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绩效资本主义新精神

我们可能会想要讨论一下这些技术性机制的效果，例如法布里斯·巴尔代(FabriceBardet，2009)就研究了城市排行榜。他认为，作为基准分析法的终极形式，排行榜是一种经过深思熟虑的科学政治的结果，但其应用和效果却更加分散。他举了一个例子，城市排行榜作为一种认知机制，导致了城市间通过指标显示的吸引程度的竞争，而医院排行榜也同样造成了医疗机构的竞争。政府的活动通过这种方式生效并且合理化了。排行榜就如同是一种讨价还价后的善后机制。我们可能会同意这种分析，但关于基准分析法绩效特征的研究却是令人信服的。在缺乏市场价格因素的条件下，公共机构个人和集体绩效的指标发挥着调节竞争的作用。这些指标成为实体机构竞争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实体机构某种程度上和谐相处，并且围绕竞争以外的其他驱动因素建立起合作关系。

第四章“现代化”国家的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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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专家：标准化与量化的操作者

基准分析法作为新公共管理的中心机制，它的产生建立在一种持续的误解上。为了让绩效成为一种既有效又合法的机制，关于绩效的协商制度方案应当是理想化的，并且以给绩效提供程序上的合法性为目的。这种程序上的合法性来源于上述制度方案允许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组织互动，确保协商的绩效机制是一种有效的集体认识成果或集体共识。

在实践中，标准化与量化的执行者不是民主革新者，而是专家与科学家。新公共管理正是这种情况，专家扮演的角色远远超过了简单的“翻译者或摆渡人”(Berrebi-Hoffmann & Grémion，2009)。他们作为真正意义上的标准化操作者，甚至作为几乎“独立”的调整权威介入管理活动（Thévenot，2010)。①

一种反对专家判断的价值论抵制趋势发生并发展着(Trépos，1996)。无论是在现代国家还是在所有承认量化知识生产①的政治形式中，都存在专家权威系统，就如同求助于某种具有法定地位的知识一样。专家由学者组成的内阁②作为独立权威对政府管理进行干预，他们脱离了政治监督和舆论批评（Trépos，2010)。所有的专家工作程序都依然是相对不透明的③，不同观点、意见、理论分歧和认识论差异都很少表现出来。专家掌握着关键点，这种机制存在于评估和测算的前期工作中，使得一种被客观化、合法有效并且即将投入使用的知识被放在了首位。这种内部专家权威的运行导致抵制专家的运动越发成为一种空想（Bardet&Jany-Catrice，2010)。不仅如此，专家还成了管理绩效、经济学和计量学的代言人（Muniesa&Callon，2009）。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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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Gori和Volgo认为，“专家们可以说是我们今天新奴役制度的司书录事”(Gori,2009;Gori&Del Volgo，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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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现代化”国家的绩效

①Jean-HervéLorenzi既是经济学教授，也是多家私营企业行政委员会的成员，关于RGPP，他表示：“这项法案以非常严苛的标准执行，并且以合约的方式引入了外部咨询公司的协助。这些外部参与可以实行非常实用的成本-效应测算”。参看公共行为者网站：http://www.acteurspublics. com/rgpp - 30 - ersonnalites.

②专家内阁，又称“人才内阁”，即expert obinet，是实行内阁制的国家组织政府的形式，内阁的主要成员由不代表任何党派的专家担任。—编者注

③例如，IsabelleBarbéris（2009)通过研究各种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杂志中隐含的逻辑，指出：“我们想要找到的精神是，对公共实用性的任务进行研究后，向我们解释以什么样的方式不向功利主让步。然而不管我们翻阅哪一篇文章，所有能够理解的讨论形式都在通知与冷冰冰的报告的夹缝中维持着窒息的状态，这正是任务、专家权威、比较技术等一系列范式合作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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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的系统化强化了专家评判的正统性。数据发挥着特殊的社会作用，被看作是高级的知识形式，生产数据成了专家的核心活动（Trépos，1996），我们在下一章节会讨论这一点。这种机制夸大了可公度性②和计算的价值(Heibrunn,2004)。

