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绩效资本主义新精神

一、四种绩效机制

通过对占主导地位的绩效模式变化进行共时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这种变化建立了一种普遍主义的单义的模式。事实上，多种绩效机制要么是以共存的方式存在，要么是以混合的机制交织在一起。本尼迪克特·齐默曼（BénédicteZim-mermann）提出，在社会科学的知识基础重建中，存在着要求普遍性和要求多样性的双重压力。多种绩效体系有同样的性质。根据我们的观点，绩效机制之所以具有多样性是因为在构建了绩效概念的思想体系以外，还存在着许多种实现绩效的方式。即便有某种结构基础需要塑造统一的形式，实现这些形式并赋予它可操作性的经济主体和制度却是与原本的形式相配套的。这种围绕着主导趋势所发生的不显著的变化使得多元的评价方式变得显而易见这也意味着潜在的对立或冲突—只有这种变化能够同时解释是谁代表着效率的争论（Eymard-Duvernay，1999)以及“同意和分歧、接受或批评，这类交替中任何一方的突然转变”(Boltanski,2010)。

在我们已经探讨过的问题之中，有两个主要的因素关系着绩效体制及其配套指标。一个是产生绩效机制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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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评估的模式考虑了合作（规定或协商的）和制度标识：绩效机制的实施是制定的还是协商决定的？另一个因素是衡量与测算的标准在总体和各个层面的特征。下面，我们依次研究这两个问题。

（一）绩效机制的产生过程

如果说量化测算如今“显示了权威” (Thévenot,2010)，或者在合法化的过程中取得了胜利，这并不意味着数据与权力的关系是平等的，就像我们在之前的章节中所提到的那样。我们观察到等级制度和权力的关键发生了转移，无论关于“什么产生了数据”，还是关于“谁制造了数据”。可以肯定地说，一种绩效机制的产生过程，也就是说一种评价机制的具体形式，可以是“协商的”或“规定的”(Emyard-Duvernay，2005)。在协作与威权这两种极端的模式之间，我们可以在具体的实践中观察到多种多样的行为表现与互动策略。

(二）一种规定式的绩效机制

规定式绩效机制的建立过程，就个体劳动者的情况来说，在于合同制度。如今这种合同制度在佛朗索瓦·艾马尔-杜凡奈所定义的自由企业中是一种现实做法，就是说自主和平等的个体之间由合同制度相互关联。合同制度在新自由主义国家中则更为普遍。依照皮埃尔·达尔多(Pierre Dardot)和克里斯汀·拉瓦尔(Christian Laval)的定义，新自由主义国家是指有意识地摧毁福利国家，并为自己制定以竞争为基础的合理管理机制的国家。在这种背景下，个人被视作是平等的。任何结构性不平等的形式都被认为是不合理的。劳动与工资规则的组织以遵守劳动合同为目的。在当代资本主义中，这种劳动合同的形式是规定某种绩效机制。这种机制以单边方式制定，其特征是用数据来体现工作的成果，而这种数据造成了更多的困难、争论和抵制。构建这种绩效机制的过程缺乏民主，而这种缺乏由从其他领域取得的合法性补偿。从这个意义上说，专家网络（比如咨询事务所）是这种规定式绩效体制的重要支撑：某种程度上，专家网络体现了其生产出的科学且不容置疑的数据具有学术的、必要的合法性。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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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作的组织方面，规定式绩效机制的建立过程忽视了合同要求与实际工作之间的空间。这种能自由决定的空间是调整和适应过程的核心，在每一次个人生产活动中都是非常必要的。当这种空间受到限制时，劳动者就会感到压抑。而如果这种空间被忽略了，生产活动会就失效，罢工就是这种失效的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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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斯蒂格利茨委员会于2009年9提交给总统的报告是非常有有趣的，一方面这份报告的制定过程是在经济学指导下集体工作的成果，另一方面，这份报告的结果由一系列不同思想流派的主张所阐释：能力论、福利经济、幸福论，这些思想的主要倡导者是斯蒂格利茨委员会成员Daniel Kanheman，AmartyaSen, Tony Atkinson等(Méda, Jany Catrice,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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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协商式绩效机制

