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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批判 第三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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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中的第 121 页 · 印刷页码:658

从航海、沿河航行,经过铁路、航空,到达现代传媒,通信和信息的创造性能力增加了吗?信息的生产能力无疑正在增长。但是,生产和创造之间的关系是逆反的:信息生产减少,信息创造就扩大;反之,信息创造减少,信息生产就扩大,似乎此起彼伏、相互消长。铁路带来的变化和创新大于公路。也就是说,增长与发展并非对应。产品趋向于在数量上占据主导地位,正如人们所说的那样,这不是没有环境问题的。创造走向衰退,在帝国主义那里,生产重新发现了它与暴力的联系。

从第一次交换,到跨国框架内的现代工业化和城市化,在这个巨大的时间间隔中,落脚和局限于一个地点的地方生活保留了下来,而且肯定地忽略了全球生活,全球生活在其他地方构成。这一点也适用于日常生活。

在现代工业化和城市化时期,通信和信息的创造能力正在慢慢枯竭,但枯竭是肯定的。随着每一种新的通信和信息传递手段的出现,例如,电、电话、广播、电视,人们期待奇迹的发生:日常生活的改观。仿佛奇迹可以源于一种手段或技术方法。这些手段或技术方法只能传递先于一种手段或技术方法而存在的,或在一种手段或技术方法之外而存在的。现在,通信反映不多也不少的事物。这些手段以更为复杂的形式放大,由此产生了什么结果呢?不是日常生活上的重大变化,相反,曾经发生的是,日常生活被设置为确定的、孤立的、有计划的。继而发生了公共事务的私密化和私人事务的公开化,在一个不断的交换中,混合公共事务和私人事务,但不统一它们;分开它们,但不区别对待它们。公共事务和私人事务的交换至今还在继续。

在通信和信息不断增加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否定所有的实际变化吗?当然不应该。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通信和信息不断增加产生的问题不同:“通信和信息不断增加的意义究竟是什么?通信和信息并非物质性的物品,它们是传统精神的替代品吗?通信和信息不断增加不会实际上破坏符号的意义吗?通信和信息不断增加会把我们引向何方?会给我们带来何种新秩序?这个新秩序会起源于哪里?来自什么?来自谁?”

只要谈及最古老的通信形式,例如,航行、语音字母和印刷,就可以支持麦克卢汉(MarshallMcLuhan)有关通信的创造性作用的观点。当麦克卢汉的看法涉及最近的产品—电话或小汽车,这一看法的确引起了非常大的保留意见。通信和信息的创造能力随着它们的丰富程度而增加,这个看法是,(a)一个假设;(b)与时间、空间和社会实践的历史相悖;(c)与能量耗散原理相冲突,无论我们谈论高能还是弱能,如信息能。如果我们现在来证明这个乐观主义的和理性主义的论点真的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必须证明现代世界可能性的蓬勃兴起,这些可能性趋向它们自己的实现。但是,我们实际上看到的是,通信强度的增加为日常生活的巩固、整合和限制提供了基础。通信强度的增加也包括了发生灾难的危险日趋上升。通信强度的增加不是在鼓惑人们支持麦克卢汉的看法吗?通信强度的增加不包括否定它在社会中显现出来的消极面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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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是生产出来的。信息被消费。马克思主义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做过经典对比,信息技术确认这个模式过时了。信息不是上层建筑,或者不仅仅是上层建筑,因为信息是一定生产关系的一个可以交换的产品。过去被认为是上层建筑的,如时间和空间,成了生产的一个部分,因为信息是一个可以买卖的产品。

由此产生这些问题:“谁生产了信息?如何生产信息?为谁生产信息?以及谁消费信息?”信息生产形式没有脱离经典论题,相反,信息生产形式扩大了经典论题。信息生产形式涉及劳动和劳动的组织、生产成本、资本的有机构成,以及剩余价值,也就是说,负责生产的那些人的收益。然而,信息的生产和消费偏离了某些阶级规则或法律,威胁到了那些阶级。硬件、软件和固件都不一样。信息加工不同于信息生产,但构成信息生产的一部分;最初的生产者可以把信息加工设定在计算机活动之中,如IBM。至于数据,它们的功能和位置是什么呢?在某种程度上讲,数据是独立于信息生产的,但是,数据又是信息生产不可或缺的资源。能指望数据对信息技术的民主管理有所帮助吗?也许。但是,这里还有另一个危险一在国家垄断巩固的跨国制度中,国家对数据的垄断以及与全球信息垄断相关的风险。作为一种信息源,数据紧靠日常生活。信息也是在日常生活里消费的。巨大的网络、渠道、回路都从日常生活开始,经过多个层次,到达全球(借助卫星),然后,再返回日常生活。一些人坚持认为,技术或经济和政治权力已经解决了问题的来源;另外一些人则断言,因为问题来源的复杂性,它们还搁置在那里,所以,干预并不晚。