结论

追求绩效成为了一种管理的常规工具。实践证明，它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管理手段或工具，不但是把一切置于竞争对立状态的病症，还是对自己的表达。追求绩效从一种真正的体制，转变成了一种目的论和“意识形态”(Barbéris，2009)。专家权威是这种模式的主要操作者，某些政策和媒体作为其实践提供了合法性。

测算国家绩效，将福利国家转变为服务提供者国家，如果说这些现象是构建整体绩效的基石，那么，还有另一个组成部分也在这种系统中发挥着作用，那就是量化。实际上，正是推广对政府活动的测算，尤其是以当代的基准分析法为形式的测算促进了对目标和方法的量化。

总体绩效：资本主义新精神

①这里考虑的是评级机构和移交给它的象征作用。

②可公度性，亦称“可通度性”“可通约性”，是指如果两个量可合并计算，那么，它们可以被同一个单位来衡量。——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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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量化的趋势使得人们制定和协商出某些指标，这些指标“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还关系着政治机制的哲学。对它们进行讨论的程序还没有被发明出来”(Desrisières，2008)。

我们在下一章节还会继续探讨量化的问题，从根本上说，这个问题关系着民主。

第四章“现代化”国家的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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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绩效与量化

将某种活动转化成可测算的数量会导致一种急性数字崇拜（quantophrénie），这是一种真正的测算病。

——De Gaulejac, 2011

引言：量化入侵全球

“数据化”的体系化发展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我们这里要讨论的是，数据是依靠着怎样神奇的能力与权力在舆论中保持虚假的价值中立的?量化是以数据构建现实的特殊方式，其执行机构通常认为这种方式能够减少不确定性，提供某种有利的条件，最终导致争论的消失。

在各种体系化和标准化的机制中，由“数据”实现的一类（指标、系统的国际化排名等）似乎具有特殊的性质。这种特殊性质在于所谓的数据的力量，它有取代个体在工作中提供证据的能力，特别是诚信。这些机制成了实物形式投资，这个概念是由Laurent Thévenot（1986）定义的，也就是说，这些工具规定了标准、规范和惯例的格式，在生产、机器和劳动者之间建立起某种关系（Thévenot，1986)。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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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于管理应用的“绩效指标”，它的快速增长依赖于格式投资，又反过来加强了格式投资的合法性。绩效考核的工具是建立公式。统一的计算和结算公式（例如，以文献计量学①作为评估研究员绩效的依据）在整个专业领域推广开来，并通过模仿或辐射超出某一专业的范围。数据不被或不再被认为具有争论的空间，这就削弱了各种观点相互对质的能力，而集体观点的碰撞能够考虑从事工作的理由以及好的工作参与方式。

世界卫生组织2000年关于591个成员体

卫生体系绩效的报告

法国的卫生体系在整体绩效方面(包括健康与回应状况、财政资助与公平性）名列前茅。每个成员体的健康状况水平是由考

①文献计量学(bibliometrie)，是指用数学和统计学的方法，定量地分析一切知识载体的交叉科学。它是集数学、统计学、文献学为一体，注重量化的综合性知识体系。其计量对象主要是：文献量（各种出版物，尤以期刊论文和引文居多)、作者数（个人、集体或团体）、词汇数(各种文献标识，其中以叙词居多)。文献计量学最本质的特征在于其输出务必是“量”。——编者注

第五章 绩效与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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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残疾人数量做相应处理后的预期寿命来测算的。为了评估绩效，世界卫生组织把测算分成了两个阶段。首先发布的是整体结果。这些结果以五个标准来确定每个成员体的情况：健康水平及其分布情况、回应水平及其分布情况、财政资助的公平性。第二个阶段是通过评估卫生体系用于排名结果的投入对体系绩效进行测算。在报告中，“绩效”这个词被作为效率的近义词使用。成员体的排名及其绩效指标吸引了大量媒体关注并激发了围绕绩效评估的科学讨论。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包括哲学角度，对世界卫生组织的这种程序进行批评。此外，各项结果中采用的数据和指标的质量，以及模型构建与总体方法论的采用都被特别质疑。面对来自各个成员体和科研群体的批评，世界卫生组织取消了这种排名。

来源：Or，Com-Ruelle，2008.

