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绩效资本主义新精神

第五章 绩效与量化

① 见世界报(LeMonde)2012年二月18日文章，《激励加注的艺术》(De l'art d'inciter à la citation)

② 关于这个问题请参见 Bernard Gomel和DominiqueMéda(2011)的研究成果，其研究对象为法国RSA(Revenu de solidarité active，法国的一项社会福利制度，扶助对象为没有收入的家庭，但是受扶助家庭必须在一定时间内找到工作或者做出再就业计划）的实施情况。只要随便去ANR(Agence nationale de la recherche，国家研究中心)的走廊上逛逛，或者是观察一下某些机构（就研究所遇到的机构来看，包括Aeres、ARS、ANSP)的角色，便可随处发现官僚主义导致的协调上的臃肿低效。而这样的结果正是评估、监测和测度绩效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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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能不是数据本身产生了问题。就像EmmanuelDidi-er（2009）提到的那样，“从历史上说，统计是一种适用于所有民主政体的非常具有优势的生产信息的方式。”问题来自使用数据的方式：在新自由主义国家中，数据代表着居于主导地位的视角，在某种程度上就使得多角度的评估被忽视，甚至被排除了。数据不应当把结果客体化，而应当在私营企业或者公共机构中作为一种激励和强化工作、证明专业进步以及监控自治工作的工具。

二、数据的社会属性

说到底，问题的关键在于对数据的盲目崇拜。即使如同查尔斯·哈吉(CharlesHadji，2008)在关于对部长工作成果进行评估的提案中所强调的那样，“数据并没有垄断所有的实践”，在当今社会中我们仍然发现数据有一种特殊的力量，这种力量与它所处的社会条件有关。

数据有多种社会属性。这些社会属性的第一种能力是能够产生一种虚幻的认识论中立性和同样虚幻的社会验证—没有人会再质疑数据是以怎样的方式生成的。第二种能力，数据为消除社会关系中的个性提供了条件。比如，安娜·萨尔蒙（AnneSalmon，2009）就证实，呼叫中心实行目标数据化的做法深刻地改变了它们与客户的伦理关系。她强调，个人或集体提供的劳动被体现在数据中时，后者会制造出一种屏障并将社会关系标准化：“工作中，实体的消失与关系的理性化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这种理性化节约了人际交往的时间，只留下可以进行比较的结果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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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接性—快速性—简易性

除了虚幻的科学性以外，数据似乎还拥有其他吸引人的性质，那就是直接性、快速性与简易性。在《没有质量的工作》中，理查德·桑内特（Richard Sennett，2004)指出，根据他对当代资本主义弹性后果的研究看来，社会以其直接性与即时性的特点而具有越来越鲜明的特点。这种增速与追求可持续性是相互矛盾的，而且数据（虚假）的即时性使人们越来越看重非常短期的现象（比如股价指数的变化)。然而这种对直接性的偏好的内容被改变了。曾经即时性被限制在一定范围内，具有不可逆的特点，比如医疗急救或司法紧急状况。然而如今即时性变成了机构组织日常运作的模式，就像奥贝尔（Aubert，2004）所指出的那样，它在紧张的潮流中起着促使个人“超常发挥”的作用。

绩效衡量的增速动力存在于许多层面中。首先，如同哈特姆特·洛萨（HartmutRosa，2010）所指出的那样，经济增长曾经是这种加速度的主要基础。其次，在工业生产力的模拟形式中，增速是当代政治的主要方式之一。它依靠“行动主义创造效率”的错觉。法国评估协会名誉主席莫里斯·巴思磊（MauriceBaslé)非常正确地指出了这一点，“评价小组以非常快的速度开展国务秘书处级别的公共政策评估”。为了支撑自己的观点，它描述了国务秘书处社会展望和评估部门①是如何在三个月之内开展研究，并通过依靠大量数据来加快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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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在组织层面，加速度表现为劳动密度的加强和对所谓“间歇时间”(tempsmorts)的追逐②。

(二）现实被可视化还是被改变?