信息被生产、消费、买卖,因此,信息是一种商品。与任何一种商品一样吗?不一样。信息并非物质的,如我们所知,在买卖上,信息的确具有其他商品都具有的特征。一直都是这样,即在赠予和易货制度之外,可以上市的物品总是被拿来做交换。为了找到、运输和最终出手,获得收益,总是有必要知道一个特定产品的来源。这种认识来自通信和信息。

第二章 不连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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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对于交换和市场都是必不可少的,如同货币和产品数量一样。但是,许多个世纪里,信息并没有像现在这样出现在市场上。现在信息出现在市场上,其实从反面说明信息、网络、渠道和回路在过去就很重要。当代社会的不同之处是,现在有了一个世界信息市场,信息市场通过广告、鼓噪、实证知识的转换,积极地推动着其他市场。信息是超级商品,同时是终端商品,不是吗?信息在全球尺度上完成商品的大循环,完成它的非同一般的扩展,简言之,即商品世界在那个生产方式下的实现,不是吗?这样思考的确有基础。

信息技术还谈不上开拓了一种新的生产方式,而是完善了既成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这对“社会主义”构成压力,所以,这种社会主义竭力躲开信息技术。这样,围绕着从具体走向抽象,走向抽象一具体相结合,展开了这个非同一般的变更。从具体走向抽象,走向抽象一具体相结合的看事物方式,让从日常生活到全球的巨大回路产生了实际意义。信息技术展示了世界市场的复杂性,世界市场的复杂性正是信息技术的一部分,我们不需要再强调世界市场的复杂性了(一个制成品市场,同时是生产工具、技术、资本、能源、劳动力、标志和象征、艺术作品,最后,信息的市场,信息包裹这个市场整体,把市场构造成全球的市场)。复杂性并不意味着一致性和凝聚性。虽然目标是一致,但是,一致性并未因此而实现。信息技术既不能解决也不能消除矛盾:信息技术只能表达矛盾,或掩盖矛盾。世界市场的力量不能抑制所有的抵制—来自许多国家的抵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抵制,或不平等,或战略间的冲突。所以,尽管世界市场具有内在的、高度有效的逻辑,即作为等价物体系的商品逻辑,但是,世界市场也不是既成的、稳定的、一致的。世界市场趋向于让世界同一化,同时趋向于把世界分割成碎片,因为世界市场反映了产品包括信息的多样化的起源和产地。我们都知道,同一性没有消除掉分割,一致性也没有抑制住矛盾。

当信息技术把商品推至极致,信息技术完善和完成了商品世界,商品世界再也没有新事物出现了,世界恰恰与之相反,正在缓慢和固执地走向末日。我们怎样摆脱这个走向末日的过程呢?这场全面危机正在撼动社会的根基,与这场全面危机正在撼动上层建筑一样。所以,需要新事物,一个创造性的、彻底的开端,尤其是一种与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不同形式的增长。

日常生活批判(第三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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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信息意识形态

信息意识形态以不同的方式描述信息,这些方式共享这样一个特征:它们不宣称它们自己是意识形态的,而说它们是通过观察得到的经验或实证知识。这些方式还有这样一个共同之处:它们把“现实”绝对化,而不是把“现实”相对化,不是把“现实”放到实际情况中。此处与别处一样,不同于在实践中推行、转换或寻求实现意识形态的那些过程,建设意识形态的过程包括:或多或少对自己有些不确定的个体的或集体的主体设法通过论述,把现实的或知识的一个方面或一个要素,提升到颠扑不破的真理的高度。这种状况已经出现在历史、经济、政治、结构、语言、想象之中。这个过程如今重新与信息一起出现了。人们已经把信息这种超级商品的闯入说成一种探险,甚至说成伟大的“人类探险”,给了信息这个产品一个浪漫的光环。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在我们周围,在固执的现代主义那里,探险表示对海洋、基因工程和生物学成果、能源问题的求索。探险的想法可能具有诱惑力。但是,对于信息来讲,甚至对于很多事情来讲,探险还没有受到检验。经济实力(企业)和政治权力(国家)把大海深处留给了它们自己,争执不休;它们探索空间是有目的的;对于信息而言,情形一样,我们怎么能忽视这个事实呢?探险这个古代奥德赛的形象可以煽动性地得到利用。探险有意义吗?有意义,探险用于整个人类,人类已经把自己的地盘扩大到了全球,人类并不知道它正在走向何方,不知道它有多大风险去它不希望去的地方,也就是说,走向深渊。

