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生活批判 第三卷

某人表示，相比之下，他更喜欢维也纳狂欢节和舒曼的音乐，而不是瓦尔坦（Sylvie Vartan）或希拉（Sheila）的歌曲。对此好恶的判断可以是，他这样做是为了把他自己与喜欢瓦尔坦或希拉歌曲的小资产阶级区别开，同时借助资产阶级精英把自己与其他阶级区别开的方式，消除与资产阶级精英之间的隔阂。这样一来，从本质上讲，舒曼和他的音乐几乎失去了价值。舒曼音乐的美学价值不再进入这个等式：虽然没有说出来，但是，消除舒曼音乐的美学价值的倾向显而易见。什么削减了，什么贫乏了，阿多诺对音乐的、社会的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的评论不无启迪。

事实、数据甚至统计的积累显示了期待证明的，但是，这个积累本身什么也没有证明。相反，这个积累不利于以实证知识的名义摧毁可能性这个“现实主义”论点。这个论点主动地支持了一个神秘事物，从实现了的现实出发，放弃可能性，不经批判地承认这个实际存在的。黑格尔当然认为，与实现了的现实一样，可能也是实际存在的。

(c）战略地。新右翼在这里露头了。新右翼这样讲：“左翼没有做出什么不同的事情，没有提出什么不同的要求。左翼政治家基本上是雅各宾人。即使左翼政治家佯装放弃集中的信念，他们也不会从集中那里实际退却。如果左翼政治家放松对差异的控制，如对区域差异的控制，那么，他们还是要确保中央和国家权力的优先地位。在确保中央和国家权力的优先地位上，左翼比起新自由主义有更多的成功机会，新自由主义不谙此道。受支配的年轻人的需要、妇女的需要、区域的需要都没有得到满足，因为它们不过从左翼那里得到不冷不热的支持，更多的是言语上的支持。让我们从左翼那里接受这种错误的教训。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左翼正允许以它的名义、受到它的影响，而且似乎从属于它的理论概念和指南从它手中溜走。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左翼必须拿出什么来反对单一，反对国家都承认的商品单调呢？资产阶级营造了西方社会可悲的、全面的、日常生活的单调，这是另一种同一，它不构成多么大的威胁，也不受到多大的威胁，这种同一可以归结为：劳动的同一，劳动者的同一。左翼仅仅在无差别的角度上，在相似性上，或者在国家定义的抽象的一致性上，憧憬平等，提出平等。迄今为止，这些左翼政治家和思想家还没有成功，他们会继续这样做下去，这不是因为他们在推理、计算和推测上的某种失误吗？这些左翼政治家和思想家一直没有认识到差异的意义，也就是说，没有认识到不同物种、人、群体和阶级、个人之间不平等的意义。差异是质上的，或者说，差异不是差值。存在差异意味着有较高或较低的类型。宣布差异’的那些人断定，不同人之间在智力、道德和生理上不相等。另外，差异归结到一般性，如人’和他的多种‘权利’，‘权利’与人’一样抽象，权利’与它们所涉及的对象一样抽象，反映这个主题的人不再相信它们所涉及的抽象的对象。只有公开承认和宣称的不平等给差异赋予了含义、价值和具体的意义，实际上，那些差异一直都被简化成事实，或者被具有破坏性的意识形态以乌托邦的方式加以鼓噪。当人们实际经历了不平等，而不是假意去拒绝不平等，他们总是把那些不平等作为差异而接受下来。比起其他的孩子们，统治阶级和发达国家的孩子们可以更好地接受文化、科学和知识，谁能拒绝这一点呢？文明有高有低，文明有成功的和失败的，如果我们从‘文明’出发，而不是从‘社会’的层次概念出发，我们能够否定这样的观点吗？左翼平均主义对这种观点的挑战是徒劳无益的，左翼平均主义谴责文化衰败。自马克思坚定地把无产阶级认定为哲学的继承人以来，我们已经走过了很长一段路！只有在将要摧毁文明的危机和斗争过程中，左翼所要实施的才能成为法则和规范。当大变革幻想旧的腐败社会在大屠杀中再生时，黄金时代离它们该有多远！当我们打算谈论特征时，特征等同于基因遗传。特征是本质的，而不是相对的（关系上的），特征必须仔细地保存下来。这个论点以社会科学，尤其是生物学和社会生物学为基础。作为一门新科学，生物学带着不可避免的矛盾，重新回到了中心舞台，这些矛盾可以追溯到100年以前：生物学家施密特（Schmidt）和海克尔(Haeckel)在1877年就这样讲过，社会主义为之奋斗的不真实的平等是与任何一个地方人与人之间存在的绝对不平等完全矛盾的’。”

