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绩效资本主义新精神

但最被推崇的方法是定额评估。这种方法旨在对于生物多样性提供的服务进行货币化评估。它还依赖于一个过程，那就是确定个体赋予某项物质财富的价值。一般来说，在环境领域提出的问题如下：“您愿意为改善空气质量或保护某个物种花费多少钱?”在社会领域，我们也越来越多地看到这种类型的问题：“您愿意为减少城市的飞机噪音污染花费多少钱?”或者“您会以什么代价(按照货币价值)接受犯罪率的上升?”（Essec，2011）…这种方法基于一种功利主义视角，其中的个人选择无关道德，但都隐含地接受了不同物质财富之间存在可替代性的假设。一旦一种财富被赋予了价值，这种替代性假设就不可避免。它排除了体现着人的伦理表现和词典式偏好①的选择之间的等级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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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连·米拉奈斯(JulienMilanesi)以非常令人信服的方式将定额分析法归功于边沁（Bentham)，后者认为，个公平的社会应当是幸福的社会，但他试图将一定货币的数量作为“衡量痛苦与欢乐的标准”的近似值。在定额分析法采用的这种哲学和公制度量系统中，宗教道德、基本法和社会标准等都不再存在了。支付赞同或支付意愿，作为或有估价法①的基础，是功利主义理论的要素之一：某项物质财富的使用价值成了受访者一致同意支付的金额。由于该物质财富不可分割，它的使用价值成了受访者愿意支付的最高价格。拒绝回答这种估价的受访调查者表示，货币标准化不代表着中立的立场，在这种情况下，货币的强制使用并不是对自然物品价值归因的社会有效性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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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J.Milanesi明确地指出，词典式的原则是这样：某一种物质财富比其他所有物质财富更被偏好，在个人的“道德承诺”中也一样。例如：某个物种的存续比所有物质财富的集合更被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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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货币指标的行为表述

安德烈·奥尔良（AndréOrléan，2011）在他的研究中指出，货币本身是广受欢迎的；于连·米拉奈斯也巧妙地说，货币数据也因此而广受欢迎，因为它能够非常实用地维持建立在成本一效益分析之上的政策。数据指标的快速增长表现出市场自我调节的假想的扩张，它延伸了“假想商品”②的概念(Postel，Sobel，2011)。这是“大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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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或有估价法，即 méthode de l'evaluation conitingente，是一种基于调查问卷的估价技术，可用来计算货币价值的损失。—编者注

价值归因，是人们基于某人或某事的“感知价值”而不是客观数据为其灌注某些特证的倾向。编者注

②一种物质财富或服务，即便不是“为了出售的产品”，也被赋予了价格和市场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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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lanyi，1944、1983)的结果。

货币评估的过程就是商品化的开端之一。诚然，其中的关系并不是直接的。我们可以在斯泰恩（Stern）的研究或舍瓦苏斯-奥-路易（Chevassus-au-louis）的研究中觉察出一种真诚的意图：将保护生态环境的思想和意识标注出来，不含有丝毫的商品化目的。这样的标注以货币的形式体现时，一般以为应该在集体代表中更加有效。货币是经济价值凌驾于其他一切衡量体系的象征，然而在某些情况下，个别受访者会表达反对意见。

(三）对主观指标的量化

主观指标也同样侵入了集体判断的制定过程。主观指标的推崇者们通过多种手段建立它的合法性。首先，他们赋予主观指标一种将属于主观维度的事物客观化的能力。这种量化模式能越过对概念（例如公共服务的任务和效率）的多维性的确认，像西班牙小酒馆一样，在这里，每个人都能达成自己的期望。其次，这些指标支持着一种由个人选择集合而成的经济。如此一来，一个系统的效率将根据满意度或活动受益者（用户和顾客等）的福利来评估。最后，作为一种对集体主观性的度量方式，主观指标的建立和发现过程，只需要管理调查问卷和收集数据的时间。这样，比起概括和协调集体利益的过程，这种方式更具有优势，而民主决策的研究仍然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Rosa,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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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旨在给共同价值建立一种集体客观性的做法相比，运用在价值问卷（ValueSurvey）中的主观指标被认为更加方便。它提供了一种好处：建立在个人意见被接受的那些人的参与性上。这种指标的合法性就显而易见了：它建立在集合个体话语的民主之上，建立在由个体实行的对各种利益表达的综述之上，当然，不要忘记的一点是，它还建立在量化的问卷措施上。建立了科学性地位的，是具有代表性的数据样本。人们拥有着由不同特殊利益群体①共同构建的个人观念。然而在推广这种方式时，人们却很少提及它功利主义的基础，那就是“官员”的个人主义，而且以共同的度量单位集合个体利益这种做法，它除了个人主义的方法论基础外，很早就面对了质疑。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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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对“财富”的替代研究法也没有避免这类主观问卷的发展。这种研究方法以问卷为基础建立度量标准，而问卷的问题从简单的“幸福”水平到生活满意度指数，人们把这些问题的变化与其他可变因素的变化联系起来，无论其相关性是否被验证（Kahneman&Krueger，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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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观指标还具有消费者或用户至上的意识，并坚持这样一种观点：个人事先具有给定的偏好，只需要揭示它就行了。集体利益的表达是根据这样的方式建立的：每个人都被要求在“喜欢/不喜欢”“满意/不满意”“我感觉很好/我感觉不好”的刻度上做出定位。通过增加参与者的数量，整体的力量被加强了。伴随着福利国家向作为服务提供者的新自由主义国家的转变，这种方式也为社会关键问题的个性化表现提供可能。

