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生活批判 第三卷

以忍受。

困惑状态与日俱增，这种困惑状态形成了我们的一部分世界，困惑状态在这一部分世界里体现了它自己，也就是说，我们制造了一个让我们自己困惑不解的世界。我们如何消除困惑状态呢？日常生活研究还可以成为让我们绕出现代社会复杂性和积淀的一个引导线索吗？随后，我们会看到，还存在一个现代性危机。现在，在这个现代性光彩照人的时代里，曾经苦苦争斗的新的、复古的甚至古代的都混到了一起，在最广泛的意义上，把握这种状况有些困难。新的、复古的、古代的混合在一起也形成了我们的一部分世界，以及我们现在必须强调的一个方面的问题。每一件事都变了，我们正在进入一个不同的时代，1980年前后，这种传闻不绝于耳。新哲学家、新建筑、新左派和新右派甚至新式烹饪，纷至沓来。新事物的确存在，但是，新事物在哪里，什么是新事物？幻觉还是现实？可能的，遥远的可能性，或是已经采纳的决策的后果？的确有一个新资产阶级、新中产阶级，但是，新资产阶级、新中产阶级与旧资产阶级、旧中产阶级十分相似，不过多了一些感叹和愚蠢的行为而已。人们所说的新，常常不过是死灰复燃罢了，只是人们没有意识到而已。有时，人们有意重提那些宗教的、形而上学的和政治的老问题，就像翻新历史城镇里的那些宫殿一样，无非是新桃换旧符，更新了一些术语，仅此而已。时尚和文化也在一定程度上混合了起来，把时尚与文化混为一谈其实是一个旧现象，不过，现在这种混合在规模上扩大了。任何事，只要与时尚挂钩，就被认为是新的。聪明的广告让新的包含旧的，反之亦然。鼓噪和包装用语掩盖了新事物中保留下来的和变质的旧事物；鼓噪还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如此拔高老旧的事物会妨碍真正的新事物的出现。按照定义讲，时尚，甚至在它源于一个循环（形式周期性的返回）时，总是承载着新事物。否则，也就没有时尚可言了！这种时尚的循环包括时尚对它自己运动的忘却。

这样，我们对现代性，新的和复古的，做比较详细的分析不可避免，这样才能确定，在新的幻觉下究竟还保留着什么；究竟什么是真正的新的；究竟什么与旧的凝结在一起；什么正在恢复；什么正在消失。毫无疑问，这种分析必须深入某些观点和领域，这个分析过程不放弃综合的角度。显然，我们不能像对待科学技术、文化产业或价值观的侵蚀那样，去对待日常生活里的性和女性。

总的来讲，我在1981年写这本书的目标是，重新恢复对日常生活的批判，与原先的分析相关，同时试图避免原先分析的不足，预测未来。日常生活的问题已经改变了。它不是源于物质的匮乏或对日常生活的无知，而是相反，源于丰富的物质和过量的实证知识。粗略地浏览一下与城镇、政治生活和个人生活主题相关的所有种类的出版物，我们马上就会发现日常生活的上述变化。然而，日常生活的这些变化的意义何在呢？我们的困惑出现了，我们的问题可以描述为：日常生活庇护着这些变化，尤其是在这些变化突然发生时，是这样吗？或者，反之，日常生活是主要的变化场所，无论那些变化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是这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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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分析仍在继续，它的最后结论是，不能把日常生活定义为一个较大系统的子系统。相反，日常生活是生产方式的“基础”，生产方式通过计划日常生活这个基础，努力把自己构造成一个系统。这样，我们不是面对一个封闭整体的自我控制。日常生活的计划有强有力的手段供其支配：日常生活的计划包含了机遇的元素，也包含了能动性；日常生活计划对日常生活的发展具有推动作用。无论发生什么，日常生活的变更始终会是变化的衡量标准。当然，这不过是对本书结论的预测而已。

引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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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连续性

