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度智能

传媒学者马克·安德烈耶维奇（Mark Andrejevic）曾经开展过一项调查，他随机采访了1 106人以了解人们对于数据收集和隐私的看法。他通过研究发现，人们并非对隐私问题漠不关心，相反，人们经常表达出对数据收集的“无能为力”。正如一位调查参与者所说：“对我而言，丧失隐私的最大问题不在于其他人知道了我的信息，而在于我被迫或受诱使必须要分享自己的信息。”由于缺乏对于何时、如何或为何被收集数据以及可能产生的后果的了解，这种无力感会随之加剧。另一位受访者指出：“我们真的不知道收集到的关于我们的信息会流向何处，我们也不明白这些信息在复杂的环境中是如何相互作用的。 ”

人们并非对于隐私和数据收集漠不关心。相反，他们被剥夺了对此采取任何措施的机会。面对无情的榨取，冷漠是一种防御机制。

一件物品未经同意就被人拿走，我们称之为偷窃。人们出售商品或付出劳动却得不到公平报酬，我们称之为剥削。从伦理和法律层面来看，即使我们谈论的是数字化个人信息，而不是实物或劳动，这应该也是适用的。

无论他们采取的方式多么高科技，他们的公众形象多么光鲜，处于数字资本主义核心地位的企业都是榨取性的。他们知道数据的价值，利用政治和法律制度来保护自己的财产权和利益，而不是我们的知情权和补偿权。我们应该去消灭社会盗窃行为，而不是去容忍另一种类型的盗窃行为。

五、数据化即暴力

首先我们来明确一些定义。数据是对某物或某人的数字抽象记录。数据化是将事物简化、转化为数据的过程。抽象是将事物从上下文情境中剥离出来，只关注其特定性质，从而简化事物的过程。所有抽象都只是对事物的表现或模拟，而不是事物本身。

可能与大家从网上听到的观点相反，无论是数据（即对象）还是数据化（即过程），都不能通过某种方式揭示世界的真实存在，让我们无中介地接触到真理。这些抽象更为强大：它们对世界进行排序和构建。 我们都知道“知识就是权力”的老话，但我们也错过了这种关系的另一面：权力也可以决定什么是知识，如何传播知识，谁拥有知识，以及为何使用知识。 数据化是一种探知世界特征和动态的方式，它通过将世界分类和规范化，使其清晰、可被观察，同时也排除了探知世界的其他可能维度与方法。与所有审视和处理世界的方式一样，数据化也是行使权力的一种方式。

当数据化被运用在人身上时，它可能是反人性化的：数据化将人简化为属性和关联的抽象，这些抽象被细化、积累、分析和管理。它将人转变成为一种可以适应传感器、服务器和处理器的形式。它使社会各个行业的智能系统都能通过分析、分类、分层、评分、排名、奖励、惩罚、纳入、排除等方式来计算和决定我们的境遇，也就是社会学家提出的“人生机遇”：即每个人都可以接触到的机会、途径和选择。 并非所有过程和结果都是有害的，这因人而异，许多过程和结果是有益的或中立的，大多数也是正常的。但这更多地揭示了社会围绕数据驱动系统的组织方式，而不仅是数据化和抽象化的道德问题。它显示了我们如何接受一台巨型机器的存在，而这台机器把人碾压成了数字。

批判学者和实践者讨论数据化的用词，例如数据掠夺、数据殖民、数据榨取等，全都是一系列暴力词汇。但我们不应只是隔靴搔痒地探讨这种关系，而应该清晰、直截了当地揭示在将人类的生命、身份和行为抽象化的过程中的暴力。并非所有暴力形态都同等严重，但无论是哪种形态，它们依旧是暴力。

我们对于暴力的理解往往是狭隘的，总认为暴力就是直接的武力，因此人们几乎很难想象大规模暴力可以通过数据化的形式进行，但实际上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数据化就是抽象化，但其结果并非总是抽象的。

