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绩效资本主义新精神

洛林数据库坚持将这项破除统计旧俗的工作不断深入，尤其反对政府对统计数据越来越多的“修补行为”。这些行为只不过是意在“阐释那些对（政府）目标有利的统计数据，致力于将数字化的统计指标变得扑朔迷离…或者对政府施压，以促使其编造出符合他们自己设定的目标数据”(洛林数据库，P7)。他们卓有成效的检举不仅立足于对失业数据处理方式的观察，还借助于购买力、贫困、教育、移民以及犯罪等因素。在这张当代重大社会问题的清单上，我们现在还可以添加上债务数据。对于添加债务数据的做法，本杰明·勒穆瓦（Benjamen Lemoine）曾经在一篇令人激赏的文章当中阐述过，文章的背景是针对财政部建立债务指数表的讨论以及由此引发的法国民众的大争论。但是否应该也建立财富统计数据—这正是多米尼克·梅达强烈建议我们要做的事情，提出同样建议的还有20世纪90年代末的FAIR①?简单来说，在现代资本主义体系内，任何重大经济或社会问题都无法逃避量化统计。缺少对这个问题的解答将会引起统计与民主之间的统合问题。

第一章 绩效及其词源

①在隐形失业之中，我们可以看到海外省的失业数据(2006年9月为220000)、寻求临时工作者或者是部分时间工作者(871000)，免去找工作者（412000），功能受限性失业者（452000），无法即时就业者(32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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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从估算到度量：制度的变革

理论上说，“度量”一词倾向于在可度量范围内表示客观存在的事物，所以，我们可以测出鲁昂第六座大桥福楼拜大桥高86米。这种说法是建立在度量单位基础上的，有了它，争议就会大大减少，直至不足以引起注意②。但当它（度量单位）被置于评估过程中，比如公共政策评估中时，度量就失去了中立性。此时，它失去了在其他领域的许多功能，或者是最小化了自己的功能量化。

从1993年起，阿兰·德斯罗思尔(Alain Desrosières)不断反复强调，量化意味着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经过一系列程序，预先确定一套测度体系，通过这套程序包括对比、协商并达成共识，对测度对象应进行表达、登记和编码处理。量的类型包括失业度量（有个问题有待回答：“什么样的人才能被称作求职者呢”）、购买力度量（它提出的问题是关于一揽子商品和服务的消费方式）、债务度量（有必要为公共行动配备一套总负债或者净债务的指标吗?)、贫困劳动者度量，甚至是塞西尔·布鲁斯（CécileBrousse）提出的“无固定住处者”①的存在性和度量。然而，确立这些价值评价体系就必然涉及政治与技术两个方面的术语定义。这种评定十分重视绩效的重要性，绩效不是更确切地说—不再是我们常说的估算结果和目标之间差距的手段，而是度量数值结果和数值目标之间差距的手段，有了这种转变，我们就进入了量化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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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即 Forum pour d’autres indicateurs de richesse，其他财富指数论坛。

②我们也可以质疑这种度量方式的权威性，它并没有独立于公共测量科学。比如，我们也可以采纳用英寸测量的方法，甚至用身体来测量，以及其他生活经验来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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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价值问题

绩效不能被视为个人价值的现代版吗？于连·米拉纳斯(JulienMilanesi)强调，不管在多么科学的框架里，也很难对价值进行定义，因为从19世纪末起，“学科之间的差异得以明确，每门学科都把内部价值转化为理论构造”。自11世纪起，我们就知道价值有双重含义，而它也逐渐被二分化。其中一个含义接近道德层面，只要一个人有价值，就说明他是有功绩和优点的。“价值”是个人对真、善、美的评判，也是对评判自身的评价，由此形成了价值的等级或价值体系。

