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度智能

第六章城市战争机器

当人们认为机器和计算机、逐利动机和财产权比人更重要时，种族主义、物质主义和军国主义这三大强敌就无法被征服。

——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

《越战之外：打破沉寂》，1967年

对于每年数百万游客而言，新奥尔良代表着不同的城市风情。这里是狂欢节游行、波旁街头派对和无数节日的震中，是爵士乐和蹦床的发源地。音乐声总是充斥着法国区和马里尼的街道。这里是美食的源头，这里的文化充满了活力，这里与美国其他任何地方都不一样，但种族不平等和自然灾害的影响也曾让这里伤痕累累。新奥尔良人口众多，我也是出生在这附近，而且在市里住过一阵。但是我猜，很少会有游客或居民会把这个城市称为智能城市吧。

在大众的想象中，智能城市已经被建成了一种技术乌托邦的景观。基于我对智能城市如何被科技企业推销、如何被媒体描绘、如何被政府规划者理解的相关研究，智能城市是指一个高效利用信息系统来运行的城市。这些系统包括传感器网络、控制室和算法分析等。智能城市理应是一种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有了这样一种高科技的氛围，如果我们身处一个智能城市，我们一定会知道的吧？至少有无人驾驶车辆正在附近飞奔，对吧？

用来演示智能城市的典型例子是韩国的松岛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马斯达尔等地，在平地起高楼的新建城市，从一开始就将智能融入城市结构规划中。 这些地方拥有我们所期待的下一代科技和未来主义的氛围，它们都真实存在于营销手册之外，但是它们都缺少一个关键特征——人。事实上，这些地方都是极其昂贵的鬼城。 由于忽视城市文化特质，注重短期效果，过于浮夸而忽略其实质，无法保证政府和社区的支持等复杂因素，这些地方更像是智能城市的大型样板间。说得好听一点，这些地方的投资者和规划者的愿景太过理想了。说得坦率一点，这些地方本身也是自身市场炒作和愿景破灭的受害者。 这些实验性的未来超大都市，很大程度上分散了人们对于智能城市真正的发展区位与发展模式的关注。换句话说，实际上，现阶段已经运行的智能城市并不具备明显的未来主义风格。

有关智能城市的兴起，如果我们希望树立起更具现实性和批判性的观念，可以看看新奥尔良近期两个备受关注的案例。每个例子都反映了智能技术改变城市管理模式的重要趋势。第一个例子有关法国区特遣部队（French Quarter Task Force）的私人权力，第二个例子有关数据驱动的分析平台“真知晶球”（Palantir）。（从某种意义上看，这是对数据最原始的驱动，即使在不理解其目的或动机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就像死亡驱动一样，即使不理解它的目的或动机，它也与毁灭相关。）

一、私人权力

西德尼·托雷斯四世（Sidney Torres Ⅳ）来自路易斯安那的一个政治世家，靠清运垃圾发家致富。托雷斯是环卫公司SDT（SDTWaste and Debris Services）的创始人，他在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后参与了新奥尔良城市的清理工作，并从中赚了一大笔钱。这座城市尚未从那场天灾中完全恢复过来。尽管旅游区和富裕地区基本上被快速重建起来了，但穷人居住的地方在十年之后仍然能感受到飓风带来的巨大影响。社会不平等加上公共服务资金长期不足，造成了当地社会紧张和绝望的局面。

2015年，法国区正处于犯罪潮当中。托雷斯位于法国区的豪宅被盗后，他认为新奥尔良警察局没能力保护那里的（特权）人士和（宝贵）财产，而他自己可以做得更好。

就像保护地盘的帮派头目一样，托雷斯创建了法国区特遣部队，并将自己封为指挥官。特遣部队的成员大多都是新奥尔良警察局的休班警察。正如《纽约时报》报道所描绘的，他们开着“模仿军事化高尔夫球车的哑光黑色北极星游侠”在法国区巡逻。 法国区居民可以使用手机应用来举报犯罪活动，传唤武装人员，特遣部队成员会开着装有蓝色警报灯的北极星改装车快速赶来。与此同时，通过一张实时显示特遣部队成员GPS位置的地图，托雷斯监控并指挥着各小队的行动。

