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绩效资本主义新精神

四、调节学派的政策主张

法国调节学派从其基本理论出发，主张对资本主义的“国家与市场的关系、政府和企业的关系、雇主与雇员关系、国际经济关系”①四大经济关系进行调节：

1.调节国家与市场的关系。虽然“调节学派在国家与市场关系问题上持后凯恩斯主义观点”，但是他们强调了国家在积累体制中代表社会集体价值并对个人的意志和利益进行调节的观点，认为现代社会的复杂性、社会和技术发展范式的内在要求以及各国经济发展依赖性的加强更加突出了国家干预的作用，主张在加强国家干预的同时，通过制度建设规范政府行为，最大限度地减少寻租活动，充分发挥中介组织和机构的作用，使国家与市场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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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其庆.法国调节学派评析[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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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调节政府和企业的关系。他们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国家调节方式的转变始于20世纪80年代，其背景是主要发达国家经济进入“滞胀时期、凯恩斯主义破产、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陷入危机”。国家调节方式转变的目标和任务是改变战后经济增长方式，使之适应新技术发展和国际竞争日益加剧的需要。其特点是，在生产和技术方面，强调对资本的集约投资，重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企业治理方面，强调内部监督机制；在企业效益评估标准方面，注重企业规模的扩大；在劳资关系方面采用，集体谈判方式决定国民工资标准；在市场竞争方面，强调产品价格由生产成本加边际成本来决定。

3.调节雇主和雇员的关系。调节学派认为，雇主与雇员关系的调节对积累体制的稳定具有关键性作用。雇主与雇员关系的调节包括雇佣关系的调节，劳动力使用和管理的调节，工资的调节，国民收入再分配的调节，就业培训、再就业培训、终身教育、分担失业的调节。为了确保由利润转化而来的投资增长与工人购买力增长相配合，需要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政策的实施。资本主义企业的雇主与雇员之间要建立起较长时期和稳定的合约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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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调节国际经济关系。调节学派认为，国际经济关系的调节包括：市场调节保护正常情况下的市场资金的流动，保护消费者；确保银行支付能力，监督支付能力比率和内部控制；处理金融危机，解决银行破产问题，抑制系统传染。

五、调节学派理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经验借鉴

法国调节学派理论被引入中国后，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领域学者的关注。贾根良对学派的起源、研究纲领的形成、分析框架等进行了早期介绍。李其庆对调节学派的基本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和评析。中国人民大学吴易风教授的《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与思潮》中，在第9章中全面介绍了调节学派。北京工商大学的陈叶盛的著作《调节学派理论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归纳了从20世纪70年代调节理论诞生开始直到当今，调节理论的发展历程，并对其主要分析框架进行了概括，形成了完整的调节经济思想史概述。近年来法国调节学派的理论日益受到国内经济学界的重视。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新阶段，习近平同志强调，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在目前我们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开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的过程中，可以从法国调节学派中吸收思想并加以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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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借鉴调节学派的基本理论，研究中国经济发展的新问题。

法国调节学派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框架内发展而来的，他们依据资本主义的新变化，研究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新问题，建立了调节学派的的基本理论。19世纪中叶，马克思和恩格斯以机器大工业时期的欧洲为蓝本，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研究对象，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此后，列宁也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当时帝国主义阶段的经济特征。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时期的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研究任务是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研究社会主义如何代替资本主义。伴随着新中国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实践，我国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不断发展完善。与经典政治经济学时期相比，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阶段，也出现了许多新问题、新情况和新矛盾。借鉴调节学派的理论，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需要立足中国国情和经济发展实践，拓展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任务，在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方式的基础上，重点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和经济运行，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和运行规律。对于我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来说，非常重要的就是对我国经济结构转变的理解，必须在分清经济结构转变过程中出现问题的不同层次和不同性质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对策来解决问题。借鉴调节理论，可以为我们解决现实问题提供理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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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借鉴调节学派的基本理论，概括总结新材料、新事实。

借鉴法国调节学派的理论，开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要重视对新中国经济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新材料、新事实的研究，进而概括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习近平同志强调：“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做好现实工作、更好走向未来，不断交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合格答卷。”政治经济学是人们在占有充分的历史和现实材料基础上，运用科学的抽象方法，透过经济现象而探讨其内在联系的科学。它以一定社会生产方式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研究其发生和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借鉴法国调节学派的理论，我们要研究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建设的新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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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在理论探索上取得重大成果，形成了许多新材料。例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完善、国有企业改革、对外开放、农村经济改革发展等方面都形成了许多新材料，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方法，概括和总结其中的规律性，进而上升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借鉴法国调节学派的理论，我们要研究现阶段经济发展中的新材料。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出现了许多新问题新情况，也出现了许多新的事实材料，如经济发展从高速向中高速的转换、“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展开、新发展理念的提出、“五化”同步协调发展、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处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践等。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需要系统概括总结这些新的事实材料，探索新常态经济发展和经济运行的新规律，并把它们上升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