一现代性终结了吗？

自所谓现代的时代伊始，围绕传统与创新之间的关系而展开的问题一直不绝于耳，争论颇多，如17世纪末有关古代和现代的争论；传统与创新之间的关系还继续推动着许多争论。在这些争论中，究竟有什么意见不一致，常常不是清晰可辨的；有时，在争论发生很久以后，人们才明白他们究竟在什么问题上意见相左，如有关古代和现代的争论中的那个发展概念。

现在，现代性的终结是另一个摆在桌面上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现代性的终结问题在喧闹声中登场。新事物纷至沓来，与此同时，恢复传统的主张也绵延不绝，不过，人们所说的这个传统是重新考虑过的传统—一种没有意识形态的，经过时间验证的传统。认为现代性已经终结的人们“盛气凌人”地宣布，现代性的终结预示着一场伟大变革的到来。

宣称现代性的终结无疑在建筑界引起了轩然大波。我们不能低估了建筑界，或认为建筑界不过是一家分店，实际上，建筑界与科学技术界、艺术界、社会实践和日常生活并驾齐驱。无独有偶，建筑界的发展总有象征意义，体现出某种因果关系链。1980年的“威尼斯建筑双年展”致力于突显建筑的后现代性—实际上，在此之前的2\~3年，美国人已经提出过后现代性这个口号。后现代建筑倡导者们所说的后现代性究竟包括了什么？返回纪念性建筑物，纪念性建筑物曾经历史地展示了统治势力、统治工具和场所，新宏伟主义主张剔除那些纪念性建筑物的政治权力控制和象征意义。人们甚至应该把那些象征反转过来（鲍费尔，RicardoBofill)。

在当前这场危机中，究竟什么是人们一直都在破坏的现代性呢？现代性从20世纪初开始盛行，大约在1980年结束。当然，我们也可以在更早的时期里发现现代性的征兆，不过，现代性的繁荣毕竟还是20世纪以后的事。大约在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期间，“现代风格”在法国出现了，它倡导一种巴洛克风格：植物形式、弯曲和交错、间接意味着的或直接表达的女性。这种“现代风格”很快就遭到了奚落，于是，现代性替代了这种“现代风格”，现代性更技术、更“严谨”、更节省、更不同于自然和更不惧怕复杂。清晰的混凝土直线替代了螺旋线。有关这个故事的趣闻是，最近出现的对现代性的挑战，竟然伴随着“现代风格”的恢复，而“现代风格”在此之前就已经被认为是过时的了。纽约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和其他一些让人敬仰的地方，都认可了20世纪初的一些建筑符号，尤其是出现在火车站外立面上的那些建筑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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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与一个所谓无声无息的灾难相伴而生。让我们回顾一下这个事件的关键特征。1910年左右，欧洲社会实践的价值和规范之类的主要衡量标准瓦解了，甚至坍塌了。在资产阶级美好时代里，那些似乎为善而建立的制度走到了尽头，尤其是空间和时间，空间和时间的陈述以及相关的现实。在科学认识中，旧的欧几里得和牛顿空间给爱因斯坦相对论让路。与此同时，那个时期的绘画显示了可以感觉的空间和透视分解，首先是塞尚(Cézanne)，然后是分析的立体派。地平线，平行线的视觉交点，从绘画中消失了。画家和观众的目光绕过了对象，围绕着对象，同时捕捉这个对象的许多方面，而不是从主视角感受对象的某个方面，某个方面可能是对象的一个特殊的边，或者是对象的表面或立面。那时，音乐的调性消失了，无调性取而代之，无调性没有系统主音，所有音程等价。调性中的旋律、和声和节奏都瓦解了。那时，所有合乎逻辑的、既成的体系都破裂了：哲学、城市（历史城镇）、家庭和圣父的形象、历史本身。真理的名声不佳。这场危机随着衡量标准，即价值和规范一起开始。令人诧异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很快会预示欧洲中心主义的终结。无声的灾难准备了一场喧闹的灾难：防范措施已经消失了。