日常生活批判（第三卷）

638

第二章 不连续性

639

新右翼的代表会在他的阐述中继续说：“我们必须超越生物学，走得更远，探索得更深。我们新的理论不能局限于建立在一门科学的基础上。通过答复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批判来驳斥左翼是不够的。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这种马克思主义批判并不缺少判断或善良的动机，但是，现在，可以认为，这种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批判过时了。马克思主义左翼揭示，商品世界延伸到了全球，并且以美国制度和商品制度为基础，构造了这个商品世界的全球化，马克思主义左翼的这个判断是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者能够相对于所有的特性，以及抵制同一性、社会机制的标准化和自动化的每一事物，证明这种商品制度的简化和破坏能力。马克思主义左翼却不了解，也不想了解，这种倾向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一直都在强化。无论是情愿还是不情愿与资本主义结盟，马克思主义与资本主义一起向着这样一个制度发展，在这个制度中，源于系统自我控制的技术经济合理性，日益与极权主义的重商主义一致起来，这种极权主义的重商主义，通过压制形成差异的权利—和掌握权力的权利——摧毁着人们的生活！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同谋现在已经成立。这才是更新的出发点。生产性劳动的自动化？我们一定是在开玩笑吧！我们正在走向巨大的自我控制的机制，以重新有效地组织劳动………”①

在这个争论点上，苛刻的批判不可避免地加入了。我们给苛刻的批判一席空间。苛刻的批判的判断是：“就像人权和公民权一样，差异和差别权是中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遗产，中产阶级现在有着很大的社会分量，这种社会分量给了他们不成比例的政治影响。所以，中产阶级试图消除这个不相称。按照中产阶级在当代社会中的位置，他们矛盾地使用了有关差异和差别权的思想观念。中产阶级或者批判政治当局，或者展开旨在替代那些政治当局的斗争。中产阶级寻求把他们自己与其他社会阶层区分开来。所以，他们崇拜差异，在食品、衣着、家居、空间上，简言之，在日常生活中，寻找差异和区别。差异？无产阶级无暇顾及它们；无产阶级与这些精神上的细枝末节毫无关系；无产阶级可能更关注区域、地方或国家的差异。中产阶级的思想观念影响了无产阶级，但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是错乱的，这有可能走进死胡同。自我管理？自我管理可能掩盖、推迟工人阶级的自我决定、自主性，可能把我们引向自我管理的资本主义！让我们清醒起来！让我们消除这些歧义性！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都犯了根本性的错误，犯了方法上的和理论上的错误。什么是重要的？矛盾！冲突！无差异！……通过取代矛盾和冲突的差异而减弱矛盾，减缓冲突。这就是为什么原先的自由主义，如今的右翼，让设想的权利恢复过来，包括差别权。资产阶级原先必须为它的生产方式的新使用付出代价。现在，资产阶级一直都在为把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士培养成资产阶级的合伙人而付出成本，很多年里，这些阶层一直都处在权力的边缘。新中产阶级和新资产阶级占据或重新占据了由资本塑造出来的城镇中心和城市生活，而工人阶级不能控制新中产阶级和新资产阶级，是否真是如此？最终的结局是，工人阶级既不能掌握市中心，也不能实现真正的分散化，所以，搁置了一种新秩序，一场真正的革命转变，他们只能忍受压在他们头上的分区规划以及国家和政治上的控制：驱逐出城市中心、贫民窟和隔离区，防止社会分裂……”

日常生活批判（第三卷）

① inter alia, G. Faye, Le Système à tuer les peuples, Éditions Copernic, Paris 1981.

