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治经济学批判

这种偏转、衍射及其衍生的分叉结构——这些正是德里达所称“延异”（亦为一种经济）^①的特定表现形式——构成了技术体系与社会体系共同个体化过程的现实性；通过这一过程，既先行预示又实际实现这些体系的心理体系，在受制于它们并发现自身为其限定的同时，也完成着自身的个体化。

然而，与内环境的这些保守反应形成对比的是，倾向于促进技术趋势表达的技术群体，相比族群更具超前性——因为它对外部环境的元素极为敏感。

我们必须 [……] 首先将其理解为一种自然环境——它是无生命的，由石头、风、树木和动物构成，但同时也承载着不同人类群体的器物与思想。 ②

因此，技术群体正是通过来自外环境的物品与思想（这些为技术人员所同化的媒介），促使技术趋势（其本质不过是一种潜能）付诸行动（或曰“越界”[passerà l’acte]），并借此领先于内环境。然而，内群体不得不自身同化这一技术环境，以便能够同化其外环境中已发生变化的事物——勒鲁瓦-古尔汉以阿拉斯加因纽特人因气候冻结而采用雪鞋为例证明了这一点：在此，一切均关乎动态体系之间的协调。

作为对宏观下行趋势之逆转[renversement]的贡献式经济

人类群体特有的技术趋势^③既定义了人类本身，也威胁着人类本身：这些趋势威胁着使群体凝聚统一的凝聚力因素。技术趋势源自族群本身。勒鲁瓦-古尔汉所说的“技术环境”相比“内环境”可能更具超前性，但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这种超前性源于这一内环境，并在某种意义上通过掏空这一内环境而实现。另一方面，在吉尔的论述中，技术体系及其动态似乎趋于外化，脱离内环境，并与社会体系去关联：这正是吉尔所称的“失调”。

^① 参见 Jacques Derrida, “Diffêrance,” Margins of Philosoph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72)。

^② Leroi-Gourhan, Milieu et techniques, p.334.

^③ 这些趋势是两种力量作用的结果：物理力量与生物力量。关于这一主题，参见 Stiegler, Technics andTime, 1: The Fault ofEpimetheus, trans. George Collins and Richard Beardsworth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Press, 1998)。这些趋势在所有人类群体中均有体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具有普遍性。所有群体都蕴含着这些趋势，但每个群体均以自身的方式将其具体化——具体而言，即通过以特定方式使这些趋势个体化，并通过这些趋势实现自身的个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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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尔所谈及的社会已不再是族群和部落群体：它们是规模大得多的社会群体（帝国、经过政治与经济组织化及层级化的城市、教会、民族国家等），其社会结构与族群的社会结构相距甚远，且被划分并区分为若干子群体、社会阶级、经济部门等。

在这些等级社会中，社会群体与其他社会群体形成一种统一体（帝国的、政治的、宗教的、民族国家的，等等），仿佛这些“族群细胞”相互整合，构成了一个更高层级的整体，形成了新的内环境。此外，此类等级社会彼此之间维持着商业与军事关系，进而催生了一个日益强烈“人类化”（即技术化）的外环境：一个属于交流与“对外贸易”的环境，国际法可能从中形成——这一环境时而呈现为经济场域，时而锐变为战争场域。

失调体现于城市化引发的空间分化之中。但自工业革命以来，它才成为社会动态中可感知且持续存在的因素。彼时，技术体系倾向于覆盖并吸纳社会体系，首先通过将技艺之道（savoir-foire）刻入机器（即知识的文码化），继而在消费主义时代通过支撑服务行业的设备绕过生活智慧（savoir-vivre）——当代网状社会正通过社会工程将社会关系本身文码化。

在人类社会此前的所有时期，始终存在着使技术体系与社会体系去关联的过程，而技术环境也始终超越于内环境——古希腊人将此特征化为一种傲慢（hubris）形态。但在过去一万年的定居生活与城市化文明中，这类因技术体系个体化的“骤变”而引发、并扰乱社会体系及整体集体个体化进程的过程，始终属于例外性事件。

自工业革命时期起，失调便成为一种长期现象。而这种情况在 20 世纪初变得更为显著——当时，工业界为应对利润率的趋势性下降，系统性地组织了一种持续创新的形式，这种创新以消费主义社会的发展为前提，并依赖于生活方式的系统性和持续性转变。

从那时起，技术体系不仅不再看似由族群所孕育——这种情况始于族群“细胞”与其他类似“细胞”整合以形成更复杂社会体的时刻——事实上，技术体系似乎在这个复杂社会体内逃向了一个新的内环境。这便是解离过程：通过这一过程，社会体系不再通过偏转和个体化技术趋势以占有它，相反，社会体系自身因社会的技术化而被绕过，甚至被直接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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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过程中，经济体系也通过金融化和对技术体系的控制，与其他社会体系去关联，技术体系因此成为去领土化的载体。技术趋势不再源自内环境，也不再由内环境孕育——因为内环境已不复存在：技术环境落入一个本身高度去领土化和全球化的技术体系的掌控，导致内环境被单纯地稀释，仿佛被寄生——并被毒害。

