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绩效资本主义新精神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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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绩效及其词源

应该创立一套绩效模式，使之便于测量、审计，并能合法、合理、具体地与外部机构交流。

(Power, 2005)

一、绩效

在2009年出版的《荒谬策略》中，作者玛雅·巴卡奇·博瓦勒（Maya Bacache-Beauvallet)深入细致地描写了绩效时代。我们在此引用一下这段描述：

事情发生在一所法国大学。不少学术权威和学术领军人物组成的科研小组莅临了现场。大会拖沓冗长，有的学生昏昏欲睡，有的只是假装倾听，和平时上课没什么区别。临近尾声，一位科研负责人问道：“哪所大学最具创新精神?”所有人笑而不语。于是他继续问道：“真的没有吗？像所有公司来说，假如我们要汲取灵感、促进学校发展让没有创新力的大学重回创新方向，那么，知道哪一所大学最具创新精神就是很重要的。”于是，观众们明白了。笑声渐渐消退。有胆大的学生插嘴：“您想表达什么呢？是创新精神吗？”“创新精神取决于所在领域，取决于学生和老师。并不是有一张专利证就是创新。”另一位科研负责人及时平息了这场即将激化的辩论：“我有个想法，我们可以建立一套评判标准。”“关于什么的标准？”“一个让不同学校的学生都能参与评定的创新等级标准，这样，就可以知道哪所大学最具创新精神。”所有人松了口气。没错，解决办法就是我们要建立一套评判标准！……这时所有人看起来都似乎显得很专业了。言而总之，公司不就是这样管理他们员工的吗？不就是通过一套绩效评判指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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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衡量绩效，就当然要先评估工作。不是所有评估方式都能奏效，更别说面面俱到的方式了，要在数量基础上衡量工作效率和任务完成度。博努瓦·海勒布朗认为，绩效是指个体相信自己有能力独立控制事情进展的理想化概念。根据这一概念，人成为一个控制系统中不可或缺的因素，在该系统中，计划在目标的指引下稳步推进。然而，“绩效”和追求绩效的想法是从何而来的呢？对于“鼓励机制”的主流概念，该采取何种批判制度呢？又应怎样建立一套公众认可的制度呢？

第一章绩效及其词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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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双重词源概念

我们已经分析了一个词语的现实重要性，还有必要追溯它的词源吗?目前看来是有必要的，原因有两个：一是“绩效”的词源决定了它拥有多重含义；二是由于数据支持和这个词本身的多义属性带来了很多认识上的困难，我们很难把握它的准确含义。

“绩效”的双重词源虽然容易解释但又模棱两可。一方面，在盎格鲁-撒克逊语中，“toperform”表示功绩或收益。它最初的修饰对象是动物和机器，现在引申为用来修饰所有的客观事物和情形。“toperform”有动态意义，是表示动作或结果的一种动词形式。我们通常把“performance”理解为一场戏剧（表演），或是一场音乐会（演奏）。

另一方面，拉丁词源更注重表意，含义往往偏积极，较之事物的表面，这种理想化的表达更适用于它的内在优点。“绩效”意在追求卓越品质，反映一个社会的生产力等。根据这一词义，绩效更注重结果而不是动作或过程，从语法上说，就是“有效率”。

人们经常可以看到，这种双重词源不仅适用于日常用语，还适用于社会科学领域。因此，在列举有关绩效问题的文献时（“生产力”渐渐成为“绩效”的替代词)，我们发现现存最早的数据文献源于司法用语。霍华德·罗·瑞尤于1864年在《哈佛法律评论》发表了《相同绩效的持续保障》(Successive promises of the same performance)。文中，他界定了这个词的常用含义，并将其与“合同”自然而然地联系了起来。当人们签订合同的时候（在英文中签订合同即为“to perform a contract”)，“performance”一词法律术语翻译不仅包含合同里承诺的东西，还包括了合同中需要实现的东西。“他有义务完成合同，他的协议方享有最终成果。”我们同时发现，在英文的表达中，“绩效”和“效率”都被赋予了现代含义，在此基础上，“perform”一词的阐释就已经引申出其他意义，无论是指结果还是效果。甚至可以说，“阐释一个现象就会导致一个现象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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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绩效不仅越来越倾向于表示结果，还表示达成结果的最佳过程，从而导致了其含义的模糊性。与此同时，词语的多义性越来越规范，反而导致含义翻倍。不过，在多种阐释中，数量化始终是大家都认可的。

当下，尽管“工作业绩”的概念已经非常普及，但在工作和招聘领域，“业绩”仍然保持了“绩效”的双重词义。“工作业绩”通常被认为是有偿劳动中最主要的评判标准。在人力资源管理工具中，薪酬激励制度就是以工作业绩为衡量尺度。这一衡量尺度同时伴随着个体双重薪资价值：自愿服务和强制合作。

第一章绩效及其词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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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新的几种绩效考核标准中，量化目标与考核参与者已经产生了必然的联系。这些目标将绩效置于远景比较中：既可以是历时性比较，绩效随时间而增长，因此被视为可无止境地提高；也可以是静态比较，在与他者的比较中使用一些其他评判方式。比较中产生的这些评判有时会导致一些非常态的目标，然而，这些目标却是理想绩效所能达到的最高程度（通常叫“最优化方法”或“基准点”)。这种绩效在劳动力市场上直接把参与者置于竞争意识状态，本身就具有竞争特征。