640

回答(致苛刻的批判以及新右翼代表):“有关自我管理和权利，包括差别权，你们已经说过的都没错：可以这样讲，而且已经这样讲了。差别权没有排除所有的歧义性。差别权不具有一个不能改变的逻辑。是的，自我管理的资本主义并非不可思议。是的，人权是一把双刃的政治武器，有时为帝国主义服务，有时为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服务。这意味着什么？这就是我们要谈的主要问题：斗争场所和斗争的风险相符。这是一个基本公式，至今还很少为人理解。另外，斗争场所和风险正在延伸。一场斗争正在展开，地方、区域、国家和全球都是这个巨大领域的一个部分。新右翼用消除它所认为的差异来拒绝‘权利’。新右翼建立起对抗权利的差异，把差异引进抽象的权利，进而修正和转变那些权利。苛刻的批判拒绝权利，因为苛刻的批判认为，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太天真，是徒劳无益的，财产权太实在，所以，那些权利是有害的。这样，苛刻的批判拒绝对民主中的权利做具体表达，也就是说，拒绝给争取民主的斗争中的权利做具体表达。资本在那个社会具有支配权，那些复合异构阶级的意识形态在那个社会居于支配地位，我们正在目睹那个社会中的一场危机的开始，我们应该接受这一点，还是接受中产阶级的兴起？苛刻的批判拒绝了民主概念，因为它认为，那种民主概念是空无一物的，苛刻的批判有其自己的道理。

第二章 不连续性

641

然而，批判的理性需要另一种方式，扩大权利和斗争的观念，包括资产阶级的和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不同的需要不是削弱了经济需求，使经济需求枯竭，相反，不同的需要把经济需求和冲突混合起来，提高经济需求的强度。然而，不同的需求和冲突之间的联系是不断变化的，这是事实；这种联系总是处在临界状态下。你能想象在蒙特利尔，一个讲法语的工人能够容忍一个操着英国口音或美国口音的老板说讲地道的英语！’，而不生气？这些年，英裔美国资本家的压力与日俱增，他们剥夺了法裔加拿大工人的身份’，这个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为造成的，藏匿着冲突与矛盾的身份。因此，不可避免地宣称差异，也就是说，不可避免地宣称重新发现和通过差异而发展起来的身份。当民族的和语言的压迫加剧了经济和政治上的统治，那么，这种经济和政治统治就变得不能忍受了。需要有了差别。民族的需要可能先于社会的需要，努力让社会的需要从属于民族的需要。然后，就有了分裂和分离；社会需要难以进入意识，得到语言表达，获得实证知识，成为行动。在这个冲突过程中，民族的需要和差异的需要可以窒息社会的需要。然而，社会的需要必须通过民族的需要，保留民族的需要。社会的需要必须经过这个差异阶段，在这个阶段留下些什么。重要性永远都在变化中。新右翼和左翼的苛刻批判都必须增加这一认识，它们都把特征和差异混淆了起来。新右翼和左翼的苛刻批判都没有认识到特征和差异的转变，不了解这种转变的问题、转变的冲突、转变的倒退、转变的恢复；它们低估了特征和差异的转变。当民族的需要先于社会的需要，那是因为特征和差异的转变倒退到了特殊论，而不是把特征提高为差异。最后，最后一个观点，新右翼和左翼的苛刻批判都显示出极端不理解尼采的思想。左翼和教条主义者认为，尼采代表了地主阶级及其残余。①还可以沿用青年马克思所说的，尼采代表了德国自由的小资产阶级。右翼仅仅保留了尼采对权力意志的赞美，我们还必须看到尼采开始了对权力意志的批判。在权力意志消失的地方，在权力意志过时了的地方，思想、爱和诗就开始了……”

