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治经济学批判

无产阶级的药理学

从商业到市场

一百五十年前，即 1859 年 1 月，马克思出版了《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因此，当我在此主张对政治经济学进行新的批判时，也是在纪念这一时刻。但同时，我也要向《新批判》（La Nouvelle Critique）杂志致敬——2008 年 9 月，我在《人道报》（L'Humanité）^①主办的年度活动中曾谈及这份杂志，它在我作为青少年和年轻激进分子的个人历史中占据特殊地位：正是在这份法国共产党刊物的字里行间，我首次接触到精神分析、语言学、人类学和哲学。

终于——尤其重要的是，在今天谈论新的批判时，我正与一个完全属于我自身知识脉络的传统展开论战性对话。这一传统源自 20 世纪下半叶的法国哲学，作为后结构主义（这可以追溯到《批评文集》的作者巴特——我同样是在《新批判》杂志上首次听闻他的思想），它主张“批判”是一个与形而上学不可分割的概念，认为批判在根本上自身就是形而上学的；并由此提出，相较于“批判”，今后更应致力于“解构”。

在我看来，解构依然是一种批判，而且正因如此，它始终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但这一切并非完全清晰，我想说的是，在某种意义上，解构未能批判其对“批判”的批判——也就是说，未能批判“批判的历史形态本质上是形而上学的”这一主张。换言之，它尚未阐明：如果批判不再建立于一套对立体系之上，它可能会呈现何种形态。

当我说必须重新开始政治经济学批判时，我的意思是什么？首先，什么是政治经济学？事实上，我不会对这个问题给出任何详尽的回答——吉多·伯恩斯（Gido Berns）已对其进行过细致探讨。我仅想指出，尽管伯恩斯将安托万·德·蒙克莱斯钦（Antoine de Montchrestien）1615 年提出的政治经济学定义（即“超越家庭（oikos）内部范畴的经济”）与阿诺尔德（Arnould）1791 年在著作中阐述的“商业问题”相关联，但在本书中，如果工业化与机械化确实创造了不同于传统市场交换的新形式，那么此处讨论的政治经济学已不再严格局限于“商业”范畴。因为商业作为一种交换形式，无法被简化为工业化进程中市场所发生的变化。

^① 工业之艺（Ars Industrialis）网站上有一档播客可供收听：http://www.arsindustrialis.org

7

商业始终是“技艺之道”（savoir-faire）（即“关于如何去制作或操作的知识”）与“生活智慧”（savoir-vivre）（即“关于如何生活的知识”）的交换。此外，法语中的“商业”（commerce）在同样意义上还可指称“交谈”，更广义地说，指向一切富有成效的社会关系形式。然而另一方面，消费主义市场却预设了“实践知识”与“生活智慧”的双重消亡。（关于商业与市场的区别，弗朗克・阿热里（FranckAggeri）、奥利维耶・法沃罗（Olivier Favereau）与阿尔芒・阿絮埃（ArmandHatchuel）近期在塞里西拉塞勒（Cerisy-la-Salle）举办的题为 “无市场的商业活动？”（L'activité marchande sans le marché?）的研讨会上已作出确认与探讨。）^①

哲学家、经济学与当代意识形态

2008 年春，埃弗利娜・格罗斯曼（Évelyne Grossman）邀请我至国际哲学学院（Collège international de philosophie）发言，我提议以构成本书标题的主题作为演讲内容，因为我确信我们正濒临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一场本质上呼唤着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危机。关于这场危机的具体分析，我在《终结恶性增长：来自工业之艺的若干思考》（Pour en finir avec la mécroissance: Quelques propositionsd'Ars Industrialis）^②中进行了更细致的阐述。