从本质上看，托雷斯实施了类似邻里监督联防的社会监控。他将移动平台和位置跟踪等智能技术运用其中，并混入了私人利益和商业考量，最终推出了类似优步的警务服务。“实际上，我处理犯罪的方式和处理垃圾是一样的。”托雷斯说道。

现在，私人警察已经成了城市景观的标准特征。封闭社区和购物中心早就配备了驻地保安队伍。“在美国，目前私人警察的人数已经超过了公共警察，比例大约为三比一。” 特遣部队发源于所谓的商业改善区域的兴起。在这些商业改善区域，很多企业向城市付费以获得额外安保和街道清洁服务，而这些区域通常会给予企业在公共空间管理方式和服务对象等方面更多的控制权。

法国区特遣部队将私人警务与社会中厚颜无耻的企业主义以及数字平台结合起来，体现了私人治理公共空间的智能化模式。据《纽约时报》报道称，尽管特遣部队建立的初衷是托雷斯出于私利的“一时冲动的决定”，但这位自封的新月城 守护者却“对公共安全事务产生了巨大影响”。

私人警察和真警察之间的界限现在已经很模糊了。私人警察和公共警察可能穿着相同的制服，出示相同的徽章，行使相同的权力，私人警察的装备甚至可能还要更好。现如今，各类公司和企业家们并不再满足于仅仅为公共服务提供补充了，他们更想取而代之。

或者至少，他们希望通过为警察配备强大的监控系统而在智能科技军备竞赛中获利。也许他们并不会雇用私人安保部队，但类似阿克森（Axon）（之前名为泰瑟，英文为Taser）这样的公司，已经从最大的电击枪制造商变成了最大的可穿戴摄像头供应商，这对警务工作目标与工作方式产生了令人震惊的影响。

二、数据驱动

在众多制造、销售和运营下一代智能警务高科技工具的公司当中，总部位于硅谷的“真知晶球”公司从众多竞争对手中脱颖而出。它是一家估值高达200亿美元的数据挖掘公司，集神秘操作与阴暗力量于一身，被称为“预测性警务的先驱”，“了解你的一切”。 其公司命名源自《指环王》中能够洞察一切的“真知晶球”，它最早从美国中央情报局获得了种子基金，后与五角大楼、联邦调查局和国土安全部等美国政府机构签订了利润丰厚的合同，然后又将业务拓展到各大城市的警察部门。彼得·泰尔（Peter Thiel）是“真知晶球”的共同创始人和最大股东，也是现实生活中的硅谷超级恶棍资本家之一。

“真知晶球”的“社交网络分析”技术最初是为发现恐怖分子和预测袭击而创立的，但它现在正朝着通过汇编个人资料和标记社会关系来追踪普通人的方向发展。《彭博商业周刊》报道称：“该软件梳理整合离散的数据源，例如财务文件、航空公司预订信息、手机通话记录、社交媒体发帖等，并从中搜寻人工分析可能会漏掉的关联。它用彩色的、易于解释的图形来呈现这些关联，这些图形看起来像蜘蛛网一样。”

“真知晶球”公司对自己的技术运作方式和所服务的客户都严格保密。我们只知道它在纽约、巴黎、东京和悉尼等世界主要城市都有业务。此外，根据科技媒体网站Verge记者阿里·温斯顿（Ali Winston）2018年发布的一项调查报道显示，“真知晶球”自2012年以来一直与新奥尔良警察局保持着秘密合作。 但是，甚至连市议会成员都不知道该市与它的合作关系，也不知道“真知晶球”公司一直将新奥尔良当作智能警务系统的试验场。

