启[ouvrent]了这个自己作为工人（ouvriers）所身处的环境。无产阶级化正是这样一种过程：它将生产者排除在生产条件的演化及其劳动所依赖的条件之外。
换言之，无产阶级化是一个知识丧失的过程——这同时也是意义感与生存性的丧失——它由文码化所催生，因为文码化导致了跨个体化进程的短路。在正常的跨个体化进程中，工人通过劳动实现自身个体化（即通过学习），并由此使他们的工作环境实现个体化。正是这种“短路”构成了马克思与恩格斯在 1848 年《共产党宣言》中界定的“无产阶级化”所涉及的核心问题——即通过知识丧失来界定的无产阶级化：
手的操作所要求的技巧和气力越少，换句话说，现代工业越发达，男工就越收到女工和童工的排挤。对工人阶级来说，性别和年龄的差别再没有什么社会意义了。他们都是劳动工具，不过因为年龄和性别的不同而需要不同的费用罢了。 ①
这种消耗正是马克思与恩格斯所称的劳动力，它自此不再是一种知识，而是沦为了商品。工人从工具的承载者与器具的使用者，自身变成了服务于“承载工具的机器”的工具与器具。正如马克思与恩格斯所明确指出的，这是所有生产者的命运，而不仅限于工人：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 38-3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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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的中间阶级的下层，即小工业家、小商人和小食利者，手工业者和农民——所有的这些阶级都降落到无产阶级队伍里来了[…]无产阶级就是这样从居民的所有阶级中得到补充的。①
当然，无论是在《共产党宣言》还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②以及《资本论》中，无产阶级始终被描述为恰好由工人阶级构成。但之所以如此，是由于一种历史事实状态——它与资本主义和工业发展（从任何意义上说均属“原始”阶段）即文码化的原始阶段相绑定，而这一状态注定会发生显著演变：它将把所有知识被助忆过程吸收的人纳入无产阶级化进程，这些助忆过程不仅存在于机器中，还存在于装置、专家系统、服务、网络以及各类技术客体与系统之中。
无产阶级化与药理学
无产阶级并非工人阶级。整个马克思主义传统因对二者的混淆而误解了马克思。一个典型例证可见于雅克・朗西埃的《劳工之夜：19世纪法国工人的梦想》③。但另一方面——且尤为重要的是——文码化通过实现对消费者注意力的驾驭（captation），并借此驾驭其力比多能量，同样使其无产阶级化成为可能：它摧毁的不仅是消费者的技艺之道，更是他们的生活智慧。消费者的这种无产阶级化，通过开辟能够抵御利润率趋降趋势的大众市场，使消费者获得购买力（而非仅仅维持劳动力的再生产）成为可能，并从根本上和实践上削弱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
问题在于，到 20 世纪末，那些必然被重新分配给已成为消费者的无产阶级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 39 页。
② 即马克思《1857-1858 经济学手稿》，其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语境中被称为“大纲”——译者注。
③ Jacques Rancière, The Nights of Labor: The Workers' Dream in 19th Century France, trans. John Drury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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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生产者的剩余价值，导致了他们力比多能量的破坏，并使其分解为零散的欲望
——这正是赫伯特·马尔库塞所称的“去升华”（desublimation）的结果。因此，我们必须展开对力比多经济的批判：一种新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不仅必要，还必须同时构成对力比多经济的药理学批判。
弗洛伊德理论唯有在直面以下问题时，才能推动这些议题的进展：作为拜物教的药学物问题，以及通过分析助忆机制（hypomnesic）①在欲望与升华历史中的作用而显现的、改造了拜物教的文码化问题——在此过程中，过渡性客体（transitional object）成为一种原始助忆器（proto-hypomnematon）与原始拜物教载体（proto-fetish）②，而当代的助忆客体则是将各类网络联结为一体的助忆工具（hypomnemata）。
