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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政治经济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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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主义微观趋势
如果说马克思计算利润率的方式未能充分考虑虚拟资本本质上所包含的投机倾向，这恰恰表明，资本主义投资体系作为一个动态系统，要么受制于一种疲软倾向，要么受制于一种必然变得具有破坏性和虚假性的投机运作。
熊彼特通过揭示创新如何功能性地衔接生产资本与虚拟资本（即作为以“技术价值”为导向的风险资本），对这一视角提出了反驳。但熊彼特既未将消费作为对力比多能量的驾驭这一问题纳入分析，也未探讨这种驾驭对消费主义资本主义的核心能量形式（即力比多能量）所引发的疲软效应，更未论及这些效应在虚拟资本中不可避免地催生的短期主义失序倾向的强化。
因此，为了描述生产装置的运作——鉴于其由持续创新所驱动，而这种创新需要由市场营销所构成的心理力量装置对消费的组织（即便我们从马克思那里沿用其在利润率计算中对虚拟资本与生产资本的区分）——我们需要：
1. 在他的公式中加入创新函数与消费函数，以描述这样一种生产装置：它如今已不再仅仅是生产主义的，而是消费主义的；
2. 纳入力比多能量的趋势性衰退，即力比多分解为其组成性驱力的倾向。
此外，如果承认：
·虚拟资本对该系统至关重要，因为它是可计算预期的组织；
·它在结构上由一种短期主义倾向所构成——即在消费主义工业模式中，这种失序倾向与以下要素共同构成一个系统：1）创新和技术转移进程的持续加速所导致的产品与服务日益过时的趋势；2）与之相应的市场营销的激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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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显而易见的是，消费主义模式已触及自身极限，因为它助长了一种短期主义的宏观趋势。这种趋势若持续至未来，只会导致系统对任何可能的未来彻底封闭——即造成企业或金融领域的预期进程阻塞，并引发社会心理动机的普遍退化，经济动机的衰退亦不可避免。
鉴于这种宏观趋势的存在，问题随之变为：何种宏观反趋势可能存在？
作为系统性模式的股东资本主义
除了耐久性、可持续性以及将资本主义作为动机系统加以维护的动态系统等问题之外，还必须加入负外部性问题：2008 年危机恰好印证了梅多斯报告（Meadows Report）与勒内·帕塞（René Passet）的预言——即消费主义工业模式注定会因破坏地质资源、地理与气象系统，同时引发人口爆炸，而突破自身极限。
这种对物理系统的破坏，与对心理和社会体系的破坏相互叠加——而后者正是所有力比多能量（包括生产者、设计者、投资者和消费者的力比多能量）的生产条件。此时，利润率必然趋势于零，而“利润”之所以能维持在高位，仅仅是因为它在本质上已沦为投机性与失序性并存的产物——要么通过具有破坏性的金融药理学工具实现，要么通过直白的类似黑手党的操作达成（这些操作显然具有犯罪性质且完全非法）。
在此情形下，被放大的是一种与利润率（用 p 表示）所计算的利润不再有任何关联的收益——因为面对创新本身终将过时的命运，并考虑到消费本质上基于驱力的特性，资本在结构上趋势于成为虚拟资本，即不再与支撑公式 s/(c+v)计算的定义中的 c（不变资本）或 v（可变资本）相关联：这种趋势具体表现为股东导向的管理模式的盛行——福热尔/欧洲航空防务与航天公司（Forgeart/EADS）内幕交易丑闻已揭示出其灾难性后果——并催生了一种真正的系统性失序。
（démesure）与无限责任
尽管这种虚拟资本可能具有投机性，但它衡量预期，使其具有相对的可计算性。然而，心理社会时间的前摄并非完全可计算，且始终超越相对预期：它们源自一种自我无限化的力比多经济，即一种过度经济——这种经济生产心理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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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称“动机”），即生成生存动机（或称“意义”），并预设了西蒙东所称的跨个体（transindividual）——后者建立在跨个体过程（transindividuation）之上，在前摄被精心编织为长回路形成的过程中得以展开①。
换句话说，构成心理社会时间性的前摄预设了这样一种情况：无限责任的承担将作为一种信用形式来“支撑”这种时间性——在这种信用中，信用无法被简化为被理解为计算的信任 [confiance]②，而是预设了一种投向可无限化对象的欲望。