这因而意味着达到了一个极限——因为内环境的稀释同时也是精神装置的解体，以及力比多能量和投资、预判与意志能力的彻底耗竭。根据一般器官学原理，一个剥离了内环境的技术环境，是一个剥离了心理社会个体化过程的技术个体化过程；鉴于它摧毁了自身的能量基础——力比多能量（这种能量是一切前摄活动的必要条件），并且由于技术趋势在技术事实中得以实现（这些事实正是这些趋势的物质表达）^①，因此这必然是一个趋于熵增的过程。

到达这一阶段后，利润率的趋势性下降及其衍生的消费主义和投机性的反趋势，共同催生了一种最终变得不可持续的宏观下行趋势：这便是我们的处境。为了逆转这一趋势，（资本）必须通过对网状社会特有的关系技术的投入，经由新型内环境（由“细胞”群体构成）的个体化，重构技术环境的个体化进程。

这种基于新关联环境所形成药理学治疗术，即贡献式经济^②。

趋势的器官学及其转导性配置

三种器官学层面各自具有其特有的趋势与反趋势，但这些趋势与反趋势配置并维系着三个层面之间的转导性关系：

^① 技术趋势化为技术事实却无相应的精神能量支撑——译者注。

^② 构建这一经济模式势在必行——首要在于，集中式网络模型（电话总机控制的电信网络、电力中枢主导的能源分配、消费主义框架下的采购中心产销体系）已在众多领域被重构，并因纯粹理性让位于贡献式网络。就能源经济而言：集中式模型已难以为继，能源体系正转型为双向流通网络，正如杰里米·里夫金所预言；随着贡献型能源生产的引入，一种新型基础设施得以诞生——兼具逻辑性与网状化特质，即所谓的智能电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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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身心交互层面，基于驱力的及升华性的趋势与反趋势展开作用，二者的妥协形态构成了一种力比多经济——这种经济在时间进程中每次都具体化为特定的心理结构——它通过配置药理学的可能性，并通过药学物投射至社会层面，使心理个体化同步转化为集体个体化，并形成跨个体化的循环回路；

·在技术与药理学层面，技术趋势持续展开，而这些趋势仅在作为技术事实遭遇由其他社会系统引发的反趋势时才得以具体呈现——正是这种遭遇，使技术体系自身被贯穿、激活、结构化并实现个体化，这种遭遇始终通过精神个体实现，它们将其心理个体化纳入集体个体化之中。

·在社会层面——即组织化与制度化的集体个体化层面，趋于亚稳定化以实现同步化的种种趋势（同步化是社会层面总体统一性的条件），与历时化趋势既协作又对抗；这些历时化趋势持续冲击着经由集体个体化形成的亚稳定结构，这一过程的动力源自于精神个体，这些心理个体通过其与药学物及技术趋势）的关系而个体化，并在历时性维度上独特化——只要社会层面衍生的治疗性空间使这一切成为可能。

正是通过这些多层趋势的配置，使跨个体化进程得以编织而成。每一个社会体系本身均由特定趋势所构成，这些趋势体现了同步化与历时化的动态交互，并形成其自身的跨个体化循环。

然而，随着每一次新的文码化阶段的出现，新的同步化进程（即新的亚稳定机制）得以启动。但自文码化进程使物质流的离散化成为可能开始——这继而使其通过机床、生产-管理-设计设备，最终通过协调消费的心理技术（使计算“意识流”成为可能，即“可用脑时间”）进行计算——经济体系便通过控制技术体系本身，超越了所有其他的社会体系：即控制从技术趋势所开辟的前摄场域中筛选可能性，并将可行的技术事实强加于虚拟资本，而虚拟资本本身又凌驾于生产资本之上。

文码化——即药理学本身——却也正是激活新的历时化进程——亦即个体化进程——的条件。面对前几段所述的宏观下行趋势——这一趋势相当于源自三个器官学层面的趋势的负向配置，我们必须重新激活人类社会内在的跃升（elevation）趋势；在文码化的特定阶段，这种趋势曾通过记忆辅助药剂（hypomnesic pharmakon）转化为休养（skhole）与闲暇（otium）的恒定性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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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趋势——“尽管存在诸多替代方案”

在每一个文码化阶段，社会都会构建起治疗性体系、关怀体系以及关于自我与他者的技艺。它们构成了从萨满教模式到艺术模式的灵性样态和多元的理智形式，其间历经教会、医学治疗、学校、体育、哲学以及所有升华体系。

