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生活批判 第三卷

结论 成果与展望

一中产阶级

马克思预见到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以及它们之间本质对立关系的解体甚至消失。这个简化确定了一个日期；这个简化标志了动态思想活动的一个阶段，而不是一个完成了的理论和体系。在《资本论》这部没有完成的著作的末尾，马克思不得不按照对资本和资产阶级主导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的全面分析，重新考虑他原先提出的这个命题。马克思留下的手稿显示，他没有坚持二元对立论，而是重新提出了他的分析的三元特征；马克思在土地一资本一劳动这三个术语的整体上包括了土地、地租和农业问题。马克思不得不重新提出贸易和官僚体制，也就是说，剩余价值的实现和分配。在马克思那里，我们所认识的社会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属性，显然，马克思那时所揭示的社会属性不包括他那个时代不可能预见到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实践模式（例如，“福利国家”及其再分配网络、收入转账、直补或暗补)：受惠于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凯恩斯主义的实践。

对于一个我们不能预计其长短，现在却可能感觉到其终结的历史时期，国家已经有了社会基础，这个社会基础在中产阶级那里，而不在工人阶级那里。在这一点上，黑格尔是正确的，而马克思是不正确的。所以，如马克思所预计的那样，国家一直都没有消亡，反倒得到了巩固。有时，国家以原先存在的中产阶级为基础；有时，国家生产出中产阶级，官僚和技术官僚，这种情况通常掩盖在民主的外衣下，甚至掩盖在国家生活和社会整体的社会化的外衣下。

我们可以简单地说这个中产阶级，官僚和技术官僚，就是中产阶级。实际上，这个中产阶级的社会经济组成呈现了整合或没有整合到生产性活动和体制中的多样性的生活标准、生活方式。构成一部分上层中产阶级的技术专家没有与那些负责传递实证知识的群体混在一起，或者没有与那些较低层次的专业人员混在一起。一个时期以来，出现了由专业人员和技术官僚组成的新中产阶级，没有造成由医生、律师和自由职业人士组成的旧中产阶级的消失。但是，在社会顶层和底层之间的那些层面上，的确有了一定程度的同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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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同样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下，随着经济的增长，这些层次和中产阶级在数量上发生了扩张。这个增加在美国尤其明显。人们甚至要求以中产阶级的价值、规范、生活方式、伦理、审美为基础，建立一种新型的社会。在我们对这个假设展开批判前，我们应该回顾阶级界限如何变得如此变动不居。最舒适的中产阶级部分—高级管理人士—紧邻“经理”和大资产阶级，而与高等资产阶级或全球企业的董事们有区别。至于较低职位的经理们、较低职位的技术人士，这个阶层几乎与列宁鄙视的“工人贵族”没有什么区别（因为这个阶层显示出很大的政治推动力，所以，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

中产阶级在数量上的增加让我们可以理解许多层次上的事实和现象，中产阶级在那些层次上是大资本支配下的思想观念上的主导力量。中产阶级在数量上的增加巩固了国家以及与国家相联系的革新：社会行政管理依靠国内市场，或多或少成功地把工会纳入了现存制度，工人阶级内部的困难和分化，新技术进步，等等。事实上，中产阶级是消极的、反对政治的、受到驱使的，所以，人们已经疑惑葛兰西学派意义上的“消极革命”是否源于中产阶级的崛起，如果那样，就会避免把“消极革命”的责任归咎于工人阶级的消极。把原先落入统治阶级手中的活动—特别是监督剩余价值的条件，监督积累，简言之，监督增长转移给国家，这个所谓“革命”以一种支持为先决条件。从这个活动转移中获益的国家只能在中产阶级那里找到这种支持。以中产阶级作为介质的文化革命的论题在美国广泛传播，但是，没有站住脚。对于福利国家来讲，唯有中产阶级的存在有可能把国家提高到社会之上；福利国家在它的社会基础中，发现了福利国家的资源、福利国家的人气、福利国家受驱使的“主体”。随之而来的是，消极“主体”宣称它有适用于积极“主体”的那些长处：能力、活力、忠诚管理，等等。也就是说，这些阶层和阶级不具有创造能力；中产阶级不能建立起形式或价值；中产阶级消费文化产业的产品，但是，不能创造文化，中产阶级依然欠缺文明的价值，标志了衰落之路。中产阶级那里有着重大的隐患：当权力战略正在分化工人阶级时，中产阶级成为拒绝工人阶级的有效工具，中产阶级甚至成为压制工人阶级的重要力量。中产阶级具有或推行所有种类的模式，政治的以及文化的。使人困惑不解的新自由主义掩盖了广泛的经济政治运行，足够满足一部分中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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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可以持续下去吗？不能。把这个“等级”表达成确定的或不变的，相信阶级正在被吸收进阶层，是足够神秘的。中产阶级虽然呈现出大体同质的特征，但是，中产阶级并没有统一的品质。中产阶级是分化的。有些个人和群体倾向于右，有时倾向于极右；另外一些个人和群体则趋向于左，甚至极左。另外，它们避免不了它们帮助组织的国家政治权力的攻击。例如，在法国，国家政治权力一直都在努力使大学不可能干预政治。当然，我们无法在这里详细讨论这些中产阶级阶层，或者它们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按照日常生活这条线索去考虑中产阶级就足够了。