消费者的无产阶级化标志着力比多经济的一个时代，而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一项关键任务在于构建这一经济的发生学——它同时也是一种药理学，其起源与器官学生成及文码化密不可分。如今，这种药理学提出了跨个体化的问题，因为它既能产生个体化的长链，也能导致短路（即去个体化）。
因此，柏拉图所谓的回忆（anamnesis）奠基于一种辩证法，而这是一种对话性的交流——在对话交流（interlocution）中，即在我所理解的巴赫金意义上的“对话主义”（dialogism）③中，跨个体化长链才得以形成；然而，智者对这种文字药学物（literal pharmakon）的有害使用，却往往导致这些长链发生短路。
更普遍地说，若感知与神经系统（作为情感的载体）的文码化可能导致消费者的无产阶级化——即摧毁他们的生活智慧及其所能带来的诸种意趣，这是因为一般意义上的力比多经济在跨个体化进程中构成了欲望回路：力比多能量通过这一进程得以形成与积累，但文码化在这一进程中亦可能呈现两种走向：
① 助忆术（Hypomnemata）即记忆技术，亦可称为助忆药学物（hypomnesic pharmaka）。米歇尔・福柯指出，它们在“闲暇”（otium）的形成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更广泛地说，在他称为“自我技术”（techniques of the self）的升华过程中亦是如此。关于这些问题，可参见 Mécréance et discrédit I. Ladecadence des démocraties industrielles (Paris: Galilée, 2004), p.107，即将由 Polity 出版英文版，以及斯蒂格勒与工业之艺（Ars Industrialis）合著的 Réenchanter le monde: La valeur esprit contre le populismeindustriel(Paris: Flammarion, 2006),p.31,即将由 Continuum 出版英文版。
② Paul-Laurent Assoun, Le Fétichisme (Paris: PUF, 2006).
③ 巴赫金的对话理论与西蒙东的语言个体化构想相近：任何心理语言学层面的个体化，若不同时构成社会语言学层面的个体化，便无法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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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长链，即通过强化个体化来积累力比多能量，并为个体提供使其个体化无限化的欲望客体（西蒙东指出，个体化在结构上是未完成的，因此具有无限性）——因为这些客体只能作为无限的、不可通约的存在被给予；或者是
·引发短路（即去个体化），并进而导致去升华—— 即所有事物的可通约有限化，最终造成力比多能量的毁灭。
文码化具有不可还原的药理学属性，因此，助忆工具要么能够：
·使其所影响的心理无产阶级化；或者是
·通过将心理纳入其连接的跨个体化新回路并使其个体化——在这一回路中，与柏拉图所理解的回忆（anamnesis）相关的长链得以形成：这种回忆作为一种回路，通向一种基于理念投射的真理，即基于某种一致性（consistence）的真理——该理念作为客体并不存在，因为它在构成可通约秩序的现存物中没有任何根基，但它恰恰是欲望的对象，因为它以不可通约的方式持存。
正是这种奠定交流基础的回路被短路所取代——通过一个除了可通约性外别无他物的市场（例如，没有技艺之道的劳动力，形成一种缺乏生活智慧的购买力）——这是一个愚人市场（dupes）。因为归根结底，这个市场根本算不上市场。正如苏格拉底早已针对高尔吉亚所指出的那样，事实正是如此。
然而，药学物经济是一种不会导致毒药与解药二元对立之实体化的治疗方式：药学物的经济是诸种倾向的合成，而非对立双方的辩证斗争①。这种合成的具体表现在于对一般器官学三个层次的配置——如此一来，它们构成了一个关怀系统（system of care）：药理学层面的个体化（技术个体化）通过转导性强化（transductively intensifies）推动另外两个层次的个体化（心理个体化与集体个体化）。
另一方面，药理性的经济失调（dis-economy of pharmaka）②源于任何新药学物的出现——当它导致另外两个层次发生短路时即会产生这种失调：如今的“社交网络”技术①便是如此，没有任何公共权威为其制定政治经济学框架或关怀系统；或者，当视听媒介对过渡性客体造成短路时，在婴儿大脑器官的突触生成过程中也会发生这种失调——婴儿的心理装置由此被无产阶级化②。
① Méaéance et discrédit 1, p. 76 and p. 88.