三、量化的重要性

伊利茨（llich）曾经写道：“处在由他人制定的某一度量体系—其作用为测量他们的个人发展中的人，将很快就只知道乖乖就范，任人评判自己。没有必要将他们置于规定好的位置，因为他们会自动走过去，犹如小动物钻进自己的窝一样—发号施令者其实就是他们所接受的训练而已。”不仅如此，在这一过程中，他们还会将自己的同类也引向他们的位置，“所有的物与人”必须“和谐地聚在一起”。①伊利茨阐明了量化发展的结果：绩效指标会成为达成业绩的标志。现在关于绩效的理念中，上述理念的重要性是普遍存在的，它们将在本书中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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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呢?因为从绩效机制的实施状况来看，对个体、系统、土地或国家绩效的评定，只能通过量化数据来处理。原因有很多，我们将在第五章中详细解释。但其中一个原因是，不论从被当作载体的含义来看，还是从我们赋予的用途来看，绩效的概念都是丰富多样且约定俗成的，但是我们注意到，至少在二十年前就有一种倾向，那就是这些指标体现了一些概念并且赋予了它们可行性，尽管这种可行性有时并不会存在。我们打算建立一套可持续发展的指标体系——由一套综合指数构或，或者是一套评估生活质量的指标体系。但毫无疑问的是，这套体系必然与集体惰性和奢望政府的高效运作方式有关，而政府却总是因循守旧的(并依赖一些只能提供没有意义的量化数据的智囊团)。因此，这种做法与我们所处的后民主社会中的一种现象毫无二致：协调迁就与信心破灭并行不悖，普遍存在着。

但是数据化信息大部分时间都在充当一个“黑匣子”。

第一章 绩效及其词源

① 转引自马赛拉·噶加多（Marcella Gajardo，1993，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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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出处无所考察，似乎自身就可以构建某一真实存在的事实。这与公共统计数据完全相反。公共统计数据的出处都是由它们的产出机构所保障的（Desrosières，1993），这些机构同时也是这些数据完整性的担保人—使用绩效评定指数的社会政治条件却鲜少被公众所熟识，也几乎没有人质疑这些状态，争论也就更不存在了。

与其他重要而有用的知识形式的标准不同，绩效指数一出现便被视为一份被确认的协议。似乎只要人们公布一个用来量化社会现实的数据，这份协议就会立即指向某一已经被接受的知识，而且该知识已经被清楚明白地阐述过了。

但是，可见性只是流通中某一可能存在的环节。希瑞尔·勒缪（CyrilLemieux)于2007年曾经说道，正是由于可见性发挥了作用，我们才能建立起真正的流通领域的社会学。我们感兴趣的是，流通可能会使评定标准受到争议，质疑它的稳定性，更甚者会摧毁它虚假的价值中立态度。在社会科学层面，在一些社会政治情况下，社会现实会被量化，这些情况的可见性并不会把量化的工作变得无效，但会把思考的方向引向预先设定的评估机制中，多种选择从源头上就已经可以自圆其说。同样的道理，绩效指数也完全可以这样自圆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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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用失业率来为我们的话题做注释。这个指标作为一个被大众最为认可的绩效外在体现，伴随着经济增长而出现，既是公众对发展进步进行集体评价的核心判断之一，也是形成评价判断内容的重要因素之一。国际劳动组织对失业的定义基于三个准则：“没有工作”“正在找工作”“很快就可以找工作”。如今，这个定义已经逐渐被采用，正如布鲁诺·拉图尔①和斯蒂夫·乌尔加②所描述的第五种科技语言那样，“这是公认的说法，虽然不显山露水，但是应该注意到，并且把它们摆到明面上”。

专题1.1 布鲁诺·拉图尔谈科技语言

第一种科技语言指向简单的推测或者是思辨，我们一般可以在文章末尾或者交谈过程中看到；第二种科技语言包含有“模态”，也就是说，阐述者相对于自己的语言表现出自己的立场，比如“看起来似乎…”这些模态通常会以假设的形式出现，而假设将来必须要得到检验。第三种科技语言涉及到两种科技语言之间的假设关系，它们都在其他“模态”中有叠加的关系。第四种科技语言致力于描述一项已经被接受，并且已经被明确地表达过的知识。至于第五种科技语言，它们与一种被视为经验的事实相应和，并不经常出现，因为它们属于被默认的知识。

第一章 绩效及其词源

①布鲁诺·拉图尔(BrunoLatour，1947—)，法国当代哲学家、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STS（科学、技术与社会）巴黎学派的创立者，以科技与社会之间关系而闻名于世。

②史蒂夫·伍尔加(SteveWoolgar，1950—)，英国社会学家，曾与布鲁诺·拉图尔一同撰写《实验室生活：科学事实的建构过程》(La-boratory Life: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Scientific F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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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第一到第五种科技语言正好如爬台阶一样，逐渐由假象过渡到事实。实验室的工作就是要将第一种科技语言变为其他种类，最终目标是产生尽可能多的第四种语言。

引自：Latour，1998

至于经济学与社会学语言，这种现象则更加突出。因为这两个领域的语言可不是仅仅专家使用。它们在范围更大的圈子里传播。在这些圈子中，最高层次的位置由政治和媒体分别占据着一席之地。尽管失业指数成为集体评判的标志，但是与此同时，它也要与局势相挂钩。坦率来讲，政府每个月末登记的求职者数量的变化就是执政效果晴雨表。然而，只要不质疑失业这个社会和经济问题的重要性，找到打开失业问题这个黑盒子的方法就变得很有意义了，正如2006年底“另类失业数据组织”（ACDC）公开做的那样，还有2009年洛林数据库组织(collectif LorraineData)所追求的那样。由民间团体“不公平现象警告网”所创立的ACDC一贯以批判的眼光来看待那些政府措施以及它们的作用。在对失业所做的调查工作当中，作为例证，他们首先强调了个人在全民就业办事处注册的总体数字(2006年9月的统计数字为445万）和传统定义下失业者数字（仅为217.2万）之间的巨大差别。这个差别说明“隐形失业”①的数字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攀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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