这是一场人们不曾经历过的突变，那些对日常生活颇有研究的人例如，托马斯·曼（ThomasMann），罗伯特·穆齐尔（Robert Musil），赫尔曼·黑塞(HermannHesse)也没有注意到这个突变，他们也是后来才对此做了清晰的描述。在这场独特的突变中，什么变成了日常生活的？那时，日常生活被组合成了一个场所，那里保存着过往的经历和陈述，失去的衡量标准在日常生活里尚存。当认识在相对论空间里发展时，“人们”

第一章 连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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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生活在欧几里得和牛顿空间里。直截了当地对比，欧几里得和牛顿空间是同质的，与时间无关，所以，欧几里得和牛顿空间似乎是绝对的和可以理解的。至于时间，欧几里得和牛顿空间保留着钟表时间，钟表时间本身是均匀的。那时，人们继续唱有音调的歌曲，节奏清晰，和声相伴。他们保持着习惯的感觉和传统的表达，如果习惯的感觉和传统的表达来源于历史的话，那么，它们无异于永恒的真理，实际上，习惯的感觉和传统的表达在科学认识里已经被替代了。日常生活当然不是永恒不变的，那时，现代性甚至打算改变日常生活。但是，日常生活肯定是一个连续性的场地，排除了那场莫名其妙的文化革命，那场文化革命颠覆了由逻各斯、积极的理性、自由的人文主义、哲学和古典艺术构成的欧洲价值。从此以后，思想和日常生活，理论和实践，分道扬镳，各走一边：一边是无所畏惧，另一边是谨小慎微。

在这场突变里，出现了用来构成现代性的三个“价值”：技术、劳动和话语。现代性的这三个成分会面临不同的命运，走出不同的轨迹。技术逐渐成为主人和舵手；如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货币和商品一样，技术呈现为一种自主的现实，思想、社会甚至国家控制不了技术。技术作为一般力量，同时积极地和消极地扩散开来，在改造现实的同时，也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包括核技术)。至于劳动，则成了技术的对手，当技术正在诋毁劳动，承诺替代劳动，无疑能够替代劳动的时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无比荣耀，具有最大的价值。话语？语言?话语和语言当时都打算在西方社会里提供更高的价值—代理和替换。所以，语言学和语义学应运而生，难以置信地滥用语言游戏（从纵横字谜到双关语和电视游戏），以及不着边际地胡扯。20世纪，在西方，对于西方而言，话语不再是一种交流的手段，不再是一种通用的和一般的意识工具，话语是把“人”以及人与这个世界的关系安装到这个世界上的一种方式。这个原先已经被抛弃的因素重新出现在指派给用话语表演的舞台上。一种特殊的话语，除它自己之外，不涉及任何一个其他体系，在它自身而且对它自己是“正确的”。这种特殊的话语的辩护者坚持，这种特殊的话语是充分且必要的：它内在一致地凝聚起来，能够自圆其说，而不依赖现实或外部现实。对把话语神圣化，无条件地规定话语的价值持反对意见的人认为，把话语神圣化包括了对语言的毁坏；随着赋予语言意义，也就是说，随着陈述事实和陈述现实，语言分解了。“他”没有任何人情味的讲话者，现在，脱离了“主体”——讲“我”传递给他的任何一件事。“说出每一件事！说出已经讲过的里边那些还没有讲到的！争取讲话不中断！”语言自身是潜在的、几乎不露面的，通过释放无约无束的意义，与陈述分离，让讲的和写的分离，讲与交流无关。意义躺在一边。修辞被放逐了。能指（语言符号的形式）摆脱了一切羁绊，飞走了。当思想家认为他们正在自由思考时，思想也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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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提出一些相对严肃的问题，我们就不在这里深究现代性的概念及其批判了。我们应该如何评价包括绘画、以小说为代表的文学、音乐、建筑和雕塑、诗歌在内的现代艺术呢？首先，如何给现代艺术定位？对于卢卡奇来讲，现代性和它的偶像崇拜与资产阶级的衰落相伴而生。资产阶级的衰落是一个阶级的衰落，这个阶级曾经蒸蒸日上，踌躇满志地打算让它的概念、价值和规范普世化。歌德（Goethe）和巴尔扎克（Balzac）以后，在资产阶级社会的框架内，创造潜力衰减了和消失了。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来讲，有关创造潜力的著作留下了资产阶级衰退的痕迹。技术日益复杂，但是，技术没有阻碍人们对艺术作品或产品的兴趣，尤其是当艺术作品或产品声称它们是“有趣的”时，它们的唯一“兴趣”是商业的。让我们对此衰败迹象长话短说。对于另一个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阿多诺来讲，现代艺术具有美学意义和现实价值。在阿多诺看来，现代艺术作品的兴起不能脱离它们的背景，不能与文艺复兴艺术作品的兴起相比。然而，现代艺术作品隐藏了一个深刻的意义：现代艺术作品是它们时代的消极瞬间，标志了社会和世界的转变。现代艺术拿出来的是“建设性破坏”的作品，它们提供的即便不是唯一的真理，也是关于正在展开的过程的真理。确切地讲，现代艺术作品通过现代艺术作品中对于宗派批判主义而言代表颓废的特征，让现代艺术得到理解：系统地使用丑陋的事物（从波德莱尔到贝克特)，通过适当的技巧，把丑陋的事物转变成辉煌的事物；没有内容和意义，近似于空空如也和一无所有，不过是浮光掠影“有（一）天×里，那些活济济的×子/在卫边儿尽着那么×那么×”①]；或者，在超现实主义那里，在恢复修辞中，使用和滥用想象和话语；等等。