第一章 绩效及其词源

①塞西尔·布鲁斯(2002)指出，“2001年无家可归者调查”并没有考虑非常不稳定的居住条件。这项调查认为无家可归者—一个人的前一晚的居住条件为下列两种情况之一：求助于住宿收留组织，或者住在一个预先并未考虑过的住处，如道路、临时住所等（Brousse et al，2002：2)。布鲁斯认为，有将近30万人没有被统计进去，其中有13万人住在移动住所里，5万人住在需要付费的旅馆房间里，4万人住在临时建筑物中或者是临时住宅里，8万人有条件地住在家庭成员的住处或者是朋友家里。另请参见Brousse(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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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含义则是经济领域内的一个支柱性概念，即物质价值，也就是安德烈·奥尔良（AndréOrléan，2011）在《价值帝国》中所强调的新古典主义者所认为的实用价值。他进一步指出，在获得价值的时候，商品“具有一种特殊的客观形式”，也就是价值的客观性，它是由实用价值转化而来的。有一种理念认为，“商品本身具有某种特性”或者是某种物质（Qrléan，2011），这本是基于作者的一个大胆假设，并试图囊括一些经济关系，以便维持“经济领域之外的集体信念”。正是由于引进了经济关系，当代经济学才能相对于其他社会科学有了自主性。在与价值引进社会关系这一理论相决裂的时候，安德烈·奥尔良不仅与主流理论分道扬镳，更是在社会科学领域恢复了经济学的自主地位，强调了价值形成时潜在的社会关系，其中还包括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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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换领域中的社会关系。

六、经济增长与生产力：危机中的概念

绩效是随着政治经济学的产生而产生的吗？被土地产出问题困扰许久后，重农主义者提出了第一个解决方案，那就是“生产力”，通常被理解为“生产的能力”。1945年，弗拉斯蒂耶指出，生产力在当代，成了“人类劳动产量”的同义词，它被定义为“国民经济部门在单位时间内由工人创造的劳动总量”。生产力成了解释“黄金三十年”①期间生产总量迅猛增长的便利机制，它准确地了反映了一部分事实。

这个概念存在着内部的冲突。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共识，即当代资本主义与“黄金三十年”时期以严格监管而闻名的福特制已经没有多大联系：与工作相关的社会协议成为泰罗制公众可接受程度下的工人的劳动与购买力和社会福利进步的承诺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福特制共识所依赖的机构性调整和最初观念也在很大程度上处于被质疑的地位，并且质疑的程度还在不断加深。

第一章 绩效及其词源

①Les Trente Glorieuses，也译作“辉煌三十年”，是指二战结束后，法国在1945年至1975年这段时间的历史。在这三十年期间，法国经济快速增长，并且建立了高度发达的社会福利体系。法国人重新拥有世界最高的生活水平，工资大幅上升。并且许多农村人口迁移至城市，法国进入城市化社会。——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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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进一步阐释。对调节学派来说，经济增长体制就是一种积累体制，它以一个经济体的长期规律性为特征。通俗来讲，它分析和阐释提高生产力所使用的方式、方法以及研究生产力提高之后人们对它的运用。因此，它对人口生存条件的变化也有研究。

所以，调节学派把生产力的概念纳入解释框架之内，认为生产力在再分配中实现的收益可以促进全社会的进步。他们的理论论证的中心与商品和服务的无限增长紧密相关。在他们看来，工作效率的不断提高可以促使生产无限扩大。生产力的提高所带来的收益取决于工作中技术资本的增加，取决于工人对工作任务的自觉完成，以及单位产品上的投资节约。