② 人们使用“不经济”（diseconomy）这一概念，是为了描述由负外部性引发的破坏性动态 —— 即由环境失调导致的后果：这些失调的成本不由经济主体承担，但却会削弱整体经济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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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些基于 Web 2.0 的社交网络由社会工程和所谓社交网络的发展所催生，其中最著名的例子是Facebook——其用户数在 2008年 8 月突破了1.6 亿。然而，这些数字“关系技术”还具有诸多其他维度。由 Cap Distal、工业设计高等学院（École supérieure de création industrielle）与蓬皮杜中心创新研究学院（Institut de recherche d'innovation du Centre Pompidou）共同组织的“新工业世界对话”系列第二场，将围绕这一主题展开，相关内容即将由千一夜出版社（Mille et une nuits）出版。
② 多项研究强调了这一点，其中一项特别针对电视和 DVD 对三岁以下儿童的影响 —— 该研究由华盛顿大学的弗雷德里克・齐默尔曼（Frederic Zimmerman）和迪米特里・克里斯塔基斯（DimitriChristakis）牵头。相关内容可参见 Stiegler, Taking Care of Youth and the Generations, trans. StephenBarker(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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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工作
神经系统的无产阶级化、系统性愚蠢与新商业
生产者的位置缩得越小，市场和消费者的数量就必须扩得越大——自动化不断扩大无产阶级化的领域，同时削弱劳动的作用（即削弱可变资本的作用）。交易本身已被自动化，工程师自身也被无产阶级化了。曾经构思、开发、安装和管理系统的工程师已不复存在。如今存在的是“流程”，在这些流程中，越来越多的助忆工具介入其中，在每个层面上对心理个体进行短路。
在这些流程中，神经系统的劳动力正日益被无产阶级化，而神经系统的无产者在知识剥夺上并不亚于肌肉系统的无产者。然而，他们被剥夺的知识并非技艺之道（savoir-faire），而是理论知识——即本质上属于理智性（noetic）的知识。随之发展出一种精神权力（psychopower），它既控制消费者（在此意义上，这涉及对力比多的引导），也控制生产者与设计者——后者的神经能量必须被纳入西蒙东（Simondon）所称的“技术集合体”（technical ensembles）的服务体系。
于是我们看到，纯粹的认知劳动力完全沦为缺乏知识的存在——借助认知技术，认知本身已被无产阶级化①。这便是所谓的认知资本主义（亦称为 “创造性”或 “非物质” 资本主义）的本质。其具体表现为：认知被降格为可计算性——从药理学和经济学角度看，逻各斯（logos）已沦为了理性（ratio） ②。
如果说熟练职业（métiers）确实仍有留存，那么其中极少与所谓的“创造性”生产相关联，而且大多数时候这类工作并不真正具有创造性。因为所谓“创造性”——即劳作（ouvrer，意为“针对某物劳作，开启一项作品”）——在于生产负熵。然而今日被称作“创意工作者”的人，实则仅仅是制造那种可以在市场上被估价的“价值”：他们如同新闻官或公关人员，致力于让系统适应熵增状态，却并未创造任何作品或开启任何事业（mais qu’ils n’ouvrent à rien ni tout）。真正的“劳作”（oeuvrer）始终意味着与不可计算之物打交道——即与欲望的无限性共处，这意味着一个个体化进程正是通过其未完成性而得以构成。
① 毛里齐奥·拉扎拉托（Maurizio Lazzarato）深刻揭示了，对“知识时间”的消除如何构成新自由主义本质所蕴含的“不平等治理”计划的核心——而恰恰在这一时期，一种意识形态大量涌现，试图让我们相信：正是导致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çois Lyotard）所称的“认知者”（sachant）陷入无产阶级化的认知资本主义，竟能被包装成 “知识社会”。参见 Lazzarato, 《不平等的治理》（Le Gouvernement desinégalités, Critique de l'insécurité néolibérale (Paris: Amsterdam, 2008)）。
② Mécréance et discredit 1,p.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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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便是毛里齐奥·拉扎拉托（Maurizio Lazzarato）所称的 “大脑间的合作”①的现实——这种合作通过符码化系统（grammatization systems）生成，正是这类系统使所有神经系统高级活动任务的无产阶级化成为可能。其结果是形成了一种系统性愚蠢（systemic stupidity），这不仅解释了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为何能在众议院面前真诚地为自己将世界推向灾难边缘的行为辩护，也解释了那些“金融精英”为何会因发现自己被伯纳德·麦道夫（Bernard Madoff）欺骗而陷入愚蠢化（cretinization）：这些精英自身已被无产阶级化——即被自己的逻辑剥夺了对自身逻辑的认知，而这种逻辑已退化为一种无余数的计算，最终导向了一个愚人市场（market of fools）。
