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治经济学批判

基于对第三持存在经济中地位的分析，重启政治经济学批判所引发的正是这样的问题：这些属于药理学的问题，而贡献式经济构成了当代文码化阶段特有的社会疗法——换言之，它构成了其关怀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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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的药理学与贡献式经济

献给让-米歇尔·萨朗斯基（Jean-Michel Salanskis）

纪念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çois Lyotard）

作家与艺术家的至高努力，仅能成功为我们部分揭开丑陋与无足轻重的面纱——正是这层面纱让我们在世界面前漠不关心（incurieux）。然后，他对我们说：

看啊，看

散发着三叶草与艾蒿的芬芳

紧紧簇拥着湍急狭窄的溪流

那是埃纳与瓦兹的土地。

——马塞尔·普鲁斯特

2007 年 1 月 25 日，在一场围绕让-弗朗索瓦·利奥塔作品展开的学术研讨会上，我提出了对《后现代状况》的一种解读。该解读将利奥塔所描述的资本主义特征界定为一种新型力比多经济的典型特征——这种经济形式由 20 世纪初北美消费主义资本主义所创造。

根据这一解读，后现代性源于力比多的消费主义组织化，这一过程最终导致力比多本身的消解，使其陷入“去经济化状态”——即现代性迄今所构成的那种力比多经济的消解。这一消解进程的后果始于 20世纪70年代末（《后现代状况》出版之际正值玛格丽特·撒切尔在英国掌权，标志着“保守主义革命”的开端）。

在我的解读过程中，我试图表明：为何那些使我们能够思考这种作为后现代性的消费主义力比多去经济化状态的概念，与其说来自利奥塔的同名著作^①，不如说来自弗洛伊德——因此，这涉及对弗洛伊德的重新阅读与重新诠释。我试图表明，利奥塔在《后现代状况》中开启了一种对资本主义（以及普遍伴随资本主义的无产阶级化扩张）进行新思考的可能性；这种思考仍有待展开，但展开的前提是对利奥塔关于“力比多经济”的论述进行批判。

^① Jean-François Lyotard, Libidinal Economy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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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发言后的讨论环节中，与科里娜·埃诺多（Corine Énaudeau）共同组织这场研讨会的让-米歇尔·萨朗斯基（Jean-Michel Salanslds）对我说，他已不再理解谈论“资本主义”意味着什么，也不理解那些继续使用这个词的论述；他随即表示，无法理解我本人的论述。

本书如同《新政治经济学批判》一样，试图回应友人在 2008年10月资本主义危机暴露其灾难程度前不久向我提出的质疑——当时他表示已无法理解“资本主义”一词的意涵，亦无法理解任何继续使用该术语的论述。此处提出的论点，最初在“工业之艺”（Ars Industrialis）管理委员会面前阐述^①，后又于 2009 年 12月5日该协会的公开会议上宣讲^②，延续了《新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开启的分析。

这部著作考察了两个问题：

·在“趋向下降”这一短语中，应当如何理解“利润”一词？

·更普遍地说，这个短语所表达的概念中，有哪些要素在起作用？

没有反趋势（counter-tendency），就不存在趋势

《资本论》第三卷试图用“利润率趋于下降”这一短语探讨的问题——其核心要义显然无法通过公式 p = s/(c+v) 来衡量——是马克思提出的一种否定性动力。马克思认为，这种动力在原则上是内在于一个在矛盾趋势中形成并维系的资本主义系统的：因此，资本主义将是一个受限于某种临界值的动态系统，一旦利润率运行本身所产生的下行趋势得以“完成”（s'accomplissait），就会触及这一临界值。

这显然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对这一理论的诠释方式：相反，马克思主义在这一点上宣称的是这一趋势不可避免的会实现，而马克思本人很可能也如此理解。但正如我们从尼采和弗洛伊德那里所学到的，如果存在利润率下降的趋势，那么必然也存在一种反趋势。若非如此，我们所谈论的就不再是一种“趋势”，而是一种简单而线性的，即决定论的意义上的演变了。