“真知晶球”系统的目标远不止锁定已知的罪犯。在一个启用“真知晶球”分析系统的城市里，如果你曾与警察或政府部门打过交道，或者你认识的人与他们打过交道，那么你就被纳入“真知晶球”的监控和分析系统了。在新奥尔良这样的地方，这基本上就涵盖了包括我在内的所有人。你是否被怀疑从事非法活动，更不用说曾被定罪了，这根本无关紧要。“这就像新奥尔良建立了自己的美国国家安全局（NSA）一样，它对市民的生活进行全天候监视。”一位民权律师告诉温斯顿。

近几年来，世界各地的智能警务都迎来了蓬勃发展。似乎每个警察部门，无论其规模大小，都想配备数据驱动的工具，即使这些工具带来的价值并不明确甚至非常可疑。为了创造并满足这种新需求，不断有公司涌现出来，它们兜售自己的专利技术，说服警方要推行智能化举措，否则就会被甩在后面。

新奥尔良的智能化发展模式并不是独一无二的，但它确实提供了一个客观的案例，告诉我们智能城市实际上是靠着让警察拥有更大权力来监控人们、管理场所和预测未来而发展起来的。 如果我们只把重点放在营销手册和概念设计中所展示的智能城市版本上，那就完全忽略了城市治理方式变革所带来的真正影响。简而言之，融入城市的智能技术往往是由公共部门和私人机构设计和使用的，而这些机构拥有监管城市空间的权力。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并未注意到城市何时变得更智能了。普通公众通常不是智能城市的首要用户，但很可能正在被这些系统所捕获。

我把智能城市的内核想象为一台城市战争机器，它被封装在一个黑匣子里面，隐匿于公众视线之外秘密地运行着，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尽自己所能去撬开那个黑匣子。

三、靴子落地

现阶段，警务技术与战术的发展趋势主要集中在巩固执法机构所掌握的权力方面。“9·11”世界贸易中心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之后，全球范围内警察军事化进程加快了。 从通常意义上说，军事化是指警察部门配备突击步枪和装甲车等军事装备，运用军事技术来收集情报，部署军事战术，将城市表述为“战场”，同时其队伍由受过军事训练的军官和分析人员组成。 高度公开化的抗议活动与日俱增，这些活动产生了副作用，暴露甚至强化了警察部队在应对有组织的公众行动时所采取的一些镇压方法。对于抗议活动的应对往往迅速而严厉，有时在短短几分钟内就会从普通治安出警升级到准军事级别的行动。这些事件流出的影像很容易与士兵队伍在城市里抵抗武装暴乱分子的影像相混淆。暴力事件和性骚扰事件同样也令人痛心地普遍存在。当受到言辞质疑时，当局往往会以武力回应并强制执行命令。

防暴装备、步枪、泰瑟枪、胡椒喷雾、催泪瓦斯、高压水枪、声波炮、侵犯性监控和大规模逮捕都已成为警务武器库的普通装备。“最终，随着军事化思维方式的泛滥横行，世界上任何东西都可以是以最新的持续性、无边界战争意识动员起来的各种象征性或实际暴力的目标。”城市地理学家斯蒂芬·格雷厄姆（Stephen Graham）写道。 军事化只是战争返城策略的另一种说法，它通过警察引入城市，并扩展到涵盖一切。

这一过程理所当然地成为记者和学者密切关注的焦点。两个典型的调查作品分别是拉德利·巴尔科（Radley Balko）的《武士警察的崛起》与格雷厄姆的《被围困的城市》。 这两本书的封面图片非常相似，当然这也不是巧合：封面上有一排全副武装的警察，他们手持武器和防暴盾牌，重型车辆从后面驶来封锁住城市街道。军事化看起来就是这番景象。

或者更确切地说，这就是公众遭遇军事化行动时的情形。我们能看到警队佩戴突击步枪和战术装备在人口稠密的地区巡逻时人们脸上的震惊和敬畏。我们能体验到收到警察发出的大量短信时的恐惧，这些短信被发送到特定地区的每一个抗议者的手机上，警告他们立即解散回家。 但是，我们看不到监视和控制的日常操作。我们并不能直接看到收集数据的传感器网络、分析数据的复杂算法、装满了屏幕的任务控制中心，向城市管理者和警察指挥官显示着实时的视频流和数据流。这些操作及其对城市治理的影响，与许多提供智能服务的公司一样，是隐匿在公众视野之外的。