然而，选择这一主题发言还有另一个原因：鉴于在当代哲学领域，关于政治话语的现状极少（甚至可以说绝大多数时候）引发讨论——在我这一代及上一代法国哲学家中（除了一些显著的例外）^③，他们对当代经济完全是无话可说的，仿佛自二战结束以来这个领域从未出现任何新事物；又或者，仿佛在“经济主义”（即臭名昭著的“经济人”所代表的经济主义，如今已沦为可耻的概念）诞生之后，哲学就被禁止介入经济学领域——这种经济主义甚至涵盖了马克思主义（消解了“政治维度”），并导致了我们如今意识到的所有严重错误。我希望借此在当代哲学界激起一场关于其政治话语状态的讨论。

^① 参见 http://www.ccic-cerisy.asso.fr/activitemarchande08.html

^② Christian Fauré, Alain Giffard, Bernard Stiegler, Pour en finir avec la mécroissance: Quelques propositions d'Ars Industrialis (Paris: Flammarion, 2009).

^③ 尤其是安德烈・高兹（André Gorz）

8

因此，我在此试图与那些来自 20 世纪思想传统的人们展开对话。但我尤其希望邀请他们的读者——在这些读者中，既有不同于我的年轻哲学家，也有那些并非以哲学为职业，却因将哲学作为其闲暇之业（otium）而研习哲学的人；所有那些并非职业哲学家，却身为哲学爱好者（amateurs）——作为爱智慧者，他们本质上正是真正的哲学家。

在开启这场交流之际，我首先要说的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哲学已放弃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计划，这堪称一场灾难性的转向。因为尽管经济主义确实导致了可怕的后果，然而对当代经济缺乏批判不仅会催生新的灾难，同时也让下一代在悲剧性的意义上毫无准备。至于哲学在经济学领域的这种退位——它是许多人所持态度的特征，本质上是放弃了对自己所处时代的思考，且与政治家放弃 “反抗破坏法则之现状” 的理念互为表里——这种退位源于某种对“批判”的特定关系，或更确切地说，源于一种“非关系”，以至于它导致了与当代经济学的脱节——而这种脱节往往被一种对探讨过去经济学的哲学文本的沉迷所掩盖。

现在，这种“非关系”——它已然成为一种遮蔽，甚至堪称彻底的否定——在很大程度上，亦是由那些促使金融家、实业家、技术官僚与政治家将某些状况内化为“既定现实”的相同进程所催生的。然而这些状况本质上是不可持续的人为建构，它们终将不可避免地抵达自身极限，而届时，我们将有必要依照康德赋予这个词的意义，对这些极限展开批判。这些进程构成了曾被称为“意识形态”的东西。如今，这种意识形态正开始以其本来面目显现——多亏这些极限以非常残酷的方式暴露出来。然而，面对此类问题，哲学几乎完全保持沉默。

将政治经济学作为在工业社会条件下演变为交换的商业来思考与批判——即作为服从于劳动之变革、生产与消费过程之功能化、社会关系之必然功能化（以至于离开了机械技术便无法想象）的商业——需要以考察经济学与政治学为目标，并在二者不可分割的意义上对其展开讨论^①。

^① 这将有悖于一种受对汉娜・阿伦特轻率解读所启发的幻想，该幻想试图将“政治因素”从任何经济因素中彻底剥离

9

至于法国哲学家的政治话语，他们几乎不谈经济学。他们谈论移民、欧洲或民主，但不谈资本、劳动、工业或市场营销。至于那些从哲学角度探讨工作与劳动的人，确实有那么几位，他们的观点既有趣又重要，但总体而言他们并非哲学家：而是社会学家、经济学家，甚至计算机科学家。

“工作”的问题

面对自动化和数字化带来的生产力提升及其引发的失业问题，20 世纪末曾展开过一场关于“工作分担”的可能性与必要性的重大辩论。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法国总理利昂内尔・若斯潘政府在社会事务部长玛蒂娜・奥布里的主导下，通过了一项将每周工作时间限制为 35小时的法律。