正如韦伯所言，在资本主义起源之际，改革后的一神论上帝承担了这种无限责任的象征功能。但当资本主义演变为一个祛魅、虚无主义与上帝之死的过程时，何种力量能承接这种无限责任的象征功能？这种与无限的关系又将以何种形式存在？——投机活动往往倾向于稀释并清除这种关系（然而，正是系统本身通过这种方式被稀释：损失的共担只会让社会体系与心理体系通过进一步自我摧毁来吸收这种稀释，即通过自我稀释来维持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的金融子系统，而这始终以损害生产子系统为代价）③。
这个无限对象即欲望的对象。弗洛伊德与尼采让我们思考的——而且他们将其作为倾向的博弈让我们思考的——在这位维也纳分析师所称的精神装置的运作中，心灵本质上由它与无限性的关系所构成。这种无限性即无限欲望的对象，它虽不存在（仅为一种幻想），却依然构成实体而存在。
唯有这种连贯性允许普遍经济（general economy）得以延续，即超越投机的有限性——当投机活动通过计算和衡量预期来运作时，其本质上的失序便暴露无遗，因为它已成为短期主义（即基于驱力的）倾向的化身，而这种有限性正是在此过程中显现。这也是乔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所述的普遍经济的核心议题。
从美国资本主义通过市场营销的精神权力，将“美国生活方式”作为一种新的力比多经济加以实施的那一刻起，它只能通过将无限欲望这一无限性进行有限化处理来使其运作，即通过摧毁力比多能量的生产装置以及所有升华的副产品来实现。因此，这必然导致自身的功能失调。
① 这正是菲利普·贝罗（Philippe Béraud）与弗兰克·科尔梅莱斯（Franck Cormerais）试图以“社会价值”（valeur sociétale）之名探讨的内容，而科尔梅莱斯还将社会创新问题与之结合。
② 这一点在《怀疑与失信 1》（Mécréance et discrédit 1）第 95-107 页和第 120-124 页有进一步阐述。
③ 法国电信员工的自杀潮是一场悲剧性现实，它揭示了创新与生产体系以及精神个体的共同毁灭——而没有这些精神个体，一切将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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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种精神权力的实施——其本身同时信奉软实力学说——将长期通过凯恩斯理论化、罗斯福具现化的公共权力来缓解其有限化效应。这种被称为福利国家的公共权力将：
·一方面，在精神权力之下维持用于生产力比多能量的社会及升华体系，尤其是教育体系；
·另一方面，公共权力将通过承担调控与调节的角色，限制精神权力所强化的虚构资本投机倾向——这些倾向源于工业技术体系持续突变引发的失调效应，此类突变正不断动摇其他社会体系的稳定。
换言之，福利国家不仅是生命权力的化身：更叠加了精神权力的维度。这正是阿多诺与霍克海默所谓文化工业时代国家的特质——当这些作为美国生活方式载体的产业，开始争夺社会变革主导权的历史时刻。
所谓“保守主义革命”，实则是技术体系从属于经济体系的状态
此处必须强调三个关键点：
1、在营销与虚构资本掌控工业进程之前，在大众传媒彻底驱力化运作之前——即20世纪 70 年代年代初——企业利润率已跌至谷底。这个经济事实意味着，当时很难断言利润率趋于下降是一个荒谬的观点。
2、正是为了扭转凯恩斯主义在整个西方世界造就的局面，玛格丽特·撒切尔自1979年在英国、罗纳德·里根自 1980 年在北美推行了这场“保守主义革命”——彼时布雷顿森林体系已于 1971 年遭弃，美国的生产装置如昔日大英帝国般急剧衰退。这场革命旨在将西方资本主义“金融化”与全球化，以维系其主导全球化进程的能力（然而这一战略终成可悲败局）。
3、此番对国家的质疑——以谴责福利国家摧毁个体责任能力为名，进而宣称政府本身“即是症结而非解方”（套用里根的描述）——其根本目标在于：使资本得以全权主导（经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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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销实施的精神权力中介）伯特兰·吉尔意义上的技术体系与其他人类体系间的失调进程。
这项自工业革命伊始直至彼时始终归属政府的调节职能，终遭褫夺。
换言之，“保守主义革命”之后，技术体系在全球化进程中的演进——这一进程由生产基础设施、消费组织架构（经由心理技术）及消费对象与服务（三者皆已工业化与技术化）共同构成——催生出 1989 年后再无阻碍的经济全球化。全球技术体系之演变，正趋于全面融入经济体系，既屈从于其优先法则，亦受制于其矛盾律。
此外，经济体系自此几乎完全由业已全球化的金融子系统主导——而该金融子系统自身，又与生产子系统形成结构性去关联。
技术体系、社会体系与市场营销
从拿破仑时代的国家到各种形式的凯恩斯主义，再到戴高乐主义，国家始终承担着关键职能：引导并规制技术体系加速演进引发的失调，并在必要时实施再调节进程。伯特兰·吉尔曾在 1978 年——即撒切尔执政前一年——指出：若缺乏这种构成工业发展政策的规制，社会体系终将被技术发展的无序性所吞噬①。