这些体系作为培育恒定性趋势的具象化形式，必然预设了与之相结合的生计的生产装置，并通过该装置形成一种霸权——这种霸权作为商业，同时也是对现有存在与未来存在的算计。因此，相互结合的是恒定之闲暇、生计之操劳（negotium），以及构成名副其实之生存的要素——通过这些要素，一种可被称为“存在”的生活智慧得以形成。

贡献式经济是通过重新构建基于当代药学物的关怀体系来激发欲望，并由此构建服务于新型存在方式的生计交换体制

在历史进程中，人类社会配置、组合并协调各种趋势与反趋势 —— 这些趋势与反趋势编织并亚稳定化了在三个器官学层面上形成的动态系统。这些配置通过将发生在这三个层面的趋势与反趋势推向“升能态”（potentialisant）^①而形成。由这些配置所引发的动态历史进程，既源于先前阶段的局限，又在与自身局限的遭遇中被持续改变。我们正生活在这样一个时刻——一个极其严峻的时刻：人类的存续本身正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

20 世纪末，利润率的趋势性下降虽受到利用力比多能量的反趋势的抵消，但最终导致了心理体系的基于驱力的趋势与经济系统的投机趋势的结合。然而，在数字网络创造的新药理学语境中，一种相反的配置显然已变得可想象：人们可以设想投资趋势与升华性趋势的结合。

这些配置预设了经济系统与心理装置在组织层面和心身层面的双重衔接。这些衔接在技术系统层面通过引导为技术趋势而得以转化，更确切地说，是通过经济系统与心理系统共同选择的技术事实类型来实现——这些技术事实是技术趋势的具体表现：技术系统中最终得以表现的技术趋势并非一种决定性因素，正如利润率的趋势性下降并不决定资本主义的终结——并且，技术现实的关键在于事实本身，而非趋势。另一方面，技术趋势开启了多种可能性，正因如此，针对“TINA意识形态”^①，必须以“TALOA 论点”^②予以反驳。

^① 斯蒂格勒借用化学术语表达“趋势被催化放大”的涵义——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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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是内在于事物内部的潜能，从中可以筛选出各种可能性：它们开启了前摄性的可能领域。被选中的可能性随后会作为技术事实具体呈现，但这些技术事实始终经由社会体系而被导向。另一方面，社会体系自身目前正卷入一场争夺集体个体化控制权的斗争。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在于，由虚拟资本主导的经济体系强加于一种技术体系之上，并将其演化描述为必然——这种必然性据称不仅适用于国家职能的瓦解，还适用于所有长期跨个体化循环的清除（这正是撒切尔和里根在 20 世纪 80 年代所倡导的，也是萨科齐和贝卢斯科尼在 21 世纪头十年仍在推行的）。但事实上，此类配置是历史性的，且具有完全的偶然性——更有甚者，它们极具毒害性。

从驱力性虚空到趋势倒转

这套技术体系的极端自由主义参数最终导致了 2008 年的灾难，其导向完全受制于短期利益，即通过市场营销组织和制造的技术事实——而这种营销否认长期趋向的存在：这种“管理型教条主义”^③宣称，唯有市场才能指引流变（devenir），即使这种流变最终不再有任何未来（avenir），也在所不惜。

那些主张并明确要求否认长期存在——最终否认时间本身（即独特性的个体化、存在）的人宣称，技术性未来既无法预测，也不可能构建任何形式的政治意愿或将其变为现实。但这种对预期的贬低——就其自身逻辑而言与所有投资形式相矛盾——实则是基于技术事实与技术趋势之间的混淆。

勒鲁瓦-古尔汉确证了技术发展的可预见性，条件是我们领悟：由技术趋势引导、推动和驱动的发展会被“衍射”并偏转至技术事实之中——这些技术事实在短期内可能看似完全与该趋向相悖（正如一条河流的水流，在极小的尺度上观察时，可能看起来明显是自东向西流动，而实际上它是自西向东流动，因为所观察的部分是一个漩涡，产生了相反的水流），甚至可能持久地阻碍该趋势（现有技术可能会被用来抵消承载该趋势的新技术）。

^① “There is no alternative.”即“别无选择”——译者注。

② “There are lots of alternatives.”即“存在多种选择”——译者注。

③ “管理型教条主义”这一概念源自皮埃尔·勒让德（Pierre Legendre）的《统治世界：管理帝国》（Dominium Mundi, L'empire du management，Paris: Mille et une nuits,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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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明显的矛盾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技术事实是技术趋势与社会体系之间的折中产物——社会体系本身即是由构成其亚稳定系统的趋向与反趋向所形成的组织^①。于是问题便转化为：公共权力如何能够在不将所有社会体系简化为经济体系的前提下（因为这会将欲望消解为纯粹的可计算性），创造出能够重建长期视角、预期、投资等的调节机制。