3.借鉴调节学派的理论，提炼升华新理论新话语。

理论是对现实生活的反映、对实践经验的升华，理论必然要随着实践发展而发展。从来就不存在可以脱离特定历史背景和现实生活的普适的经济学。借鉴调节学派的理论，开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基础上，依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时俱进的特征，依据不断发展变化的经济实践，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借鉴调节学派的理论，形成新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在广泛学习借鉴的基础上，要依据新问题、新情况、新矛盾和新事实，不断提炼形成新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包括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理论和新发展理念的理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理论，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绿色化协调发展的理论，发展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的理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理论等。当前，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尤须坚持以中国问题为导向，构建中国版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集中体现在其立场、方法论和世界观上，而不是一些具体论断上。借鉴调节学派的理论，开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必须克服教条主义，适应时代变化，关注当代中国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加强对中国模式和中国经验的研究，从中国经济改革、发展和运行的事实中概括出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律和论断；概括提炼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制度和实践相适应，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和世界发展趋势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概念、范畴、论断和基本规律，形成既体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立场、观点、方法，又不同于西方经济学，并能同世界对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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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总体绩效：资本主义新精神》译介

2013年，法国跳学界学派的创始人之一罗伯特·博耶(RobertBoyer)来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学，做了三场报告，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了法国调节学派的理论价值，2014年法国调节学派的会议在巴黎召开，国内许多政治经济学研究者和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参加了大会，我和康蓉老师也投了稿，文章入选了大会，但是由于其他事务的耽误未能成行，康蓉老师代替我参加了会议，并做了大会发言。从此，我们就和法国调节学派建立了联系。罗伯特·博耶教授退休以后，介绍了法国里尔一大的弗洛朗丝·雅尼-卡特里斯(FlorenceJany- Catrice)教授和我们联系。雅尼-卡特里斯教授作为法国调节学派三大分支之一“政治经济”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也作为法国政治经济学学会副会长，近年的研究聚焦在法国重大政治经济学问题上，包括法国社会模式的转变、社会经济学与经济政策、不平等转化中的社会科学、社会再生产中的危机、通过社会创新实现社会转型、法国20世纪公共统计学和政治权利、数据中的权利等。雅尼-卡特里斯教授所代表的法国调节学派的政治经济学拥有三个分支，但其采用历史的分析方法，共同目的是系统性理解资本主义的动态发展；聚焦于资本主义的转型。她在金融制度、竞争形式、工资制度、国家与经济的关系以及国际经济关系的调节学派的核心概念上均有建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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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尼-卡特里斯教授近年来有大量研究成果聚焦在统计政策与量化社会科学、从大数政治学到目标驱动的政治学和经济业绩评估与测度上。她根据法国的实际，对比分析了关于法国区域性福利测度指标的若干体系，研究测算和使用价格指数中的矛盾，评价了公共政策或测度公共服务的绩效，研究了国家的财富及福利水平测度、新的财富指标的关键创建与评价方法，建立了社会可持续发现的新指标体系，包括联合国发展署的HDI、HPI指数、ISH指标、“生态足迹”指数及法国的“Bip40”指数，重点包括这些指标体系的产生背景、采用的主要测度要素，发布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及研究人员做出的相应调整。她还是法国研究发布的“Bip40”指数的负责专家。

同时，雅尼-卡特里斯教授的研究聚焦于服务经济学，她研究了在法国创建“个人服务”行业的可能性、服务业体系与就业体系的国际比较、技能低下的劳动力及性别问题研究。她的研究方向是主要发达经济体二战后经历的从制造业向服务业的结构转变模式，她的大量研究成果不仅分析了服务业驱动增长的理论，而且梳理了各种模式对应的制度和文化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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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我们通过国家外专局聘任雅尼-卡特里斯教授为我院的专家，在我院作了三次讲座，在讲座期间聘任她为我们的兼职教授，我和她就调节学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了对话，期间她送给了我她的三部著作，我看了以后深受启发，于是萌生了翻译的想法，于是委托康蓉老师联系翻译事宜，经过紧张的工作，《总体绩效：资本主义新精神》一书的翻译工作终于完成了。

《总体绩效：资本主义新精神》是雅尼-卡特里斯教授的著作之一，也是我们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翻译的第二本著作，该著作主要是对探绩效的形成过程的研究。本书的基本观点是，与个体一样，组织、国家都遵照整体绩效原则，整体绩效支配着个人行为与结果，并以此来影响、改良生产及其最终成果。绩效是一个协调生产要素并显示出强大影响力的机制，这个机制可以由数字来量化，建立相关的指标体系，每个个体都被要求遵照这一指导原则。在这种条件下产生出来的数字化标准在每个个体之间建立起一种具有象征性的有机联系，从而指导个体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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