四 国家和日常生活

现在，让我们谈谈国家的问题，其实，我们已经在复杂性和整体性问题中涉及了国家的一些方面。这里要提出的是整体性问题。在日常生活分析中，一个共同的、日常生活认可了的观点已经倒置了过来。国家、国家的行政管理和国家的政治机器似乎是社会的基础，它们用它们的权力掌管着社会。如对国家的表达或这种表达所涉及的那样，国家的确如此。但是，这个表达令人迷惑。如今，国家建立在日常生活的基础上，国家的基础是日常生活。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构成意识形态和政治上层建筑的“基础”。现在，国家确保对社会实施行政管理，不让社会关系、市场及其盲目的力量任意发生作用，这个论点是还原论的和不适当的。在大规模冲突和事件发生的过程中，支配性关系和这些关系的再生产已经凌驾于支配性关系包括的那种生产关系之上了。这样，日常生活同样包括了那种生产关系。这是一个令人惊讶的倒置：日常生活和日常生活里的人依然觉得这个制度大厦矗立在他们的头上。相类似，信徒们依然用他们的眼睛和手感受大教堂，爱抚教堂的立柱，依然觉得脚站在土地上。在日常生活中，这些信徒们没有认识到，他们是这个大厦屹立其上的土地。他们用他们的姿态、话语和习惯保存与支撑着这个大厦。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成功地维护了这个虚假的角度，甚至强化了这个虚假的角度。只有某种无政府主义传统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这个角度，但是，没有成功地动摇这座大厦。激进的无政府主义的美好时代与资产阶级的美好时代同期出现，自那时以来，这幢大厦一直都是完美的，尽管有延长无政府主义传统的恐怖主义，这幢大厦用国家恐怖主义回应了它的对立面的恐怖主义。

日常生活批判（第三卷）

① Marc Sautet, Nietzsche et la Commune, Le Sycomore, Paris 1981.

642

就已经发生的变化而言，这幢大厦一直都在变得更糟。证明国家控制的延伸，如警察，易如反掌，但是，现在，在批判国家时，要小心翼翼！这种政治形势迫使我们重新考虑和引入似乎过时了的左翼批判和右翼批判之间的区别。左翼批判和右翼批判的立场常常在一种危险的混淆中被搅在一起。长期以来，苛刻的批判一直认为，没有包括取消国家甚至立即取消国家要求的言论，都是右翼的和反动的言论。这个事实增加了对左翼批判和右翼批判的立场的混淆。另外，许多与民族统一或民主行动取得一致的政治计划声称超越了左翼和右翼的划分，这个事实让左翼批判和右翼批判的区别曾经模糊不清。现在，这种区别正在流行起来。右翼批判究竟提出了什么？右翼批判谴责官僚制度下累赘的国家机器、笨拙的干预、实施这些干预的巨大成本、对多种“社会抛弃的”给予补贴和支撑，等等。左翼批判谴责政治家努力强化国家，通过国家无处不在的渗透、镇压、有倾向性地使用信息，打碎社会，把国家本身当作一个终极结果，而不是一个社会服务工具。左翼和右翼分别以自己的意识形态为基础，对国家展开了批判，这种双重批判不可能动摇国家的基础。国家问题被改变成了成问题的国家！

第二章 不连续性

643

当代国家有三条战线：管理和行政管理；安全，作为卫士的国家，保证安全，保障和使人安心；最后，生命线，军队和军备、警察和司法、抑制和镇压。不需要在这里详细描述国家的组织。我们只要揭示，在日常生活中，在安全和风险之间，在不变的制度和不可避免的发展之间，存在的那些令人苦恼的冲突，就足以描述当代国家了。对日常生活的分析有助于解释那些难以捉摸的问题，解释混合在满意中的不满意。当代国家同时是保护者和镇压者、管理者和裁决者、权威和理性、自由者和一致者，当代国家正是在完全一致的话语体系下，积累着诸种矛盾。许多年以来，国家的技术官僚和技术体制掩盖了在能力和绩效意识形态下，官僚制度和它的随意性所造成的深远影响。因此，就有了对国家的批判，以及那些批判的两面性。在这个最冷酷的魔掌中，所有的愉悦都消失殆尽。我们已经翘首期盼良久的自由来自何方呢？日常生活严格依赖于这种情形：在国家以及掩盖权力意识野心的功能主义和官方的形式主义的主导下，日常生活展开或停滞。几十年以来，为了打击威胁到政治家的任何事物，政治家们一直都在铲除任何离经叛道的突出社会现象：性、毒品、懒惰等，摧毁与社会规范不一致的事物。这样，让日常生活规范化起来。国家有时被迫解开一些束缚，有时巧妙地恢复和整合一些束缚，这两个行政管理策略相互补充。真需要标志出那些是行政管理机制，而不是意识形态机制吗？意识形态机制最能够释放烟雾以掩盖国家的真实行动。似乎只有国家最能够维护民族统一和民族身份，正是国家在厚颜无耻地开采着民族身份。事实上，在实践中，国家机器所推进的是打破社会，让社会分裂成碎片，成为一个强制维持现存政治体制的分裂的社会，同时通过国家的工作掩盖这种社会分裂。

