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生活批判 第三卷

讲日常生活批判的哲学立场来自卢卡奇或海德格尔，是不正确的和不诚实的；当然，卢卡奇或海德格尔的立场众所周知。卢卡奇早在他的第一部著作《灵魂和形式》中就提出了日常性（Alltäglichkeit）的论题。是卢卡奇启发了海德格尔，让后者在《存在和时间》中构想有关放弃和关怀的日常性论题吗？可能。但是我们应该记住，评价平凡的、无人关注和没有了意义的日常生活现实，把哲学引向真实的生活或真实的存在和真实性，源于浪漫主义，更确切地讲，源于德国的浪漫主义：荷尔德林(Hölderlin)、诺瓦利斯（Novalis)、霍夫曼（Hoffmann），等等。哲学家们，首先拿卢卡奇为例，没有把浪漫主义的传统主张拿回来反对资产阶级社会，支持他们对资产阶级社会所展开的现代批判吗？卢卡奇之后，海德格尔对这种批判提出了一种本体论的解释。对于卢卡奇和海德格尔来讲，在美学、伦理或逻辑—换句话说，哲学—赋予日常生活形式之前，日常生活创造的是错乱、无序的感受和情绪，实际上，卢卡奇和海德格尔所说的日常生活是他们臆想出来的日常生活。日常性是一种原始本能。日常生活充其量定义为自发的、不断变化的、突发的，所以，日常生活是前逻辑的。毫无疑问，卢卡奇证明，在文学中，尤其是在现代小说中，出现了与琐碎的日常生活对立的另一方面。①按照他的看法，在“成问题的英雄”和社会实践之间存在一种关系，这种关系已经丧失了内在的意义，而且同样在琐碎的日常生活中变成了有问题的。真正的英雄，“主体”，在反对“客体”的现实中，或者抗拒解除“成问题的英雄”和社会实践之间存在的那种关系，或者被毁灭。然而，在卢卡奇那里，这个“主体”寻求重新发现这个“客体”。这个哲学家从来就不放弃重新获得统一的哲学幻想—在扬弃中，重获黑格尔的统一，通过艺术和革命，世界重获和解。如阿多诺（Adorno）不赞成的那样，否定和否定的瞬间从来就没有构成卢卡奇所说的那种与“主体”世界的关系，否定和否定的瞬间不过是一个插曲，一种转瞬即逝的情绪。卢卡奇低估了批判和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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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海德格尔来说，与别人保持一定的距离还意味着，在此在(Dasein）的日常性中，正是在对别人的把握中，此在才找到它自己。此在不是它自己：别人已经剥去了此在的外衣。另外，此在既不是这一个，也不是那一个；既不是某个，也不是全体。此在是中性的：“他们”，常人(das Man)。②

所以，海德格尔的这个本体现象学涉及了有关社会和实践的根本的、绝对的悲观主义。就此而言，这个本体现象学是与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相悖的，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讲，可以反击异化，克服异化。在萨特那里，首先是在《存在与虚无》中，我们可以看到与海德格尔相似的悲观主义。《存在与虚无》受到了笛卡儿化的和心理学化的海德格尔主义的启迪。别人（仅仅）是“主体”的堕落，“主体”的放弃。对比而言，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讲，别人既是异化，也是去异化（它的可能性）：阶级关系上的异化，革命可能性上的去异化。萨特的著作包含日常生活批判的梗概：别人的凝视，恶劣的信仰，“王八蛋”的特征。但是对日常生活的这种批判依然不完整，实际上，萨特也没有这样提及日常生活批判，因为它还是深陷哲学和哲学范畴牢狱的囚犯，所以，仅带着人本主义倾向地稍微让人注意到了悲观主义。

引 言

① 见Nicolas Tertullian关于这位匈牙利哲学家的著作。Georg Lukács. Étapes de sa pensée esthétique, Le Sycomore, Paris 1980.