四、国家、统计与民主

量化的形式是多样的，只有考虑到它与制度和国家形式的关系才能理解数据狂热在社会中的应用（管理、政府活动、民主)。我们在上一章节已经探讨过这个问题，尤其是依靠AlainDesrosières的研究辨别了国家形式与评估实践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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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尤其是由Condorcet 和Arrow提出的质疑。Condorcet 对自18世纪末起大多数决策的不合理与缺乏一致性的风险进行了数学论证。在1972年，KennethArrow通过陈述不可能性定理概括了Condorcet的悖论。他通过强调建立集体偏好函数的难度指出了投票程序的局限性。他提出，依赖具有主导地位的国家偏好函数的风险是存在的。这样就变成国家规定公众利益，国家选择公共财产，也就成了统治者的偏好函数。这一点对国家为集体需求配置集体财产的能力提出了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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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RobertSalais（2010）也指出，在就业政策中，过度指向性的政策要求提高业绩数据，这就造成了社会对绩效的追求，这种追求与社会公平是相矛盾的。然而，指标不仅仅简化了现实，它还体现着政治观。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对公民的世界观形成发挥着作用，而这种世界观改变了公民的行为，让他们追求既定的目标。因此，存在着这样一种集体责任，它通过数据来塑造对现实的反映，也就是我们关注的绩效。

日渐发展的量化趋势，如同演讲中优秀的论据，而作为其背景的社会则失去了大部分协商对话、形成共识的能力，这样的社会在狂热地追求数据的同时徒劳地，或者说拒绝接受合作地重建一种信心。显然，这种信心对于制定指标来说是一个核心问题，因为数据指标的建立维持着激励制度。

绩效和超越是将统计与民主联系起来的问题之一。对此，有许多例子虽然没有以正确方式谈论绩效，但都对统计和民主的关系提出了问题。例如2007年实行的种族调查。由这个争论焦点引发的问题在于统计的双重能力：首先是一种知识解放能力，它同时也是一种工具化和操作的能力。如今依赖总体绩效方式的治理形式披着不严谨的、虚假的科学外套，超越了任何质疑。这个问题，以总体绩效系统为例，作为个人解放的源泉、个人奋斗的组成部分却并非他人强加的约束形式，该如何利用这些自主机制的统计产物呢？这需要同时考虑到建立计量程序的社会政治条件、挑选指标的社会实践，以及绩效所依据的指标的社会政治用途。这对于族裔统计和绩效指标都是值得的。思考建立指标的社会政治条件需要从指标的合法性和民主性的角度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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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问题不是数据本身，也不是测算本身。量化与国家形式的确立有着同样悠久的历史。权力以它自己的标准设计了一种或者多种测算尺度，如同以自己的肖像打造货币一样（Kula，1984；Bardet&Jany-Catrice，2010)。然而，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强调着这样的观念：量化从本体论上说是一个陷阱（Bruno，2010），更准确地说量化被过度使用(Salais, 2010)。

在科学性和严密性的外表下，数据倾向将活动、任务和参与的意义混淆起来，创造“认知模糊”（Sala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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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这种科学性的包装是一种表征，它表明了数据没有能力恢复辩论的权利，甚至掩盖了关于经济活动目的性的辩论。这就导致调节个体关系之间压力的任务被交给了官员，无论这种关系是否“属于行政活动”(Weller，1998)。在许多主要由女性从事的服务活动中，通常是服务链末端的劳动者们负责调解一些不可调和的矛盾，产生这些矛盾的原因是工业主义逻辑与便民服务的特殊性质的对立。

作为这一切的总结，我们还要强调在这些变化和总体绩效的发展中经济专家们所负的责任。主流经济以及帮助这种经济模式取得合法性并推广开来的操作者，通过突出个人主义、工具化理性以及对个人福利的追求，加剧了经济活动与其本质意义之间不断增长的压力。

这种局面是不可避免的吗？我们在下文中会说明，过度依赖总体绩效的社会条件并不是必然的。有一些方法可以让我们走出这种僵局，只要我们重新思考一下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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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绩效体制的多样化

引言

经济主体需要明确价格是由谁来制定的，以便进行协作，指导社会生产的方向(Boltanski,2010)。Boltanski Luc认为，这种定位可以是外部的(习惯或机制)；其中，数据指标越来越居于主导地位。

我们已经通过分析绩效的来源（第一章）和绩效的历史（第二章）说明了这种趋势。同时，我们还指出了薪资关系变化下的资本主义现实(第三章），以及从国家（第四章）和更普遍的社会（第五章）角度对这种趋势进行了批评。尽管这种趋势是相对结构性的，但这不意味着它是决定绩效唯一的体制。在最后一章，我们探索的便是摆脱这种趋势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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