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生活批判 第三卷

《日常生活批判（第二卷)》的计划不同于《日常生活批判（第一卷)》中提出的那个计划,因为《日常生活批判(第一卷)》的计划已经失败了，成了不可能实现的计划。“改变生活”？的确如此，但是，“改变生活”不再是可以想象的，“改变生活”不再可能释放一种生活的核心，“改变生活”不再可能展示日常生活存在却看不见的内容。究竟什么成了生活的核心？是生活的丰富内容吗？1960年，生活的丰富内容正在消失，或已经消失。“改变生活”？一个巨大的改变，一种革命性的颠覆，是有必要的。这种贯彻整个日常生活的革命理论仍然在寻求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论题。它坚持不懈地提醒人们，社会转变不能局限于政治形式和经济关系；如果社会转变没有创造出一个不同的生活状态的话，那么，这种社会转变就会面临严重退步的风险。

按照这种看问题的方式，颠覆必须与革命协同合作。令人遗憾的是，革命把它们自己限制到了政治一经济上，与此相反，颠覆远离了政治一经济。总之，日常生活转变的这两个方面当时并没有联系起来。失败随之而来。即使在1968年左右，日常生活批判曾经“风靡一时”，但日常生活批判还是没有实现自己的目标。

然而，这里，我们必须强调这个有关日常生活变革的观念和计划自出现以来的发展。最初，马克思依靠哲学的实现，依据生产力无限增长的假设，确定了有关日常生活变革的观念和计划。一方面，古典哲学留下了更新的力量：工人阶级的创造性能力，要实现的自由、幸福，或简单而言，要实现的真、善、美的基本观念；另一方面，有关日常生活变革的观念和计划包括通过精心计划结束匮乏和迎来富足。

结果，发生了什么呢？一方面，黑格尔和马克思以后，哲学逐渐放弃了通过真理更新世界的天真计划。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是这一延续几个世界的计划的最后一束火花。而这以后，哲学停滞下来，枯萎凋谢，哲学不知疲倦地写起哲学自己的历史来。哲学走向了经院哲学（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康德式的理性主义或非理性主义)。另一方面，因为国家管理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增长，所以，这样的增长不可以再用来定义革命了；在实现增长的任务上，所谓资本主义国家（有时）比“社会主义”国家还好。继续坚持使用这种定义，确认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增长，甚至不去清晰地区分定量的经济增长和定性的社会发展，真的不会导致革命观念的危机吗？理论和实践都不需要更新吗？日常生活批判和相关的研究都在努力面对这个困境，当时，日常生活批判强调了这个主要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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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批判》的第一卷、第二卷和《现代世界的日常生活》以及那个时期的一些文章，都是按辩证法展开的日常生活研究。因为日常生活被认为是经过安排的，而且，日常生活本身也表现出是有安排的，所以，肯定——安排日常生活——表现了对可能性的破坏，即使在现实中有许多建立这种日常生活安排的“积极”理由，但肯定实际上就是对可能性的一种最强大的破坏。否定，即批判性因素，展示出向可能性的开放。这种认识的内在机制不是直接把握的。20世纪中叶前后，我们还有可能在日常生活的核心上把握想象（超常的、超自然的、魔幻的，甚至超现实的，所以，是否定的)。许多年以后，想象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这种想象是强加于人的：照片、电影、电视被渲染成一种奇观的世界。正是在那个时候，想象被发现了，然后，缓慢地但确定地成为时尚。当时还发现，这种想象有时与逻辑一致（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矛盾：想象毁掉了想象力；在毁灭想象力的基础上，构造了对想象的崇拜。这个诱发过大规模抗议运动的去占用时期，占用了掩盖占用现实的表现：日常生活的艺术，或被认为是一种艺术，同时，“肯定”也是一种商务的日常生活。什么是商务日常生活的基础呢？家用设备。那时，一个主要品牌发布了一则著名的广告语，即“X……解放了妇女”，这则广告语神秘兮兮的，可是，从广告角度讲，这则广告语不无效果。实际上，这种日常生活工具化的优势带来了一种奴役意识。又一大矛盾，这个矛盾只会让抽象概念量化，让被肯定困扰的那些人惊讶不已。

