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绩效资本主义新精神

第一章 绩效及其词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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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服务业经济的绩效

说非物质化的服务业不带来生产率的增长，是有一个绝妙理由的。事实上，在大多数情况下，人类的价值是靠劳动成果体现的。在效果取决于人际互动的经济行为中追求生产效率，则会逐渐损害生产质量（TimJackson，2009)。

一、第三产业的评定

（一）最近五十年来的持续发展

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发展以及它在整个经济活动中所占据的地位已广为人知。对于第三产业就业的发展，人们最常提到的经济学解释是恩格尔定律，它明确指出了随着家庭收入的增长，投入到高档产品的收入份额也相应增加。然而人们总是习惯地并有点过于草率地认为：只有满足了食物消费和工业产品消费之后，个体才会趋向于第三产业消费。恩格尔定律经常和威廉·鲍莫尔(WilliamBau-mol)定律①一起被谈及，后者是研究服务业供给的。鲍莫尔定律中作了这样的假设：相对来说，技术进步天然地在工业和农业上发展更快，这就导致了生产率在服务业的收益天然地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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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用不那么严格的眼光来探讨这两大定律，那么，法国经济学家让·弗拉斯蒂埃在其1948—1949年的著作《二十世纪的巨大希望》(GrandEspoirduXXeSiècle)中强调的，关于第三产业会持续不断发展的结论，至少在西方国家中还从未被推翻。他在《黄金三十年》中描述了就业在三次产业（农业、工业和第三产业）中的一种公式化的发展趋势，这种趋势在所有的国家，甚至所有的地区都或多或少得到了验证。

在法国，从事农业的人口在20世纪初超过40%，如今只占4%。工业就业比重同样从20世纪初的30%下降到如今不到25%，20世纪70年代初的峰值未超过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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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鲍莫尔定律，又称“鲍莫尔法则”。鲍莫尔模型由美国经济学家威廉·杰克·鲍莫尔于1952年创造，模型将利率因素引入交易性货币需求分析而得出的货币需求理论论证了交易性货币需求受利率影响的观点，从而修正了凯恩斯关于交易性货币需求对利率不敏感的观点。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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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业则出现了明显的发展，就业比重在2009年达到了75%。

上述结论并不是最近才得出的。自威廉·鲍莫尔（1967）的和维克多·福克斯（1968）的开创性研究发表以来，社会学研究者们开始对当代资本主义的转变产生兴趣，对这种结构上的变化有了一套系统解释。劳动者从制造业涌入服务业，造成了巨大的制度转变。劳动者与新的现实的碰撞将新的角色—排在第一位的是女性—推上了舞台，动摇了传统经济活动的衡量标准，比如产品。在服务业的经济活动中，劳动者先要与他人面对面地互动，不依靠技术或者商品这样的中介，因此，产品的改变、劳动和经济活动的变化，用比物质商品更直截了当的方式，建立于一个围绕着最终产品提供何种服务的协议之上。教育服务、家政服务、看护或者咨询的服务，比工业时代更多地构建在两个主体的互动之上，在二者的服务关系中，通常还需要“主观”能动性（mobilisation subjective)。由于主观能动性涉及两者的互动问题，因此，在一些研究机制中，主观能动性是隐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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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同国家地区的不同服务业

作为后工业主义的共同标志，国民经济的第三产业化并不意味着服务业经济的内容是趋同的。多米尼克·安克索（Dominique Anxo)与唐纳德·斯托里（Donald Storrie，2000）的比较研究显示，即使是同样程度的第三产业化，不同国家的服务水平也是千差万别的。受维克多·福克斯(1968)和乔基姆·辛格曼恩（Joachim Singelmann，1978)的开创性研究的启发，安克索和斯托里划分了四种服务业经济活动，揭示了国家间第三产业结构与动力的巨大差异。在20世纪90年代末，瑞典“第三产业”的标志性特点是社会服务具有相当大的优势，贡献了35%的服务业就业。而美国第三产业的特征之一则是分销服务（商业、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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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了第三产业就业的四分之一，特征之二是商务服务业的迅速发展。换句话说，在当代资本主义第三产业飞速扩张的情形下，不应当忽视第三产业结构和动力的差异，而不同的特征也展示出当代资本主义的各种差异(Jany-Catrice& Ribault, 2005)。