第一章 连续性

① 作者在这里引用了刘易斯·卡罗尔在《爱丽丝漫游镜中世界》第一章“镜子中的房子”中的一段诗，原文是这样的，“Twas brillig，and the slithy toves/Did gyre and gimble in thewabe”。这里用了赵元任先生的译文（商务印书馆，1998年5月第一版），这首诗里有许多生造的字，所以，赵元任先生在译文上用×做了相应的处理。—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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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以卢卡奇和阿多诺为代表的两种对现代性的解释之间存在争论，这种争论至今也没有结果。在某种程度上讲，这种争论的结果取决于辩证法赋予否定的意义。马克思、恩格斯，甚至列宁，都没有强调否定。毫无疑问，在强调“对否定的详细描述”上，黑格尔比继承他的辩证论者走得更远。否定本身包括了肯定的反面，所以，否定没有创造什么，因为否定只能解除和分解肯定，为就要到来的事物腾出空间。如果我们这样认为，卢卡奇对现代性和现代艺术武断的批判就顺理成章了。另外，如果我们认为，否定的瞬间产生了某种新事物，否定通过解除已经存在的，召唤和发展某种新事物，那么，我们就会采纳阿多诺的看法。

现在，这个没有解决的矛盾正在随着现代性本身的消退而消退。现代性表现为一种意识形态，也就是说，一系列或多或少高级的掩盖实际情况的表达。现代性正在鼓噪。现代性在鼓噪什么呢？幸福，所有的需要的满足。不再是通过美，而是通过技术手段，对幸福做出承诺是会在日常生活里开花结果的。实际上，这种有关现代性的意识形态，通过散布与先前的时代存在裂痕的错觉，掩盖了作为连续性场所的日常生活。现在，既然这种幻觉已经荡然无存，现代性也被抛之脑后，人们对讨论其本质和意义也就没有那么大的兴趣了。这个时期遗留下来的是一个整体下滑，从自然中得到的具体，到作为社会存在模式的抽象一具体，有时，这种抽象一具体延伸到了艺术作品中。商品世界在扩大，作为世界的商品在扩大，同时，高度抽象又极端具体的货币与资本的无限权力也在扩大，抽象在艺术中的主导地位与它们相伴。这样，艺术作品宣布抛弃它过去的身份：亲近自然，甚至模仿自然。艺术作品与自然主义脱离。最抽象符号，例如银行和货币记账，在短期内战胜了具体参照系统，艺术作品摆脱自然主义也可能与此相伴。