信息意识形态不仅不把自己表现为意识形态,而且提出结束意识形态,或者把意识形态的功能转变为信息装置,包括实证知识的生产和扩散,实证知识的生产和扩散曾经是中小学校和大学的特权。把实证知识还原成信息会导致这样的后果:让批判性的和理论的思维消失,所以,所有的思维都消失了或者逃往非法和暴力的避难所。假定民族国家或跨国势力从管理上和制度上控制了信息设施,以这种补充手段巩固它们的控制的话,后果更甚。实证知识不仅被还原为记录下来的和回忆中的事实,而且,每一件涉及政治的事情都会进入官方信息渠道。这种状态给独立于现存权力的任何行动都将造成最大的困难,有可能导致所有反对力量的消失。在(国家和企业之间的)那个层次上的矛盾,给这个寻求一致和稳定而缺少一致和稳定的世界提供了一个最后的机会。信息意识形态掩盖了这个危险,掩盖了机会。能够产生信息的技术权威,能够让世界按照他们的指令运转的技术官僚,用有关“能力”的描述和思想观念替代了政治学本身。这种已经可以看到的趋势形成了这场全面危机的一部分;这种趋势扩大了这场全面危机,使危机从伦理价值和社会规范,延伸到了政治体制和话语上。这种趋势青睐“国王”式权力的个性化,围绕这种个性化的权力,显示出新的共识。这个全方位的危险是,国家及其放大了的能力被不经检验地强化,尤其是,国家通过它掌控和压制理解能力的喉舌,抓住日常生活的能力的强化。

第二章 不连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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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工业社会,后资本主义社会,甚至后社会主义社会—信息意识形态具有令人疑惑的预言新社会的价值。据说,前工业社会是按区域和领地构造起来的,也就是说,是围绕能源和原材料建设起来的。而工业社会是围绕开采的能源形式展开的,不受地域限制(电能)。至于后工业社会,据说正在围绕信息建设起来,信息是抽象的,但是,又是全球的和宇宙的。①

这种技术的和技术官僚的乌托邦藐视新老矛盾。最近的技术展开和增强了全球层次的通信网络;这些技术趋向于通过国家和区域网络的相互连接,整合多种服务,构成一个单一网络。但是,同时,这个全球化分化了那个依赖资源、数据库的网络。、

让我们避免给信息技术制造一个哥特式的新奇和浪漫。②信息理论家断言,社会和这个社会正在改变,质上的飞跃就要发生了。他们还认为,信息技术有了建设新规范和价值的充分必要条件。哪种规范和价值呢?结束不透明和铁板一块,所以,透明!如果我们相信这些思想观念,信息社会会最终让它变成现实。不是以哲学家的方式,以思想和抽象体系存在,而是以现实的和实际的体系存在。再也没有秘密!任何事情只要发生,任何事情接踵而来,随即都会巨细无遗地传遍整体。简言之,一个普通的镜像游戏,最终被具体化了!一个符号效应,最终被整体化了!在这个崭新的现实里,没有阴影,没有黑暗的犄角旮旯儿。马克思认为,哲学的实现是要依靠工人阶级和革命的,这里的情形会等于哲学的实现,但是,不是通过工人阶级和革命,而是通过技术。这样,信息以及信息的延伸会通过最短的路径进入完全计划好的社会,在这个完全计划好的社会里,社会中枢会不断接到来自每一个基本单元的消息,每一个人都肯定地识别那些信息,他们具有相同的认知结构,所以,文化和信息让每一个人完全有意识。有约束吗?一般约束!①所以,我们不仅,或者说,很大程度上不是在谈论一个技术官僚的乌托邦或意识形态,而且在谈论一个科学神话,一个电子广场的神话和令人不安的计划,该计划把用于工作场所内部控制的“检查”延伸到了比企业要大得多的空间里,对那里实施政治和警察控制……

日常生活批判(第三卷)

① John McHale, The Changing Information Environment, Elek, London, 1976.