^① 工业之艺（Ars Industrialis），一个致力于精神技术之工业政治的国际协会：http://www.arsindustrialis.org

^② 本次会议可通过以下链接访问：http://www.arsindustrialis.org/pour-une-économie-de-la-contributio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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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本人（以及在他之前的黑格尔辩证法）未能以这种方式——从趋势的角度——进行推理，这是马克思遗留的一个问题，但这并未否定他关于利润率下行趋势的理论。

这种从趋势角度展开的思考涉及心理学，即通过一种关于精神、关于其逻辑和经济的论述：就其作为一种经济而言的逻辑。

鉴于有必要就利润率的趋于下降展开讨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这种趋势是否存在，而在于其反趋势（或诸多反趋势）的性质。真正的核心在于：我们需要知道如何思考各种趋势的相互作用。

马克思所指的利润是投资回报率

关于“利润”（profit）一词应如何理解，问题在于：如果“利润”可以被定义为投资回报率，即一个使投入资本获得回报——进而使所承担的风险获得补偿——的系统功能，那么，这一利润的定义是否应当包含投机？鉴于在此处，核心问题是时间，更确切地说，是影响短期与长期既相互作用又相互对抗的因素，而投机往往趋于摧毁投资系统。

金融化经济中产生的利润显然不同于马克思所称的利润率（p），其中 p =s/(c+v)。利润率 P 依赖于作为不变资本（c）与可变资本（v）的生产系统。相反，金融化产生的利润往往与基于 s/(c+v) 的利润率 p 相脱节，并本质上成为投机性利润。因此，它们引出了马克思所称的“虚拟资本”问题。

利润、持续性与毒性

针对趋向下降理论的一个常见反驳是：过去几十年间，资本积累了巨额收益。但 2008 年危机（如同此前的危机，但比任何早期危机更甚）迫使我们必须审视这种盈利能力的性质与稳固性——在这场危机中，这种盈利能力已然显得具有结构性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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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问题首先是，并且一并涉及到：

·其外部可持续性问题，即对于社会其他部分而言（如果利润摧毁了社会，就无法持久）；

·其内生耐久性问题，即对于资本自身而言（资本必须随时间推移保持其价值）；

·它所构建的时间性问题，即关于虚拟资本，鉴于虚拟资本作为一种相对可计算的前摄系统^①，是该系统的必要功能，且在这一点上不能简化为单纯的投机，因此其核心在于构成虚拟资本的预期质量问题，而企业投资则构成了另一种类型的预期。

只有在这样的预期系统之内——且该系统必须由规则来规范和巩固——利润才能产生。

伯纳德·麦道夫（Bernard Madoff）所实现的、据估算达 500 亿美元的收益，以及被他蒙骗的投机者所获得的收益，究竟能否算作利润？毫无疑问，它们曾被当作利润实现。但这些利润具有欺诈性、不持久性，且纯粹是有毒的，因为它们是通过伪造的预期创造出来的。而对麦道夫的客户而言，这些收益已化为血本无归的损失。

1976 年，既是罪犯又是极右翼活动分子的阿尔贝·斯帕贾里（Albert Spaggiari）抢劫了尼斯的法国兴业银行（Société Générale），完成了所谓的 “世纪大劫案”，并从中获得了5000 万法郎的“利润”。但这些“利润”从未被法律认可为真正的利润：相反，它们被定性为盗窃。

那些对资本药理学掉以轻心的人

我们是否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所有虚拟资本即便不是欺诈性的（即纯粹有毒的），也始终倾向于生成有毒的系统？答案显然是肯定的：虚拟资本比任何其他人类心理技术更像是一种药剂（pharmakon）^②——更确切地说，它是一种账面游戏（jeu d'écritures），而这种资本幻象所促成的预期系统，预设了一种自由资本的存在：当自由资本察觉到利润下降时，其结构上必然倾向于撤资^①。

^① 参见英译本第 66 页与第84 页（即前述“前摄经济、永久革命与贡献”与之后的“前摄经济”节——译者注）。

^② 关于我使用该术语的含义，参见英译本第 29 页及之后（即“柏拉图与无产阶级”节及之后——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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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撤资行为属于短路现象，就像人为的、导致记忆减退的记忆——即书写这一“药剂”——会使鲜活的、具有回溯性的记忆发生短路一样^②。

