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绩效资本主义新精神

1. 总体绩效的体系

通过研究“从价值到价值评估的体制”，弗朗索瓦·艾马尔-杜凡奈（François Eymard- Duvernay，2005）指出，绩效的评估方式体现在相互配合的体系中；一是自然，因为劳动评估体制“调动了属于自然科学的方法（体力、反应能力、认知能力)”；二是司法和会计体系，它表达着“集体价值、社会宗旨、福祉观念”；三是不断调整的动力。

总体绩效作为理想型①的一个特性，是强势追求对计算的合理性以及所有层次的数据的整合（无论这些数据是来自于测定、象征体制还是来自于调整体制)。因此，如果“人们调动体制中的自然层次，就能得出结论：应用心理学家将之总结为一种以数据作为动力的工作能力”(Eymard-

第三章工作关系的个体化与绩效

①这里的理想型可以考虑到具体现实中的差异。参看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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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vernay，2005)，会计和核算人员也在评估体制，包括象征体制中占据着越来越中心的地位。即使这个策略被证实是令人反感的，我们还是认为在某些情况下，所有系统包括调节系统都应当服从于总体绩效，就算冒着“未完成调整的象征系统发挥不了作用”的风险，也要服从数据的统治。

二、绩效管理

绩效管理以合同的方式恢复并加强了代理人的合作。由于个人“合同”为数众多，绩效是一种既普遍又零碎的方式，每个代理人的目标和数据表现由个人合同来定制(Eymard-Duvernay，1999)。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个人化薪酬与个人（或团体）绩效有着正式的直接联系。2009年以来公共部门便是这种情况，体现在“职能和业绩奖金”(PFR）的设立，或2010年7月28日颁布的关于评估国家公务员职业价值的一般条件——2010-888法令。这种现象被Maya Bacache- Beauvalet 称作“共识行政管理”（gouver-nement par le consentement)模式，对此，Roland Gori 观在《评估狂热》(La folie évaluation)中提出，这种模式是一种“自愿受奴役”的形式（Ablehauser等，2011)：它鼓励个人采取最大化行为构建出一种个人利益，然后通过奖励或惩罚来发挥个人利益的作用。这种协调系统给监督行动留出了空间，个人绩效融合了促进性调节和监督性调节。而作为其基本特征和表现方式，与个人利益有关的其他协作理由都已不存在:荣誉逻辑，比如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部主任菲力普·迪利策巴尔（Philipped'Iribarne）研究的做好工作的审美乐趣、参与集体任务的满足感，以及更普遍的，除了工资矛盾之外，从工作中发现乐趣的内在推动力以及工作本身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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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人绩效 VS 集体绩效

一些因素的存在使得个人能力素质的概念被缩小了(Lallement，2007)，而组织效率也越来越被简化为个人绩效的测度，即投入努力达到要求从而获取特定职位的最低标准(Jany-Catrice，2010)。这种个人评估的机制有两类：①目标合约，甚至是个人绩效改善合约，目的是从劳动者一方得到自主而更有效力的工作承诺，以避免对其业务的持续控制。个人绩效改善合约（CAPI）便体现了这种情况，一旦合约确定，一部分绩效酬劳将被纳入医疗保障；②比较机制（荣誉表、排行榜)，工作需要的不再是产出/投入关系，而是对卓越的绝对追求，激励员工比同僚做得更好。这就是所谓的标杆管理法，它通过数据来系统地比较绩效，通过强调领导的地位来使员工服从（Bruno，2008；2010），这些做法都巩固了绩效机制。通过推销卓越意识形态，把工作系统的内部管理简化为一种简单的个人能力的竞争。这也构成了一种对所谓的稀有资源的直接分配方式（参见专题3)。

第三章工作关系的个体化与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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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科学生产到预算资源

研究领域为了分配预算资源，在公共管理中运用了一种新的工具。Sigaps这款软件是“2001年由里尔医科教学及医疗中心(CHU)发明的，其目的是协助管理层更好地理解团队活动”。该软件根据每个研究员发表或者共同发表文章的排名，以及对应杂志的分数（影响指数）为每人计算一个评分。比如说，“一篇发表在《柳叶刀》上的文章会给医院带来16000欧元的收入”。正是“个人绩效的总数“组成’了集体绩效”的错误观念催生了这种自动计算绩效的机制：“一个研究机构的评分是其所有科研人员评分的总和。”按照这种指标，巴黎公共援助医院(AP-HP)获得366039分…以及与分数成正比的人力资源。