在中产阶级内部，在中产阶级之中，正在构成和建立起现代日常生活。正是在中产阶级内部，现代日常生活成为一种模式；现代日常生活从中产阶级内部开始，但是难以上升和下沉。现代日常生活的方式和模式形式上源于贵族或美好时代的大资产阶级。在所谓现代时代的过程中，中产阶级有它自己的规则。18世纪，没落的贵族和兴起的资产阶级之间曾经达成历史性的妥协，不言而喻，中产阶级的规则一直都没有泛化，它的普遍性不能与那个历史性的妥协相提并论。中产阶级内部产生的这个（文化的和实际的）模式实际上排除了许多中产阶级类别：高级资产阶级，一个过渡层次，在华丽的娱乐场所和豪宅之间飞来飞去，或住到豪华游艇上；另外，“低级阶级”，甚至连日常生活都得不到保障。所以，我们必须把低于和超出日常生活的那一部分与日常生活本身分开。这样做就等于给日常生活定位了。“低级的”和“高级的”都面临“生存”，不过，方式不同：对“低级的”，是低于生活；对“高级的”，是高于生活。作为一种模式或消费模式的日常生活被添加和整合到了社会中，有一个高度确定的发源地和形成场所。与之相伴的日常生活方式：家用设备、空间和时间的使用、计算机设备、一辆乃至多辆私家车。这一组事物肯定不是一种生活风格，而是一种生活方式。“风格”这个术语涉及的是一种中产阶级恰好缺少的审美的或伦理的定向。至于生活方式，则很容易定义：生活方式是日常生活本身。中产阶级的优势对所谓文化有影响，也就是说，对审美和伦理有影响。中产阶级不能创造新的价值，然而，中产阶级创造了盲从和不盲从之间的对立。伦理与墨守成规混淆起来，而审美反映了非盲从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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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幻觉、令人百思不解的事物和层出不穷的乌托邦，都可以归结于资本主义主导条件下中产阶级所获得的优势。通过实证知识建立日常生活这种错觉包括了抛弃鲜活的经历，因为亲口尝出梨子的滋味是一个无意义的事实。权力和信息技术之流以各种方式利用这种错觉。有多少人认为他们自己非常通人性，因为他们告诉其他人，他们应该如何生活，从饭菜到着装，从住宅到教育孩子！好像有必要规定和描述通过社会建立起日常生活的那个社会，不会仅仅由于抛弃亲历而指责自己。透明的神话和透明性的思想观念因此结束：用忧郁的科学替代鲜活的生活经历和愉快的科学，按照模式、方式和样式管理日常生活。

这些相当刻薄的判断没有必要否定和指责源于中产阶级的一切。远未如此。这种拒绝带有宗派主义的痕迹。妇女思潮既不起源于工人，也不起源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的需求既不是改变日常生活，也不是改变生产方式，例如，他们满足于改善日常生活层次上的劳动分工。

最殷实的中产阶级寻求重新回到大城镇的中心，这个事实有利于城市集中发展和中心城区的更新。这件事明显证明，比起孤立起来的远郊日常生活，城镇中心的日常生活更令人愉悦。长期以来，谁不想要一个乡间别墅或住处呢？这种生活模式或方式再次来自中产阶级的一个部分，政治当局支持了这批中产阶级的扩张。随之而来的是幻想的破灭。城市改造—中心和历史地段—可以推动新潮流。工人们没有做多大的抵抗就放弃了他们在城镇中曾经占据的地段。在这方面，巴黎是个典范。谁对工人们的撤离负责呢？这里就不回答这个问题了。