这项法律的制定灵感源自 1995 年发表的两项研究：其一是美国学者杰瑞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的著作（该书法语译本由米歇尔・罗卡尔〔MichelRocard〕作序）^①，其二是法国学者多米尼克·梅达（Dominique Meda）的研究^②——后者尤其受到安德烈·高兹（André Gorz）著作的影响，特别是其《劳动的蜕变：对经济理性的批判》（Métamorphoses du travail: Critique de la raison économique）^③。后来，在 2002 年雅克·希拉克（Jacques Chirac）当选后，文化部长让-雅克·艾拉贡（Jean-Jacques Aillagon）首先针对法国失业福利机构 Unédic 的角色，以及规定戏剧和电影行业临时工人（intermittents du spectacle）领取失业救济金条件的法律提出了质疑。这进而促使安东内拉·科尔萨尼（Antonella Corsani）与毛里齐奥·拉扎拉托（Maurizio Lazzarato）再次着手探讨“工作”问题^④。

在此期间，随着数字技术与互联网技术的兴起，新的工作实践应运而生。针对这些实践，法国及其他地区涌现出诸多创新论述——这些论述促使我们重新审视“在此期间，随着数字技术与网状技术的兴起，新的工作实践应运而生。针对这些实践，法国及其他地区涌现出诸多创新论述 —— 这些论述促使我们重新审视 “工作” 的定义，尤其是当工作与我所描述的“药”（pharmakon），以及“记忆辅助药剂”（hypomnesic pharmakon）相关联时。所谓“记忆辅助药剂”，即作为第三持存的精神技术：当它遭遇麦肯齐・沃克（McKenzie Wark）所称的“抽象”^①时，既可能导致心智生活的无产阶级化，也可能推动其批判强度的提升。这些新工作实践深刻质疑了生产主义与消费主义工业时代的劳动分配方式——《大众》（Multitudes）杂志及其主编扬・穆利耶-布唐（Yann Moulier-Boutang）曾频繁提出此类质疑，由此开启了对“贡献式经济”的探讨，并为“财产权”问题注入了新的活力。

^① 参见 Jeremy Rifkin, The Decline of the Global Labor Force and the Dawn of the Post-Market Era (New York: Putnam Books, 1995). 以及 Michel Rocard “Preface” to Rifkin, La Fin du travail, P. Rouve (Paris: La Découverte, 2006).

^② Dominique Méda, Travail : Une valeur en voie de dispersion (Paris: Aubier, 1995).

③ André Gorz, Métamorphoses du travail. Critique de la raison économique (Paris: Gallimard, 2004). In English, Critique of Economie Reason, trans. C. Turner and G. Handyside(London: Verso, 1989).

^④ Antonella Corsani and Maurizio Lazzarato, Intermittents et précaires (Paris: Amsterdam, 2008).

10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一个从里夫金到拉扎拉托重新浮现的重要提议——最初由米尔顿・弗里德曼提出的提议——在全球危机期间再次出现时，更是以新的力度被提出：即实施一种允许为非薪资工作提供报酬的负所得税构想。此外，科尔萨尼与拉扎拉托指出，法国戏剧和电影行业临时及散工现行的福利制度，正是此类负所得税制度的一个实例。

但正如佩卡·希马内姆（Pekka Himanem）^②和麦肯齐·沃克（McKenzie Wark）所称的“黑客”群体发明的所有新工作实践一样，这一提议再次有力地提出了“就业之外的工作时间”问题——而将每周工作时间缩减至 35 小时的法律曾完全忽视这一问题，正如它忽视了消费主义工业模式的穷途末路。在该模式中，生产与消费构成一种功能性对立，但这种对立如今已过时^③。

^① McKenzie Wark, A Hacker Manifesto(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② Pekka Himanen, The Hacker Ethic: A Radical Approach to the Philosophy of Business(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2).