资料来源：世界报，2011年11月26日刊，《告诉我你发表的文章数量，我就能知道你有多少收入》，DavidLarousser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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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经济学所定义的工资关系及其监管模式如今让位给了一种后福特主义关系，这种关系的基础是对绩效数据指标的笃信。个人报酬建立在“有差别的边际主义”逻辑上。这种差异边际主义的基础是奖金报酬与“优秀”水平挂钩，这就把个体化与弹性收入画上了等号。

然而，把个人绩效与集体绩效，或者把个人绩效与一个组织的绩效联系起来至少面临一个困难。广泛地，甚至可以说是盲目地、不成熟地将个人绩效作为评估工具使用，在组织层面上反而不利于生产，组织绩效绝对不会等同于个人绩效的总和。但是，这两个概念常常被混为一谈。个人绩效和集体绩效在思想上、理论上与模型设计上的循环，让人以为系统能够运转是由于个人绩效的总和就是集体绩效。

我们可以想象，在某些特定情况下，用这种方式来考虑集体绩效也是合适的。但这种情况需要假设工作任务被设计并且协调得能够避免外部因素的影响。可惜，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是不可能的。首先是因为个人理性并不总能产生预期的集体效率。其次是因为系统中可能存在某种不能被分解为个体前途的集体目标，尤其是在保障公众利益的公共机构中。

第三章 工作关系的个体化与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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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个人绩效考核没有必要涵盖所有公共服务。比如要实现缩小教育不平等、实行男女混合教育、平等对待学生等一系列目标，只通过对学生和教员进行个人评估是难以达成的。同样，针对医务人员的个人目标合约也并不能保证总人口健康寿命的增加。再比如说，对警务人员实行个人绩效考核，并不能保证所有市民的安全，也不能保证公共服务的地区分布平衡。

结论

整体不能被简化为个体的集合，同样，个人绩效不能保证整体绩效。尽管个人发展需要集体的支持，个人化与自主化的过程构成了一种进步（这让我们联想到对个人权利的要求、人身安全保障以及解放运动的发展），这个过程对实现普遍利益做出了贡献，将保护公共财产的社会政治条件放在首位。我们在接下来的章节中还会回到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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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现代化”国家的绩效

生产率不是一种作为价值判断目标的质量，它是一个比值：生产率是产出量与对应必要劳动量之间的关系。它是公共绩效的必要组成部分。

—公共绩效学院网站

(L'Institut de la performance publique) ①

引言

在社会的深层结构中逐渐形成了一个“恶性肿瘤”，那就是总体绩效。如今，国家不再是对抗这个肿瘤的保障，它甚至还促成了这个肿瘤的扩散。

在这样的背景下，政策评估越来被归纳为一种方法和机制的继承，其目的是在实践中计算公共服务的绩效。这种转变把评估套入实用主义的方法中，缩小了评估的含义。这些方法以计量学的发展为基础，通过计量学转变评估方式，从而更新了反映效率的方式。在这样的发展动力中，“绩效”的突出表现是两种解体造成的：首先是公共服务绩效评估的解体；其次是集体绩效以及随之而来的个人绩效总量中的社会进步因素的解体。

① 公共绩效学院是一家针对公共政策评估的私营培训机构（网站访问日期为2011年1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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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共政策的“评估”或公共服务的“测算”？

公共政策评估与公共服务的测算之间的关系是模糊的，虽然被记录在不同的历史文献中，这二者各自占据的空间却越来越大。无论是把国家看作单纯的服务提供者，还是公众利益的保障者，公共政策评估向追求服务绩效的转变，从量化关系的角度看都是非常重要的。前者的情况是，公共政策评估以人为评议的社会构建形式，在必要的时候以利益相关者共同达成的最终数据作为支撑。后者的情况是，公共服务的测算被当作是非常务实的做法，人们想当然地认为，被测算的对象毫无疑问是真实存在的。

