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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异化了,城市也异化了。”列斐伏尔描绘的这个现代世界,在全球尺度上,不过100年,在中国,不过50年。没办法,因为现代建筑得按规范来建,现代城市得按详细规划来实现,必须安装红绿灯,地上画线,杆子上挂标签,交通广播里不断提醒驱车的人哪里拥堵,让人几乎别无选择,只能跟着自以为掌握了真谛的“技术专家”的设计走,因为他们会通过手机、网络、电视,拿出交通事故、“堵你3个小时”之类的“实证知识”来吓人。无独有偶,多少技术专家(现代巫师)在电视里和网络上“吓唬”观众,多少行家里手在指点我们的生活,好像我们不会吃盐、不会化妆、不会谈恋爱,甚至不会呼吸似的。实证知识,技术现代主义的决断,湮灭了人的非理性的能力。“死东西控制了活东西!”
真没办法了?肯定不是。除了屈指可数的几个大城市,甚至它们的核心地区之外,只要我们不去照搬拼凑起来的大城市规范,而是找回传统的城市参照系,在城市设计上多给人留些选择,少一些“精心设计”,甚至扔掉那些自以为是的诱导,现代世界的城市空间是可以转变成后现代世界的城市空间的。
在第三卷第二章的“空间和时间”一节中,列斐伏尔提出了这样一个哲理,即只有认识了城市,才能找回技术现代主义毁掉的传统城市参照系。“什么是城市空间?什么是城市?城市如何在住宅楼、商业大楼、纪念物等各类建筑单体层次上和城市层次上发展起来呢?”这些问题与许多哲学问题有着密切的联系:什么是人?什么是人与存在的关系?什么是存在与空间之间的关系?事物如何与人的存在、人的进化、人的进步或人的孤独在一起?如果我们真的知道如何定义“人”,我们还不能定义城市吗?如果我们打算定义人,这种建设了城市,在城市里生活或从城市里逃出来的政治动物,除非还有什么别的路可走,否则,我们就必须首先认识城市。首先认识城市,然后定义人,在这种情况下,探索不是从孤立的实证知识开始,或依靠抽象的能力,而是从研究作为整体的城市开始。城市也许掌握着多年以来哲学家们一直忽视的关键问题。不从研究整个城市开始,城市的神话就没有任何答案。不计其数的事物、男人、女人、创造物和符号的汇集具有一种迄今仍未解读出来的意义吗?或者说,它们没有意义?然而,正是在城市和作为整体的城市里,我们建立了我们的日常生活。
日常生活批判(第三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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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列斐伏尔警告我们,技术现代主义已经把我们的城市大卸八块了,片段、部件一个挨着一个地摆开。在这个被分割的城市里,我们需要对整体的组成部分做一个盘点,注意,这里或那里可能丢失了某些片段或部件,这个破坏可能已经让这些片段或部件失去了它们的本来面目。现在,我们是在逐项认识这个城市的部分,它们曾经紧密地结合成一个历史城市统一体。大部分城市问题专家对这个天赐良机乐不可支,他们描述着这些片段;他们发现了由当代实践指导的对作为整体的城市的后现代分析。住宅状况、建筑环境、无机和有机的事物、生活福利设施,他们用这些术语来谈他们所收集到的,这些术语似乎包含了明显的实证知识。但是,这些术语涉及的不过是解剖出来的功能,把作为整体的城市的历史元素分割成不具有活动能力的独立存在物,而没有包含对作为整体的城市的认识。即使把这些分离的元素组合起来,也不能恢复城市失去的生活。分析并不完整;远郊和近郊不包括作为整体的城市须臾不可缺少的某些元素,如曾经沉淀在纪念物里的记忆和象征。任何分析都有可能因为观察和了解整体所包含的部分而失去对整体本身的掌握,这一点众所周知,却常常被淡忘。
时间是不可逆的。由于空间是可逆的,所以,空间有别于不可逆的时间,但是,空间与时间最初是连接在一起的。时间通过度量,均匀性地投射到空间,体现在事物和产品上。日常生活的时间不仅体现在钟表上,而且体现在照片和古董上。这些携带着记忆的物件、这些可以感觉到的过去的直接痕迹似乎意味着,在日常生活里,过去从未逝去。过去从未逝去这句话没有明说,却意味着时间的可逆性。在这个分割的时代,我们可以回到过去,因为过去就在那里。炫耀的物件就具有这种奇怪的属性:一个记忆、回忆、想象、现实的集合。可逆性的错觉给日常生活带来了一种氛围,这种氛围可能产生幸福感,或者至少是得到某种满足的氛围。不是进入伟大作品的那种永恒,而是在时间性自身,躲避时间,打断时间,难道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吗?但是,后果之一是忽略了悲剧和死亡。人们有时会问,悲剧时代如何和为什么缺少悲剧意识,悲剧时代为什么清除了思维环绕着的悲剧认识。具有历史意义和历史殊荣的事物体现了日常生活时间的可逆性,这是一种表面现象,一种错觉,它是这个答案的一部分。不考虑悲剧是这个时代悲剧的一部分。这种对悲剧和死亡的忽视依然没有超出表面现象。在这种媚俗的伪装下,悲剧顺其自然地展开着。当若干对象形成一个系统,如家什和家具,我们把它们当作功能实体接受下来,这个系统的意义不是它所展示的,而是它所掩饰的,这个系统的意义已经通过日常生活难以捉摸的问题,从悲剧延伸到了生产方式。这样,与那种作为(文艺)作品的日常生活相对,这种日常生活的生产包括了生产日常生活的空间和时间,以及生产不可计数的填充日常生活、填充时间和空间的对象。这种不可计数的对象同时是同一的、分割的、分层的。按照这个“同一一分割一分层”模式,主要观点跃然纸上。因为发现这个模式与空间是分不开的,所以,回到这个模式就没有意义了。