我们可以举出真正可怕的例子，假如IBM向纳粹出售穿孔卡片技术，该技术有助于纳粹创建分类详细的人口普查记录，而这些记录被用来进行系统性种族灭绝。 然而，我们并不需要借助“戈德温定律”（Godwin's law） 去发现安娜·劳伦·霍夫曼（Anna LaurenHofmann）所界定的“数据暴力”的常见案例。 我们只需要环顾四周，去倾听弱势群体和边缘化社区的经历就很清晰了。 我的意思是，即便是我们中间最有权势的人，他们也会面临管理社会生活的官僚体制出现小故障和混乱所带来的挫折感。那么试想一下，如果算法决策直接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会怎样呢？如果数据收集或计算过程中的一个错误将决定一个人是否会被捕，能否收到援助等会怎样呢？

在现实中，没有什么“无心之错”可言，一切都是有意选择和内隐偏见的结果，而这就是数据化的暴力。

六、平台就是数字资本主义新房东

数字平台——包括优步、爱彼迎（Airbnb）、脸书、谷歌、亚马逊和其他许多主要平台，现在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基础设施。这些平台调解着我们的日常活动。我们在这些私有平台上开展社会交往，开展经济交易，进行个人消费活动。随着这些数字平台的中心地位与权力与日俱增，当代社会的租金收取也在迅速扩张。

数字平台将自己的触角延伸到任何它们能够进入的空间，尤其是那些以往并未货币化的空间，目的是从每条广告、每条分享的帖子或每件出售的商品中获利。它们主要通过将人们所有的行动、欲求和需要转化为在数字平台上开展的“服务”来实现获利目的。优步提供“交通即服务”。办公场所租赁公司WeWork提供“空间即服务”。劳务众包平台亚马逊土耳其机器人（Amazon Mechanical Turk）提供“人力即服务”。 除提供终端消费者服务外，目前许多政府、企业、大学和其他组织也从平台公司租用软件和存储等核心服务。这些“软件即服务”的业务运行在私有平台的生态系统中为这些平台提供持续的收入来源，同时也巩固了它们在经济和社会中的重要地位。

平台的商业模式建立在两个主要特征上：一是对基于现收现付、订阅和授权使用等维度的定价模型的应用；二是对于租金支付观念的拓展，租金不仅包括美元，还包括数据。在理想情况下，对于这些数字资本主义的新房东来说，没有人真正拥有任何东西。这些人只能从垄断供应商那里去租赁，直到付不起钱为止。

我认为数字资本主义和平台经济的核心就是“提取即服务”。其目的是开发创新性方法，使租金收取尽可能无摩擦、自动化和最大化。

与传统房东要求租客支付房租费用不同，新的房东通过用户使用数字平台来获取收入。最关键的是，它们收取的是访问费，并不是针对所有权来收费，而后者越来越被视为已经过时。当然，平台公司可不会自称房东，因为这样做会给它们的公众形象带来损害，同时也会暴露出太多运营方式的信息。相反，它们常常使用“分享”这种诱人的语言，并宣称将“人们连接起来”。类似“万物即服务”的商业模式不断激增，其内核还是租赁关系，只是“新瓶装旧酒”换了个新名字而已。换句话说，这些平台公司实际上是在重振一种传统形式的食利资本主义，而我们往往把它与地主和封建主义等概念联系在一起。

构建数字围场的关键技术之一是软件许可。有了它，平台公司能对日常生活用品中所嵌入的软件及其产生的数据享有所有权。以智能设备为例，我们需要去购买它的硬件设备，同时还要获得授权许可才能使用其中的数字软件。当然，许可只是“租用”的另一种表达方式而已，我们使用服务所产生的源源不断的数据流也构成了“租金”支付的一部分。这些公司将平常之物变得智能化，以此构建起一种微型围场的形式。借助这种围场，公司享有对实体设备中数字化部件的所有权，以及访问、控制和关闭相关软件的权利，哪怕用户已经购买的设备也是如此。有了智能科技和数字资本主义，我们已经进入了房东2.0时代。