我们可以提出，这种倾向会导致漠不关心（incurie）——人们将那些对“有利可图”的决策所产生的经济及社会后果嗤之以鼻的人称为投机者（在战时则称为“发国难财者”）。这类人属于被称为冷漠无情者、漠不关心者或粗心大意者（incurieux）的范畴，即那些“满不在乎”的人（qui ne s'en ont cure），也就是与一切“毫无干系”的——那些声称“我不在乎！”的人，那些嘲弄世界的人。

正是因为存在这种粗心大意的倾向，且这种倾向因植根于这种药理学之中而无法消除，所以才不得不设立监管体系——其目的在于限制自由资本的这种投机倾向的破坏性影响，并鉴于资本流通的不稳定性，对事物（即投资）保持足够稳定的掌控。

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自由资本的流通本应衡量金融子系统赋予生产子系统内某一经济主体的信用——并通过这一衡量体系，树立“社会”正投资于该经济活动的信念。自由资本的流通是一种特定的前摄性组织，它依托于一个复杂、易出错且易腐败的药剂系统（pharmaka）：在这个系统中，我们可以看到货币、行为与债务、各种金融工具、评级机构等元素。

然而，当这种资本不再衡量对生产设备资产未来的信心资本（作为一种预期系统，它本应据此构成投资能力），而是依赖于以下两类操作时，它便趋势于成为纯粹的投机性资本：一类是纯粹自我指涉的操作（即金融子系统创造的预期仅指向其自身，且以牺牲生产系统为代价）；另一类虽以生产设备为导向，但在结构上属于短期行为（即以撤资——亦即对生产设备的掠夺——为基础）。

创新、短期主义与投机

现在让我们回到生产资本上来。

者注）

^① 虚拟资本的倾向始终是将规则减至最少，甚至完全消除规则，以便尽可能频繁地释放权力。

^② 参见英译本第 41 页（即“无产阶级化与药理学”节——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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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趋向下降这一论点，一个常见的反对意见是：位于生产装置核心的技术创新使该体系能够不断激发自身的差异化，因此不变资本会为创新型企业家带来竞争优势。

然而，创新的问题不仅关乎企业家将技术发明和科学发现转化为商业实践的构想与生产过程：创新首先且本质上是创新的社会化——即社会的变革。在 20世纪，这种变革是通过消费的组织化实现的，即通过建立使社会适应（adaptation）技术工业变革的装置来推动，而非社会对创新的主动接纳（adoption）。

如果技术工业变革是由社会自身共同创造的，那么这将是一个“主动接纳”的问题。但相反，消费的组织化预设了这样一种前提：社会体系的演变在结构上必须服从于经济体系的演变——这一服从得以实现的条件是，赋予后者对技术发展（即技术体系）的完全控制权。这种服从通过以下方式达成：捕获并利用消费者的注意力，将其力比多能量转移到创新客体之上，并通过市场营销控制他们的行为。

如今，这种对力比多能量的利用终将导致其毁灭：它将欲望的对象——该对象本只能通过走向无限化（即超越所有计算）才能被构成——置于计算的支配之下。

这种对欲望的毁灭会导致一种基于冲动的“挫折”，与 20 世纪消费主义社会中被熊彼特称为“经济进化”的创新社会吸收机制共同构成一个系统，进而催生了一个趋势于制造慢性结构性过时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人与物的正常关系沦为可处置性^①。如果金融化构成了该体系的一个面向，那么企业（作为不变资本）和工人（作为可变资本）在结构上就会与其他任何消费客体一样成为可处置的对象。

因此，消费既成为一种权宜之计，也成为一种宣泄途径——即一种药剂：它通过将挫折感在极短期内转移到这种“持续创新”所制造的最新消费客体上，从而加剧了挫折感。于是，新颖性被系统性地赋予价值，而耐久性则被牺牲。这种疏离的组织化—— 即不忠或背信^①（亦被称为灵活性）^②——促成了力比多经济的分解、基于冲动的行为的扩散，以及社会体系的瓦解。