协商式绩效机制以集体的方式构建和实施。①然而，这里的“集体”概念无论在意愿上还是在结果上都有一定的规定。

“集体”概念有时被看作并列的个人观点的集合。这种看法缩小了人类活动中互动的含义，因为它认为独立自主的个人事前已经具备了自己的观点，这些观点在有需要时(例如意见调查、表达个人利益时）就会被表达出来。

就绩效指标来说，我们已经指出这种认识论所依靠的观念把个人偏好放在首位。在这种观念中，通过采用可参与、可表决方式所认定的，应当由群体负责的“公共财产”的概念被个人利益挤掉了，而公务人员也被认为应当追求公民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这种观念存在着一些不可忽视的风险，过度使用主观考查会导致对个人自由和社会责任的忽视，而这些都是集体福利的构成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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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Fredéric Livian 和 Christophe Baret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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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绩效指标建立过程中，集体特性主要源于由公民组成的团体。在这种情况下，规定公共财产，赋予公共财产价值并负责保护的任务由集体来承担。这种做法并不是最近才出现的。在对于财富指标变化的研究中，这种情况已经被许多作者提及了，比如Méda(1999)、Viveret(2003)、Gadrey(2003)的独立研究和 Gaderey与Jany-Ca-trice（2006）的共同研究。这些研究的共同点是都建立了一种集体福利的概念，它不可以被简化为个人福利的总量这种集体福利承认公共遗产（自然遗产和社会遗产）的存在，“它被交到每一代人的手中，继承人应当清点这些遗产，并观察它的变化” (Méda, 2008; Jany - Catrice &Méda，2010)。那么，要如何来考虑涉及公共财产、整理利益和集体遗产的总体变化呢？

这种研究的好处是没有将内部概念和外部问题相分离。内部问题在于对预测量技术配置、组成部分的选择、测算区域的划定、数据来源以及计算透明度的思考。而外部问题则强调的是设计与应用工具的历史背景、机制取得合法性和社会有效性的过程及其因素、同盟网络、争论和反对意见。

在协商体制中，集体通过混合论坛的方式做出决策，这个概念由Michel Callon、Pierre Lascoumes和 Yannick Bar-the（2001）所设计，指的是辩论与商讨的开放空间，在这类论坛中专家和公民的言论被一视同仁，决议的过程特别受注重。经济主体通过讨论诸如什么是“领土财产”和“所有人的福利”等问题最终集体做出合理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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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种模式是协商式的，它的目标便是在共同协商的基础上达成集体妥协的成果，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以是非强制的。当然，这种协商的具体模式可以根据不同的领域和层级有所区别。在某些情况中，它与企业所使用的传统、正式的社会对话相类似。在其他情况中，则为了突出民主审议的形式而根据各种经验摸索着设计出新的模式，这些模式有时候披上“民主审议”的外衣，即一种“通过对话来摆脱剥夺了公民话语权的代表团民主和局限在专家世界的科学性这两种灾难”（Zimmermann，2004)。

绩效指标的适用过程是由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争论所推动的，它不是一个标准的程序，但总是关系到公共政策工具的合法性。它一开始由研究量化的社会学家（Chiapello&Desrosières,2006)与政治学家(Lascoumes &Le Galès,2004）广泛采用并做出评定，并且在整个工作中，指标绝不是中立的，它是验证过程中各种选择、摸索与争论的结果，指标总是体现着世界观与社会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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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以这样的方式，GDP指标的普遍应用伴随着以商业为基础的工业重建运动，这个运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几年里是凯恩斯主义政治与经济政策的首要任务(Fourquet, 1980; Gadrey & Jany - Catrice, 2006; Desrosières,2000)。也正是以同样的方式，LOLF指标的应用持续伴随着对新自由主义国家的认可。

应该完全信任个人的主观性与偏好吗，或者信任理论模式中假设的一致性，还是信任对公共财产定义的争论。这些问题不仅仅是程序上的，它们直接影响着政府行为和研究的结果。为此应当重新设计能更好地容纳各种参与措施的制度。①