技术体系作为动态系统，承载着西蒙东所描述的个体化进程。吉尔指出，在此个体化过程中，技术体系会规律性地与其他社会体系发生冲突——这些社会体系本身即是集体个体化的进程，并且以心理个体化过程，以及弗洛伊德所称的精神装置为前提。
这意味着，技术体系的个体化有可能以一种与社会体系和精神装置的个体化相悖的方式展开。然而，这种对立性也构成了技术、社会与心理个体化进程的动态机制，即其个体化的药理学条件：西蒙东指出，个体化作为过程，预设了相位差（dephasages）——正是这种相位差引发了这些不同的个体化动态，反之亦然。
另一方面，心理与社会个体化进程无论如何都不是社会体系和精神装置对技术体系演变的被动适应：它们是接纳的过程，即共同个体化（co-individuation）
① Bertrand Gille, Histoire des techniques (Paris: Gallimard,1978), p. 77：“如今已不再是被动承受技术进步及其成果的不确定性，［……］不再是不管愿不愿意都要接受技术领域发生的一切，并勉强进行必要的调整。在所有领域——经济领域和军事领域皆然——未来都必须被组织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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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社会体系与精神装置既参与自身各自的个体化，也生成并个体化技术体系，且这一过程以转导性地相互关联的方式发生。
吉尔认为，国家必须承担起对（必然且必要的）冲突的调节责任，以避免这些系统遭到破坏：国家通过协商、预测和规划——即通过对技术与工业发展进程的长期组织——来确定技术体系的参数及社会体系的相关演变，从而实现调节；国家还必须确保独立于私人投资的研究之可能性，因为与跨代的社会时间相比，私人投资具有短期主义特征。
这类政策实为治疗术，其基于长程跨个体化回路来界定个体化机制，并规定相应条件——在这些条件下，技术与工业药理学更倾向于促成个体化而非去个体化。
现在，保守主义革命中的新自由主义者所发动的意识形态战争的一个关键方面，在于对政府产业政策及长期规划的谴责，以及相应的指控——政府必然会推行低效的经济治理模式，尽管美国军方一直主导着美国国家产业政策的方向。这一指控最终演变为：所有生成长程跨个体化回路的社会结构，均被指责为遏制了技术体系发展所促成的现代化进程。
当撒切尔和里根发起放松管制、拆除并最终清算所有国家机构时，他们的赌注在于：这些调整进程可完全交由市场机制——即市场营销——独自运作，而这种机制随后会无限制地利用构成媒体基础设施的心理技术，并以此服务于一种“麻醉性”的行为控制——这种控制具有麻醉作用，且会使人产生依赖。
将技术体系与经济体系混为一谈，视为失序的主要因素
这种无节制的剥削导致力比多能量的生产装置缓慢却不可逆转地走向瓦解——该装置由精神装置与社会体系结合而成，旨在生成升华系统（并在个体化进程中始终同步具现心理性与集体性双重维度）。2008年秋，这种无节制的剥削终将引发一场真正意义上行星级的失序。
将技术体系与经济体系混为一谈是一场灾难，它必然导致这两个完全具有药理学属性的系统得到强化，并加剧其毒性、熵增和自我毁灭倾向——原因有四：
1、技术体系从属于经济体系（而经济体系本身又被高度投机性和短期主义的金融子系统所主导），这强化了创新及其加速进程对其他社会体系的破坏效应：技术体系不断与社会体系失调，并用等同于服务的技术流程来替代这些社会体系，以掩盖、压制和延迟这种失调的影响——这些技术流程绕过了社会体系所组织的跨个体化过程。缺乏规制，最终会导致那些无法立即“货币化”（即无法被消费市场吸收）的时间性（长程回路）遭到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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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技术在不同社会体系（家庭体系、教育体系、政治体系、司法体系、语言体系等）中极快速且剧烈的渗透，导致了普遍的无产阶级化：技术创新通过市场营销被强加为精神个体与社会个体的适应过程，而非作为个体化的载体和界定治疗机制的接纳过程——即生活智慧（治疗与关怀作为自我与他者的技术）。正因如此，它不再允许跨个体化回路的创建，相反将跨个体化过程的短路设定为原则——这等同于一种系统性失序的原则。
3、虚拟资本和股东管理对完全从属于经济因而从属于市场的技术体系的发展施加短期主义的压力，对于该技术体系而言，唯一被选择的发展可能性是那些能够迅速形成偿付能力的可能性——从而关闭了对其药剂（pharmakon）层面进行长期社会投资的所有可能性，也关闭了将其社会化作为治疗性实施的可能性——经济系统对技术体系的这种压力，导致技术体系本身陷入系统性失序的发展。
4、地理、生物、人口与心理体系陷入失调，导致其失衡，而非引发有益的扰动（即那些能有效产生负熵的扰动，能够引发新的亚稳定性形成的扰动，正如药剂若得到治疗性应用时所可能发生的那样）。
动机系统的崩溃
