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绩效资本主义新精神

价值论的中立立场“协商性进程/单一性标准”的组合体现了协商独特性的体制特点。正是藉由这一特点，各个团体才能够以目标为中心，通过协商来集聚自己的能量。福特式折中主义与伴随其左右的生产制度将这一体制的特色很好地展示出来。关于这个话题，我们在前面几章已有论述。

最后是被我们称为审议体制的“协商式/多维度绩效”体制。当组织机构在公共权力的要求下，需要以其“经济与社会效用”或其社会贡献为标准评估其经济与社会绩效时，这种体制在团结与协作的措施中是最先进的。同样，在强调产品与服务内容的环保主义经济实体网络中，为了评估产品和服务的环境可持续性和社会宗旨，这种体制也是最先进的。因此，正是由于产出的特殊性，尤其是关系公众利益，定义随着历史变化的、作为复杂的社会构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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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的公共服务的效率和绩效的评估才以复杂的方式被提出。
我们在下文中更详细地来讨论这个体制。

三、审议体制

审议体制的认识论基础不再仅仅考查个人，而是让公民有意识地参与到针对公共财富的集体思考中公共财富需要被认定、估算与保护。在第一种情况中，社会的代表被限制为一定数量但没有具体内涵的代理人，他们按照工具化的理性最大限度地追求个人利益；而在第二种情况中，公民是有具体定位的经济实体，是城市的一员，他们承认权利与义务的原则，并对公共财产具有某种观点，这种观点可以是不断变化的，而且必须是其唯一的要求。与根据代理人个人初始偏好的代表方式非常不同，这种审议体制的最首要特征是公民的代表不是固定的，代表们需要面对和参与争论，花费时间来完善思想、互相理解，通过这种方式建立能被认可的公众利益空间。这种公众利益空间会持续地面对质疑，它可以表明一个活动（比如生产活动）的集体意图。这就设定了行为规则，通过这种方式就有分歧的目标达成一致，以具有活力的方式超越目标。

要评估组织机构的经济与社会效用、社会绩效或者全国范围内的集体福利贡献，这个数量众多、错综复杂的问题提供了一些方法，这些方法可能并不是能够复制的答案，但至少是一种提出挑战的方式。直到20世纪80年代，个人效用总量都被认为能够作为集体或社会效用的度量。既然事实并非如此，就需要发挥申请仲裁的程序合法性，让多数人支持的观点生效。正是在这种情况中决议的社会可接受性胜过了社会最优性，正如我们假设的一样。在这种情况中，到底是什么突出了合理性、“交际行动”与行为准则(Habermas，1992)，对于这个问题，人们重建了辩论的角斗场并参与了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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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体制联合利益相关者，主要是为了避免制定出错误的目标。它依靠着用户或者说用户一公民①以及专业人员的重新认定。通过把主题/目标转变为主题/经济实体，公民一用户为评估社会效用所做出的积极贡献可能比较有限(Offredi&Ravoux，2010)。这一观点旨在对审议体制在所有情况下的社会反思能力进行重新评估(参见第四章)。也就是说，引导社会数据报表的形式对其做出反应。

这种审议体制还有一部分需要完善。例如，在Claud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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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常常被用于城市政策的专有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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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redi和Françoise Ravoux(2010)所考虑的实验中，提到了让社会自省具有可行性、可复制、可结盟，在制度生活①中发挥作用，并能与实际困难联系起来。这种自省性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公民要求理解某种实践、抉择或选择的理由。解释、证明和说服是民主个人最基本的要求，对民主个人来说权利的价值不是它自己体现出来的，而是应该说明自己的适当性、专家领域和局限性”(Zarka，2009)。从这个观点出发，民主不否认权利的原则，但它要求权利证明自己。自省性的加强让我们认识到：能够达成一致的转变应当更具有解放性，而不是因循守旧。

评估程序的社会效用或者评估组织的社会贡献，最重要的是将内部调节与外部调节的能力转移给指标。内部是指评估方式可以加强人的反应能力，巩固集体智慧和公民对量化过程所做的贡献。外部是指由于资源的混杂，对活动的证明把公共实体与组织的指标放在调节的中心。为了组织的存续或者活动的维持，评估也可以为自己辩护。在某些情况中，面对其他的组织形式和条例，尤其是替代效应与营利性私营企业或者公共服务共同存在的情况，指标还可以被用来对组织活动的增加值进行定期监测。这就隐含地表明了测算具有潜在可比较的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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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两位作者引用了关于普瓦图-夏朗德地区气候变化的一个公民陪审员的例子。北部-加来海峡的公民会议关于财富新指标的问题源于同样的意图。这个会议以一种审议体制的初步概念为信标，没有人敢于宣称自己就是受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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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一个机构的社会效用的过程被与多维标准的结果本身同样重要，这是由于这个过程可以产生动力，并且具有适应性，还能取得合法性。在这方面，民主对话同样存在走捷径的风险，这是由于技术官僚想要通过建立指标的方式来定义什么是“社会效用”。于是，这种体制要么会脱离实际，要么会成为公共合法性的“双重代理”。