在价格变得混乱或缺乏价格调节的情况下，绩效指标通过发出替代信号或互补信号来提供市场行情。这些指标既是信号，也是促进商品交换的措施。在下文中，我们会讨论绩效向所谓的“比率专制”（ratiocratie）的转变；然后是数据的独特属性，它不考虑使用数据和产生效果的社会条件；接下来，我们会讨论在数据专制(DeGaulejac,2011)的社会中，指标具现成了概念，并替代了概念。最终，我们会探讨在这种资本主义新时代中可能的民主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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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绩效到比率专制

量化作为工具，其概念和应用的发展体现在个人绩效的测算、指标组合的构建和数据目标合同的制定上。

我们知道量化是一个做出评判的过程，目的是“确定某样东西的价值”(Desrosières，2008)。在特点明显、定义模糊的活动中，绩效评估就是这个艰难和解的结果。当绩效评估基于对现实的研究而做出理性分析时，结果可能是非常有效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实体可以考虑采用这种方法。

但是，如果机械化应用绩效评估，就会导致一种“比率专制”，只会招来抵制。在绩效领域，这种偏离被万桑·高乐雅克（VincentGaulejac)叫做“数量隔膜症”(quantophréniques)，指的是对量化的狂热。在形成集体判断时大量使用“指标”，随之而来的问题则是如何面对它们，整个社会渐渐抛弃了科学知识、专业技术和技术官僚的合法性。专家、经济学家或统计学家管理的结果是，数据渐渐地被从假设和怀疑中解放出来了。它的效果非常好：失业政策变成了失业数据的政策（Data，2009）。2002年到2007年由法国内政部的“新治安管理”经验同样表现得非常有效。这种由治安人员提供讯息的信息系统，目标是在活动的前期确定国家目标，这里的国家目标“指的不仅是一种趋势，而且是已经数据化的结果”。这种战略在实践中造成了一些“与现实不符的安排”，特别是忽视了公共活动的最终目的是“减少公民面临的风险”(Mucchielli，2008)。

第五章 绩效与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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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数据表现绩效的另一种形式是内源化战略。我们可以看到，为了影响绩效数据，许多组织机构在活动前期对目标进行了限制：精心挑选一部分用户。这样做既是为了减少不确定性，也是为了增加直接绩效。例如，高中为了改善绩效的主要指标（升学率）而对入学新生进行挑选。部分医疗卫生机构也是同样的情况，对于按照医院规定费率(T2A)①标准带来收益较少的病人，一般不鼓励接收。同样，科研杂志要求作者们在文章参考文献中加入自家的杂志，哪怕该杂志只是内部刊物。这种做法机械地提高了该杂志排名的指标（影响指数），这些指标被看作反映了学术杂志的绩效。①更普遍的情况是，不论私营企业还是公共机构，组织的工作安排到最后都只是在围绕着统计数据进行。与之相矛盾的是，这种安排带来的是活动的官僚主义化以及程序的繁复化。比如在审计公司中（Porter，2005），对绩效的评估需要“做报告”，透明化的准则不可避免地导向了一种官僚主义②的作风：增加诊断和行政管理程序，增加控制与“超监管”(sur-inspections)(Power,2005)。Power（2005）引用了政府监管（État réglementaire）的观点，审计在定义政府的身份时发挥着关键的作用。但同时，一些越来越虚拟的脱离了工作检验的信息系统作用日益重要。“人们不再研究现实，而是想要依靠神圣而科学的个人绩效评估做到量化与客观的测算。然而，这是不可能的。工作与工作结果之间并不存在比例关系”(Dejous，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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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T2A 即 Tarification àl′activité，是指法国公共卫生机构的一个拨款系统，它直接借鉴了工商企业的做法。卫生机构所获报酬与其所实施的实际行为直接挂钩。而识别实际行为必须对“同质组病人”进行定义，如何定义则取决于各种不同情况的性质，以及价格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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