我们正在经历军事化警务向智能化警务的转变。在军事化警务模式下，警察类似于占领和巡逻城市的军队，而智能化警务行动更像是侦测和分析城市作战空间的情报机构。警务智能化转变并非传统警务模式的突然中断——事实上，这两种模式共存并相互合作——这是一个逐步采用新技术和新战术的过程，这个过程同时也强化并转变了警察所行使的权力。

让我们来看看下面的例子。实行占领军式的警务模式依赖于特定手段，比如纽约具有争议的拦截搜身行动等。警察在街上“随机”拦住人们进行询问并搜查（有时甚至需要脱衣搜查）毒品和武器等违禁品。一方面，拦截搜身行动绝大多数都针对黑人和拉丁美洲男性，这些人群很有可能在同一天被拦截多次。 另一方面，类似情报机构的警务模式从街头拦截搜身变成了通过类似StingRay 的设备开展监视和分析。这个便携式设备将自己伪装成一个手机信号基站。由于我们的手机一直在寻找信号，StingRay诱使附近所有的手机与之连接，从手机中提取短信等数据，再将它们连接到真正的手机基站。这样，警方可以开展比街头搜身规模更大的数字搜查，而被搜查的目标甚至不知道自己的信息已经被收集了。

当前警察所使用的许多升级武器——尤其是在世界各地主要城市中，但也不限于这些地方——最初是为了军事目的而设计和开发的，后来才被用于城市警务工作。 最初源自反恐项目的扩张，而一旦数据收集和社会控制的智能系统建好了，这些系统就有可能被广泛应用于其他目的。 在军事化警务方面，任务蠕变是常态。

四、城市情报局

社会学家莎拉·布莱恩（Sarah Brayne）2017年发表了一篇论文，该论文基于作者对洛杉矶警察局（LAPD）进行的多年研究，解释了“大数据分析是如何被警察所采用的，以及这些是如何促进先前已有的监视实践，并造成监视活动和日常操作的根本性转变的”。 布莱恩列出了五种数据驱动技术改变警务监视的关键方式。她的研究为分析智能警务在城市环境中的推广提供了宝贵的框架。虽然布莱恩的研究集中在洛杉矶警察局，但警务智能化转变也是全球性的。

以下仅为警方正在部署的技术和战术的部分示例。到目前为止，尽管中国最近在下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和面部识别技术驱动的监控系统的设计方面已成为领先者，但大部分智能技术仍由总部设在美国的公司所研发，然后由美国主要城市的警察部门进行测试。 智能警务不再局限于少数地方，目前很多“普通的”城市甚至乡镇也在利用新软件和新硬件所提供的强大功能。

这些变化仍在继续进行。无论是类似“真知晶球”的公司自行开拓的市场，还是将军事装备重新部署到民用环境中去，警务领域中的技术发展非常活跃。这意味着当你读到这本书的时候，警察部门所使用的技术和战术有可能会发展得更加先进；又或者说，假如公众抗议和诉讼能产生任何影响的话，警务领域也有可能会受到限制。然而，本章所预测的变化仅说明了在公众认知和参与程度都极为有限的情况下，智能警务实际上所发展的程度。

综合起来看，以下五大转变展现了警务权力和目标体系如何通过转型推动了城市治理方式和治理动机的根本性转变。

五、更多评分

第一个转变与如何评估风险以及谁（或什么）在做出评估有关：从酌情自由裁量转变为量化评分。当警察接到报警电话时，他们会综合考虑许多因素来判断当前形势的危险程度与风险程度。警察受过专门训练，能根据正式规范评估形势，但他们也总会带着各自的文化价值观和个人偏见。每位警察都会根据紧急呼叫中所说的话、警情发生地点、相关人员种族、该警察当天早晨是否心情很糟糕，以及无数其他相关细节来决定自己该如何应对。因此风险评估是酌情行事的，是自由裁量的。归根结底，这是个别警察基于个人判断在指导他们的行动。