② Pierre Grémion and Haroun Gamous, L'Ordinateur au pouvoir, Éditions du Seuil, Paris 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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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理论家不认为他们正在解释技术,而认为他们正在客观地估计技术。他们拒绝承认,他们正在提出或呈现一个有倾向性的政治计划。对于他们来讲,这种计划似乎逻辑地遵循着技术。一种选择,一种决策,是技术化社会和政治,还是相反,是社会化和政治化技术呢?把自己表达为客观的政治立场意味着什么?这样提问不能解决问题,却排除了通过扭曲问题、掩盖矛盾而形成问题的解决办法。

夸耀这个技术观点的人,承认基本单元、微观社会和微观决策的空间和功能,换句话说,他们承认日常生活的空间和功能。他们同时考虑日常生活,也排除日常生活。信息技术可以减少知识和本能。从这个角度讲,认识不再涉及使用概念,只要接受信息和记忆信息就够了。认识概念和为了得到知识而依靠的概念,都是模糊不清的。对于所有的意图和目的来讲,在面对事实时,概念耗散了。一个古老的哲学争论就这样专横地得到了解决和被取消了。

但是,信息丢失了。如果不通过计划和关于知识的观念,我们如何阻止信息的耗散呢?例如,确认同一性:它声称它继续存在,它的韧性,它抵制衰退和抵制变得不同。这样,同一性就变成了抽象的、理想的、非现

第二章 不连续性

① Simon Nora and Alain Minc, The Computerization of Society: A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of France, MIT Press, London 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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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的;这样,同一性就衰退了……

信息意识形态的矛盾、困惑和问题正在激增。如果我们承认,生产物质性产品的活动与生产非物质性产品的活动之间有区别,那么,我们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即生产非物质性产品的活动一定比生产物质性产品的活动增长得快。因此,生产物质性产品的活动趋向于阻止生产非物质性产品的活动,甚至使生产非物质性产品的活动不能正常进行。有些理论家,而且是很重要的理论家,已经预测了在这样一个社会的信息技术的危机,这个社会已经处在临界状态,存在问题的信息意识形态承诺要逃出这个社会。一旦物质性产品生产中耗散的能量上升至全球可动用和消费能量的一半,生产物质性产品的有效劳动能力就会衰退。所以,的确存在一个临界点。①信息能的确是弱能,类似于拿肌肉能与神经能相比。但是,是否有神经疲劳之类的事情呢?是否有有机体中的耗竭和生理阈限呢?

这个问题唤起了社会一政治的和生理的或有机的对峙的可能性。按照当代生物学,关系特征,即相对于其他的特征,而不是简单地相对于一般环境的那些特征,极化了生命有机体,界定了有机体。所以,愉悦和欲望进入了遗传安排,随之进入的有许多性征:嗅觉、听觉、视觉。合理的、关系的或定位的、信息的—一种不能还原到量的关系—这三个术语之间是否存在一个冲突的、动态的关系呢?

然而,信息理论家们把技术、设备和应用之和看作一个能够影响整个现实活动的统一的、客观的知识。他们把信息看作较高形式的实证知识,旨在吸收较低形式的实证知识。但是,当今的信息技术,就理论和认识而言,还不发达,只能将其看成认识活动的一个元素和一个时刻。信息替代知识,信息删除思想,把实证知识还原成收集的、积累的、无空白的记忆的、直接经验之外的信息。否定消失在完全的实证性中。信息意识形态是披上了实证知识的外衣,有时甚至装扮成技术唯物主义的唯心主义,信息意识形态成了认识活动中、政治中和日常生活中的一个错位因素。

许多个世纪以来,通信和信息的进步毫无疑问地一直都有利于中央权力和中心政治控制,这种状况造成一部分创造性能力下降至相应层次。这一点决定了计算机化的危险所在。结果还是未知数,但是,色子正在地球上滚动着。对于法国而言,危险就在眼前。信息装置的机械特征趋向于复制法国政治机器的特征,法国政治机器的特征是国家主义的和集中的。①

日常生活批判(第三卷)

① 见1977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普里戈金(IlyaPrigogine)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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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内向性

计算机化的日常生活冒险假设,处在虚拟空间中的个人原子或家庭分子在那里接受和送出消息,一些理论家发现了此种形式的意义和诱惑。在这个虚拟空间里,使用者丧失了公民的尊贵,他们的社会形象无非是接受服务方,这样,使用者就丧失了社会本身和社交能力。这种孤独不是旧的个人主义的那种存在性的孤独,而是一种被消息淹没至深的孤独。这个控制着所有服务的个人原子或家庭分子,最终将不需要激励。还没有放弃批判性思考的那些人注意到了这种危险。有些人甚至开始指望国家来阻挡这种危险发生。真是黄粱梦,让国家不支持这种给它留出空间的倾向是极端困难的。国家和政治当局可以想象它们自己的解体和安排这种解体的条件吗?国家干预不可避免地推动“使用者”撤退到他们自己的小天地里。这种小天地真的不会让个人陷入焦虑、陷入喧嚣引起的痛苦之中吗?信息理论家们希望,只要这个小天地里填满了信息,个人就会觉得那就是家。至少可以这样讲,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信息理论家们的这种想法。