第三产业与边际劳动生产率的结构性下降在什么程度上是联系在一起的呢？这正是我们要探讨的问题。

二、现代经济中边际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的结构性下降

（一）几种结构性趋势

根据一项对古代数据的研究，安格斯·麦迪森（1991)发现，从1400年至2000年，人类财富共增长了33倍，然而这个现象反映的时段生产并未有大的起伏。他重新组织了数据，证明在1400—1820年经济增长非常缓慢（大约0.2%的年均增长率)，1820—1950年经济增长才加快了速度(年均增长率1.2%)。麦迪森重点展示了生产主义的经济增长模式是有局限性的，只有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初这段时间经济增长率非常高，而且这一时期各国的数据是有差别的，美国年均2.7%，法国为5%，日本高达7.7%。然而从1973年开始，所有西方国家的经济增长都出现了结构性减缓，不同国家分别降低了2到3个百分点，让人怀疑“黄金三十年”巨大的增长只不过是长期低速结构性经济增长中的一个偶然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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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会计学的角度看，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经济增长的减缓与边际劳动生产率的整体放缓有直接关系，后者整体放缓的程度从美国的年均-1%，法国、德国的年均-2.4%，到日本的年均-4%不等。这种通常被叫作“总体绩效”的严重减缓在1998年后再次出现了，法国的情况（图2.2）就表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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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服务价格是多少？

对于经济增长和边际劳动生产率的结构性减缓有多种解释。在宏观经济研究中，人们认为，要分析生产率，必须同时考虑劳动因素和资本因素，而且某种程度上还需要计算效率的提高。因此，经济的整体生产率是劳动生产率和资本生产率的合计。这种合并操作复杂，还需要繁复的假设。尤其是它将流通中的货币价值作为工具，将投入和产出的价值放在一起来进行整体分析，以便得出一些测度数据，或至少是一些历时性的评估。但这种做法只有在不考虑价格变化的条件下才可能实现。然而，不管是对经济学家还是对统计学家来说，要计量服务活动的价格都是非常困难的。为了使获取的数据误差尽可能减小，研究价格变动应该选择相对同质的、标准的，质量不随时间变化的产品(Gadrey，1996)。这些特点与福特制时期很符合，当时测量价格的工具刚刚出现。然而，实现质量标准化、平稳化的社会技术条件在工业中越来越难以实现，在服务业中就更困难了(1987；Gadrey，1996；1998；Triplett & Bos-worth，2006)。再细说一下这个重点。价格指数建立的根据是大部分宏观经济集合体中的生产价值和规模的分配。因此，在一个增长体制中(就是说我们所说过的，国内生产总值“规模”的发展)，价格指数是发展的一个核心因素。然而，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这些指数越来越难以被掌握。这些原因包括两个基础平衡过时、分销渠道改变、诱发性成本、销售产品多样化的估算难度、各种经济活动的特殊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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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质量效应”从价格变动抽离出来是非常困难的。它影响着一般价格指数，甚至是通货膨胀，迈克尔·波斯金（Michael Boskin）于1996年证明了这一点。在一份对参议院财政委员会的报告中，迈克尔·波斯金指出了美国国民账户严重高估了20世纪80年代的价格变动：平均1.1个百分点，根据年份从0.6到1.6上下浮动（Boskin，1996，p.1)。迈克尔·波斯金提到多种原因，但决定性因素有两个。首先，这份报告提出，在越来越依靠持续创新的经济中，对质量效应在工业和服务业中作用的评估是不正确的。换句话说，对价格的衡量以及对规模的评估，都没有考虑到产品质量的改善。其次，报告还强调了产品测度上反复出现的一些重大困难，产品也可以说是服务活动的“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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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在经合组织（0CDE）负责研究这些问题的安妮塔·沃尔弗（AnitaWölfl）同样也认为国际统计办公室的评估数据是值得商榷的，它在一些与“卫生、电子通讯、信息服务和个人服务”（在数量和质量上）同样重要的领域缺少价格指数。因此，安妮塔·沃尔弗尝试在不同经济活动（尤其是金融服务）中选择不同方式来评估价格变动，进而也可以评估生产规模的变化当被测的价格被作为平减物价指数使用时。根据丹麦的情况，她研究了七种评价金融服务业中不变价格附加值的方法。这些方法包括双外推法以及通货紧缩，后者包括使用中间商品价格指数的通货紧缩，或者使用总产量价格指数的通货紧缩，以及以工资水平变化为指数的通货紧缩等。她发现，对同样的产品总量，得出的数据走向有明显的不同，根据测量的公式，在20年里价格指数从不到10点的变动超过了30点。下文的图例显示出当根据总产量价格指数进行通货紧缩时，附加值大幅增加，指数从1980年的79增加到了2000年初的110。然而，当我们使用就业或工资水平来计算附加值时，指数明显地降低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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