在所有的情况中，参与过程所产生的集体智慧最后总是承认质量的重要性。无论是由于联合活动与目的的差异性，由于实体自我评价及过程的重要性，还是由于当提到公民、社会公平、个人与集体的发展、保护自然这些方面的伟大时，被量化的伟大（限制为“频率”“密度”“数量”等）无论如何也不会消耗被鉴别出的伟大本身。这些宏观的定位应当最低限度地与质量结合在一起，通过社会学调查得出政府、劳动者与志愿服务者等的行动轨迹。所有这些“不可由数字计算的”，以及可以被合法地承认为社会贡献，作为社会的剩余价值的，包括恢复个人与集体的反应能力、被找回的个人尊严、与利益相关者共同进行的内部与外部管理、内外关系的质量、批判精神的建立、符合需求的程度等，都应该能够通过重新恢复质量调查的方式被揭示和构建。如同一种被共享的公共知识的元素，目标是取得“精确性与社会公平性”(Salais，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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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绩效的强制性表现为可以与资本主义新精神（Boltanski&Chiapello，1999）相比的，不断发展的个人自治与责任化。在这本书中我们通过给绩效冠以“总体”之名，在DaniloMartuccelli之后强调了处于支配地位的不再是一种意识形态，而是规则的扩散以及对“约束性责任制”的屈服（Martuccelli，2004）。绩效指标由不同领域的专家生产的数据来体现，它巧妙地具备了一种认识论中立性，非常易于让人服从，看起来又没有强制性。追求将计算理性与所有的制度层次相结合的做法，无论这些制度层次是来自于测算，还是来自于象征机制或调整机制，都参与了总体绩效的计划。

同样，对具体的绩效机制及其变化的分析为我们考察合作的模式以及是什么产生了权威（Thévenot，2010）提供了契机。这种具体的分析让我们能够通过两条结构性分割线研究并存的多种绩效体制。一方面是接受绩效评判劳动行为的单一维度或多维度的特性；另一方面是产生数据指标规范的社会政治条件。

结论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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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正是打算以这两点为基础给这本书作一个总结。

首先，我们强调，揭示数据绩效的异化结构，是民主的一个关键问题。在总体绩效的教义下，个人的、功利的、商业的意识形态越来越多地决定着选择，并且渗透到社会的所有缝隙中。

然后，我们提出以到一种不同的方式来思考社会的终极性，这种方式是过渡性的，它表现为多种多样的抵制形式：对过度量化的抵制（Viveret，2003），对不受测算控制的人被“取消比赛资格”（Ogien，2010）的抵制，甚至对数据的表面中立性的抵制。①

接下来，我们强调了对产生数据指标规范的社会条件的分析，这种分析更普遍地涉及建立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好的，甚至什么是美的等权威标准时民主开放程度的问题。对财富（Méda，1999；2008）或机构公共财产、领土甚至国家的重新定义只能是共同约定的成果，这就需要对实体和社会力量参与构建的模式（Gadrey，2005）做出比这本书里更多的分析。简而言之，需要探索集体选择的民主性。无论它采取的形式是对财富新指标的寻求，还是对福利的测算，或是可持续发展，在这方面，已经出现了众多探索。在布列塔尼地区，在卢瓦尔河地区，在加尔省或是北部一加来海峡地区，这些实验①的目的是脱离指标的决定论，并且更新对民主的思考，这种更新以鉴别与保护基本权、公共财产、公众利益，以及能体现民主的指标等问题为基础。这些实验以自己的方式转变了人们对什么是“有绩效”的认知，并为其多元化提供了民主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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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由经济学家和工会主义者集体呼吁的，围绕着“公民审计”的债务问题，很大程度上参与了这种抵制用心险恶的经济绩效及其数据指标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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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运动是必要的，但可能不足以提供从根本上转变我们的社会的条件。面对生态、社会和人类的迫切需求，这种转变是十分必要的。如果有一天我们可以想象出一些将测算作为提出争论的民主工具使用的方式，可能还应当同时学着脱离这种语言，以便与先于需要而存在的成果断绝关系，与更有意义的社会实践重新建立联系。

结论

① 参看 Fair(Forum pour d’autres indicateurs de richesses 其他财富指 标论坛）网http：//www.fair.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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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ELHAUSER Alain, GORI Roland, SAURET Marie - Jean , 2011, La folie évaluation. Les nouvelles fabriques de la servitude, Paris: Éd. Mille et une nuits.

ANTIPA Pamfili, Gilbert CETTE, Laure FREY, Rémy LECAT et Olivier VIGNA, 2007, 《Évolutions récentes de la productivité: accélération structurelle dans la zone euro et ralentissement structurel aux États - Unis?》 Bulletin de la Banque de France, n°164, août, p. 25-36.

ANXO Dominique, STORRIE D. , 2000, The job creation potential of the service sector in Europe, Final Report, Employment Observatory Research Network, Sweden.

ARROW Kenneth, 1951, Social Choice and Justice, Yale University Press.

参考文献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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