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绩效资本主义新精神

本书对绩效的形成过程的研究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确定一些社会经济变革，这些变革能够解释绩效发挥其重要作用的原因。这时候的绩效不仅是一种行为协调方式、组织参数和增值效应的认知机制、控制工具，也是一种意识形态，甚至是一种信仰。另一方面，本书提供一个综合视角，把前人有关绩效的研究综合在一起。在整体绩效研究的基础上，本书研究了现代资本主义精神，现代资本主义将整体绩效置于收益的核心位置，整体绩效成了资本主义新精神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本书共分为六章。第一章主要研究了“绩效”一词的语义组成的多样性。从玛雅·巴卡奇·博瓦勒的《荒谬策略》第一次提出绩效概念，开启绩效时代开始，分析了绩效的概念和双重词源概念，并进一步分析了绩效量化的重要性，同时分析了与绩效度量相关的制度变革和价值问题，以及调节学派最初的生产力概念随着金融资本主义的产生而向绩效概念的转变。第二章主要研究服务业的绩效，包括第三产业的评定、现代经济中生产力增益和经济增长的结构性下降、服务产品的多维性。第三章主要研究工作关系的个人化与绩效。首先研究了工作关系的个人化，认为当今社会最大的悖论是一方面工作前所未有地持续分化，在所有经济系统的元素中创造出一种有机的统一，但另一方面，自治与个人化的趋势也前所未有地如火如荼。日益增长的个人化趋势首先依靠的是个人薪酬体系。与个人化相对应，产生了个体绩效。为了克服个体绩效的不足，于是出现了“总体绩效”。总体绩效是所有促进性因素的集合，对于这些因素没有人相信其效果，但所有人都在响应并且必须屈膝遵从。在此基础上，研究了总体绩效的方式、体制和管理，总体绩效和个人绩效的关系。本章的研究结论认为，整体机构不能被简化为个体的集合，同样，个人绩效不能保证总体绩效，从而将实现保护公共财产的社会政治条件放在首位。第四章主要研究“现代化”国家的绩效。本章从公共政策的“评估”或公共服务的“测算”入手，研究了公共政策的评估需求如何使追求绩效变得合理。此外，本章还研究了作为总体绩效机制的基准分析法。基准分析法是一种旨在把绩效差异数据化的机制，它鼓励将经济单位业绩表现最好的人作为“标杆”(Bruno，2008)，作者又研究了这种构建评判标准的方法如何进入国家绩效测算领域。第五章主要研究绩效与量化问题。首先研究了数据所具有的奇异能力与权力，并论证其在个体的工作过程中如何取代原来的绩效。在此基础上，作者进一步研究了数据的社会性能，分析了数据在认识论上的中立性，数据如何消除了社会关系中的个性化以及数据本身所具有的直接性、快速性和简易性。最后，作者还研究了数据取代概念的发展趋势，认为现代社会无论是在可持续发展的生产方面，还是在生活质量与社会福利方面，概念都似乎在元叙事的背景下越来越不被看重了。相反，它越来越让位于指标清单。第六章主要研究了绩效体制的多样化，归纳了从评估标准上划分的单一维度绩效、多维度绩效以及从制定过程上所划分的规划式和协商式绩效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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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看，本书是从资本主义由福特制向后福特制转化过程中的新变化入手来研究总体绩效问题。本书的思想对收入分配、企业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社会政策评估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感谢雅尼-卡特里斯教授在版权方面做了积极的努力。感谢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康蓉副教授、我们与调节学派的联系方面以及与雅尼-卡特里斯教授的联系、国家外专局项目的申报，雅尼-卡特里斯教授的几次来访，她都做出了许多辛勤的工作。对译者周晓飞在此也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感谢西北大学学科办、外事处对此项工作的支持。

2017年8月于西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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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绩效是什么？

“绩效”一词已经贯穿于经济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它是一个使用方便的“混合词”，可以用来描述各种现实；但同时，它也是造成模糊与限制的源头。

就接受程度最高的定义来说，它源于管理学范畴，但也有人质疑这种说法（详见第一章）。根据这一定义，在可测量的范围内，绩效是结果与单一、确定的目标之间的量化比较。这一盎格鲁-撒克逊式的测量方法既包括审计，也包括控制；同时，它也暗含着标准与要求。

