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绩效资本主义新精神

除了资本和劳动以外，我们还可以从其他的生产因素，尤其是创新和技术方面来研究生产率增速减缓的原因。然而，不论是在工业还是在服务业，整体生产率增速减缓多发生在技术创新成倍增长的条件下。这个现象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索洛（Solow）悖论，它在20世纪90年代常常被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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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索洛悖论

有句名言很好地总结了这个理论：“我们到处都看得见计算机，就是在生产率统计方面看不见它。”实际上，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大部分研究都预测信息技术，或者更普遍地说，新技术的引入和广泛应用会带来巨大的生产率增益，尤其是对于第三产业中的办公室工作。计算机对于办公室劳动的革命作用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与蒸汽和电气对于工厂劳动的革命作用相提并论。对索洛悖论的解读引发了许许多多的讨论，也产生了不同角度的解释。

1. 内源性的解释

人们不止一次地用相同的论调提起缓慢的经济增长和不同领域有所差别的边际劳动生产率。以威廉·鲍莫尔(William Baumol)的研究为依据，经济学家们比较接受这种观点：服务业就像一片腐殖土，然而它为生产率的增长提供不了营养。它结构性地，或者说内在地不如工业那样有利于生产率的增长，因为生产率的提高需要的营养是矿石—工业才能提供。经济学家们认为，服务业结构性地“停滞不前”(Baumol，1967)，抑或结构性地“不活跃”(Schreiber，Vicard，2011)。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们也认识到某些服务业经济活动比其他类型的更加“多产”，因此他们常常在总体观点上也要对细节上的例外做出解释。在1967年出版的研究成果中，鲍莫尔曾重新对停滞领域和发展领域做出自己的分析，在发展领域中添加了新兴的服务业经济活动（比如运输业）。这些经济活动的新增劳动生产率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获得非常大幅度的提高。此外，弗拉斯蒂埃在对不同领域生产力的研究中，也用专门的方式依据生产力水平重新组合了生产部门。最近，阿曼汀·施莱伯(AmandineSchreiber)和奥古斯丁·维卡尔(AugustinVicard，2011）再次研究了这个问题，并且试着做出解释：从长远看来，第三产业化对于新增劳动生产率的减缓最终是扮演了一个功能模糊的角色。不同类别的服务业活动其生产力增长减缓的程度也有所不同：与企业相关的服务业的生产力增长幅度非常大；家政服务业方面的生产力增长却甚为微小，甚至趋近于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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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开与之相关的，通常具有争议的范例，这类解释的其中一个局限是在“衡量”这个主要困难上陷入了僵局。实际上，这种解释以工业推理的方法来推理服务业生产力，却忽视了服务业经济活动中衡量附加价值是非常困难的统计人员已经广泛地认识到了这一点(TriplettBosworth，2006)。由衡量所引发的方法论问题，以及深层的认识论问题是非常尖锐的：健康的“量”是什么，社会行动的“量”又是什么，在教育领域和咨询领域怎样得到一个“生产的标准单位”？必须从概念上创新，抛弃陈旧的观点，才能更好地思考所有这些有关衡量的问题，并通过这种方式来摆脱“衡量困境”。为了解答这个问题，各式各样的社会经济学解释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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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社会经济学解释

弗朗索瓦·霍恩（Horn，2003）对社会经济学流派的解释作了最好的概括。霍恩对于新增劳动生产率的分析来源于他对计算机软件业的观察和摸索。在这个领域，新增劳动生产率以及价格的发展这二者都难以鉴别，全国统计及经济研究所（Insee）最近得到的数据表明，采用不同的公式，计算结果的差异是非常明显的。价格方面，弗朗索瓦采集了一套计算机服务业的卖出价数据，这套数据成为与工资成本指数相比较的契机，后者是为了制定国民账户而采集的2002年以前的近似值。不同计算公式得到的结果也非常不同：“在2002年到2004年之间，如果根据工资成本指数来计算附加值，计算机服务领域的生产力年均降低0.5%；相反，若是根据新收集的价格指数来计算，生产力则年均增长4%”(0kham，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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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释这种现象，霍恩首先对加总的困难做出了说明：当生产力被作为集合体测量时，单独的、被明确划分的经济活动的新增劳动生产率看上去消失了。随后，他强调了信息化进程的社会性特点。根据索洛悖论，信息技术的传播有着内在的社会性的本质，它表现为新的信息技术本来是有利于开发总体潜力的，但经济活动主体的战略性行为可能会阻碍总体潜力的开发。这种阻碍就是对组织中新技术的引进进行个体或集体的抵抗。其他的经济学解释研究的是组织选择的方式。其中最基本的观点认为，对信息技术管理不善可能会造成资源的浪费，甚至设备过剩。新信息技术的引进还可能会受到追求生产力以外的其他意愿的影响。霍恩解释说，信息化可能是应对某些需求的必要投资，这些需求可能是法定的、行政管理的或者来源于各种利益相关方(顾客、公司网络、竞争企业的压力）。信息化的原因还可能涉及一些模仿行为以及“宣传战略”，这种宣传战略的倡导者包括从业人员自身(Boyer，2001)。最后，还有一种有着统计数据支持的论点，即滞后现象：尽管信息化有着不断变化这一根本特征，但因为原先设备的存在，信息化的结果常常伴随着延迟。这可能是由于学习过程缓慢，但更普遍的是“由于技术的外部性，由于工程建设和制度合法化固定成本太高，抑或是由于政策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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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差异”（Boyer,2001)。