② Martin Heidegger, Being and Time, trans. John Macquarrie and Edward Robinson, Basil Blackwell, Oxford 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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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被神秘化的意识》（1936）中就站到了反卢卡奇及其理性乐观主义的立场，并反对在理性危机中笼罩哲学领域的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我在《被神秘化的意识》中寻求说明，那时，理性的人格化和人类中心论正在把思想引向歧途，正在错误地责难思想，一个义士的悲剧。《被神秘化的意识》还试图证明，在进化过程中，在意识和社会中，闪现的瞬间和寻找成为现实的幻觉这类关键的、否定的中介有多么重要。《被神秘化的意识》花了很多篇幅阐述否定。否定这种瞬间的活力显现在主体和客体、理想和现实一定程度的统一中，这种统一退缩到了天边，只能在乌托邦里比较近距离地看到，正是出于这种理由，否定的瞬间是创造性的。否定的瞬间是黑格尔的扬弃吗？否定的瞬间依然有意义，依然是一个目标。否定的瞬间只有通过苦难的经历才能实现，这种苦难的经历完全不是线性的，或者说，完全不呈现线性的状态。

八

对日常生活的批判性认识，不要求使用一种特殊的或完美的语言去说出与日常生活截然不同的话语，明白这一点不是没有意义的。另外，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应该只用那些有意义的词汇，一个词语只有一个意义，我们对此并不陌生。言表的和意会的，无意的和有意的，未知的和已知的甚至当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对此加以区分时，简言之，在找出日常语言交流中所包含的内容时，都不需要发明不同的词汇、语法或范式。我们是在使用日常语言和大众的语言，表达对日常生活的批判性认识：让含义得到确切的表达。使用日常语言和大众的语言表达对日常生活的批判性认识排除了“证明”，但是，并没有排除任何交流中都固有的表达和风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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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批判(第一卷)》有这样一个假设，即人们一般不了解他们如何生活，因此，提出日常生活理论是必需的。我们必须重新考虑这个假设，因为这个假设可能不再是正确的，需要加以修正。这个假设的确让我们所批判的日常生活更靠近经济生活，甚至政治生活了！我们必须清楚这段话的意义。“人们”通过痛苦和满足来了解他们的需要和他们的欲望，但是，他们几乎不知道如何表达他们的需要和欲望，更不用说如何定义他们的需要和欲望了。许多文献显示出词汇贫乏、表达尴尬，证言的适当性也不尽如人意。虽然信息丰富（从20世纪中叶开始），但是现在（1981），“人们”依然不过具有很少的比较数据。他们真知道他们想要什么吗？他们知道他们想要什么，而且比较清楚；他们很少上当。他们对他们的状况，对他们的社会关系，是否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呢？他们对此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举例来讲：空间和场所变得越重要，对空间不经意的人就越多，因为媒体、形象、传播、概括都在密谋把他们与空间分开。他们只对他们所在社会阶层的上一个阶层与下一个阶层有所认识。除开其他功能外，社会层次结构具有如下功能，即模糊无论什么都可以让遥远的社会阶层相互了解的因素。因为“富人”的日常生活形象不计其数，或因为表达富人日常生活的形象令人眼花缭乱，所以，“穷人”几乎不能想象“富人”的日常生活。比较容易的办法是，“穷人”按照他们自己的生活，用钱给自己展示“富人”的日常生活。当权力和财富暴露出来时，权力和财富让“穷人”瞠目结舌[如科曼奇尼（Luigi Comencini）的电影《老富商》]。财富让富人神奇十足—可望而不可即，在日常生活之外：在日常生活之上。这样，就有了一种社会的“潜意识”和“想象”。怎样给这种社会的“潜意识”和“想象”定位呢？在一个更深的层面上吗？从一开始，日常生活批判就答复:这种社会的“潜意识”和“想象”都是陈述的内容。居于支配地位的阶层用符号给它们自己展示了它们唯一所属的秩序。为了把陈述的内容带进理论，我们所要做的是，解释这种符号所要表达的（和隐藏的）；尽可能避开意识形态，使用词汇和概念解释表达的内容。不像精神分析，为了揭示这种（社会的）潜意识，我们不仅需要重新引进生产关系，而且需要重新引进再生产关系（支配和权力）和（一个特殊社会阶级对它自己，对其他阶级，对作为整体的社会的）表达。这个看法所增加的是，无论历史上是否说过，就阶级斗争的全部复杂性而言，阶级斗争影响了现实和表达，影响了日常生活以及例外—阶级妥协，阶级斗争同样重要。生产和支配关系的再生产在公开斗争和妥协时期都是至关重要的。