^① 阿尔·戈尔（Al Gore）在《对理性的攻击》（The Assoit on Reason, New York: Penguin, 2007）第 94 页中引用了爱德华·伯奈斯（Edward Bernays）的商业伙伴保罗·马祖尔（Paul Mazur）的话，这段话清晰地表达了这一点。马祖尔宣称：“我们必须把美国从‘需求型文化’转向‘欲望型文化’。[……] 必须训练人们去渴望、去追求新事物，甚至在旧事物尚未完全消费完毕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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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不忠的系统性组织——具体表现为初级认同的消解^③、婴儿突触生成的改变^④，以及我曾描述为社会中“解离”^⑤现象的那些短路现象——其底层逻辑在于：自由资本的预期系统与消费者的高度易变行为相互协同，并形成“增效”作用（potentialisent），即如同药学物联用会增强其治疗效果与毒性（例如酒精与精神类药物或抗炎药同服的情况）。

因此，自由资本的预期与消费者行为相互关联且系统性地变得具有短期主义、投机性和基于冲动的特征。

前摄经济

虚拟资本是一个由预期与博弈构成的系统，它只能对虚幻事物作出判断即针对可能永远无法实现的未来可能性进行投机与计算。正是这种前摄性投射系统（作为对承担风险的结构化组织——无论风险被限制程度如何），赋予了资本主义体系以动力：资本主义预设了在上述意义上可用于投机的自由资本的存在。

然而，这种对现实的“超前”（advance）——正是它使预期在结构上暴露于投机之中——首先必须源自一种动机，这种动机本身内在于一个动机经济（同时也是一种幻想经济）：正是这样的经济生产出多变的力比多能量，或者用更精确的精神分析术语来说，生产出多形态的力比多能量。

^① 也就是说，这与阿尔·戈尔在《对理性的攻击》中提及约翰·鲍比（John Bowlby）理论时所描述的“依恋”形成了断裂。参见阿尔·戈尔所著《对理性的攻击》。

^② 博尔坦斯基（Boltanski）和夏佩洛（Chiapello）分析了这种灵活性对婚姻生活造成的影响。

^③ 我在《关怀青年与世代》（Taking Care of Youth and the Generations, trans. Stephen Barker,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中试图阐释这种破坏是如何发生的。

^④ 关于这一主题，参见：Frederick J. Zimmermann、Dimitri A. Christakis 和 Andrew N. Meltzoff，《2岁以下儿童的电视及 DVD / 视频观看》，《儿科与青少年医学档案》（“Television and DVD/Video Viewingin Children Younger Than 2 Years”, Archives of Pediatrics and Adolescent Medicine 161 (2007), pp. 473-9.）；以及 Dimitri A. Christakis、Frederick J. Zimmermann 等，《儿童早期电视接触与后续注意力问题》，《儿科学》（“Early Television Exposure and Subsequent Attentional Problems in Children”, Pedriatrics 113 (2004), pp.708-13.）

^⑤ 参见英译本第 37、48 页及之后，以及第 59 页（即“无产阶级化即知识的丧失”节、“论工作”章中“关联与解离问题…”段，以及“这一切导致了普遍的不负责任…”段——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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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多态性必须由马克斯·韦伯所称的“精神”加以统合：它预设了一种对力比多经济的投入——这种投入以某种方式赋予其象征校准，并使其在一个形成多形态社会交往的交换体系中获得建构。

这些便是贯穿《新资本主义精神》的问题。吕克·博尔坦斯基（Luc Boltanski）与伊夫·夏佩洛（Eve Chiapello）在书中既援引马克斯・韦伯，也援引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的观点，旨在表明：

（施加于资本主义体系内所有参与者的）系统性约束本身并不足以唤起他们的参与。强制约束必须被内化并合理化。 ①

换句话说，它预设了一个力比多经济储备着可交换的力比多能量——这种能量赋予该系统对自身的“超前”以连贯性，并将其作为动力，贯穿于该系统所引发的各种动机形式之中。

在力比多经济中，这种“超前”——该经济的前摄性结构^②——由欲望所构成，而这种欲望在结构上是无限的，即不可计算的，因为它倾向于将其对象“无限化”：力比多经济正是这种无限化的经济，并因此构成一个本质上的长期关怀系统。