这样，在20世纪，中产阶级提供了日常生活和日常生活模式形成的场所，同时提供了抵制和争论的场所，中产阶级天真地希望改造和改观已经建立起来的事物：理想的模式，超自然、超现实、想象的、现代主义的模式。这场中产阶级和他们的日常生活引起的文化革命，以小说的形式，虚构了通过吸纳各种工人而最终消除阶级的幻想。这种幻想现在正在成为美国的意识形态，还会扩散到欧洲。马克思主义思潮一直都没有战胜中产阶级，因为中产阶级继续依靠工人阶级，好像中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的存在是不证自明的。

谈论模式和方式还要谈到模仿。只有当人们觉得一个模式反映了他们最深层的东西，所以，可以“不受限制地”接受这个模式时，这个模式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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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接受。

日常生活批判揭示了这种情形。日常生活批判证明，随着中产阶级居于主导地位，每一件事都变得虚幻了，变得成问题。“问题”这个词，现在有着无数的表达。很多研究者！很多研究！人们不断求索，没有找到什么。我们有论文、参考文献、建议，而不是全集。“问题”这个词，现在正变得不能忍受，如何避开它呢？我们怎样熬到天亮，跨过问题区？那里什么也没有，只有全面危机的征兆。

通过中产阶级，创新是否得到了巩固呢？这是一个不好回答的问题。消费方式和模式？它们很快就会陈旧；广告鼓噪中看到的那种狂热的虚拟变化让消费方式和模式很快过时：这样做，新事物、好事情，层出不穷。

中产阶级和阶层缺少实质。它们受到移位和解体的威胁。它们的政党不能够保证或恢复它们的凝聚力。与中产阶级的精英相比，中产阶级中还有这样一些人，他们认为他们有了正确的判断，很好的品位，良好的感觉，实际上，他们知之甚少，他们的标新立异庸俗不堪。这些鼠目寸光的人，愚不可及。

二抽象一具体和理想一现实

一种社会存在模式已经逐步出现了，这种社会存在模式确证了其他的研究：理想一现实和抽象一具体。生产方式包括和产生一种社会存在模式。这种社会存在模式是现实的吗？社会存在的确是现实的，但是，社会的存在与经典的存在的观念不一致。经典的存在是某种固定的、实在的，独立于所有主体性、精神或社会活动的事物。社会的存在，这个产品，就在那儿。它的位置依赖于选择和决策。因为这个产品的现实性是生产的结果，而这个产品的功能、形式、结构，甚至物质材料都是事先决定好的，所以，这个产品的现实性同样依赖于选择和决策。这个产品的社会客观性与自然事物的客观性没有共同之处。自然事物是哲学家的一个模型。这个产品的现实性应该有别于归因于“事物”的那种现实，不过，我们很难把二者区分开。这个生产出来的对象与人对它的使用紧密联系在一起，它进入多重网络：通过市场，市场是一个过渡的但很重要的舞台。然后，这个生产出来的对象处在被吸收进语言和符号的边缘，没有完成和实现那种去现实性的吸收。这个生产出来的对象跨过抽象，没有消失在抽象里，也没有离开抽象。抽象并非某种事物具体的复制，但抽象和具体是不可分的，抽象和具体的统一决定了日常生活。所以，对日常生活的批判性分析处在一个很难把握和表达的区域。对象的具体存在，通过抽象，接受了对象的抽象理想，这些抽象理想引导实践活动，亦即具体行动：法律、权利、愿望之间的协议，等等。这样，抽象一具体和理想一现实以它们的歧义性和双重性，从简单的产品扩展到实证知识、所拥有的和权力；从唠唠叨叨的闲聊到高级脑力活动，到符号和符号王国最终得到的信息。在这个宏大的展开过程中，没有断裂或不连续，从日常生活到国家，存在模式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但是，这种展开的各种程度不相一致。它们相互掩盖。在涉及对日常生活的反思时，日常生活掩盖了国家。同样，安全措施同时是理想的和现实的，它涉及既不真也不假的威胁。日常生活掩盖和包含了国家，但是，日常生活和国家一起掩盖了它们包含的悲剧因素。这样，日常生活进入了国家保证的等价系统。不过，一致、重复和冗余在日常生活和国家那里的表现有所不同。国家公布身份，所有的“主体”在一般秩序中都有身份，当然，这个身份可能与国家公布的身份相矛盾，这个身份可能绕开它自己的法则。对于日常生活来讲，日常生活是在没有认识到一致、重复和冗余的情况下承载着一致、重复和冗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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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源于哲学或科学的类型和模式相比，这种社会存在模式是一种独特的存在模式。这种社会存在模式不是一种具体的或本质的存在模式。所以，当思维试图定义不是具体的存在模式时，日常生活、国家一政治所传递的是逃避、（噩）梦，甚至幻想的感受。这种社会存在模式不再是一种对立面之间关系的存在模式，不再是一种可以抓住的关系，所以，按照实证主义的看法，无须定义对立面本身。如同政治和经济关系一样，日常生活关系暴露了日常生活关系所连接的对立面，宣布了这些对立面。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声称，它们处理关系，实际上，它们忽略了社会中最重要的对立面本身。就批判性认识本身而言，批判性认识只能指出对立面和伪知识中掩盖和凝固起来的矛盾，人们就是在矛盾被掩盖起来的基础上“理解”这种伪知识的。