如果我们总结一下数字资本主义的逻辑，就能明白，其最终目标是实现一个根本性的转变：我们不再是任何事物的所有者，而变成了所有事物的租赁者，任凭那些许可协议摆布而无能为力。我们身处数字世界，但这些协议却削弱了我们决策其运行规则的任何效力。它们执行着一种利于合同条款起草方的单方面权力。我们则被要求无条件地服从这些不公正、不公平的程序，就好像没有其他可选的所有权制度一样。无论是使用流媒体内容还是授权软件，我们都在为将私有财产控制权拱手让给企业把关人而付出代价。

用数字控制来限制人们如何使用智能猫砂盆是一码事儿。但是，如果你花3万美金买了一辆汽车，甚至花10万美金买了一辆拖拉机，而你所拥有的只有一堆金属和橡胶，还得租赁软件去操作这些车辆就是另外一码事儿了。虽然类似服务条款的合同最初源于软件和网站，但它现在却是数字平台偷偷转移事物组成部分所有权的一种手段了，而这些所有权原本归他人所有。

现在，这些新房东不再去修建围栏了，它们也不再要求人们为进入产权区域支付租金了。这些食利者改为安装软件，从数字平台和实物的使用中获取利润。

假设房东2.0运动有一条座右铭的话，那它就是：当全世界都可以变为租金来源时，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把收租限制在房地产方面呢？

七、大萧条可能被重新命名为大分裂

人们通常将数据称为“新石油”，因为数据可以推动社会智能化发展，是给快速增长的行业创造大量财富的系统提供的燃料。《经济学人》2017年某期封面文案就是“世界上最有价值的资源”，封面配图是海上石油平台的图片。这些海上石油平台被贴上了脸书、谷歌和优步等主要数字平台的名字，而这些数字平台正在钻取数据石油。 对于这些看似滑稽的比喻，我们不应该一笑置之，而应从中得到启示：人们对待大数据要像对待石油和金融一样谨慎。毕竟，这些行业都是由肆无忌惮地追求利润和权力的欲望所驱动的，这在社会、政治、经济和环境等各个层面塑造了世界，其影响也许是不可逆转的。

2010年，记者马特·塔比（Matt Taibbi）将高盛集团（GoldmanSachs）形容为“一只裹在人类脸上的吸血鬼章鱼，无情地把它的吸血管塞进任何闻起来像钱的东西里面”。 但在当时，许多人根本不知道硅谷正忙着为自己的采掘企业奠定地基。当时，我们只是盯着华尔街的寄生行为和犯罪活动。与身穿深色西装的老强盗大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自以为是的硅谷年轻人身穿连帽衫，看起来人畜无害。也许，他们甚至会履行自己许下的崇高承诺——“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然而，在精明的品牌塑造举措背后，是他们对于个人数据的贪婪渴望，而我们全都低估了这一欲望。他们利用有利的公众舆论和闪闪发光的科技新品来诱使我们沉迷于那些让人上瘾的技术，将侵扰人们私生活的监视正常化，并以此囤积了巨额的财富。只是到最近几年，人们才意识到，这些技术寡头和数字资本家实际上并未让世界变得更美好。这是我们在被另一只吸血鬼章鱼包裹住脸后才幡然醒悟到的。

华尔街和硅谷之间的联系比人们通常认为的要密切得多。优步、爱彼迎和WeWork等大型数字平台大约都成立于10年前，当时全球金融危机余波未了，而这一时间点的重合绝非巧合。彼时，金融业被标记为有毒资产，大量资本要转投其他领域。尽管政府和很多行业都遭受了金融危机的重创，但后金融危机时代为销售智能解决方案的公司和数字平台的繁荣发展创造了条件。很快，它们就成为世界各大城市的重要特色。

长期的经济衰退和不放松的紧缩措施意味着很多西方国家的城市正在与基础设施过时与短缺、资金供给不足、机构产能过剩等问题做斗争。日益萎缩的公共部门和苦苦挣扎的经济状况却为新的平台开辟了市场。这些平台希望控制数十亿人的核心生活服务：覆盖了我们如何出行，如何获取食物，如何租房，如何找到工作场所，以及其他我们要做的所有事情。