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原先的经济增长和生产力的概念已经过时。作为与科学、技术、统计和政治等领域都相关的概念，无论是对财富的增长，还是对工作效率的评判，都已经引起大家的质疑。然而承认这一点又非常艰难，包括制度经济学学者也是如此认为。直到让·盖德雷第一个在法国指出了制度经济学中隐含的这一巨大危机。制度经济学源于协议经济学，或者更宽泛来说，也出于调节学派。尽管在福特制或者其他工业主义经济学中进行了调整，但是建立在以男性为主要雇员基础上的生产力与经济增长概念已经失去了意义，无法应对现代资本主义所提出的挑战。一方面是服务业所带来的挑战。现在西方各国的经济很大程度上已经第三产业化了，也就是说物质资料的机械生产会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医疗、陪护、教育和信息等产业。然而，经济增长的概念总是围绕着生产总量的扩大而出现的，我们能像衡量生产总量一样衡量健康、教育、陪护的总量吗？社会和生态带来的挑战急切要求我们制定出最终的经济模型，这关系到大众的福利，也是公共生活的关键。一些指标可以显示财富的积累和社会的进步，但不能显示当代社会涌现的挑战和我们社会面临的危机。比如，再大的国内生产总值也不能解决社会和生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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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GDP指标、经济增长指标衡量财富和社会进步的局限性已为研究所证实、公众所熟知（Méda，1999；Viveret，2003；Gadrez& Jany - Catrice，2005)，并在 2009年受到由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瑟那（Amartya Sen)、费图斯(Jean-PaulFitoussi)等人组成的委员会的批评①。必须承认的事实是，GDP指标以过于积极的方式记录了所有形式的经济活动，不论它们的最终结果如何以及外部性怎样。它无视扩大生产后经济成果的分配问题，以令人质疑的方式划定未来将被证明具有合法性的参与生产的经济活动范围。作为一个流量指标，它无视环境、社会、人文方面的人类遗产状况，而保护这些遗产是所有人类所应尽的责任。在这里我们看到：经济学家眼中最重要的观念国民生产总值（GDP）—已经遇到了危机。与其境遇相同的还有经济增长的生产本位主义模式。

第一章绩效及其词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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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从生产效率到绩效

建立在更广泛的生产力和绩效基础上的流动趋势分析有几个不同的数据来源。我们刚刚提到过以下几个：服务行业的效率有待考虑到生产力当中，之前占据的比重过低；绩效从传统领域扩大到当下社会越来越关心的一些“限制”上来，尤其是生态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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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该委员会由法国总统萨科齐在2008年组建。其目标是为法国，甚至欧盟提供一套新的“经济绩效和社会进步指数体系”。该委员会的研究工作所提出的批评分析可以参见Fair的网站：http://www.idies.org/in-dex. php?category/FAIR。尤其要注意的内容是让·盖德雷(JeanGadrey)和多米尼克·梅达(DominiqueMéda)的文章《斯蒂格利茨委员会：公正的诊断，但仍过于谨慎的建议》，也可以参见雅尼·卡特里斯和梅达2011年出版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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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生产力的研究分析向绩效分析的转变是显而易见的，从几十年来的以Econlit资料库为基础的各种专业杂志上的文章标题中就可以看出来（参见图1.1和图1.2)。Econlit由美国经济学会创办维护，完整地收录了书籍、杂志、工作论文和公开发表的论文等。

在图1.1中，我们统计了Econlit资料库所收录的参考文献的标题并进行了对比分析。通过图1.1可以看出来：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之前，有关绩效和生产力的参考文献非常少。

第一章 绩效及其词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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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二十年间，两个参数都以类似的速度增加。然而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有关绩效的文献呈现出惊人的增长趋势(年增长率可以达到6.1%)，而有关生产效率的文献增长速度则相对变缓（年增长率3.8%）。

为了避免过于繁琐地显示20世纪初以来全球相关文献的爆炸式增长数据（Econlit资料库统计的平均年增长率为5.9%①)，图1.2只显示了Econlit资料库统计的出版物总量的增长比率。该图可以让人做出这样的假设：绩效和生产率之间具有部分可替换性。因为相对于有关生产率的文献减少的趋势，有关绩效的文献却飞速增长。也就是说，从生产率到绩效，跨越只需要一小步。

结论

生产率作为“第五等级”(布鲁诺·拉图尔提出的概念）的概念而出现，与之相关的民主问题也数不胜数。它的扩张，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已经成为过去。生产率扩张的过程与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扩张密不可分。继之而来的金融资本主义，其发展过程其实也是一个生产率概念向绩效概念转变的过程。这个转变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经济第三产业化，然而，第三产业化的活力与建立在生产收益再分配基础上的福特折中主义并不兼容，量产化和工业化这两个特性也与业已到来的服务业经济绝少相容。我们会在接下来的章节里探讨经济向第三产业的转变及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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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其中，1968—1989年间年增长率为9.4%，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年增长率为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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