量化风险评估的目的是通过计算风险评分使相关判断更具客观性，或至少更加标准化。这些评估可以用一种相对简单的方法来计算，比如给某些因素赋值（例如，与警官接触过是1分，有暴力犯罪历史是5分，等等），然后把分配给特定人或特定社区的分数加总起来，最后输出一个风险评分。根据这些评分，警察可以对“惯犯”进行排名，并密切监视特定个人和场所。一名洛杉矶警察向布莱恩解释说：“（我们）通过卧底行动或卧底部队……针对一些评分更高的罪犯分子实施每日监视。”

其他风险量化的方法依赖于算法，这些算法输入大量数据，从中提炼输出一个单一数字，以告知警察在应对警情时应该如何行事。例如，警察部门已经采用了一款名为“当心”（Beware）的软件程序来计算有关个人、地点或区域的个性化“威胁性评分”。该软件可运行处理“数十亿个数据点，其中包括逮捕报告、财产记录、商业数据库、深网搜索和（此人）的社交媒体帖子等”，《华盛顿邮报》报道称。 “当心”软件的宣传册在展示软件应用场景时使用了一个被诊断为创伤后应激障碍的退伍军人的演示案例， 这个案例无意中表明，该软件在计算威胁性评分时还考虑了评估对象的主要健康数据。

评分是用颜色编码的，不同评分对应不同颜色，有绿色、黄色或红色，这样警察看一眼就能知道威胁性等级的情况。类似评分也许有助于警方进行风险评估，然而除了使得危言耸听的、肤浅的“威胁论”观点得以延续之外，这种做法还鼓励了一种态度，即像对待战区中被无形威胁和致命危险包围的士兵一样来对待警察。在高压情况下，这种态度往往会变成致命的。由算法决定的绿色或红色评分之间的区别，很可能是生与死的区别。

在各级刑事司法系统中，官员和法官都使用了类似的风险评估分数。 尽管风险评分引发了许多问题和担忧，但它们依然日渐常态化和普及化。人们很难抗拒它们的诱惑，因为它们看起来客观权威，同时还能提供将复杂事件简化为单一数字的内在效用。在他们看来，如果算法仲裁者没有提供任何帮助，决策全都是由普通人做出来的，那么警务又如何变得智能化呢？而现在，这些算法除了评估此时此地的人们，它们还声称要揭示未来。

六、水晶球

第二个转变与警察处理犯罪的方式有关：从反应性响应转变为预测性分析。布莱恩指出：“巡警过去常常花大量时间‘跟着电台跑’。”他们可能一整天都在徒步或驱车巡逻，但撞见正在进行的犯罪活动却是非常罕见的，相反，巡警会等待调度员把他们带到犯罪现场，而这通常是在犯罪活动发生之后了。20世纪80年代，在政客“严厉打击犯罪”和“法律与秩序”等行动支持下，警察开始实施更加积极主动的策略去预防犯罪，其中就包括划定犯罪高发区域，而警方高度关注的特定区域主要是穷人和有色人种聚居的地方。

这个时代也见证了“破窗理论”的兴起，这一理论要求警察要对诸如游手好闲、破坏公物和火车逃票等“生活方式犯罪”实行零容忍政策。这样一来，一名警察巡逻时可能无意中发现一项罪行，而无论这项罪行多么轻微，嫌疑人都要被处以巨额罚款或被送进监狱。各大城市的警察部门都在兴致勃勃地运用着“破窗理论”，而这通常转化为对边缘化群体的严厉打击，例如无家可归者、性工作者、同性恋者，当然还有穷人和有色人种等。其中传达的信息非常清晰：公共场所不再欢迎这些群体，他们的出现是以被骚扰、被罚款甚至被监禁为代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