简言之，正是在实际创新和不可否认的技术进步的掩盖下，日常生活让自己被奴役的形式通过工具化的途径，潜入了日常生活中，这种被奴役的形式与解放的形式相冲突。否则，没有技术进步的掩盖，这些被奴役的形式是不可能强加给日常生活的。于是，日常生活进入了市场和管理（与自我管理相对立）圈，日常生活成了一个小商务、一个家庭承包方，一个从属于市场和管理的主导力量。这种状况可以扩大到日常生活的“自我管理”上。

引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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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日常生活中的革命理论当时的确得到了一些不曾预料到的反响。批判性认识打算引起苛刻的批判—在极端情况下，对现存秩序的完全抽象的否定，拒绝把“现实”当成一个影子剧场。必须承认，这种苛刻的批判已经造成了一些完全失败的结果，例如，消除对人权的人文主义、哲学支持。借口人文主义带有资产阶级自由和不可信的思想意识痕迹，轻率地蔑视人文主义，而又没有找到替代品。在展开苛刻批判的过程中，极左的知识分子拿出极好的理由，推翻了所有的价值，然而，在这个过程中，生活的理由也遭到了摧毁。用一个古老的比喻来概括，苛刻的批判成了空中楼阁、无源之水。推翻所有的价值是一种自杀行为。另外，这种极左的知识分子思想观念的代表人物几乎从不顾及苛刻批判的逻辑结论，即虚无主义。他们中有些作家，如贝克特（SamuelBeckett)，有“勇气”给苛刻批判得出一个虚无主义的逻辑结论。而大部分受到苛刻批判影响的知识分子接受了一种妥协—活着，更准确一些，想法生活，仿佛社会不同于社会是什么；生活在这个不能忍受的社会之外，其实，还在这个社会之中。人们最好地营造了这种状况。在这个小小的博弈中，所谓高级知识阶层逐渐丧失了它的信誉；通过相同的表示，它适当地选择了批判性思维可能具有的结果。这种含糊的虚无主义和持续不断的歧义性，在政治行动中，在日常生活上，产生了一种盲目的唯意志论。