然而，像扬·穆利耶-布唐（Yann Moulier-Boutang）或毛里齐奥·拉扎拉托这样的研究者，为何且如何能在这种“大脑资本主义”或“认知资本主义”②中察觉到一种通向某种替代方案的新质要素？我的论点（即便他们未必认同）是：在此处——即所谓的“网状资本主义”（资本通过“药学物”构成协作性与对话性的环境）中，一种真正的文码化突变（mutation de la grammatisation）已然发生：数字网状化（使认知活动自身被无产阶级化的进程）构成了一种断裂，通过这一断裂，关联环境（associated milieus）得以形成 ——即与“无产阶级化”所蕴含的“解离”（dissociation）和“去个体化”（disindividuation）进程相抗衡的个体化环境（milieux d'individuation）。
① 毛里齐奥·拉扎拉托的《创新的力量：加布里埃尔·塔尔德的经济心理学反对政治经济学》（Puissancede l'innovation. La psychologie économique de Gabriel Tarde contre l'économie politique，Paris：LesEmpêcheurs de tourner en rond，2002）及《不平等的治理》即为例证。在 2002 年的分析中，拉扎拉托援引加布里埃尔·德·塔尔德（Gabriel de Tarde），却显著忽略了助忆工具（hypomnesis）问题——没有这一维度，所谓“大脑间的合作”便无从谈起；与助忆工具相关联，他也忽视了使这种合作控制成为可能的持存系统（retentional systems），以及大脑活动本身在生产与消费两端的无产阶级化进程。另一方面，2008 年的著作中，他描述了这种无产阶级化的效应及“不平等治理”体系，但其视角已非“大脑间的合作”，而是神经系统为获取（并非“劳作”，而仅仅是）“就业”机会的竞争。
② 扬·穆利耶-布唐（Yann Moulier-Boutang）援引拉扎拉托，在《认知资本主义：一种新的重大转型》（Le Capitalisme cognitif. Une nouvelle grande transformation，Paris: Amsterdam, 2007）中阐述了他的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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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种网状环境中，佩卡·希马宁（Pekka Himanen）所称的“黑客伦理”① 得以浮现，并可能为新的斗争开辟场域：一场将黑客阶层与麦肯齐·沃克（McKenzie Wark）所称的“向量主义者”②相对立的抽象斗争。希马宁（从新韦伯主义视角）与沃克（从后马克思主义和情境主义视角）均表明：使神经系统无产阶级化成为可能的数字药学物，同时也为一种新的心理与集体个体化进程创造了条件——借此，一种通向空前政治经济前景（即贡献式经济）的跨个体化新进程获得了可能性。
如果说，在网状资本主义时代，认知技术与数字化文化技术形成于特定的文码化进程，而该进程所催生的药学物通过对跨个体化的短路导致了解离，那么，关联社会技术环境的形成，正是对这种文码化“毒化”趋势的替代方案。然而，这一替代方案的前提是对主导工业模式的真正革命——它或许未必能达到推翻资本主义的程度，但必然是一场资本主义自身的革命。
关联与解离的问题，同时也是经济学中所谓“外部性”（externalities）的形成问题。当扬·穆利耶-布唐（Yann Moulier-Boutang）采用“授粉”③（pollination）这一隐喻时，他所描述的现象与数字网状化的形成相关联，构成了文码化进程中的一种突变，并催生了一种积极的药理学外部性（pharmacological externality）：即一个关联社会技术环境（associated sociotechnical milieu），其中展开的斗争旨在对抗解离性环境（即无产阶级化环境）扩散所带来的后果——后者恰恰相反，会催生负外部性与药学物毒性④的蔓延，亦即一种广义的环境破坏，其影响不仅涉及自然与地球物理环境，同样也包括心理与社会环境。
这种关联社会技术环境使针对“向量主义者”所引发的环境破坏的斗争得以展开，并开辟了一个工业与商业关系的新场域——它消除了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对立，而这恰恰打破了市场对商业的破坏：它构成了一种新商业，即一种新的心理与集体个体化制度，生产出长程跨个体化回路——贡献者正是为这种长程回路的创造贡献力量的人。
① Himanen, The Hacker Ethic.
② Wark, A Hucker Manifesto.
③ Moulier-Boutang, Le Capitalisme cognitif, pp. 199ff
④ 关于这一问题，参见 Faure, Giffard and Stiegler, Pour en finir avec la mégroiss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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