这种以市场取代商业的失序性趋势目前占据主导地位，它源于三个器官学层面上趋势与反趋势的有害结合。这种倒退趋势的有毒经济，由消费主义通过心理技术的中介行使其文化霸权的精神权力所推动，以此控制个体与集体行为的演变，以及技术体系的动态进程。跨个体化循环的破坏同时导致了构成人类群体的那些内在环境的消解。

用博尔坦斯基和夏佩洛的术语来说，“内在化”（intérioriser）资本主义及其运作，前提是内在环境尚未被完全消解——否则，将不再有任何内在化，而只有导向驱力性虚空的纯粹外在化过程。这正是利润率的趋向性下降及其消费主义反趋势所带来的系统性消极后果（包括产生巨大的系统性愚蠢^②）。

系统性失序的趋势不可根除：尘世乐土从未存在，永难企及。必须构筑一种失序经济学——借由培育关怀体系来组织，这种体系以药理学智慧为前提，以此具体表达一种生活艺术，编织多元治疗网络。然而，我们的时代极为特殊：与以往任何时代不同，它竟将失序奉为其组织的根本原则。这是再也无法容忍的。

这便是我们面临的紧迫性与挑战——全球性且前所未有的挑战：在普遍的基于驱力的虚空面前，进行一场宏大的趋势颠覆。

作为技术体系与社会体系之间新型关系的贡献式经济

在技术趋势的影响下，技术体系的演变——尤其是在工业化到来之后，并通过机器、装置等极为特殊的技术客体——贯穿于一个通过功能整合而得以实现的具体化过程。通过这一过程，多种功能基于单一功能得以建立，该单一功能因而具有多功能性。

^① 亚稳定系统是一种处于平衡与非平衡边缘的动态系统，吉尔贝・西蒙东指出，个体化过程构成了一个通过这种亚稳定性调节的动态系统。参见吉尔贝・西蒙东：《心理与集体个体化》（L'Individuationpsychique et collective, Paris: Aubier, 2007），即将由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推出英文版。

^② 参见英译本第 45 页（即“论工作”章-“在这些流程中，神经系统的劳动力正日益被无产阶级化…”段——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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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尔贝·西蒙东特别结合热机分析了这一演变过程：他的首个例子是从驱动蒸汽机活塞的外燃（炉膛）到气缸内部燃烧的转化过渡——当勒努瓦发动机（Lenoir engine）取代蒸汽机在热机序列中的地位，燃爆气体在气缸内的膨胀力直接推动活塞运动^①。

另一个功能整合的案例出现在西蒙东所谓的与技术体系运作相关的技术地理环境中。西蒙东结合甘巴尔涡轮机（Guimbal turbine）发展了这一理论，他指出：海洋元素被功能整合到发动机中，从而成为一种与之关联的技术地理环境。其他形式的技术地理环境则并非严格与技术体系直接关联，而是通过在技术体系与地理环境之间形成中介的技术进行适配，进而构成技术地理环境。例如，一片土地的地形轮廓经过改造和技术化处理，以便纳入铁路网络，并使机车能够适应这些地形轮廓：在此情形下，铁路网络构成了地理系统与技术体系之间的界面。

1990 年，菲利普·艾格林（Philippe Aigrin）与我提出以下观点：软件产业及其数字网络终将催生出新型的关联技术地理环境，使人类地理能够与技术系统形成交互界面，并通过这种交互使其运作——更借此推动其演进^②：协作技术与自由许可软件恰恰建立在对这类关联人类环境的价值化之上，这些环境同时也构成了形成正向外部性的技术地理空间。

这一过程是在技术体系与社会体系的交互界面形成的体系之间的宏观趋势，这推动着两者之间的功能整合——但这种整合未必是有益的：它具有高度的药理学特性，例如，社交网络显然也与自动化追踪过程相关联，这类追踪由网络参与者在大多毫无察觉的情况下产生的行为和请求所启动，但却为获取这些信息的人赋予了一种新型权力。

在此，技术体系与社会体系之间的交互界面并非通过经济体系运作，而恰恰是通过那些承载社会所拥有知识（savoirs）的社会体系来实现。这类知识形式及其价值化，是我们对抗“无知识的信息”生产的唯一可能途径。发展它们并对其进行经济性的价值评估，将促使一种新的经济体系从社会体系的核心中涌现，而尊重这些社会体系，即意味着构建一种贡献式经济，以对抗系统性失序的经济。

^① 参见吉尔贝·西蒙东：《论技术物体的存在模式》（Du mode d'existence des objets techniques，Paris:Aubier, 1989），第 20-23 页，即将由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推出英文版。

^② 当时我们与阿兰·吉法尔（Alain Giffard）合作，并为法国国家图书馆（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France）的发展协会工作，旨在开发“计算机辅助阅读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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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书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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