从马克思和拉法格（PaulLafargue，马克思读过和认可了拉法格写的《懒惰的权利》）那里采纳的对劳动的理论批判，逻辑地涉及了对劳动的一种否定。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继承了三段论法，在马克思涉及对劳动的理论批判中，“需要一劳动一愉悦”的三段论起着重要作用。作为必然趋势，只考虑最后一项：割裂“需要一劳动一愉悦”的三段论，就会倒向享乐主义。如果我们注意到，当今人类仅仅把他们很少的一部分潜力用于愉悦，支持享乐主义其实是合乎情理的。休闲、自动化和信息加工让工业社会披上了迷人的色彩，劳动贬值了。我们不能过分强调劳动贬值，劳动贬值解释了影响到“危机”的一些事实。在那个时期，即1960\~1980年，“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个旧的无产阶级口号逐渐隐没和消失了。然而，蛮横无理地拒绝劳动（“不劳动！”“把劳动都交出去!”），在荒谬的方向上，通过转移劳动，消除了劳动这个关键需要。显而易见，这种极端主义不是对“劳动者”发话，这种极端主义只能源于一定的中产阶级和没有被矛盾吓住的知识阶层。如果有人说：“不劳动！”其他人，有时就是这个人自己，会说：“别消费!可笑的人，去你的！”在这类口号和对“生产一消费”关系所展开的批判性分析之间是有一个鸿沟的。然而，在节日上，投入玩耍的紧张心情架起了一座桥梁，它让日常生活批判和极左的极端主义之间有可能达成妥协。那时，节日的领域扩大了：学生们说到了“充满激情的节日”，革命本身所采用的表现形式就是宏大的节日。虽然革命的内容和节日形式之间存在深层次的不一致，但是，在什么是可能的问题上，人们有了认识，实现了一致。“改变生活”这个一般可以接受的口号得到了一种补充，这种补充使“改变生活”的口号更为具体：“把日常生活变成节日——让我们的身体、时间、意识和某些事物一起组成一个艺术作品，组成某种事物，不满足于把形式赋予活生生的经验，而是转变活生生的经验。”乌托邦？是的，这种想法的确是乌托邦的，具有不可能性。但是，对于什么可能到来，我们一定就不能指望不可能吗?“改变生活”的论题和口号都发展了，但是，这个计划依然不全面，尤其是没有涉及空间、时间的使用、社会关系。另外，“改变生活”的计划清晰地包括了停止与再生产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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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同一个时期，在对立的一端，科学至上论正在充满活力地发展着，不说这种发展是如何充满智慧和美丽的，至少科学至上论在许多场合都呈现了许多变体和含义：实证主义、经验主义、认识论、结构主义。科学至上论一般否定活生生的经验是一个事实，否认异化理论，否认人文主义的方案。新实证主义和它的马克思主义变体不难显示或“证明”，异化、人之类概念不具有认识论的性质。不具有认识论的性质似乎对异化、人之类概念是决定性的，而且，异化、人之类概念不具有认识论的性质是完全属实的。批判性认识的立场意味着，这个问题是一个伪问题。异化、人之类概念的参照系在实践和日常生活中，而不在由认识论命名和授予的纯知识上。如果社会实践和日常生活这些概念缺少认识论的属性，那么，使用这些概念的人就不用去顾及事实了。认识论领域好像与新科学至上论完全吻合，所以，拒绝把社会实践和日常生活这些概念拉到认识论领域里，然而，实际上，拒绝把这些概念拉到认识论领域里是一个陷阱，是经过思考的，是经常变更的。持有科学至上论信仰的理论家们相信，通过纯科学知识，他们会摆脱所有的意识形态，实际上，正相反，他们提出了科学性的意识形态，或者说，科学性成了一种意识形态。于是，我们遇到了那个充满矛盾时代里最奇怪的矛盾：终结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这些意识形态的错误依然不能谅解：从那时（1960年和随后的岁月里）起，不是要求给人权一个认识论的性质，而是已经保护、阐述、加强了人权。如同哲学家一样，认识论学家不仅从根本上低估了人权，而且低估了那些想法。实际上，还有什么对象在认识论性质上比“人”含糊的吗？思维本身!只有打算被吸收进机器里的数理逻辑有认识论性质，因为这种意识形态努力把认识论性质作为根本来加以推行。批判性思维没有认识论性质！

引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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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两种在传统哲学范畴中并没有占据重要位置的观念，甚至还没有在教条主义经常回避的争论中交过锋，就并列了起来。一方的支持者依靠实证知识，而且仅仅依靠实证知识，他们用这种认识及其应用来定义生活。革命甚至都是通过应用马克思和列宁所包括的实证知识而发生的。一些最教条的教条主义者断言，这种实证知识从泰勒斯（Thales）延续到了列宁。在这种思想倾向下，活生生的经验最小化了；活生生的经验不可信：了解科学方法，按照科学方法生活，把科学方法变成生活标准。活生生的经验—自发性——对意识的问题和失误负责，包括对政治的意识问题和错误负责。活生生的经验最终消失：被消除。活生生的经验被扔进了由排除了实证知识巨大成分所形成的虚空里。实证知识构造所要求的认识论还原首先集中在这种活生生的经验上。