引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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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许多年过去了，我还要提及让《日常生活批判（第一卷)》躲开认识论问题所带来的快乐。《日常生活批判(第一卷)》没有涉及任何一个很快会让思想徘徊不前许多年的问题。是发生问题吗？不是发生问题，而是定位问题。《日常生活批判（第一卷)》没有瞄准“纯粹”或被提纯过的科学认识。认识不是由它的“纯粹”程度确定的，而是由它的批判意义确定的：思想或是批判的，或是非批判的（仅仅是陈述）。在日常生活概念具有若干限制时，批判性思维不接受那些限制：批判性思维处理存在的事物，包括令人恐惧的、不能接触的、不可更改的事物—国家、政党、神仙、领袖。批判性思维不接受可能阻止批判思维的那些事物。

“日常生活”理论是可以操作的，还是不能操作的？因为“日常生活”理论对“实际的”可能展开了批判的分析，所以，“日常生活”理论是可以操作的。因为“日常生活”理论没有产生任何东西—虽然没有产生任何东西，却提出了一个否定方案，“改变生活”，作为什么是可能的，所以，“日常生活”理论又是不能操作的。

日常生活批判的这个定位，从一开始就与结构主义及其附属相冲突。那时，被主导意识形态推动的知识界，很快采纳了这种结构主义和它的附属—认识论和科学至上主义（科学至上主义声称废除意识形态）。它们说，“马克思主义”会在技术专家的意识形态面前败北，会分成两种倾向，会分成两种矛盾的形式，每一种形式带着它自己的判断：激进的、批判定向的，信赖有时会走向苛刻的批判的那种否定；认识论的、新实证主义的、科学至上论的，一句话，是那种更新了术语的教条主义，而不是乔装打扮的教条主义。

日常生活批判从一开始就设想打碎所谓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观念，更确切地讲，废止那种所谓正统的观念。实际上，那时，教条主义在“马克思主义”领域里无处不在，30年后的今天，那种教条主义盛行的状况是很难理解的。对于教条主义者来讲，绝对真理属于党，因此，属于党的领袖们，他们是这个无价之宝的掌管人。因为真理就在那儿，已经在那儿，研究的想法似乎令人喷饭。高层至多需要用文献和统计数据来确定他们既定的立场，打击和消灭敌人。教条主义肆虐的后果如何呢？通过讨论和论争，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之外，创新冉冉升起，而马克思主义思想停滞不前。官方马克思主义此间留下的空白显而易见，当然，官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们”不承认存在这种断代，而通常意义上的哲学抓住了这个机会，在社会实践和政治行动之外形成了一个系统（或试图形成一个系统）。所以，存在主义出现了，存在主义的成就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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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从1946年算起，差不多15年的光景，时光走到了1960年。此时确实发生了许许多多的变化。不过，变化不是在预期的方向上发生的，而是在十分不同的方向上发生的，或者说，可能正在失去方向！《日常生活批判(第二卷)》努力把大量思想准备以及选择出来的多种批判性研究整合成一个理论。那15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首先是斯大林主义的巅峰，然后是斯大林主义的衰退，最后在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尤其是在法国，批判斯大林主义的失败。那时出现的论争有多么不同于批判呢？不同点是，那时出现的论争致力于立竿见影，没有把论争推至业已建立的媒介上（党派、信条等）。那时出现的论争还是激进的。那时出现的论争，考虑的是世界变化，考虑影响经典革命概念的那种转折的到来，用颠覆活动替代经典的革命概念。