对日常生活经验的批判必须放弃眼前纷繁杂多的现象，按照国家活动和国家巨大的组织能力，重新思考日常生活批判，这一点不是明明白白的吗？指责资本主义、商品和货币、“资产阶级”社会是无人性的和残暴的远远不够，因为这种指责不足以推动超越“现实生活”或实现“真正的生活”。现在不再有必要建立超现实的、理想的或那种现实之上非现实的优先的道德、心理或精神。对艺术的诉求和对现实真相的诉求都是一样令人失望的。辩驳作为一个世界的商品和辩驳作为市场的一个产品的世界，至今依然有意义。但是，这种意义也意味着这种辩驳没有意义。因为当今最重要的事情是国家，国家日益把自己提高到这个商品世界之上（这个商品世界从一般意义上是支持国家的，同时又趋向于打碎每一个特定的国家，把国家溶解到世界里）。这里，批判性思考的作用包括揭示国家的道德特征：国家在它自己内部承载着国家消亡的条件，而且，国家走向消亡。一旦我们证明了这一点，选择、分叉似乎不可避免。我们努力走出国家的层面，把国家的破裂或解体作为一个实际的和思想上的假说；我们寻求把我们自己重新放回现实中，避免和转移生活的压力，在必要时，用避免和转移生活的压力作为目标，推动微观决策。后一种选择是可行的吗？原先，市场、工业和技术的扩散都是盲目的和模糊的，如果现在一切真的都是明白的和透明的；如果我们真的掌握了这个问题的全部基本要素，后一种选择当然无疑是可行的。

日常生活批判（第三卷）

644

但是，日常生活的变化是通过地方和全球两条路径发生的，如果真是那样，选择用避免和转移生活的压力作为目标来推动微观决策就是不可行的。

人们可能认为，显赫的权力和宏大的国家与谦卑的日常生活没有什么关系。国家与日常生活没有关系？这是多么大的误解啊！日常生活批判的分析从去掉对国家和权力的错觉开始。国家和权力完全没有什么神秘的或神圣的。魅力？这种比喻本身是神秘的，可是，这种比喻对于当代政治却不再有意义了，权力是通过战术和战略，策略和为社会、商业或政治目的而进行的一系列有计划的活动，包括广告活动而获得的。

如今的国家不再满足于“规训与惩罚”，恰恰是美好时代（belleépoque）的国家设想了一种正常化的伦理功能：除去无用的，清除不正常的。现在，国家直接或间接地管理着日常生活。国家通过法律和法规、大量的规定、国家机关和行政管理部门的保护行动，直接管理着日常生活。国家通过税收、司法部门、操控媒体，间接管理着日常生活。自美好时代的“规训与惩罚”以来，“规训与惩罚”的状况一直都在发生一种逆转。过去，国家批准不禁止什么。现在，没有得到国家批准的都是禁止的。这个逆转发生在戴高乐时代到吉斯卡尔时代，这种逆转的后果都是事后才觉察到的，所以，改变已经晚矣。当这种禁止的延伸已经能够在假自由意识形态下掩盖起来时，尤其如此。这一点是不证自明的，国家单独不能保证对整个社会的控制，也就是说，国家单独不能保证对如此巨大数目的群体和人实施控制。所以，国家通过各种形式和子系统发挥国家的职能，如教育、医疗和卫生组织、时间和空间组织，等等。国家主要依靠商品世界和合同制，它们都是日常生活中的活动形式。国家是一种服务？据说如此，国家声称如此。实际上，我们的国家是一个控制日常生活的国家，因为日常生活帮助创造了国家。日常生活甚至在塑造着国家。日常生活改造着国家。这并不意味着每一个“使用者”都能很容易从与国家相关的和等价于国家的一个子系统或形式转换到另一个子系统或形式。

第二章 不连续性

645

什么躲开了国家？重新发现和经历自由的那些微不足道的、很小的决定：乘车到这一站或另一站，与某人说话或不说话，买或不买某个物品，等等。从这些微观决策开始，自由寻求集合动量。国家仅仅对那些不重要的事情置之不理，当情况真是这样时，政治一官僚一国家的大厦总是包含缝隙、裂口、空间。一方面，行政管理活动拼命堵上这些漏洞，让钻空子的可能性和希望越来越小；另一方面，个人寻求扩大和通过这些裂缝。