(四)绩效的统一或多维度标准

第二个构成元素是评估对象单一或多维的特性。在理想的情况中，测算对单一维度评估起着类似认知简化器的作用。它在多维度的评价中则更起着如同揭示器的作用。这种多维性涉及行动意图的证明形式。传统上被承认的主要标准是“城区”（Salais & Storper，1993)，例如技术区、工业区、商业区、金融区、家庭区、市民区甚至环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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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最近的研究中，制度这一核心问题被忽视了，尤其是斯蒂格利茨-森-菲图西委员会的研究本应该在它的记事本上写下记这一项核心的，甚至可以说是紧急的民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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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关系作为拱顶石的服务业活动中，我们找到了在绩效和效率方面使用复杂评估的理由及其实践。这个理由很大程度与产品呈现的不确定性以及潜在的冲突有关。

这些相互矛盾的分析与多元化评判标准的具体使用有多种原因。首先是服务关系的特性，我们在第二章已经指出，它通常要求（用户/劳动者）互相的或单方面的调整；其次在于这种服务关系的固有特性，以及情境的复杂性(比如我们之前提到过的医疗机构和教育机构的情况)；还有劳动关系的个人化与最终产品的集体特性之间的紧张关系；最后是评价确定的时间范围。时间范围提供了让经济活动与产品、效应的耐久度和持续度接受评价的机会。

这个特性是总体特征，它导致人们用一种不可能实现的同质化和标准化来要求和看待产品，而这种同质化却是测算的核心。尽管人们在一些“待处理的事件”中试图实现同质化（比如同类病人群体、同类需照料群体或同类资源群体)，或者对“合法的大众”进行定义，但这种特性还没有被正确地认识。

评价的标准并不是以混乱的方式先于评价行为本身而存在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单一的绩效标准很大程度上由管理人员和金融家支配，迈克尔·珀尔（Michael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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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在他的作品《审计社会，无法摆脱的控制》中指出了这一点。这些单一的绩效标准把经济（作为商业和金融业的组合）当作支配制度。但它并非只能如此。

二、四种绩效体制

从以下两个意义上说：①绩效在工业产业被看作个人化和量化的合作机制。②体制由明确的规则和暗含的标准构成。这两条分割线，或者说最关键的①争论领域可以划分出四种绩效体制。

① 这里借用了Eymard-Duvernay(1977)对“经济活动体制”的研究中所采用的方法，将这种方法应用到绩效评估机制的实行体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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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把“规划式/单一维度绩效”这个组合归为专制绩效体制，这种体制非常典型地体现在金融资本主义中。无限制的货币积累信仰在这里采取的形式是15%的预期利润率，这种信仰构成了这种资本主义新的天际线。这种统一的（金融的）绩效标准规定着金融世界的效能概念，如同Isabelle Pivert解释的那样：“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股东价值作为统一的原则，甚至成为了实现合理化的标准，因为它在这之后应用于几乎所有的部门中。一家上市公司必须以利润的方式服务于它的股东，这里的利润即投资的回报，它可以达到甚至会超过每年15%。在十年里，利润对于上市公司来说成了可操控的，甚至核心的概念”(Piv-ert，2009)。利润绩效指标作为市场调节的规范机制，有利于聚集“分散的个人，方法是为他们构建一个共同的地平线，即对金钱的欲望，以及一个共同的世界，即会计的世界。…商品化程度越高，金钱在社会中的统治范围就越大”(Orléan, 2011)。

“规划式/多维度绩效”这一组合可以与新公共管理联系起来，在法国，LOLF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尽管LOLF被赋予了一种民主的特性，但我们认为把它归类为规划式更正确。实际上，赋予这个法案的民主特性与指标协商程序的特性没有任何关系，而主要在于对议会的问责制上。此外，对于将社会政治条件指标与指标制定过程相分离来说，这种体制可能是最有成效的。通过经济实体对制度的遵守，顺应一种认识论中立性，这种分离取得了行为的合理性，而上述的中立立场似乎是由“数量的管理”所赋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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