哲学家们考虑了定义真与伪的问题，除此之外，社会还展开着现实一虚幻。国家本身概括了这类矛盾事物：理想的但非常现实，抽象的却非常具体。因此，国家是基石，但“建立在”日常生活这个基础上。

不能容忍但容忍了的情形无疑是另一个矛盾事物：神圣的力量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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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圣的似乎逃脱了歧义性。无论我们面对生肖符号、外国宗教的说教或已建立教会的传统，神圣的都给人一种力量的印象，一种真正的和地道的具体存在的印象。最古老的词汇获得真正新奇的吸引力，它们通过悲情或风气，出现在闪烁的或黑暗的虚幻之上，在当代社会，我们称那里为“社会的”。

上述叙述处在哲学和社会科学的交界上。哲学的范畴—现实和理想，现象和本质—都体现在日常生活中，当然，它们走出了哲学，与许多源于其他分散科学的范畴合并到了一起。日常生活并非属于哪一个领域。为了深化日常生活本身，日常生活的概念抓住日常生活所需要的，抓住对日常生活适当的，无论哪里，任何一个地方。日常生活的概念是综合的；在日常生活概念的使用过程中，日常生活概念关注和探索整体性。为了在日常生活显而易见的层次上把握和定义日常生活，微观的——微观决策、微观效应—可能让日常生活从我们手中溜走；同样，抓住没有日常生活的宏观方面，可能让整体性从我们手中溜走。

本书的结论将刻意做成元哲学的，这个术语意味着包括哲学，让哲学超出哲学自己。按照哲学方式，本书的结论转向日常生活的时空基础，转向日常生活的起源和历史，转向超越的和替代的。当然，本书的结论也考虑超出了实际的，考虑可能的和不可能的。哲学从未发展到需要或提出一个社会计划或文明计划的地步。在研究的最好的部分上，在哲学的巅峰上，黑格尔不过是提出了一个政治模型：建立在绝对认识基础上的国家。如同技术乌托邦一样，哲学乌托邦必须以日常生活的名义去克服。

(a)如果革命，换句话说，社会的大变革，不能实现它的目标，结果无非是增长快了一点儿或更换人马，那么，就只能把改造日常生活作为革命的目标。

(b)如同许多先例，把改造日常生活作为革命的目标并不意味着零增长或减少增长，而是意味着不同的增长，也就是说，质量上的发展，所以，社会关系更为复杂，而不是简化。

（c）把改造日常生活作为革命的目标同样意味着不同的生活途径，建立新的社会空间和不同的社会时间；建立不同的社会关系存在方式和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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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体制，摆脱复制现存秩序的模式。

(d）把改造日常生活作为革命的目标还设想了不同的思想形式。我们在考虑到否定的情况下，确定这种不同的思维形式。所以，日常生活批判不是了解或认识日常生活，不是把这种认识作为一种实证知识而接受下来，而是相反，日常生活批判通过抑制日常生活的歧义性创造日常生活。所以，日常生活批判不再意味着展开日常生活，不是揭露被掩盖起来的日常生活部分（第一版的《日常生活批判》），或不是努力超越日常生活（第二版的《日常生活批判》），而是意味着通过实践活动，通过思考、诗歌、爱，完成日常生活的质的飞跃。一旦我们获得有关日常生活的认识，已经确定了日常生活，我们必须毫不犹豫地在我们面临卷入其中的风险前离开日常生活。日常生活既是博弈场所，也是全部利益所在。