这个由审计管理延伸出的定义是有其唯实主义方法论基础的，就如阿兰·德波热艾尔(AlainDesposières)①在

①AlainDesposières(1940—2013)，法国社会科学高等学院著名的统计史专家，同时也是社会学家、历史学家与统计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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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所说的那样：“绩效”的词源就已经包含一个假设现实与结果先于测量而存在，又只能被测量所揭示。这个说法很犀利，透过业绩看到了应该解决的问题，而不是像一些人所认定的那样，业绩是由管理者创造出来，并最终会自动接近每个管理者自己思想与行为的效率。这个说法与我在本书中所提出的观点并不相同，并对设备与测量的构成主义表示否定。在本书中，我将会证明：没有对多种选择的揭示，尤其是先于绩效产生的众多“认知蒙太奇”(Desposières,2008)，也就不会有针对绩效的深度讨论。绩效分析必须同时伴随着对绩效的产生、发展、用途所处的社会政治条件的清晰解释。

二、研究的目的

本书当然不是首次涉及绩效这个主题的著作。阿朗爱伦伯格(AlanEhrenberg)1991年就发表过一篇相关论文。在这篇论文中，他阐释说：“围绕绩效而产生的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崇拜是一系列交替转变的结果。”他一共指出了三种转变：行为模式的转变—越来越偏向于企业家；自我实现的转变—以对消费价值的无限信任为特征；精英价值观的转变——精英们更倾向于从竞技运动员身上吸取灵感。这些变化是为了激励每一个个体来提高绩效以生存。“绩效模式将行为（工作）和判罚（竞技体育）结合在一起，并使其带有个人生存风格（解放）。个人似乎已提前得知一些禁忌，并因此导致他无法完全自主地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Ehrenberg，2004)。即使这些在社会总绩效体制建设中的个人主义倾向的变革是不可或缺的，我们也应该看到：它们不足以形成完成一个符合集体标准的总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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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也将探求绩效的形成过程。探求的过程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是识别一些社会经济变革，这些变革能够解释绩效发挥其重要作用的原因。这时的绩效不仅是一种行为协调方式、组织参数和增值效应的认知机制、控制工具，也是一种意识形态，甚至是一种信仰。其次，本书还将提供一个综合各种研究的视角。这些研究包括带来绩效的行为，已经被许多人的研究涉及，其中一些甚至被深入研究过。我认为正是这些研究综合在一起，才在实际行为中为我们带来总体绩效。

我支持下述论点：如同个体一样，组织、国家的行为都遵循整体绩效原则，这是一个结构性倾向。整体绩效支配着个人行为与结果，并以此来影响、改良生产及其最终成果。因此，它成为一个协调生产要素并显示出强大影响力的机制，这个机制可以由数字来表现出来。数字化既完全达到了“去背景化”的要求，又整体上被物质化手段持续表现出来(这是源于数字的特殊属性)。每个个体都需要遵照数字化这一指导原则。在这种条件下产生出来的数字化标准在每个个体之间建立起一种具有象征性的有机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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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资本主义的新精神?

我们将进一步研究的整体绩效机制并非一个偶然产生的事物，它与现代资本主义是同步的。然而，现代资本主义还带有很大的模糊性。在经济与社会变革及其带来的危机发展节奏不断加快的条件下，界定“后福特主义”已经成为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结构性失调中，现代资本主义将整体绩效纳于工资比中。因此，整体绩效成为“新精神”的一部分(Boltanski&Chiapello，1999)。“新精神”打破了组织框架，鼓吹将个体的“本身优点”目标化。在确定经济指数所谓的中性价值特征上的合法性时，“新精神”显示出它的必然性，并能促进组织达成一致。

反对的声音也存在，且是通过多种渠道具体表现出来。有人甚至质疑整体绩效本身，并强烈要求在指数构建过程中对个体或者公民进行真正的咨询调查。还有人呼吁走出量化这一迷途，认为量化不仅没有正面作用，甚至还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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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破坏作用。

四、研究框架

近二十年来，追求总体绩效作为一种机制在实践中并没有明显的魅力，还不足以让个人、组织、地域、国家必然为之折服。我也认同这种观点。在参考了“绩效”这一词语的语义组成的多样性之后(详见第一章），本书将会表明，当下的绩效追求是以与福特主义的妥协为前提的。为了达成妥协，生产过程中与产品有关的许多不确定的因素都要被一一考虑到。