十一

《日常生活批判（第二卷)》并没有置身于这场运动之外。首先，随着官方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声誉扫地，非官方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找到了越来越多的听众。在一条未曾预料到的曲折道路上，一个群体，如在北欧非常活跃的COBRA——艺术家、作家、建筑师—从日常生活批判中获得了启迪，并把日常生活批判向前推进。改变日常生活的愿望贯穿于思想观念、哲学、形而上学的复苏之中。早在1953年，荷兰建筑师康斯坦特(Constant)就把日常生活批判与空间结合起来，发明了一个关于氛围和情景的新建筑理论，这个理论启迪了阿姆斯特丹的“青年无政府主义者”。正是通过这条迂回的道路，日常生活批判转变成了日常生活论争，卷入了学生和新的群体，包括情景主义者。这支抗议的力量究竟反对什么呢？他们究竟反对什么，取决于他们是什么群体和个人。有些人，尤其是学生和知识分子，憎恶传统道德、宗教、犹太一基督教。另外一些人，拿“物”、对象作为他们的目标，也就是说，以商品和与商品相伴的思想观念作为目标。然而，另一些人则攻击民族主义，（在他们眼里的）民族主义与祖国和家长制国家紧密相连。他们中的许多人简单地提出摧毁资本主义，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发现经济困难的蛛丝马迹，他们就会天真地认为，资本主义处在危机时刻。而实际上，20世纪60年代正是资本主义“繁荣”的时代之一，“科学和技术革命”正在起步。总之，多种抗议力量，或者没有共同基础和论争目标，或者没有一致的追逐路线。但是，每一个人都同意一个迫切需要做的事：“改变生活”。他们是在要求分得他们的那份增长和经济奇迹的蛋糕吗？不是，他们不是要求分得他们的那份蛋糕，而是拒绝经济和政治现实，拒绝技术统治，技术统治带着让人顶礼膜拜的能力和绩效围绕着他们，支配着他们；他们还拒绝一种在知识和权威支配下宣告意识形态终结的意识形态，结果，这些意识形态的拥护者不过是更成功地散布了他们自己的意识形态（生产主义、实证主义、逻辑经验主义、结构主义等）。在法国，在欧洲，抗议与论争之间不乏相似之处：这种相似之处太平常了，不值一提。抗议与论争同样充满活力，同样走向失败。难道那时的论证潮不是反对僵化的层次体系、既成的国家机器、被迫的沉寂、主导意识形态广泛思潮的临时形式吗？在法国，如同其他地方一样，抗议者抵制冒充“纯”知识的生产主义意识形态，拒绝围绕“生产—消费”重新组织日常生活—除开在抗议者中间，这种重新组织当时的确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期望达成一般共识。在生态主义抵制增长之前，人们抵制的那些增长都带有暴力倾向——恶劣的技术工艺，徒有虚名的城镇扩展，生态主义把愉悦崇拜与劳动崇拜对立了起来。经济主义只认交换价值，除此之外，完全没有其他价值。抗议者反对这种经济主义，他们主张把节日和日常生活重新结合起来，把日常生活变成一个欲望和愉悦的场所。编出产品目录，人为地创造消费需要，然后再让人按照目录得到满足，当他们谈论愉快和快乐、愉悦和欲望时，却遗忘了这个让人心满意足的社会。某种特殊商品承载着人为制造出来的需要，在茫茫人海里弥漫开来，抗议者们当时反对的正是这个既明显又被人忽视了的现象。那时，没活儿干被推崇为最高价值，抗议者们通过反对没活儿干，严厉地批判了把时尚产品目录变成自己需要的极端倾向。很矛盾吗？人们意识到通过生产过程的自动化真有可能消除劳动，是高水平生产力推动的一种需要吗？通过现代世界无法估量的影响和模糊性，通过喧嚣与愤怒，现代世界产生的问题正在露出端倪。抗议者们所要求的正是这个“政权”和这个“制度”（生产方式）不得不拒绝的，所以，从1957年或1958年开始，抗议者们可以合情合理地把他们自己描绘为革命者了。抗议者们把手伸向了一些敏感问题。他们有意或无意地证明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正在出现的事实：生产包括和围绕着再生产—不仅是劳动力和生产工具的再生产（经典论题），还有支配性社会关系的再生产。所以，再生产占据了中心舞台。生产之类的事物及其研究依靠专家、经济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官方马克思主义深陷有关生产的传统主张。然而，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核心上，通过增长所暴露出来的再生产不再是从属现象，不再是生产的简单结果。对再生产的批判分析包括恢复整体概念。再生产在哪里以及是如何运作的？家庭、国家、工作场所、中产阶级、社会实践，再生产无处不在吗？只要缺少了对日常生活的新分析，尽管所有这些回答都包含着真理的成分，但是，仍然是片面的、不完全的。