^③ 关于工作的新问题也关乎一种新态度，这种态度是年轻一代诉求的典型特征。我在《远程统治对抗民主》（巴黎：弗拉马里翁出版社，2006 年）（La Télécratie contre la démocratie）中提出，法国学生针对CPE（首次就业合同）的抗议，首先是对“工作”与“就业”混淆的抗议：“并非所有就业都是工作：并非所有职业都有助于知识的获取与发展，并由此推动个体化——即作为生产者在社会中为自己谋得一席之地的过程，而不仅仅是作为通过工作获得工资、进而拥有购买力的消费者。相反，个体化正是将工作超越单纯就业的要素——如果我们理解‘工作’在于基于对世界的认知去行动以改变世界。然而，在第二产业

11

如今，在我们经历一场异常剧烈的全球经济危机——这场危机似乎标志着一个漫长的工业与经济周期之终结^①——之际，我们还能以同样的方式提出“工作”问题吗？鉴于过去一个世纪里，“工作”本质上是依照一种基于生产与消费耦合的工业模式而被构想的，而恰恰是这一功能性组合如今似乎已穷尽其可能性，那么业已发生的消费主义模式的震荡，难道没有深刻改变工作的核心议题、甚至其定义本身吗？^②从当前危机及其对古典工作形式的破坏性影响出发，科尔萨尼与拉扎拉托的研究恰恰提出了这一问题。

1908—2008：利润率的趋势性下降与消费主义的回应

19 世纪以蒸汽机和铁路网络铁轨为基础的生产主义工业资本主义，在 20世纪让位于以钢铁工业、石油化学工业和公路网络为基础的消费主义模式。然而，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发表一百五十年后，这种已全球化的生产主义与消费主义工业模式实际上已然解体——而它的解体程度，恰好与其在经济和功能上实现生产与消费的整合程度成正比。

如果说 1908 年亨利・福特（Henry Ford）通过推出 T 型车发明了一种看似能对抗利润率下降趋势的新工业模式^③，那么在2008年，福特汽车公司的市值却缩水了四分之三——与此同时，建立在碳氢化合物消费基础上、属于“碳时代”与流动性的公路网络，正被“轻时”数字网络和“超物质经济”的发展所取代^④。这些问题在《终结微增长》（Pour en finir avec la mécroissance）一书中已得到详细分析^⑤。

和第三产业中，由于受“文码化”影响，工作日益成为与工资相关的事务，如今它大多被简化为在就业中度过的时间：这正是“分离环境”扩散的结果，而这种扩散本身正是工业革命所包含的生产手势与生产方式“文码化”的首要后果”（《远程统治对抗民主》，第 243-244 页）。我将在后续内容中更详细地探讨这些问题。

^① 正是这一“同时性”，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在论及周期理论时或许有所忽视。

^② 在《终结微增长》（Pour en finir avec la mécroissance）一书中，我试图描述这种枯竭的负面动态。

^③ 也就是说，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固定资本构成（生产资料）的增加与可变资本（工资劳动）的相应减少，是投资利润率下降的结果。

^④ Bernard Stiegler, Économie de l'hypermatériel et du psychopou voir. Entretiens avec Philippe Petit et Vincent Bontens (Paris: Mille et une nuits, 2008).

^⑤ 参见《终结微增长》

12

正是在这样一个由接入电子网络和数字自动化等问题所主导的“轻时”语境中，杰里米・里夫金提出了以下假设：

到 2050年，在传统工业领域或许仅需低至 5%的成年人便可参与管理和运营^①。

为什么里夫金及其他思考工作问题的学者未能分析他们所谓的“工作的终结”与利润率趋势性下降之间的关联？为何在 1968 年之后——尤其是在 20 世纪 80年代（即“保守革命”之后）——人们频繁宣称马克思在提出这一论点时犯了错误？

马克思和恩格斯预测，随着劳动力（即可变资本）的作用在全球生产经济中因生产力提升而减弱，资本主义——或所谓的市场经济——将迅速抵达其极限。如今我们知道，20世纪90年代关注工作问题的人士一致认为，生产力提升必然会导致“工作的终结”，但他们似乎也认同“保守革命”之后及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主导下的普遍观点，即资本主义的动态机制已经克服了利润率的趋势性下降。