这场危机已经让现代性与现代主义分手。当现代性作为意识形态的事业结束时，作为一种技术实践的现代主义与我们走得更近了。曾几何时，作为日常生活真正转变的一种可能，现代性取代过现代主义。简言之，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性，现在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和实现过程中的一段插曲。作为矛盾的一方，与这种意识形态同时存在的还有它的对立面：直接地和不计代价地对创新的漫不经心的承诺，已经产生了向古代的和复古的回复，那种有关现代性的乐观主义带上了虚无主义的色彩。现代主义从这个困惑中浮现：一个清晰的技术发展领域，宣称意识形态（终结意识形态的那个意识形态）的终结。但是，新神话出现了，例如，透明的社会、国家和政治行动的神话。我们回头会谈到这种新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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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或后现代性，孰是孰非，我们如何可以避免做出这种结论呢？以这种方式提出的问题回避了一件重要的事情：技术现代主义，它的意义，它介入日常生活的能力；与此相关的问题，即技术的控制，这个问题既是理论问题，也是政治问题。与此同时，日常生活还在继续。

二 常量

这里所说的常量是指财产、家庭、道德，等等。我们几乎不需要提醒自己，曾几何时，家庭似乎很脆弱，家庭减到了两人世界，随着孩子们越来越早地离开父母，家庭的临时性毋庸赘言，家庭的使命都结束了。然而，我们现在正在目睹一种家庭凝聚，这并非说那种与血缘关系和亲属关系相联系的大家族恢复了。回头我们会谈到这个问题。家庭肯定不只是一个微观的消费中心，占着一小块空间（一个场所)，实际上，家庭还是一个情感群体，由一种休戚相关的亲情维系，是对社会保障的道德补充。这一点延伸到了家庭里父母长辈那一部分，在血缘关系和亲戚两个部分之间没有清晰的区分。这种状况会维持下去吗？“不安全感一对安全感的需要”这个对立统一体越来越重要了，它表明，如果在日常生活中真的出现了群体衰退，那么，在日常生活中加剧的群体衰退只会是逐步发生的。除此之外，还有“住房所有”，这个大规模现象扩大到了工人阶级，这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框架内一个长期发展战略的结果。

日常生活问题上的保守主义与贯穿于日常生活的革命形成对比，这种保守主义失败了，保守主义的失败导致恐怖主义、苛刻的批判和虚无主义。除开我们已经提到的原因外，这种保守主义还有其他一些起因，例如，在旧体制的坍塌中留存下来的标准。不仅如此，日常生活问题上的保守主义也有很强大的社会基础，如职业人士和企业人士特有的心态，以及传统意义上的所有权和遗产。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个遥远但很确定的原因是这样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即我们了解的“社会主义”使日常生活成为不可能的和不可信的。“社会主义”似乎给它自己指定了其他的目标，例如，生产力无边际的增长，或者强化国家和国家的战略权力。通过“村舍”式的独立住宅、小汽车、电话和电视，以及以后会出现的家庭终端和微处理器，资本主义导致了日常生活中个人或家庭群体的孤独，社会主义也得到了相同的结果，只是途径不同罢了：一般的不信任和猜疑、国家意识形态的压力和内化的压抑、国家颁布的假集体道德和审美。无论由此得出什么样的政治结论，我们都不能忘记1980年在波兰发生的事情，劳动者和所有的人都寻求管理他们自己的日常生活。国家期待管理日常生活，但是，至少可以这样说，国家的目标并没有实现。新的组织从波兰的这种失败中生长起来。新的组织宣称，它在日常生活层次上实施自我管理，新的组织想这样做。按照最有眼光的波兰人的看法，“团结”既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神学的，也不是政治的：“团结”是太阳下的“日常生活”，产生需要，有时因为鲁莽身陷绝境，要求帮助。这里，对国家的左的批判类似于日常生活批判：我们已经了解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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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这个社会如何陷入了社会“危机”。当宣称终结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宣布新事物出现时，比较旧的、古代的事物重新浮现出来。对于那些或多或少隐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矛盾来讲，社会在它的规范和价值之间不断增加矛盾。文明社会难以捉摸的问题变得越来越不能忍受，这种不能忍受更多地反映在日常生活中，而非社会精英的感觉。新的几代人与那些业已满足的人们的需要和厌恶是有区别的，对无法想象的幸福的期待和强烈的上当受骗感之间是有区别的，这种区别推动新的几代人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他们拒绝什么呢？拒绝通过传统或革新计划的途径，给人们提供的东西。人们拒绝压制性的道德和任何倡导牺牲的道德，无论它们是以宗教的名义，还是以某种未来革命的名义；人们拒绝工作伦理和适当认识的利益伦理；人们拒绝利他的价值和蓄意的利己价值。有时，人们以建设性活动的名义成为自主自愿者，所以，就冒了在日常生活中失败的风险。这样做等于对最紧急的需要做出错误的反应。对整齐划一和循规蹈矩的期望，像波浪一样，呈现出一丝可能性，可能让一切人和物陷入无差别和普遍的均等。除非不是这样，而是掀起新的拒绝和抗议的波澜。