(一)减弱的封闭性

Patrick Viveret 和 Bernard Perret（1989) 再次提到，当人们进行“评估”时，无论对经济活动价值做出的判断是高是低，这种判断的结果都成了关注焦点。帕特里克·蔚五海（Patrick Viveret)认为，做出这种判断的目的是在民主概念和决策效率之间建立一种压力，这里的民主概念是指价值应当是由集体评议并且是共享的；而决策效率指的是评议应当产生效用。决定这二者的优先顺序的情况可以说是非常建构主义的，“不能忽视测算的结果很大程度上依靠测算程序本身”(Desrosières,1993)。然而，从多年前开始，大部分的评估方法都转向了计量学领域（Vlassopoulou，2005)①，它们实际上是一种虚幻的现实主义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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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转变有两个原因。首先，我们之所以轻易地把“绩效”和“测算”联系在一起，是由于设计绩效机制的目的是减轻专员的计算负担。资本主义系统具有强烈的不确定性。在这个不确定的世界中，绩效机制就成了“认知的简化器，它将预期集中在某些任务上，固定了实践的标准”(Eymard-Duvernay，1999)。在国家现代化的规划中，信息系统将合理性赋予绩效，其目的是管控和评估服务工作以及国家的行政工作。在这个规划中，绩效不仅是对“工具主义”（Heilbrunn，2004）的颂扬，还是对“统计主义”(Desrosières，2008)，甚至是对公制合理性（即认为采用公制会使计量更加合理）的颂扬。

第四章“现代化”国家的绩效

①建构主义式评估的实用性不强，而且它在评估领域的影响也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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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原因在于评估方式向计量学领域的转变确立了计算评估(L’expertisecalculatoire）的合理性。它在某种程度上取代了专业权威（autoritéprofessionnelle)（Desrosières，2010)，而专业权威是多元的、矛盾的，并且是可协商的。

1. 对国家绩效的追求

在新自由主义国家条件下，追求绩效需要采用现实主义的态度。这种做法的后果是，国家无法保持其本质，会渐渐转变成提供服务的实体。在极端现实主义的姿态下，新自由主义国家依靠着“自动导航”手段，认为这些“管理工具”(instruments de gouvernement)(Lascoumes & LeGalès，2004）对于政府行为是非常有效率的。但国家的“性质”在此之后发生了转变。艾伦·德罗谢尔（AlainDesrosières)向我们展示了统计工具及其应用在什么程度上与国家形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举了四个相继历史时期的例子。首先是通过促进生产和人力发展而推动的“工程师国家”，与之紧密相关的是人口统计、产量统计以列昂惕夫式的投入产出表(Desrosières，2000)。而18世纪的“自由主义国家”注重的是市场和价格，德罗谢尔认为，它与强调“市场透明度”(市场的主要方面）的统计工具具有紧密联系。自由主义国家时期也是刚刚开始进行国际数据比较，评估各国“国力值”(Fourquet，1980)的时期。随后的“凯恩斯主义国家”把政府行为建立在总需求及其构成基础上，德罗谢尔认为，与之联系的是国民经济核算以及根据全球经济危机早期迹象进行的经济形势分析。这些宏观国民经济统计渐渐地转变成了国家之间数据的比较，这种做法从1980年开始形成体系(Vanoli，2002)。最后，对于“新自由主义国家”，德罗谢尔考察了多种统计数据，指出这些数据的三个主要特点使它们非常具有可塑性并且非常易于应用。首先，由于这些数据来自于激励型国家(l'État incitateur)，这种激励性既是对其“公职人员”而言，也是对于国家的使用者而言的，新形式的统计正是将公职人员的绩效作为国家数据进行统计的。法国的“现代化”采取的主要办法是2001年颁布的金融业组织法(LOLF, 全称为la loi organique relative aux lois de finances)以及2007年7月10日颁布的公共政策全面审查法（RGPP，全称为La révision générale des politiques publiques)。这两部法案作为国家性质转变的机制发挥作用。贝塞斯(Bezès，2009）指出，LOLF这种机制，如同其设计一样，成了公共行政管理领域中的一个典型的断层。而RGPP所激发的机构重组的结果是，作为生产者及服务提供者的行政管理机构的绩效，与公共政策评估形成了层层嵌套的关系：“一个部门的预算提案是该部门符合公共政策要求的所有项目的集合”(Bezès，2009)。接受审计的项目被规定了目标，而这些目标又被分成具有针对性的、数据化的业务目标，通过这种服务方式来执行政策。这类统计出现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测算范围的扩大，另一方面是由于新自由主义国家的干预范围倍增，以及量化的可能性增加（环境统计、范围扩大的社会统计、健康统计、个人安全统计等)。在上述的所有例子中，“都通过协商建立起了某种判断和记录当前问题的统计数据模式、在不同的经济活动主体中分配责任的机制，以及溯源地评估政府行为的方式”(Desrosières，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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