1. 外源性的解释

尽管第二种解释确实很有趣，但这一派的多样化解释并没有考虑到服务业的特殊性。“外源性的解释”这个论点的奠基人是让·盖德雷(Gadrey，1996)。在他关注的核心一是第三产业的特殊性，二是将福特主义开展的认知制度纳入考量范围，以便研究某些种类的服务业经济活动。在他的研究中，让·盖德雷表明生产力是一个概念，一个由历史确定的调节制度，在第三产业中生产率的增长放缓完全是可解释的。国民账户的测量工具同宏观经济分析的工具一样，仍然依赖于一种专门的理论架构。对于这一点，我们已经从威廉·鲍莫尔、计量经济学家阿曼汀·施莱伯(Amandine Schreiber) 和奥古斯丁·维卡(Augustin Vicard)的研究中看到了。尽管他们主要探讨的都是对服务业生产力的分析，这几位经济学家都没有考察过概念问题，更没有考虑生产力的测量。同样，制度经济学也没有脱离将福特时代的工具作为解释核心的分析理论，这些工具在当时的体制下是合适的。在这一领域，更深入的研究需要从价值上和量上考察服务业的产品内容，更普遍地说，就是要考察“财富”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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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服务性产品的多维性

在一个经济体中，工业劳动系统向第三产业的转化标志表现在方方面面，特别是因为与过去相比，生产过程非物质生产比重上升，而更多地包括了看护、陪伴、协助、教育、信息处理、修复等服务。这还不是服务业的本质，正如亚历山德拉·彼得（AlexandraBidet)指出的那样：自皮埃尔·纳维尔(PierreNaville)的研究以来，我们了解到，根据工业时代和生产组织的不同，产业化的标志也有一系列巨大差异，其中最主要的标志有工业的“化学化”以及“自动化”。这些产业化标志在很大程度上组成了人类与机器之间的关系(Bidet，2011)。对这个阶段来说，关于第三产业变化的研究对整体的生产体系有着一些启发性的作用。

在这些经历了一系列改变的标志之中，劳动中的协调与激励制度被打乱了：是什么振兴了“生产”，这个问题的答案变得更加模糊，更加不明确，更加依照惯例。然而，人们在工业生产率指标的机械化应用中遇到困难时，通常还是会得出一个狭隘的答案：将协调与激励制度引入绩效当中，优化劳动组织。这主要是由于人们对生产有着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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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成的看法。

（一）在第三产业中使用生产率概念的困难

1. 在福特主义社会契约中(compromis fordiste)占据核心的生产率

从概念上说，生产率是对生产过程效率的衡量，它将某种生产水平关联到这种生产所需的要素上。尽管“生产率”这个概念在福特主义时代得到广泛传播，但准确地说，它并不是诞生于福特主义时代。重农主义者在这之前就用生产率来表述“生产的能力”了。

福特主义体制花了很长时间才建立了生产率的概念及其操作模式。基于一种为了将生产（在量上）的增长与增长成果分配相结合的制度，这个体制建立在一种强大的社会契约基础上。这种社会契约将工业生产率的客观指标和再分配的公平原则进行了结合。生产率的客观指标指的是工人花在生产上的时间与所得产品产量的比例关系。因此在福特主义式的生产中，规模化的产品系列足够标准，产品质量也相对稳定，产品交换方面也有着稳定的认知标准，并且对产品和生产者进行重新定性的情况相对较少(Gadry，1998)。至于再分配是否公平，则关系到收入回报与社会发展的进步，它们与新增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节奏相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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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这个工业概念原封不动地套用到服务业经济活动中，会产生诸多问题，特别是因为没办法立即确认被生产出来的是什么，也因为在大部分的服务业中，生产过程和生产结果之间一定程度上是重叠的。汽车领域或服装领域的某个企业所生产的产品是（或者说曾经是）比较容易被识别和掌控的，因此，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也能够退还给生产者。然而，健康机构、教育机构甚至是咨询机构的“产品”，以及研究人员、医生、法官及律师，甚至是家庭补助金出纳员或者老年人的家务助理人员的“产品”，则引发了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与过去相比，解决这些问题更需要商讨生产了什么产品，或者说执行了什么任务。

1. 服务业业务和质量的不确定性

如果说质量（尤其是产品质量）的不确定性是经济学中最严肃的问题之一，那么，从这个角度来分析服务业则是非常有意义的。①要鉴别某种服务产品的客观功能要比在福特主义工业中更加困难，因为产品的功能会随着参与者的不同而有所分别。因此，这里的不确定性与人际和社会的联系有关，这种联系随着服务，或者说“服务关系的”变化而不同。服务关系产生了贸易中的认知标准的不稳定形式，也催生了不断重新评估产品的必要性，以及生产和交换过程中的独特性。更普遍地说，服务关系常常要求对“生产了什么”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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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个不确定性显然不是专门针对服务行业而言的，我们可以说：在大部分经济活动中，这种不确定性也是由社会各阶层的参与者以不确定的形式有意建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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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西恩·卡尔皮克（Lucien Karpik，2007）所研究的特殊商品正是这种情况。这些商品原则上都有着最大程度的质量不确定性、不可公度性以及象征价值，从律师市场到产品市场，甚至到优质葡萄酒市场，均概莫能外。然而，认知标准的不确定性不仅仅适用于卢西恩所划定的特殊经济领域，他的定义可能有些过于狭窄了。这种不确定性还与维修业务、技术系统维护、计算机编程这些或多或少地被规范化了的行业有关，它涉及管理业务和运输。这些既不确定又更加复杂的层面不仅增加了每项研究的“实验维度”（Bidet，2011），也让摸索、调整，甚至临时推演的计划时间成倍增长（Dodier，1993)①，在这个过程中，雇佣劳动者相互之间、与目标之间始终进行着适应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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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由 Bidet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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