相反，这种基于欲望——即基于符号资本——的超前的破坏（其对象的“有限化”及作为其内在可处置性的组织所引发的破坏，包括劳动者与企业在内），摧毁了一切形式的动机本身。

因此，它成为一种基于驱力的超前。但鉴于驱力在本质上具有短期主义特征，这将导致投资消退——即作为收益的盈利能力遭到破坏，亦导致作为系统活力与持续性之巩固（即对系统有益的因素 [ce qui fait du bien au système]）的盈利能力遭到破坏。

^① Luc Boltanski and Eve Chiapello, The New Spirit ofCapitalism, trans. Gregory Elliott (New York andLondon:Verso, 2005), p. 10. 我在《怀疑与失信 3：资本主义失落的精神》（Mécréance et discrédit 3. Lespritperdu du capitalism, Paris: Galilee, 2006）中试图表明，为何博尔坦斯基与夏佩洛未能将欲望把握为这样一种经济，以及为何他们同时未能描述消费主义的力比多经济及其导致的困境。具体而言，他们未能分析生产装置、力比多能量装置的消解效应，更普遍地说，未能分析与社会及符号装置相联结的精神装置的消解效应，因此他们对情感关系灵活性的描述缺乏（理论）后果性。

^② 正是因为力比多经济具有前摄性，并且资本是一种前摄性预期生产的组织，所以资本主义才成为一个力比多经济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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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主义资本与「猴子货币」（monnaie de singe）：失序的数学化

十九世纪欧洲工业化所特有的生产主义体系（及其引发的数次危机）中萦绕不去的趋向下降问题，在二十世纪初的北美被一种反趋势所消解——这种反趋势通过消费主义对力比多经济的组织得以实现：通过建立一个由资本从消费端引导的前摄性预期系统，该系统与在此意义上被投资并“前摄化”的自由资本形成功能性的直接关联。消费主义社会的建立，正是美国经济对这一系统性趋势的主要回应——因此，这种资本主义形态无法仅用马克思主义概念来阐释。

正是在这一新兴语境中——当生产主义工业模式转向消费主义时——熊彼特于 1913 年写下了其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演化理论。福特主义则构成了熊彼特所称的“企业家”这一理想类型的完美范例（韦伯本人曾通过宾夕法尼亚企业家的形象为此理想类型提供了首个版本）^①。但基于泰勒主义的福特式企业创新，预设了大规模消费的组织——即对力比多能量的利用和剥削，以服务于持续的行为控制。正因如此，这种资本主义形态需要动用弗洛伊德的概念。

这种消费主义反趋势——其诞生本是为了对抗利润率的趋势性下降，并通过一种马克思未曾意识到的系统功能（即市场营销）得以实施，该功能不仅导致了虚拟资本的重组，还使生产控制方式从企业家控制转向股东管理——而这种反趋势在 20 世纪末又转而走向疲软，且恰在购买力普遍衰退之际，引发了大规模贫困化进程，重现了 19世纪资本主义的典型特征。

在摧毁了其赖以建立的力比多经济之后，消费主义反趋势继而系统性地加剧了金融药理学的毒性——即虚拟资本那种基于驱力且具短期主义特征的趋势，这一趋势不仅加剧了各阶层人口的贫困化，还破坏了生产装置；后者正通过杠杆收购及其他专门针对企业的投机手段遭到掠夺。

对趋向性下降的对抗，进而引发了力比多能量的趋势性衰退，这又强化了资本的投机倾向（即其投资消退趋势），从而削弱了利润本身。因此，资本的巨额积累往往会蜕变为猴子货币（monnaie de singe）——而养老金基金体系也暴露了其本质：它是所谓“虚拟资本”系统的一极，该系统将其失序的药理学倾向数学化；其另一极则由蓄意制造的责任稀释骗局（leurres）构成，这些骗局有著“次贷”“证券化”“伯纳德·麦道夫”等种种名号。

^① Max Weber,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London: Unwin, 1930), p.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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