当代社会正在陷入隐藏着的矛盾之中，这些矛盾盘根错节，要解开这个死结，人们不知从何入手。

当代社会有这样一个矛盾，这个矛盾看似不大，其实具有一些深刻的意义。现代社会解决了死亡。人不再死，人们消失了[艾克斯罗斯（KostasAxelos)]。这个社会也解决了悲剧，把悲剧转变成了奇观或唯美主义。但是，这个社会不足以为现代社会之上的国家建立道德权力，现代社会踏上了不归之路。另外的权力建立了技术、生产和满意来填充的真空。在这个背景下，足以让人想起军事工业在当今经济中的重要地位。还应该记住，被战争摧毁最为严重的国家，战败国日本和德国，现在正处在进步的前沿，堪比其他富裕的国家，有着坚挺的货币，等等。我们都很了解却很少提出来的是，战争和危机发挥了它们的作用；战争和危机不为人注意地发挥了否定的功能；战争和危机清除了生产模式暂时剩余的部分，在新技术的基础上做好了恢复积累的准备。破坏能力产生了富足的前提。日常生活本身使这种生产模式发挥作用，日常生活塑造了一个对全部生活的嘲讽。日常生活让那些生活在基本生活线之上的人得到了很大的满足和许多的生活服务设施，的确是这样。这真真切切地是一个陷阱。这个悲剧的时代否定了这个悲剧。另外，没有什么理由去感受悲剧而不去承认铲除悲剧。通过这个时代的知识，一种不同的思维形式得以建立。如何建立？首先，这个社会的目标和主张倒是很积极的，而且设想了可以操作的和可以获益的确定性，不过，这个不同的思维形式的建立要去认识推动这个社会的否定力量。矛盾和考虑否定因素可以产生思想，不过，思想归根结底还是来自三重体系中三个元素之间的关系，我们已经遇到过这种三重体系，日常生活在那里都是一个比较大的整体—生产方式。阐述日常生活的思想还发现，日常生活携带着它所否定的和否定它的。日常生活本身携带的和枉费心机去消除的否定是悲剧。用哲学的术语讲，从元哲学的角度看，日常生活都是否定的。日常生活的基本三重关系是：日常生活一游戏一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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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整合了劳动和非劳动、文字语言和非文字的符号系统（音乐、建筑、绘画，等等）。日常生活寻求整合游戏的和悲剧的，日常生活没有成功。日常生活可以做的就是分离游戏和悲剧的一些片段，一些碎片。

人们一直把马克思误解为一个实在论者，一个涉足实证现实和政治现实的理论家。现在，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看马克思的思想，把马克思看成否定的思想家（而不是经济的、历史的或技术的思想家)。我们不会不记得，否定劳动是工人的历史使命。正如本书已经指出的那样，当计算机科学有可能改变劳动，最终放弃手工劳动时，否定劳动会再次成为一个论题。否定劳动是信息技术历史的或超越历史的否定性使命，现在，没有谁打算经历这个否定。日常生活的转变可以用来作为分析这个问题的线索。在日常生活中，劳动和非劳动已经按照冲突关系对峙起来，我在本书和原先的一些著作中已经着手概括了这个问题。劳动终结了吗？现在还没有。劳动终结的迹象有了吗？毫无疑问，但是，带着矛盾和问题！非劳动不仅包括休闲，还包括失业、缺勤、寻找有趣的或临时的工作、节日、各式各样的游戏。这样，人们似乎完全肯定地对待和处理着日常生活，然而，我们可以在日常生活里看到对劳动的否定。由此我们得到何种结论呢？所以，起初似乎如此坚实的日常生活，仅仅是漂浮在技术和社会力量泥泞的沼泽和变动不居之中的一座孤岛吗？