国家的所有功能，旧的和/或新的，古老的或历史的，与生俱来的或获得的，都被保留了下来，或简单地得到了强化，这一点是不确定的。有些功能起伏不定。例如，我们知道，因为跨国公司的出现，国家对经济和社会的管理已经改变了。所谓民族国家会成为过时的民族区域和全球企业生产关系的管理者。有些重要决策是在国家层面做出的，也就是说，在民族的和全球的层面，但是，它们却是在国家机关之外做出的。“私人的”，即国家或国际公司的利益；“公共的”，即多个相关群体的代表，当二者发生冲突时，个人会在会面中展开咨询和对话。以维护国内市场、战略一致、民族团结和共识为目标，简言之，按照生产方式的规律，国家机关和政治领导人参与决策。日常生活成为经济、政治和战略的产物，甚至意识形态的产物，所以，为了避免始料不及的发展或革新，国家似乎强化了管理日常生活实施的功能。通过完善的通报“服务”，从最小的变动、最小的支付、最微不足道的社会和个人行动，国家登记、描述和规定了每一个社会成员（个人或群体）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与这种完全知情的国家相比，过去那些已经看到的风险都不过是玩笑而已。如果我们让国家如此发展下去，这个可悲的科学幻想情景会逐步变成现实，因为在家里安装一种技术设备，国家似乎很方便地就能把整个日常生活攥到手中。为了避免始料不及的变动，在技术一政冶司令部的命令下，一支官僚机构的军队会简单地把日常生活当成一个被征服的国家，而不是一个对象或产品，也不再是一个半殖民地，很可能有这一天。

日常生活批判（第三卷）

646

五空间和时间

在更详细地考察信息技术之前，让我先谈谈社会时间和社会空间。社会时间和社会空间的变化曾经是缓慢但深刻的。首先，所有陆地空间都已经探索过了，人类占和开发了几乎所有的地球空间。还有什么空间没有被占领呢？大海深处。大国一如既往地致力于干扰性活动；有些战略理论家已经提出，全球冲突可能从争夺海洋资源中爆发。如同森林、湖泊、海岸、山脉一样，海洋几乎是完全可以“占有”的。私有财产意味着剥夺，这一点还需要重申吗？在游戏空间里，在重新发现的使用中，身体重新发现自己，这个游戏空间变成了可以获利的机会，重新发现的自己把愉悦的可能给了它自己，而获利让那个空间贬值。由金融利益和私人财产占有意味着控制，也就是说，实现完全愉悦所必不可少的那种自由结束了。这种对具体场所和空间的占有对日常生活产生了影响。实际上，处在失望、无聊和烦恼中的日常生活的人相信还有没被占据的场所和自由时间，相信有自由活动，即游戏活动。嬉戏（ludic）可以恢复，嬉戏曾经达到很大的范围。但是，就海滩而言，通向大海，有权放牧，所以，嬉戏还是一个冲突的“竞技场和风险”，这类冲突有时会变得剧烈起来。

时间各式各样，我们可以定性或定量地看时间—生物学的时间或物理学的时间，心理绵延，或社会时间，搁在一边的恒星时间，历史时间，等等。

作为自然时间，时间是有节奏特征的。节奏是定性时间的一个组成部分。节奏也具有定量的特征：节奏是可以度量的频率、强度、消耗的能量，等等。但是，节奏是多重的，相互干涉：心跳、呼吸、苏醒和睡眠轮替，饥饿和干渴，等等。这里所说的节奏是最容易观察到的—一些按日计，有些按月计。虽然节奏和循环是重复的，但是，节奏和循环总是在周而复始中呈现出新奇：黎明似乎从来都是第一个出现。节奏并不阻碍发现的欲望和发现的愉悦：饥饿和干渴似乎从来都不一样。这是一种忘却的礼物吗？忘却让节奏避免退化，却没有抹去所有的记忆。对比而言，在线性重复中，每一次“冲击”的形式和物质标志都可以辨认出来，从而产生厌倦、烦恼和倦怠。

第二章 不连续性

6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