对于硅谷的风险投资人和雄心勃勃的企业家而言，他们统治世界的策略依赖于改变监管、驱逐竞争、获得垄断权和控制社会基础服务。 在一篇题为《具有监管权的企业》的论文中，法律教授伊丽莎白·波尔曼（Elizabeth Pollman）和乔丹·巴里（Jordan Barry）解释称，这种做法“并不新鲜，但近几年来，从爱彼迎到特斯拉，从DraftKings 到优步，越来越多的企业成了法律变迁的行为主体，这种趋势就凸显出来了”。

与资金短缺的地方政府不同，科技公司有大量资本储备可供消耗。它们可以用创新的承诺来诱惑城市，同时还能针对拒不合作者实施破坏行动。举个例子来看，优步就曾经公开表示希望引入UberHOP服务 来与公交车展开竞争，这样它就能扩张到公共交通这个新市场了。很容易想象，优步那些恶名昭彰的说客们会如何敲打各个城市，他们会说：“这里的公共交通系统可真不错，如果出了什么意外，那就太可惜了。

现在，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把这个威胁放到日常生活的每个方面，放到城市运行和政府构成要素方面会怎样？实际上，这些科技公司的目标是获得弗兰克·帕斯奎尔（Frank Pasquale）所说的功能性主权：“从出租房到交通，再到商业，人们将日益受到公司的控制，而非民主。” 科技公司不再满足于统治网络空间，它们已经意识到房地产开发商一直都心知肚明的一点：城市空间才是关键所在。

作为全球金融危机的起点，华尔街一直饱受批判性关注。但在这一宏大体系当中，代表企业主权的硅谷的崛起可能是此次金融危机影响最为深远的后果之一了。

八、硅谷最阴险的产物不是某项技术，而是一种意识形态

硅谷的话语体系总是充斥着无趣的流行词和天真的情绪，简直让人无力吐槽。这很容易让人们忘记这些词语原本的实际意义和用处。更可怕的是，这种谈论世界的方式已经走出硅谷，逐渐蔓延到了其他权力领域。“这些语言表达框架并非无害”，媒体理论家伊恩·博格斯特（Ian Bogost）解释道：“这表明我们甘愿让特定的技术思维方式去取代其他的思维方式。” 这种思维方式及其一整套思想、信仰、价值观和目标体系，其实是对名为“技术官僚”意识形态的一种现代更新。

技术官僚意识形态的核心是一种根深蒂固的“解决主义”：认为世界上所有的问题，甚至那些本来不应该被认为是问题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技术得以解决。 这种意识形态把一切都重新界定成有待技术去解决的问题，同时挤占了哲学反思和政治辩论的空间，尤其在应对本质上是社会问题的时候更是如此。

解决主义者的这种意识形态逆向发挥作用：那些销售解决方案的人们需要解决问题，沿着这一需要倒推回来，他们将每个问题都表述为一种证明现有解决方案合理化的方式。在这个框架中，解决方案被合理化。这些解决方案轻而易举便可得到，是适合世界特定框架的，或者最有利于卖方。发明成为需要之母。

无论出现在何处，无论在解决什么问题，技术官僚都试图通过提供创新方案来将自己对于他人的权力合法化。他们声称这些创新方案并未被令人不安的主观偏见和利益所玷污。通过使用优化、客观性等修辞策略，技术官僚将他们对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描述为对低效政治程序的务实性替代方案。

技术官僚主义与权威主义有着类似的精神特质。这种特质无视民主决策和道德的复杂性，而倾向于由能构建出通往乌托邦之路的专家进行统治。 对于技术官僚而言，所有的人类价值都可以被忽视、被贬低，或被重新定义为技术参数。任何权衡和假设都隐藏在简单化的成本效益分析当中。人们不需要有什么合理的分歧，只要做出显而易见的决定就行。核心问题从来不是“为什么”去做某事，而是“如何”去做。他们行事并非因为该做，而是因为他们能做。