人类的生成是三重个体化过程的结果，技术体系、社会体系与精神装置作为亚稳定构型，催生了技术、集体与心理个体化进程。这三种个体化过程不可分割：它们形成了转导关系①。
这些转导关系将三个必须加以区分的技术体系层面联系在一起——它们各有其自身的逻辑和趋势，但不可相互孤立地看待：
·精神装置植根于身心器官的系统之中；
① 转导关系是吉尔贝・西蒙东阐述的一个概念。在转导关系中，关系的各项元素是通过关系本身而构成的，并非先于关系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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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体系连接着人工器官，这些器官成为心身躯体的药剂，将该躯体与社会体系核心中的其他躯体相连接；
·社会体系作为一种组织形式，使跨个体实现亚稳定化，并那些通过集体个体化过程构成社会凝合的治疗性制度。
技术体系与社会体系处于转导关系中，这意味着它如果没有与其呈外源性关系的人类环境便无法发展——这一环境由精神个体与集体个体构成，这些个体通过培养一致性（即并不存在却具有无限性的对象）来培育自身的独特性；而正是这类对象所具有的无限性，才使得系统与个体之间在无限未来中持续趋于统一成为可能。
精神装置与技术体系处于转导关系中，这意味着精神装置如果不通过构成技术体系的药剂便无法实现社会化——技术体系也是一个第三持存系统①，从而支撑着个体与集体的前摄（及信用的形成）。这些药剂既允许长程跨个体化回路的形成，也允许短程跨个体化回路的形成。
与之相反，社会体系作为集体个体化进程（即作为演化系统），如果不通过在这些社会体系核心中实现跨个体化的精神个体来接纳药剂，便无法实现自我维系——这些药剂会瓦解社会体系赖以存续的组织：每个器官学层面的个体化皆与其他系统的个体化处于转导关系之中。
然而，在二十世纪，经济体系超越了所有其他体系，并肩负起通过将它们有限化（即让其服从于普遍的“货币化”进程）来实现统一的任务——而金融子系统又超越了经济体系核心的生产子系统——此时，构成三个器官学层面真正共同个体化条件的无限一致性（欲望法则）却遭到了破坏。如今，没有无限一致性，便不存在“可持续的”（即审慎的〔关怀性的〕）前摄。
这导致所有预期都被压缩进超短期的投机视域，同时动机系统也随之崩塌。投机远不是催生新的动力，相反，它将时间固化：冻结为一种时间岩壁，令过去与未来在此相互湮灭，使所有投资形式分崩离析。完全放松管制的虚拟资本所具有的超短期倾向，系统性地短路了跨个体化进程，从而使虚拟资本走向总体化与极端化。这种倾向本质上是自我毁灭的，如此这般毁灭时间——时间，其法则本是欲望（因其允诺通过升华实现想象动机的可能性）。
① 参见英译本第 140 页（既之前的“正是因为力比多经济…”注释——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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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缺乏审慎的状态——它只会导致三个器官学层面的熵增解体，同时摧毁超器官学系统（地理、气候、地质和生物系统）——是由消费主义模式引发的。这种模式通过扩散分裂的环境（即无产阶级化的环境）达到了自身极限①，从而演变为自我毁灭的模式，因为它所摧毁的不仅是消费者的欲望，还有他们的健康。
工业经济的重塑预设了一种力比多经济的重建——没有后者便不可能有投资。这意味着必须构想并建立新的力比多能量生产装置——因为此类装置必然属于制度性存在：因此便有了教会机构及其审慎的（curieux）栖居者（神父），因此便有了学校及其主导者（教师）。
要重新构建经济逻辑，即对抗资本作为药剂所固有的缺乏审慎的倾向，进而实现对世界的关怀，显然不能再通过“刺激消费”的路径。但它也无法通过“减少增长”（décroissance）来实现。相反，必须重新找到一条通向真正增长的路径——这种增长与消费主义所导致的畸形增长（mécroissance）截然对立②，且它应成为欲望复兴的载体。这种重生将通过践行一种贡献式经济来实现——在这种经济中，“经济”（economize）意味着“关怀”（take care）③，而“关怀”本身则培育着共生的环境④。
技术倾向的药理学
在民族志研究过程中，安德烈·勒鲁瓦-古尔汉（André Leroi-Gourhan）通过跨族群比较，提出了其所谓的“技术趋势”（technical tendencies）概念。技术趋势源自于“族群”所构成的“内部环境”（interior milieu）之中。源自族群的技术趋势以技术客体形式投射，其整体构成一层“膜”（或称“薄膜”），族群借助这层膜掌控外环境，并通过技术客体实现对外环境的同化。
① 参见英译本第 37 页（即“无产阶级的药理学”章-“无产阶级化即知识的丧失”节-“这种分离实际上是构成劳动环境之跨个体化结构的断裂…”段——译者注）。
② 关于“畸形增长”，参见 Christian Fauré, Alain Giflard and Bernard Stiegler, Pour en finir avec la mécroissance, Paris: Flammarion, 2009), pp. 20-21.