通过这些有组织的形式,这些形式在许多部门和领域运行,即使这些形式和模式并不对应于任何一个确定的机关,日常生活发现日常生活本身制度化了。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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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空间(像戏剧空间、绘画空间或建筑空间)似乎不再像发现一个先在的、“真实的”外部空间,倒像用一个“地道的”精神空间覆盖一个自然空间。这些哲学模式不再是可以接受的。社会空间把自己表现为一种实际模式的实现。作为一种产品,社会空间是按照一群专家、技术权威手中的操作指令制造出来的,而这些专家、技术权威本身代表了特定的利益,同时代表了一种生产方式,社会空间不是设想为一个完成的现实或一个抽象的整体,而是作为成为现实过程中的一组可能性。这种理论既考虑了这种组织模式(同一一分割一分层)的特殊性,也考虑了生产方式在一个时刻的历史现象。在这个时刻,人们认为空间表达是一种公正的实证知识,实际上,因为空间涉及和包含了战略,所以,空间并非单纯的。人们客观地计划空间;通过实践手段,物质性地作用于空间。所以,没有地地道道或纯正的空间,只有生产出来的空间,按照一般社会结构内某种特殊群体发展起来的一定模式(也就是生产方式),生产这个空间。这个理论还考虑了一般社会空间、建筑空间、日常空间、交通空间和设施空间等多种空间之间的对应关系。
列斐伏尔的异质空间概念[完全不同于福柯(Foucault)的异质空间概念]确定了有限的可能性社会空间,在这种空间里,“不同的东西”不仅仅是可能的,而且是确定革命途径的基础。这种“不同的东西”不一定源于一个有意识的计划,更有可能源于人们的感觉、感受,人们把“不同的东西”表达为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寻找到的意义。这种实践到处创造着异质空间。我们并非一定要等待一场大革命再去构造这样的异质空间。列斐伏尔的革命运动理论恰恰是颠倒过来的:当完全不同的异类群体,哪怕就是一个短暂的瞬间,突然发现集体行动有可能创造出根本不同的东西时,在“怦然进发”的时刻,“不同的东西”自发地一起出现了。
日常生活批判(第三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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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和空间在总体同一状态下的分裂,直线性打破了的自然节奏和循环,它们影响了其他层次。这样就产生了节奏需要。如我们已经定义的日常生活那样,日常生活的负担,伴随着音乐与舞蹈的节奏更新,伴随着强调节奏和在日常生活里恢复节奏的更新。这种日常生活机制伴随着奇异的或狂热的节奏,伴随着社会生活中音乐作用的增加,伴随着寻找“极度”和反常,超越甚至延伸至死亡般恍惚状态的所有规则,这里有任何一种相关性是巧合的吗?另外,已经恢复的和商业化的节日庆典与已经消失了的割裂、超越、忘我一道恢复过来。这样,日常生活引起了报复,因为日常生活正在变成正常形式,割裂变成了不正常形式,超越、忘我犹如病态。我们不应该对日常生活的报复感到惊讶,更不用说对这种报复感到愤慨。通过音乐和舞蹈,时间再次成为不可逆的。节日再次展开,消耗着节日从能量、欲望、激情中吸收来的物质,走向结束。在日常生活肯定的核心上,否定竭尽全力生长起来。
(完)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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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主张,哲学不仅要研究世界这个“大宇宙”还要研究人自身这个“小宇宙”;哲学家不仅要仰望星空,还要关注市井生活。“认识你自己”成为苏格拉底的哲学名言。
20世纪法国著名哲学家列斐伏尔则以另一种方式让哲学关注人自身和人的日常生活,这就是他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列斐伏尔试图发展“现代”马克思主义,如同马克思通过商品的矛盾运动分析出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本质一样,列斐伏尔想通过日常生活批判,揭示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列斐伏尔对消费社会、信息社会的日常生活的批判和对现代性的批判,很大地影响了后现代主义哲学。
列斐伏尔力图继承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但是他简单地将马克思主义等同于马克思早期思想中的异化理论,则是不正确的。
法国哲学专家中国现代外国
冯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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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7-5201-0891-1 91178752011089111>
定价:169.00元(全3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