与这种思想倾向相反的倾向是，依靠绝对自发性，依靠对活生生的经验的崇拜，设想活生生的经验就足够改变日常生活了。不信实证知识，一旦清除了障碍，非理性就会自发地突然进发，实证知识对非理性—一个过时的哲学立场—不以为然。实证知识和权力就是非理性发生的许多障碍之一。这种依靠绝对自发性的思想倾向寻求的正是缩小科学性本身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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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种思想倾向批判另一种思想倾向时，是否还有空间不采用还原论，而是把两种思想倾向合并到一个轨道上，让观念、解释各得其所，丰富它们自己呢？是否把两者都交给创造性活动，就像创造一种与美学理论不相一致的艺术作品那样？有人可能设想如此。当时，这些假设、思想倾向和战略之间没有发生对峙。这是20世纪下半叶法国知识分子生活的一大特征：避开矛盾。不是公开讨论，而是含沙射影，间接攻击，时而贬责。一方面，我们目睹了“实证主义者”的傲慢；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了“否定论者”的愤怒，他们都采用了针对个人（而非理据）的判断。类似的矛盾贯穿于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和弗洛伊德都是从活生生的经验出发：对马克思来讲，是从社会劳动出发；对弗洛伊德来讲，则是从性欲出发。两者都要提升活生生的经验，让活生生的经验自由。所以，马克思那边是一个革命的计划，弗洛伊德那边则是一个在方式上具有颠覆性的计划。现在，两种努力都以失败而告终。为什么？原因林林总总，但是，有一个原因可以断定，活生生的经验没有跳出实证知识的控制，而实证知识是按照奠基者的系统化编制出来的。

在一定程度上讲，日常生活批判遵循相同的路径，具有相同的曲折和转折。一开始，日常生活批判推崇活生生的经验，提出掌握和理论化活生生的经验。但是，理论化的每一步都有障碍，理论主导活生生的经验就是障碍之一。显然，我们回避不了实证知识问题。我们要想交流一个计划，无论这个交流是口头的还是书面的，我们都必须对这个计划形成概念。即使小心翼翼地指出理论化的局限性，理论化的过程也会有风险。

十六

巴黎人拉帮结派和搞阴谋的嗜好，给“改变生活”和科学教条主义的变种之间的冲突火上浇油，而没有解决这些冲突。那些实证知识渊博的人总觉得他们自己优越于那些缺少实证知识的人。那些实证知识渊博的人尤其认为，他们的判断有可能是真理。所以，他们意见相左，他们失望。所以，马克思主义思想分裂成了立足认识论的一派和立足批判的一派。所以，最后，为了安排任何一种理论，给依靠经验做出的决定留出空间，他们使用这种或那种方式操纵哲学和理论层面，以便折中这些对立的观点。1968年前后，“改变生活”和科学教条主义的变种之间的冲突，把我们带到了论争和批判性思维的高潮，那时，还出现了“富裕”和经济奇迹，亦即国家控制的增长。1968年，批判性思维第一次绕过了我们至今也没有清晰认识的许多弯路，再次与实践一致：随着理性和自发性的分裂、行动和理论的分裂，这股批判性思维的思潮昙花一现，迅速兴起，也迅速衰退。

引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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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批判通过提出一个计划，激起抗议者们提出他们所拒绝的和他们所需要的。理论第一次没有把重心放到过去上，放到历史和历史的模式上，而且，理论没有满足于提出一个经济模型。在反知识中，理论通过反对一种可能演变为有关现实的意识形态或模式，而不是废除理论，让实证知识来反对实证知识自己。理论以这种方式保持与经典定位的不同，从而开辟不同的角度。

另一次失败。是决定性的吗？我们拭目以待。实用主义者制定了一个标准：失败的就是坏的和假的。尼采是反对实用主义的，他认为，颓废者有时选择对他们不好的，这种不好的推动他们沿着堕落的道路走下去。不期待的结果和逆转有它们反常的理由。另外，一些人了解了劳动的否定性，对于他们来讲，失败并不只是失败：自黑格尔和马克思以来，我们一直都懂得，事物也通过“坏事”变成好事。

十七

让我们跳到1981年。有什么新鲜事儿吗？我们熟悉的持有乐观主义态度的人宣称，“每一件事都新鲜”，而现实主义的旗手和现代主义的斗士则说：“论战结束了。我们已经走进了另一个时代，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怀旧的人则说：“没有什么新鲜的。基本关系没有改变，只有话语和修辞改变了。尽管表面改变了，但是，打碎的恰恰不是旧的约束，打碎的反而是一直保留着的自然的和实在的关系，打碎的是亲近、热情、任何一种社会性！打碎的是那些自从它们消失以来我们已经千呼万唤的事物，不是这样吗？”