③ 关于这一主题，参见“工业之艺”研讨会《寻找新武器？》（Trouver de nouvelles armes）： http://www.arsindustrialis.org/le-séminaire-trouver-de-nouvelles-armes-collège-international-de-philosophie
④ 参见前述“这种分离实际上是构成劳动环境之跨个体化结构的断裂…”段及贝尔纳·斯蒂格勒与工业之艺所著《重新魅惑世界：精神价值对抗工业民粹主义》(Réenchanter L monde: La valeur esprit contre lepopulisme industriel ,Paris: Flammarion, 2006), pp. 49-55。该书即将由 Continuum 出版社推出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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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鲁瓦-古尔汉的分析既深受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的启发——他明确承认这一点，并援引了“生命冲力”（lifè force）理论——同时也受到克劳德·贝尔纳（Claude Bernard）的影响。后者运用“内环境”（interior milieu）、“外环境”（exterior milieu）以及“膜”（membrane）与“细胞”（cell）等概念，以描述社会族群的“代谢”（metabolic）功能。
如今，技术趋势形成的“内环境”同时也是限制其具体表达的对抗趋势的发源地。内环境“分泌”了这些趋势，但它也生成类似（自身）免疫系统的机制，以对抗这些趋势有时可能在其内环境中引发的毒性效应。
事实上，这是通过一个支撑它的技术环境构成的——该环境既是其存在条件，也是其双重性（如果允许我如此表述的话，取该词的双重含义）：由内环境所容纳并支撑的技术环境（相当于伯特兰·吉尔所称的“技术体系”），既持续超越内环境，又以毁灭威胁着它，仿佛一个既是其寄生对象之可能性（与不可能性）条件的寄生者。简而言之，这涉及一个药理学意义上的环境，其承载的趋势兼具药性与毒性。
这就是为什么，在内环境中，一种技术趋势尽管源于该环境，却从未在其中得到完全表达：技术趋势仅通过技术事实得以实现，而技术事实是源自该趋势的技术特征与勒鲁瓦 - 古尔汉称为技术事实层级①的族群特征之间的折中——这些层级的第一级是“纯粹趋势”，但它会被其他层级覆盖、遮蔽，限制其表达，甚至使趋势的技术性反作用于其自身的表达。在某种意义上，存在一种显性内容（即技术事实）与隐性内容（即技术趋势）——显性内容唯有通过遮蔽（dissimulating）隐性轮廓、使其延迟（différant）并使自身与之差异化（différenciant），才能表达后者的潜在轮廓。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内环境（构成族群的基础）在技术环境中容纳了一个社会子群体（技术群体）——后者是技术趋势的承载者，并与其他社会群体相区别，而其他社会群体则承载着源自其他社会体系的反趋势。一种社会反趋势的作用在于促使技术趋势发生“分散”、偏转，甚至逆转其方向，以确保技术趋势不会摧毁构成内环境的那些系统——如果技术趋势毫无限制地表达，这种摧毁将不可避免。因此，承载技术群体的趋势在与其他社会群体的互动中具体表现为技术事实，而其他社会群体通过促使该趋势分叉来把握它。
① 参见 André Leroi-Gourhan, Milieu et techniques (Paris: Albin Michel, 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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