没有什么比这更错误的了，而马克思实际上远非错误。简而言之，近期的危机正是这种系统性趋势的结果。然而，马克思无法预见一种新能量的剥削与功能化所扮演的角色——这种能量既不是无产阶级化生产者的能量（作为纯粹劳动力的劳动），也不是新工业装置的动力能源（如服务于钢铁工业和文化产业的石油与电力），而是无产阶级化消费者的能量——即消费者的力比多能量。对这种能量的剥削改变了力比多经济，并随之改变了整个经济，直至前者像后者一样被摧毁，且正是由后者摧毁了前者。

换言之，马克思未能预见消费问题在 20 世纪出现的方式，以及这种出现如何改变了他试图在《资本论》中描绘的图景。当然，马克思确实探讨过消费问题，而且频繁论及。例如，可参看 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以下段落：

消费直接也是生产，正如在自然界中元素和化学物质的消费是植物的生产一样。[…]而对于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从某一方面来生产人的其他任何消费方式也都可以这样说。消费的生产。[…]经济学却说，这种与消费同一的生产是第二种生产，是靠消灭第一种生产的产品引起的。在第一种生产中，生产者物化，在第二种生产中，生产者所创造的物人化。^①

^① Jeremy Rifkin, The Age of Access: The New Culture of Hypercapitalism Where All of Life Is a Paid-for Experience(New York: Putnam, 2000), p. 9.

13

尤其是：

饥饿总是饥饿，但是用刀叉吃熟肉来解除的饥饿不同于用手、指甲和牙齿啃生肉来解除的饥饿。[…]不仅消费的对象，而且消费的方式，不仅在客体方面，而且在主体方面，都是生产所生产的。 ②

马克思在此以某种方式强调了消费关系的问题——这提出了我将在下文描述为跨个体化过程的问题。

然而，消费问题未能使他思考一种新的无产阶级化形式——这种形式在于组织消费、摧毁生活智慧（savoir-vivre），以创造可用的购买力，进而细化并强化那个曾以摧毁技艺之道（savoir-faire）来创造可用劳动力的系统。换言之，马克思未能预见，在 20 世纪以资本主义力比多经济形式出现的现象，既可能延缓、也可能加剧利润率趋势性下降所带来的影响。

这正是居伊·德波（Guy Debord）提出的问题——他将无产阶级化的概念（即对屈从于商品时间的人类时间的剥夺）扩展到了消费者形象上^③。然而，德波未能将资本主义体系的这一变化与下文将讨论的外化技术的药理学问题联系起来。

只有通过弗洛伊德及其理论在市场营销对无意识理论的应用（尤其是由其侄子爱德华·伯奈斯 [Edward Bernays] 推动的那些应用——正如亚当·柯蒂斯[Adam Curtis] 在 2002 年纪录片《自我的世纪》[The Century of the Self] 中所揭示的，伯奈斯在美国资本主义历史上扮演了关键角色），才能真正理解这一问题。尽管生产主义与消费主义密不可分，但关注“工作问题”的研究者却完全忽视了这一点。在回到这个话题之前——我们必须先更深入地探讨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述的无产阶级化过程的本质：根据他们的观点，劳动在这一过程中经历了根本性变革；而在我看来，这一过程同时也是消费主义得以成立的可能性条件，因为消费主义必然包含消费者的无产阶级化。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31-32 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33 页。

^③ Guy Debord, The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 trans. Donald Nicholson-Smith (New York: Zone Books, 1995), p. 159.

14

尽管这或许令人惊讶，但在此有必要回到哲学的本源，回到哲学与诡辩术的斗争之后，进而提出：第一位思考无产阶级的思想家——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他在思考无产阶级时并未意识到自己在这么做，但恰恰因此为我们提供了思考无产阶级的可能性——正是柏拉图。