这种日常生活的踪迹不过是主体和主体性的片段而已，主体性在一般的同一性中被无限分割了。哲学和批判性思维揭示了主体性的分解。资产阶级崛起时代历史地产生的主体和自我意识，长期以来一直处在危机之中。这是放弃那个主体和自我意识的充分理由吗？仅仅因为哲学家已经用每一种可以想象的方式巧妙地处理了主体/客体关系（从同义反复，“没有客体就没有主体，反之亦然”，到最广泛的过去或未来的主体一客体身份），所以，我们就有理由把这个疑问搁置起来吗？我们没有理由这样做。资产阶级崛起时代历史地产生的主体和自我意识所面临的危机本身是一个整体，需要全面反应。如同每一个事物一样，主体是重新构造的。主体是如何重新构造的呢？首先，通过日常生活中的行动，追逐一个与现存秩序的运行模式不同的过程，也就是说，在实际斗争中，用差异对抗同一，用统一对抗分割，用具体的平等反对无情的等级化。主体的重新构造与实践相关。在理论思想中，主体必须按照一种新方式重新构造，这个新方式强调的不是肯定，而是否定和与否定相关的方方面面。不要害羞地离去或放弃主体，而是正视主体，主体勇敢地面对死亡、经历冲突和斗争，包括与时间做斗争。用一个哲学词来讲，在他人这个术语的所有意义上，主体考虑他人。哲学过去没有想象这些意义：遥远的和眼前的，天边的和身旁的，上升的和衰落的，不同的和相同的，以及债务、正当权利、合同—慷慨、赠予、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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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能量和生物生命都已经通过可能性和潜力做了定义。有机体离开它的栖息地来完成它的实际功能。还不是主体的生命，其存在是为了他人和通过他人，不是先验的、形而上学的或本体论的他人，而是具体的和实际的他人：猎物，由交配、生育而延续子嗣的性对象，尤其是繁殖的性对象。如同很难把所谓嵌入物和生命的形式与生命物质完全分开一样，也很难在生物物种与人类物种之间做出划分。生物物种与人类物种是连续的吗？在一定程度上讲，生物物种与人类物种是连续的。但是，生物物种与人类物种之间存在间断。人类活动反过来影响第一自然，为了在第二自然—产品和作品—中无限丰富和复杂地展开人类自己，人类面临着摧毁第一自然，使两个自然我们可以用斯宾诺莎的话来讲：创造自然的自然（natura naturans)和被自然创造的自然（natura naturandum)]之间的联系愈来愈脆弱。社会实践展开了这种生命的生活，但是，在另一个空间，以相似的方式：或迟或早，这种生命努力把它们自己孤立起来，努力把它们自己封闭起来。乱伦禁忌、外婚制、礼仪和符号交换，等等，可能起源于此。他人取向的人[罗贝尔·若兰（RobertJaulin)]总是盛行的，虽然不是没有很大的痛苦。以一种可持续的均衡状态，不能建立系统的、功能的或结构的现实生活。一个与进化无缘，不再出现新的现象的自我调节系统，最终会在无法预见的攻击中消失，或通过其内部的衰退而消失。在一个或长或短的时期里，自足产生不可抗拒的效果。因此，通过语言、交流与交换，人类的关系特质日益明显起来。生存本能通过禁令和冲突向创造性的方向转移。这就是我们如何从一种逻辑过渡到另一种逻辑，从生命的逻辑过渡到社会交换的逻辑？辩证运动展开每一种逻辑，把每一种逻辑推向它自己之外，每一种逻辑都镌刻在辩证运动之中，我们不应该这样讲吗？生物生活和社会生活不断努力恢复它们自己、发现它们自己，在这个意义上讲，生物生活和社会生活预示着思想，这样，个人的特性和约束的影响既没有阻止永恒的创造和可能性的干扰，也没有导致衰退。他人总是新奇的、出现的、历史的。“他性一变化一异化”和“繁衍一生产—创造”这些三重体系仅仅在进化过程中分开，仅仅以行动者未曾预料的方式分开，当然，可以在回溯中预见到这种分开。如同社会实践和个人思考，生物生活总是表现为一个整体，虽然实际存在要求形式、功能和结构同时凝聚在一起，但是，这个整体处在不断的进化中，总在超越它自己。这就是凝聚的有机体和系统逻辑如何或迟或早会破碎，从而向方向和定位敞开。这样就提出了从有机体的自发性到社会的日常生活的生活问题。从这一点出发，不同层次的问题之间存在一种类比。日常生活，现代社会的有机体，唤起了日常生活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超越。尽管引入了悲剧认识，或者确切地讲，由于悲剧的认识，本书一直采用了这个（相对）乐观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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