在整个社会经济逐渐转向服务经济（详见第二章）的趋势下，“产出”本身也逐渐变得不确定了。“生产率”作为一种协调、激励和认可的机制，如果机械应用，就会变得棘手起来。因为此时的生产率还涉及服务行为的实施，尤其在服务行为是照料、陪伴、医疗、信息传输甚至是进行知识的积累与沟通的时候。对于“服务”的无知，也就是说，无视服务行为的做法以及服务业本身的难以量化，导致测量手段以工业化模式来给服务业定“规模”。

巩固整体绩效时代的第二个过程是工作关系和认可机制的个性化(详见第三章)。个性化获得合理性是在20世纪90年代（Boltanski& Chiapello，1999)，然而，它的出现却巩固了总体绩效机制，并与总体绩效机制的团队信仰相伴而生。尽管个性化不是整体绩效和团队信仰的核心因素，但是它实实在在地促进了二者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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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体制、消费以及社会关系的这种结构性变革，从长远来看，并未损耗掉影响整体绩效发展的所有积极要素。这种变革与政府实施“改革”的动力紧紧联系在一起，而且正如文森特·德·高乐雅克（Vincent de Gaulejac)所提出的那样，与“量化症(参见美国社会学家皮提瑞姆·索罗金(Pitirim Sorokin)的作品，他对这一概念有着权威的解释。)”的动机也密切相关。量化症是对数据与量化的一种狂热追求，是一种“测量上的病态执念”(Vincent deGaulejac，2005?;2011，P.188)。在国家的“现代化”趋势（详见第四章）之后，与我们所料不同的是：多种态度交叉叠加的越发深入。寄希望于评估公共政策以带来良好效果的人，认为这具有程序性正确的特点；而与之相反，更看重效益及其指数的人则将其在公共行为选择之前或之后合法化。这种双重判断标准带来大量麻烦。对公共政策和绩效测度上的评估态度的矛盾，正是建构主义和现实主义观点产生差异和混乱的源头。这个矛盾一方面维护着测度观点上的非政府主义特点，另一方面又在个人问题还是集体问题上保持模棱两可的态度。资本主义及其内部协调上的操盘手们(其中，经济学家与管理者是顶级操盘手)。在个人和社会两个层面上不时转换着观点。比如，他们提出个人绩效的积累可以产生社会和集体绩效，然而同时却忽视了公共财产的确认与维护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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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将继续做深度研究，并将揭示量化的普遍化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在从“估算时代”到“测度时代”的体制性转变中，量化伴随着测度的“数字时代”(Beau，Prévoste，2000)而发展。数字时代最大的特色就是将数字应用到了人类生活中所遇到且要研究的“所有”问题：工作，业余活动，以及隐私、个人或公开场合的生活。

总体绩效机制的出现可能与四种同时产生的最为成功的变革相似。同时，总体绩效机制也逐渐替代了联合绩效、专项绩效与多元绩效，无论是在工作绩效评估方面(Dejours，2003)，还是在公共政策绩效评估领域(Monni-er,2002)。

然而这种发展新趋势，即我们所命名的总体绩效，与其他多种绩效机制是可以兼容并存的。这一点我们在第六章中一定会有所阐明。这种兼容并存一方面可能与过去机制（福特主义机制）的弹性相关，另一方面也可能是与改变中的该领域的抗拒性相关。与抗拒性相关的支持者至少暂时认为：一些效率或者绩效的评定模式应该被确认，有时甚至应该被鼓励。他们坚持这种抗拒性的发展趋势，是因为要提出两个条件：第一，绩效不应该被视为只具有单一模式，而应该被视为存在多样性（定义上的多样性、目标的多样性、接受目标可能存在的矛盾，以及从不同视角如政治—看待问题；第二，已被确认的绩效模式的合法性应该取决于一个长期检验的过程。至此，绩效制度的定义包含了它所拥有的所有意项：它是一项社会建构中的成果，这项社会建构倚靠基于目标和实现方法的契约，倚靠测度和评估方式上的事先达成的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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