柏拉图与无产阶级

雅克・德里达在《柏拉图的药》^①中，基于对《斐德若篇》的解读展开了其形而上学解构计划的重要部分：他揭示了这篇对话如何将哲学的“回忆”（anamnesis，即对存在之真理的记忆）与诡辩的“助忆术”（hypomnesis，即记忆术，尤其指作为幻觉制造者和心智操纵技术的书写）相对立；并根据他在《论文字学》中称为“作为痕迹的增补之逻辑”指出，根本无法将“内在”（回忆）与“外在”（助忆术）对立起来——无法将“活的记忆”与助忆术的“死的记忆”对立起来，而福柯晚期对这种“死的记忆”深感兴趣，正是它将“活的记忆”构成为“学问化的记忆”（savante）。这种不可能性开启了“药理学问题”：根据这一问题，助忆术是一种 pharmakon（药学物）——它既是毒药，也是解药。

如今，苏格拉底在《斐德若篇》中所描述的“记忆的外化是记忆与知识的丧失”，已成为我们生存各个层面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且越来越频繁地，在我们的无力感（impuissance）——若还算不上无能（impotence）甚至过时感中显现出来——恰恰就在数字网络非凡的记忆能力使我们意识到人类记忆之浩瀚的时刻，这种记忆似乎已变得无限可恢复和可获取。

工业助忆装置的普及使我们的记忆转入到机器之中，例如，我们不再知道亲近之人的电话号码——而拼写检查工具的普及则引发了人们对正字法意识终结的担忧，对与之相伴的文学性助忆语言知识终结的担忧，以及随之对语言的回忆性知识终结的担忧。

^① Jacques Derrida, Dissemination, trans. Barbara Johnson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 61- 171.

15

如今，这等同于我在此想要阐述的一个宏大进程中日常且可感知的层面——即认知与情感的无产阶级化进程，以及一个知识（技艺之道、生活智慧、理论知识）丧失的宏大进程：倘若失去这些知识，所有的意义都将荡然无存。

当外在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扮演重要角色、作为技术问题（即人类通过自我生产实现自我构成这一问题）之根源的外在化——抵达记忆与知识的外化走向超工业化的阶段时，它既无限制地扩展了助忆环境的力量，也使其沦为可控之物：被控制社会的认知产业与文化产业所控制——这些产业如今将神经化学活动与核苷酸序列形式化，从而将记忆与知识的神经生物学基底铭刻进一个必须被分析为“文码化”（即离散化，以及由此从连续体中抽象出来）的历史进程之中。这一历史的最新阶段是生物技术阶段，而下一阶段则是纳米技术阶段。由此产生了关于生物政治、心理政治、社会政治与技术政治的工业经济问题，最终则指向一种记忆的神经政治工业经济问题。

正是随着记忆术的出现，作为技术生成的外化过程明确成为一段文码化的历史。文码化进程是记忆的技术史，其中助忆记忆持续在回忆记忆内部引入一种张力的建构。这种回忆性张力以外化的心智作品（或精神作品）形式呈现，各个时代的心理社会个体化与去个体化进程正是通过这种形式被药理学式地建构起来。

文码化是将编织我们生存的流动与连续性进行离散化的过程。作为言语流动之离散化的书写，便是文码化的一个阶段。而文码化发生于一种器官学（organologie）内部——《反俄狄浦斯》已经引入了这一器官学问题：

原始领地机器编码“流”、占据器官并标记身体。[…][T] 充分行使其权利与义务的人，在一种将其器官及其功能交托给集体的体制下，全身都被烙上印记 […]. 因为正是通过这一奠基性的行为——将器官“嵌入社会体”（hewn into the socius），让“流”在其表面流淌——人类不再是生物有机体，而成为一个 “完整身体”（full body）、一片“大地”（earth），其器官附着于斯，在其上受社会体的要求所吸引、排斥、奇迹般地运作。尼采说：问题在于为人类“创造一种记忆”；而人类，本由“主动遗忘的能力”（oubli）——即对生物记忆的压抑——所构成，必须创造另一种记忆，一种集体的记忆 […]. “或许在人类整个史前史中，没有什么比其‘记忆术’（mnemotechnics）更可怕、更诡异的了。”^①

^① Gilles Deleuze and Félix Guattari, Anti-0edipus, trans. Robert Hurley, Mark Seem, and Helen R. Lane

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