引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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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在1946\~1961年，日常生活变化了—不是在展示日常生活掩藏着的富裕这个意义上，而是在相反的意义上：贫困、（市场等的）操纵、被动。那些年里，资本主义正处在征服新部门的过程中：征服农业部门，原先大部分还维持在前资本主义状态下；征服城市，通过向外扩展和内部更新，历史城镇面目全非；征服空间，旅游和休闲攻克了作为整体的空间；征服文化，把文明减至文化产业，并且从属于文化产业；最后，无独有偶，资本主义正在征服日常生活。

《日常生活批判(第二卷)》包含了一个可能过分苛刻却并非无意义的论题。这个论题与对立的前卫思想协同展开。按照这种理论，日常生活取代了殖民地。不能够维持旧的帝国主义，寻找新的统治方式，资本主义的领袖们已经决定依赖国内市场，对待日常生活就像当年对待殖民化的地区一样：大规模交易场所（超级市场和购物中心）；交换绝对支配使用；对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能力实施双重剥削。所以，《日常生活批判(第二卷)》努力揭示，媒体、广告和出版机构为什么和如何不知不觉地安排了日常生活。当时，人们正在详细地用许多具有说服力的判断，解释他们应该如何生活才会“生活得好”，才会让事情最好；他们会选择什么和为什么；他们如何使用他们的时间和空间。消费、奇观和奇观化、滥用形象、信息的极大丰富和冗余，这些特征没有一个可以定义这个社会，但是，这些特征正在破坏着社会性，与此同时，这些特征也显示了这个社会的命运；日常生活里包括了所有这些特征。最终结果是矛盾的：无可争辩的满足，深陷难以捉摸的问题。一个危险的和正在增加的占用暴露了出来，这种占用不是占用自然的身体和生命属性，而是通过外部的、量化的和反复的因素，通过看不见的形象和陌生的声音，通过对每一件存在的事物所做的不着边际的和让人惊讶的塑造，占用一般的“人”，占用作为整体的社会。在这个占用中，中产阶级居于轴心地位，支撑着对一般的“人”的占用，对社会的整体的占用，中产阶级的主体和对象以及这些术语至今依然有意义。许多特殊产品，小汽车、电冰箱、广播、电视，的确有用，人见人爱，这些产品被分配了如下使命：占用身体，补偿这个占用；用固定的需要取代欲望；用编制好的满足替代愉悦。被替代的、以新的方式在日常生活中定位的“现实”，随后完全实现了这个理想。实际上，满足不能被认为是不值一提的：为了消费客观产品而生产出来的主观需要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这些个人需要是现实的，这种现实是物质的和连接起来的，常常被尊称为检验真理的标准。