1981年，就危机而言，问题得到了重新思考和重新拟订。所以，许多评价依赖对这场危机的感受，以及对这场危机的认定方式。但是，对于这场危机，大家存在重大分歧。一些人认为，分析和观点的“范围”太宽了，因为这个“范围”既没有边界，也没有抓手来掌握，所以，很难看出这个范围是怎么一个范围。一些人说，没有危机，不过是在世界尺度上新的劳动分工罢了，是科学技术进步的结果；随之而来的是生产中心、财富和权力的移位。如果这种移位威胁到了法国，那让法国用最小的损失作为代价度过这场危机。欧洲中心不可能永远存在下去，一些国家（包括我们的法国）所享受的历史特权也不能不变………一些人说，一场总危机到来了：包括社会、文化和价值在内的每一个事物都在危机中。所以，这是左派的危机，也是右派的危机。另一些人说，这是一场不可救药的危机、不可避免的危机：大灾难。乐观主义则从另一边反驳道：一个流行思潮正在抵挡大灾难，它会战胜危机。许多现实主义者宣称，这不过是一场普通的经济危机，所以，一定有政治影响，好政治让好经济成为可能，而好经济会让我们走出危机。一些生活在全球动荡核心的马克思主义者说，这是资本主义危机或帝国主义危机：“中心”和“边缘”的关系已经改变；的确有了新的帝国主义，虽然它们还是二流的，但是，它们是活跃的；另外，许多国家开始了独立的工业化，正在寻找新的道路。即使这样，作为回应，霸权、主导和依赖关系没有从本质上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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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人认为，这场危机正在带来深刻的变化，同时，这场危机也正在影响着劳动力和劳动力的组织、生活方式、认识模式、公认的价值、规范和惯例的范围等。这些人中的许多人，无论他们是保守的还是主张改革的，断言社会是这些转变的场所。这样，在各式各样的变化中，作为一种模式，一个固定的、不变的场所，社会估计会在这场危机中生还。有些人坚持认为，在日常生活中就可以发现这种场所，它不排除生产劳动，而是把生产劳动结合到一个比工作场所和劳动时间还要大的时空里，日常生活不躲避这场危机，而是随着这场危机转变。

至于这场危机，出现了一个几乎没有讨论过的假设，当然，支持这个假设的判断不少。人们总是提到，“结束这场危机”，一个解决办法，一条“走出危机的途径”。他们谈论约束或控制这场危机，从词源上讲，“危机”这个词中包含控制的意思。这个假设的矛盾是，这场“危机”不能还原为两个稳定时期之间的一个不稳定阶段，倒是相反，这场“危机”正在变成世界范围内各种现代社会存在的模式。危机是现代社会的存在模式，所以，危机不是关于经济与社会危机的论题；不是关于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危机的论题；不是关于中产阶级危机的论题，中产阶级相对支持已经建立的体制；不是关于体制、价值和文化批判时期的非常广泛的论题，这类论题没有一个恰如其分地解释了这场危机的严重性或程度。我们继续使用“危机”这个变得不恰当的术语，描述一种比起经济、政治、伦理和美学困难还要根本及全面的现象，不是吗？这场“危机”会改变那些社会的根基和枝丫—那些社会的“人类学的母体”，那些社会的历史基础、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这样考虑可能有道理吗？如果的确如此，那这场危机正在延续批判性思维所做的工作，它们已经被思想抛弃了。一些人不想要一种经过思考的、有指向的动荡，然而，这种动荡的确在1968年有可能发生，批判性思维实际上是针对这些人而做出了反应（或与之一致）。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挡这种实践批判：现存秩序的阻碍或迟或早会被消除或被粉碎—甚至肤浅的怀旧和可笑的乐天派，都是相互补充的思想观念。