数字生产不满足于反映社会现实，它还参与创造现实，赋予自身一种不容置疑的现实内容。然而，数据生产的创造工作主要在于建立约定俗成的公式，从而能够进行核算。比如，为了开展彻底的人口普查，就需要把每个个体的价值与“1”等同起来……如今最具有合法性的对等关系，尽管争议很大，就是给财富赋予货币价值，因为评估和审计如今已成为了与环境有关的问题。数据生产的合法性是由确保其社会有效性的经济参与者所赋予的，其中最主要的是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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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从2008年起，该部门的负责区域(4月6日法令)包括的机关单位有战略分析委员会(CAS)、经济分析委员会(CAE)、退休人员指导委员会（COR）和就业指导委员会（COE)。

②即系统地识别考核中被视为无用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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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据把现实变得可视化时，它的方式似乎总是体现着某种程度的简化主义。“失业”不单指需求工作的人；“欠债户”①也不单是指那些向法国银行提交补助申请的家庭；财富不仅仅局限在“GDP”中…与这种简化主义相关的原因有：①对概念约定俗成的定义；②收集数据的程序；③更普遍的是，为了制定数据化的现实标准而建立的对等关系。利用这种元数据（métadonnées）建立公式时，从一定程度上确保了透明度，它通常摆脱了指标格式，不进行背景分析，而是独立传播。上海的排行榜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上海世界大学排行榜的悖论

上海排行榜似乎对某个定义不准确且没人提出的问题做出了一个综合性的回答。这个排行榜既没有说是为谁而建立的，也没有说能提供什么效用。从发布起，它激起了一种无与伦比的神秘氛围。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困难外，这项排名还面临着三个主要问题。首先，被评估的单位不是以非常精确的方式定义的。在许多西方国家，高等教育机构有着悠久的历史，由此所产生的组织形式也是非常复杂的：我们有综合性大学、高等学府，还有研究机构。在这种背景下，针对什么样的机构才能被算作是“大学”这个问题，答案并不是显而易见的，它需要对制度情况有精确了解：法兰西公学院是一家享有盛名的学术机构，但它不颁发任何学位也没有一个学生，却出现在了2003—2005年的上海排行榜中。此外，我们的高等教育机构在历史上经历过多次改革。(…)由全国保健和医学研究所（Inserm)进行的研究并不能帮助提高我们的大学在上海排行榜中的排名。难道我们可以因此就说应当取消这些机构，把它的资源和人力分配给大学吗？合并巴黎的十三所大学，并把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和全国保健和医学研究所的职员与威望分配给合并的大学，我们就得到了一个在上海排行榜上名列前茅的机构…然而，我国的科研潜力并不会因此而提高，而这样一个庞大的机构，管理上却面临着诸多问题。还需要提到的是，上海排行榜使用的标准表面上都很“客观”。我们可以说，算上诺贝尔奖、菲尔兹奖的获得者，以及数据库中被引用得最多的文章和作者就够了。但魔鬼却藏在细节之中。要怎样把玛丽·居里1903年获得的诺贝尔化学奖与艾尔伯·费尔2007年获得的诺贝尔物理学奖等同起来？而假设诺贝尔奖获得者曾经工作的机构已经不存在了，那又该怎么计算呢，例如1968年划分之后的情况。难道因为艾尔伯·费尔隶属于一个联合研究小组，那么，他的诺贝尔奖对他学校的价值就减少了一半吗（世界报，2007年8月25日)?如果发表在《自然》上的文章由12位而不是2位作者署名，那么，这篇文章在排名上的就更具影响力吗?想当然地认为科学自然而然地被划分为21个类别(其中6类与医学和生物学有关)，并且依据这些类别来确定被引用次数最多的研究者，这种做法是正确的吗？可以认为一篇经济学文章应当比化学文章重要一倍吗?在表面的客观性之下隐藏着大量或多或少具有争议性的或抽象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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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surendettés，也指外债超过偿还能力的国家。——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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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世界报，2009年11月16日，“上海排行榜，错误的研究与算法”,Jean-Charles Billaut,Denis Bouyssou,Philippe Vincke.