三商品的世界

现在的世界不是革命的产物，我们很自觉地认识到了这个事实。直到20世纪中叶，人们还在指望，工人运动会把所有的人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枷锁中解放出来，在世界范围内实现“人类”的解放。但是，在现行制度下，这个世界和地球首先源于势不可当的全球市场和商品的扩大，而全球市场和商品的扩大处在已经排除所有抵制的不平衡过程中。这种状况并不意味着，大众的解放运动已经消失了，实际上，大众的解放运动远没有消失。不过，这个世界市场存在着，它对所有的国家都造成了非常大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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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这个市场的、征服全球的或产生目前世界的这个商品究竟是什么？商品理论一直没有得到阐述，也还没有得到普遍认可。在当前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中，商品理论很流行，它把产品定义为一个对象，预期用来做交换，其中包含着相关社会平均生产率状态下或多或少的平均社会劳动份额。平均社会劳动份额的多寡决定了产品的货币交换价值。这里不需要通过与其他理论体系如边际主义等进行比较来质疑这个论点。只要记住这一点就够了，即商品理论并没有把我们带到更远的地方：商品理论让我们有可能认识产品的经济和社会身份，但是，商品理论不能使我们认识市场的全球扩张和世界市场的形成。

作为商品的客体同时包含和掩盖着让商品生产成为可能的社会关系。所以，由商品拜物教意识形态（一般的拜物教，它把源于人类活动的产物当成实体本身）相伴的商品拜物教，最终渗透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社会实践中。卢卡奇和其他许多人通过揭示这一点，进一步发展了商品理论。

商品理论包括了有关异化的哲学概念，按照马克思自己的分析，有关异化的哲学概念扩展到了经济领域。这样，有关异化的论题就成了具体的论题。当然，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提出过许多有关资本主义脆弱性的论题，异化理论与这些论题有着内在的或明显的联系。资本主义应该仅仅是由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不相适应的那种上层建筑约束在一起的，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不适应日趋明显。在生产活动阶段，产品预期用于交换，生产关系被隐蔽起来，资本正是得益于这个事实。从这个角度看，没有理由在脆弱的和不稳定的基础上树立起制度的和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危机、战争和革命会很快卷走这种生产方式。工人阶级一推，资本主义这幢大厦就会坍塌！

20世纪已经发生的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对资本主义的坚固性和灵活性、资本主义领袖人物的能力，做出理论解释。什么可以解释资本主义的活力呢？是资产阶级建立起的国家的持久强大吗？或是资本主义国家在其中掌握主动权的增长和技术进步？最后，我们如何解释世界市场的形成和世界市场的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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