技术官僚的思维定式——这种所谓的非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对于任何听过硅谷企业家、工程师和高管的主旨演讲的人来说都是耳熟能详的。这其中不仅包括埃隆·马斯克（Elon Musk）讨厌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想法（其解决方案就是修建地铁隧道），还有投资人马克·安德烈森（Marc Andreessen）对于印度阻止脸书进入市场的愤怒（其解决方案就是拥抱殖民主义）等。 不足为奇的是，现代技术官僚倾向于关注特定的问题和解决方案。这些问题和方案要么与他们特殊的欲望和厌恶有关，要么可以提高他们的资产净值和影响力。与此同时，他们也会提出“拯救世界”的主张。

从根本上来看，技术官僚相信自己拥有一个工具箱，可以通用于解决一切问题。伴随这种信念而来的是，他们对自身能力的极度自信，对其他方法的极度蔑视，以及对自身局限性的极度天真。

我们被允诺将拥有一个未来社会，但这个社会却被设计成一台超级高效的机器，而我们能做的只是把控制权交给科技公司，然后去信任极具硅谷特色的资本主义的仁慈与善行。

九、正如其他政治项目一样，构建智能社会也是一场争夺人们想象力的战争

讲述有关未来的故事是塑造当下的一种方式。如果你能尽最大可能去引导和限定人们的想象，那么你就能决定自己将生活在何种社会中。英国前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就深谙此道。她在谈到新自由主义经济计划时曾说过一句名言：“你别无选择。”硅谷的幻想家和思想领袖也深谙此道，因此他们把技术描述为决定性、非人类的力量，技术进步只能朝一个方向发展前进。“就像自然界力量一样，数字时代也不能被否认或被阻止。”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创始人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曾这样宣称。这是科技企业家宣布历史终结的一种方式，借着泛在计算和互联网连接的翅膀，历史终结已经到来了。对于那些甚至连不同生活方式都无法想象的人们而言，这又会有什么威胁呢？

抓住我们的集体想象力是获取和维持权力最为有效的策略之一，科技行业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建设智能社会不仅仅涉及算法、设备和平台的设计。它还需要兜售对未来的憧憬，并为实现目标绘制出一张行动路线图。 这一路线图也许布满了死路和弯路，甚至也无法真正把我们带到承诺的目的地，但这与说服人们相信没有其他可行道路的能力相比并不算什么。

尽管科技公司声称自己在改变世界的宏愿驱使下，具有强烈的创新性和颠覆性，但它们从未真正完整勾勒出一系列不同的未来图景以供选择。它们回避了真正激进的愿景，因为这可能会挑战现状或威胁到它们的现有地位。取而代之的是，它们提供了精心策划的解决方案和场景选择，目的是建设一个由它们主导的智能社会，并以此作为未来唯一可用或可行的版本。

从根本上说，政治是一场竞赛，比拼的是谁的社会治理计划会变成现实。尽管硅谷战略家总在大谈技术并不属于政治范畴，但他们心知肚明什么才是成败的关键，他们谋求成为这场技术政治之战的赢家。

正如一句名言所说：“想象资本主义末日比想象世界末日更难。”资本主义无孔不入，这甚至阻碍了最激进、最有创造力的在世思想家去构想一个不同的世界。资本主义已经渗透进了我们与社会的基本结构。它是一个随着时间的推移，根据社会技术变化而调整的动态系统——人们很大程度上通过控制这些变化来进行调整，并将一切都吸纳到这一动态过程中去。

资本主义的侵略性和黏性不能被简单归结为阴谋论，尽管有时候人们可能会产生这种感觉。资本主义对我们想象力的影响并非给大众洗脑的技术，就像对待天空中的化学残留问题一样，资本主义的运转流程并没那么令人兴奋，也没那么复杂。

这里真正的阴谋论其实是一种阶级统治，是关于权力和意识形态的老生常谈，是关于高层保持影响力以及特定利益高于其他利益的老生常谈。它催生了建立在严重不平等和寡头统治基础上的治理制度。“一个人决定几十万人能否养活自己的孩子，或者是否付得起房租的社会结构是无法忍受的。”记者亚历克斯·普莱斯（Alex Press）在谈到杰夫·贝索斯（Jef Bezos）决定将亚马逊最低工资提高到每小时15美元时这样写道。 任何形态的资本主义，无论数字化与否，都是既经久不衰又无法忍受的体系，但它并非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