引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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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以后，所谓现代社会会处在内外威胁之中：崩溃、衰落、自我摧毁的威胁；会面临不计其数的挑战；会暴露在持续不断的攻击下。这种危机与经典意义上的“危机”再也不能同日而语了，我们必须习惯这种对危机的看法，我们需要用持续创新来应对这种内外威胁。创造或毁灭！没有不变的或不可更改的解决办法，没有任何现成的模型可以效仿，只有走出一条自己的路来。这个论题超出了目前有关“严重危机”或“总危机”的公认论点。这个论题显示了穿过废墟的必由之路。这种危机不是社会的痼疾，而是社会的常态，是社会的健康状态，我们还必须熟悉这种矛盾观。为了避免风险和危险，强大的有机体不会萎缩，而是相反，强大的有机体会面对风险和危险，行动起来，做出相应的反应（当然，社会与有机体的类比不能超出一定的界限)。

批判性思维趋向消失，或者批判性思维至少被边缘化了，而且，有可能在属性上改变了，这是另一个蕴含的矛盾。“危机”承担了批判性认识的工作，延续了不能开花结果的古代哲学。作为一个至关重要的条件，“危机”实际上是实践中的批判性思维。“危机”取代和实现了批判性思维，把批判性思维作为认识包围起来，于是，批判性思维不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

究竟要给批判性思维留下什么，让它发挥它的能力呢？首先，批判性思维要去探索劳动的否定性，当劳动异化时，异化的劳动产生了世界范围的危机。表现为肯定的（科学技术等）最终成为否定的，而似乎是否定的（破坏制度和价值）却显现出创造性。传统思维和批判性哲学的分裂有着双重基础：第一，传统思维的错误，传统思维退化为苛刻的批判；第二，对这场危机所做的积极批判。传统思维和批判性哲学的分裂并不预示着辩证思维和简单思维的消失。基本上不是这样。传统思维和批判性哲学的分裂意味着辩证思维在一场文化革命中得到更新，这场文化革命与以前相同名字的革命十分不同。也就是说，不需要在危机理论的危机、批判理论的危机以及作为批判理论或危机理论的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等之中徘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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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角度不包括世界末日、大灾难的前景，但是，这个角度不排除它们。这样，永恒危机的理论替代了永恒革命的理论。永恒危机是世界的新状态，所以，思维要努力从理论上解释永恒危机的状态，这样做可能会预计到一些并不期待的后果，这样做会产生始料不及的影响。

作为一个基本问题，我们还可以问问，考虑到生物存在和宇宙能量，我们应该如何描述现存的社会。这是不是一个真正的问题？直到这个研究结束，我们才会知道这是不是一个真正的问题。一个并不恰如其分的著名提法是，文明总是要消亡的。赞同，但是，我们在这里提出的问题相当不同。风尚或高雅风格、高级文化、高层价值都是文明留下的痕迹，试想，社会可以在没有任何文明痕迹的条件下、在新野蛮条件下存活下来吗？有机生命和自然最令人担忧的事情不仅仅是死亡，还有老化。每一个事物都避免不了消亡：不仅文明会消亡，观念、国家和民族、阶级也会消亡。不过，它们消亡的命运，与个人缓慢失去他们的活力、生理能力而最终逝去，是一回事吗？日常生活是一个衰落的场所吗？或者说，日常生活是一个突然兴旺起来的场所吗？日常生活是一个模棱两可、冒险和下注，时而这样，时而那样的场所吗？

如果社会生活不仅服从有机物的进化法则（生老病死），而且服从能量耗散法则；如果信息的能量本身以及信息的转换都服从熵的规律，我们可以对日常生活得出什么结论呢？日常生活不是一个能量耗散、信息丢失、冗余的场所吗？这样看待日常生活，相当于在日常生活中找到了一种不可逆的衰退的社会性，社会性的这种不可逆的衰退是无法治愈的。这仅仅是一个假设，我们不回避对这个假设的检验。如果含糊地接受和同意这个假设，那么，社会性的这种不可逆的衰退会导致现代社会没有能力对日益增加的和紧急的“挑战”做出反应，不能认识那些挑战，甚至不能提出有关那些挑战的问题。从这个角度出发，日常生活只能通过它的迟钝、缓慢、惯性来逃避毁灭的威胁，日常生活的迟钝、缓慢、惯性让日常生活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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