但数据也确实产生了一些效果：对于更好地看清现实，实施新的活动，它是一种具有补充作用的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数据是非常有效的：由于数据表现现实的方式具有追溯既往的效力，它不仅构建出一种世界观，还有助于改变现实。

三、数据代表着概念

在数据崇拜的社会中，数据最终代表了概念。无论是在可持续发展的生产方面，还是在生活质量、福利方面，概念似乎在元叙事的背景下越来越不被看重了。相反，它越来越让位于指标清单，指标通过体现概念的内容在某种程度上代替了概念：我们不再定义什么是可持续发展，而是列出十几项指标表明这个概念的各种内容，欧洲的可持续发展计划就是这样做的。当然，绩效不能逃脱这种数据崇拜的过程，它甚至很好地适应了这个过程，因为这让评估的进程也变得“很有绩效”。于是，表现概念的数据被作为概念展示在了指标清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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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层面的货币化可以说与这种指标清单类似，货币化所依靠的经济学和价格的制定是有争议的。通过研究个人主观性的数据而建立的指标似乎也是一种可行的，甚至被认为是前景很好的模式。我们接下来会探讨这一点。

（一）货币化的指标

绩效的数据指标有多种形式。①它是不同生产模式下产出的呈现。尽管货币不是唯一的评估模式（宏观上，我们可以想到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人类发展指标，或者微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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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绩效比率的分母差不多总是以时间单位作为标记(因为时间单位具有中立、线性与极化的特点)，这一点没有太大争议，而对于确立的目标、生产对象、作为绩效比率分子的因素则存在较多的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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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LF的指标)，货币评估在绩效的数据指标中占据了优势地位，尤其是在与环境相关的绩效指标中。

尽管这种争论不是最新出现的，但对自然提供的服务进行货币评价而引起的争论又成为这个问题的新焦点。

货币化之所以被如此重视，有两个理由：首先是因为在它具有良好的教育意义，这让问题的本质价值得以确定，既可以评估其内在价值，包括没有被使用的部分，也可以评估自然提供的服务。当专心于给一些没有价格的财产、一些虚拟的商品（根据Karl Polanyi的定义）或者非商业非有价的服务进行货币评价时，经济学家们强调的观点是，如果没有价格，就不会有人注意，自然财产就面临着消失的危险。

令人惊讶的生物多样性相关数据

生态系统每年向人类提供的服务价值估值在17000至58000欧元之间(由联合国环境署评估)。

不采取行动的代价约为每年世界GDP的1%，到2050年会达到7%，即大约14万亿欧元（Sukhdev，2009)。

资料来源：WWF网站

Chevassus-au-Louis等人明确地指出，他们把微观经济的事前评估作为重点，也就是说，为了社会经济的估算优先对生物多样性提供的服务的价格进行研究。“实际上，如果其他因素（时间、噪音、污染的价值）被计入公共决策的成本/收益分析，那么，如今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效果其实被视为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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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自然及其提供服务的货币化导致了人们借助于货币等价物来代替货币领域以外的“物品”。这就需要采取某些值得商榷的方法，我们完全可以预料到这种方法的内容：给自然所提供的服务定一个价格，这就是将服务变成商品的象征形式。总的来说，这样做有很多不确定因素，它们还关系着某些价值系统，而正是这些系统一定程度上规定着采用的等价物。根据一系列不同的办法，人类经济活动的结果被赋予了货币价值。

被采用的货币化措施中，有一部分是基于(被认为是)引发性的修复成本。另外一些措施则把货币化建立在预防成本，或者避免人为损害的解决办法的成本基础上。还有一些其他类型的计算，例如保护价值（valeur tutélaire）。在货币化的意图中，保护价值建立在一种认识论断裂上，因为它公然地在制定价格时重新加入了政治因素。保护价值是一种政治性的价值，它被用于评估温室效应气体排放和碳价值。比如2001年，计划总署的一个工作小组负责确定与环境相关的价值，并将结果纳入对交通基础设施的社会经济评估中，该小组提出采用吨煤100欧元的保护价值。这种价值既不是来源于问卷调查，也不是来源于对成本的科学评估。它是围绕许多因素进行长时间讨论之后被采用的，这些因素包括：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所花费的成本、现行政策、新设备的应用、专家的各种前期研究产生的价值多样性。这种保护价值是一种过渡性的妥协，它试着整合利益对立的经济主体的论点和主张。与最开始提到的措施相反，保护价值货币化过程的好处在于能够获得多重的合法性，这种多重合法性容许被赋予的价格是政治性的。它体现了政治和科学之间的模糊界限。然而这种特殊的货币化过程有一个重大缺陷，那就是默认赋予自然的价格是价值的唯一标准，并且它可能会成为“具有社会合法性的、对抽象价值的表达”，即使是在“常规的贸易情况”中，这种定义也是被广泛承认的(Orléan，2007)。在重视环境问题的国家，这种保护价值还要表现出处于环境恢复的未实施（或者未完成）阶段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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