引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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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日常生活批判(第二卷)》、《现代世界的日常生活》以及那个时期的一些文章里，都包含了这个指责。批判这个指责并不困难，实际上，这个指责本身当时不是没有瑕疵的。就生产而言，这些著作几乎没有触及跨国公司，实际上，跨国公司对日常生活的干扰当时就已经很明显了。马克思主义的模式预计，大资本的形成和投资会独占所谓重工业（钢铁、化工，等等)，实际上，与此相反，许多最有实力的全球企业那时都瞄准了日常生活：洗涤灵和清洁卫生产品、饮料与食品、服装。那个时期出现了许多令人惊讶的误解：当时，青年人把蓝色牛仔服看成自由、特立独行的象征，实际上，蓝色牛仔服可能是全球企业在香港、新加坡生产的，那里的无产阶级受到了残酷的压榨。这种方式给日常生活批判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来说明市场操控。一些美国精神并非通过意识形态而是通过日常生活产生影响的。批判性思维虽然在这里和那里发现了这种思想渗透，但是，掌握这种思想渗透依然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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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对生产需要，即以官僚方式管理的消费的分析不够充分—这种分析依然摆脱不了自然主义，所以，这种分析几乎不能解读媒体在依靠模特和形象方面可能发挥的操纵和诱导效力。日常生活、市民社会、国家及它们的关系都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中产阶级在其中的角色和影响力虽然依稀可见，但并不是很清晰。有计划的日常状态（中产阶级的日常状态）是中产阶级的生活现实，通过中产阶级，这种有计划的日常状态转变为“更低”阶层和阶级的“文化”范例。我在那个时期发表的著述中，没有清晰地揭示怎样和为什么如此。当时，对这种操纵和诱导的分析和批判的考察还缺少基础：操纵者使用的表达理论包括象征主义、社会和个人想象、“文化”的批判性考察。因此，那时对再生产的分析是不完善的，再生产藏在生产一消费之中，而不是藏在生产一消费之下。

十三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民”在法国依然有意义。农民、艺人、工人，总之，所有不属于“统治”和“有产”阶级的人都是所谓的“人民”。他们在工作场所，与在家里、街头、地区和城镇里，都有着许许多多的联系。在随后的15年里，直到1960年，不属于“统治”和“有产”阶级的人们分裂为阶层，而不是分裂为清晰有别的和对立的阶级。1960年，这种法国的“人民”不复存在了，有时为了缓解猜疑，还真的一本正经地纪念“人民”。“人民”是政治和哲学真理的创造者和来源，这个曾经推动法国革命的美丽神话变得模糊了。社会统一分崩离析了。虽然法律、政府和市场的同质化以及国家规定和编撰的身份约束着社会分裂，但是，社会分裂并没有停止。从《日常生活批判(第二卷)》、《现代世界的日常生活》以及那个时期的一些文章里，还看不清社会分裂的倾向。实际上，1960年左右，社会分裂的倾向已经表现出来，而且成了主导，甚至在逻辑上都呈现出不证自明的状态。我当时特别依赖实证知识，接受知识具有理性效力的假设，不怀疑在知识的旗帜下渗透进来的东西。《日常生活批判(第二卷)》、《现代世界的日常生活》以及那个时期的一些文章反对一种与公认的科学至上主义对立的反知识，科学至上主义与林林总总的社会机构结合了起来，把人们集合到了这些社会机构里，因而也就集合到了再生产关系里。当然，面对这样或那样与权力和财产相联系的知识，这种反知识的影响有限，而且基本上无效。然而，应该做这样的补充，即这种在反知识上的尝试也包含了一种反权力的计划。这种在反知识上的尝试，与反权力的论争联系紧密，并且在那个时期逐步传播开来。但是，这种在反知识上的尝试，与它的暴力形式，如那种提出不需要任何计划的主张、那种不计后果而对立即行动的呼吁，没有关系。

引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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