依靠信息,重建一个“空间一时间一劳动”三项合一的统一体,不过是一个抽象的乌托邦。以家为基础的、遥控的劳动完成了已经在进行中的分割和分散。“同一一分割一层次”模式不是被克服,而是会变得更糟糕。私人生活避开了社会。在新的私密化丧失所有的外部能力时,外部会侵入这种新的私密化。

人们谈论一种新社会。更确切地讲,他们不是在担心这样一种新国家吗?这种国家的基础是,政治性地利用信息,控制那些封闭在这个国家已经吹大了的泡影中的人们,而且,是按照这种方式,即每一个信息发出口都相信,它的妄想不在国家的控制之下。

对信息的控制不会来自一个控制着整个社会的过度集中的单一机构,对信息的控制也不会来自那些分割开来的、无形式的过度分散的机构。控制信息需要一个社会计划,避免那种最有可能出现的易行的解决办法:集权与全球企业协商一个解决办法。控制信息包括意外效应增加,冗余减少,没有屈从无序。但是,这些效应只能来自下边,而且,条件是主动方不干扰网络。不久的将来,每一个人都有可能足不出户地订购他们所需要的,或者为之付款。妇女乐于去市场或商店购物,而不是在家里使用键盘购物,会这样吗?可能是这样,也有可能不是这样,实际上,乐于在哪里购物因人而异,是一个个人决策。

第二章 不连续性

① 见CORDES Report to the Commissariat du plan, 1978, pp. 147 -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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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还有比把信息结构分解成多层次、多网络、多单元更好的事情。这个论题现在还掌握在技术官僚手中,其出发点不错,值得用来从技术上说明不同空间和时间组织的优势。在受到攻击或遇到突发事件时,不同的网络可以相互替代。这种为工程师预见的有差异的信息构造不约束子中心的自主运行,归根结底,这种有差异的信息构造并没有把子中心交给子中心的人。所以,它不会导致把自我管理引进信息技术。这些比较具有弹性的模式预计到了反力,但是,不过是为了“平衡”而不干扰真正的权力和决策中心。仅仅依靠技术不能够解决出现的问题,这个问题现在是政治的,将来也还会是政治的。在社会上,在艺术上,技术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它们之间一个根本的共同之处是,每一件事都依赖于如何使用技术,谁使用技术,以及为谁使用技术。如果真有可能,控制信息需要承认,细胞是一个活跃的生命,一种存在和社会形式,所以,细胞有能力自我决定。这里,我们再次遇到自我管理这样一个一般问题引起了某些更加复杂的问题。企业或领地这类自我管理单元的关系已经与市场和国家存在冲突。这些冲突的关系与这些单元和信息技术的关系交织在一起。在信息技术中,通过获得的内容和意义,自我管理会实现和具体化吗?技术和政治压力会把自我管理降至一个子虚乌有吗?如社会学家常常定义的那样,人群的一贯性不过是一个理想,压力群体是一个例外。一般来讲,一个社会群体只有在寻求控制它的存在、生活和生存条件,而且前后相继地这样做时,这个社会群体才是一个具体的存在。这就是自我管理如何定义的。

我们已经到了用有关信息技术的意识形态定义反对这些信息技术意识形态定义的阶段:信息不具有把意义赋予不具有那种意义的事物的品质和能力,或者说,信息不具有把意义赋予已经丧失了那种意义的事物的品质和能力。相反,信息技术通过符号替代价值,通过结合替代整体性,通过消息替代活生生的文字,这样,信息技术真的会完全摧毁意义。随着意义的结束,真的什么都没有意义,信息也不例外。(此时还有例外可言吗?)果真如此,意义的恢复可能会来自何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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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不能创造意义,信息同样不能创造状况。信息只能传递有关状况的表达,信息模仿或掩盖状况以及它们的冲突。从信息本身出发,信息不可能不去召唤来源或资源、惊讶的爆发、社会的负熵、动荡或平静、革新和创造。在权力的有效中心,在部分或完全逾越权力秩序的自我管理、自我决定中,信息的这种能力被发现了。设想和期待打碎规范对应于创造新规范。根本性的动荡?不是。创造性的逾越,超出过渡、工具和平均、中介、模式。

日常生活有时似乎像物质的东西,阻止形式消失成纯抽象的,达到无的状态;日常生活有时似乎像内容可能产生的地方,日常生活会改变形式,包括改变最高的形式:信息。

只有日常生活可以附着到生产和消费场地上,但是,日常生活趋向于脱离生产和消费:信息。所以,我们正在面对的不是一个二元体制,或两极,而是一个三重关系:生产一创造一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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