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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批判 第三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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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很需要我们去打破日常生活,去别的地方,不只是纸上谈兵,而是实际地去做:旅行、旅游、野营、逃避、吸毒、助人(嬉皮士思潮)、瞧不起那些认为通过蔑视的态度就可以改变世界的人。所以,无休止地讨论那些被认为超越了日常生活的人—奥运冠军、明星、百万富翁、政治领袖—的生活,有人痴迷于此道。与此相反,爱读书的人和看热闹的人发现,那些名人的生活其实与每一个人都一样,那些名人与平常人一样生病,命运同样曲折。上述对日常生活的认识,让日常生活受到关注,准备把不平常事物加到日常生活上。结果并不意外,把不平常事物加到日常生活上,引起日常生活一场新的衰落:在极端情况下,梦呓互动、和谐、人群的独居者。这类事情已经是老生常谈了,当然,通常出自道德主义的立场,与这种道德主义的立场不同,努力确定日常生活中的这种痴迷和替代物,旨在说明日常生活的模糊性和智慧对这种神经错乱的意义。

我们必须动员分散的学科和科学,如心理学、历史学、社会学等,解释日常话语,用理论语言替代它,从而实现从经验向理论的飞跃,这样做没有显现出一定要毁掉这种日常话语才能构造一个适当的文本。这个适当的文本会是什么呢?书写的?多维的?这种适当的文本会让至今隐含的大白于天下?基础的和潜在的?鲜活经验的深度?毋庸置疑。但是,我们需要发明一种专门术语吗?为什么发明词汇?日常话语和认识日常生活的话语,二者之间的关系类似于平常语言与戏剧语言之间的关系:相同,但不同—相同,以另一种方式表现出来。

对日常话语的介入和浏览没有穷竭日常话语。远远没有。它们不过是给日常话语定位而已。为了分析日常生活的连续性,我们必须接受精神分析学家关于潜话语的假设吗?肯定和否定。解释日常生活的连续性涉及让日常生活的连续性清晰可辨,展开在日常话语中而不是在日常话语之下的发现—从商品语言开始,逐渐向等价物延伸。在这个意义上讲,为了分析日常生活的连续性,我们必须接受精神分析学家关于潜话语的假设。从揭示和掩盖话语问题的角度看,没有任何一个基础去定位一个神秘的事物—潜意识。在这个意义上讲,为了分析日常生活的连续性,我们不接受精神分析学家关于潜话语的假设。这种话语形式的日常内容同时是个人的和社会的,不能分割开来:社会的是个人的、始终没有认识的,反之亦然。对日常话语的解释把个人的和社会的内容与它们的相互不理解揭示出来。也就是说,对日常话语的解释延伸到了日常伦理学和日常美学,它们的存在仅仅是指称意义上的,即简单的象征和修饰:“多丑啊……不过,它还活着!……既然那个是善的,那么,那个是美的。我喜欢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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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些专门针对社会的陈述,那些陈述进入了日常话语,我们是否应该采用社会学的这个假设?肯定和否定。针对社会的陈述的确存在,但是,它们源于个人以及个人思考,它们也源于持续不断的相互交往和联系过程中的社会。与社会学家(杜克凯姆学派)所想象的相反,针对社会的陈述并非在个人之外。我们应该从历史的角度保留进化过程,一种形式的观念吗?当然应该保留,但是,不是在历史时间的意义上保留:我们正在面对一个既是主观又是客观的时间—在一个持续不断的对抗中,外部创造和衡量的主观时间。最后,我们是应该怀疑心理学,还是从心理学那里接受启迪呢?两者兼有!心理学家一般相信心理“事实”。但是,日常话语和话语的日常生活忽略了它们自己的条件。然而,这些条件就在日常话语和话语的日常生活之中,这些条件在日常话语和话语的日常生活中出现:这些条件需要提出来。

日常话语承担了一个重要功能:翻译成为一般语言,也就是说,用一种可以接近的形式来解读—符号系统和社会使用的不同编码,从场所标志到礼节规范、良好的行为规范,再到官僚机构或多或少有些秘密的规矩。日常话语瞒着它自己,不断地做着这份不可或缺的劳动。另外,日常话语是陈述的载体,日常话语构成了一个陈述流。每一个词汇牵扯出一系列词汇,它们作为“一些内涵”附加到文字的外延上。人们只愿意相信,日常生活仅仅使用这个外延:猫是猫。实际上,内涵大量存在,而且溢出了外延,这并非意味着真有一部编撰好的日常生活修辞学存在。但是,在一个特定群体里或在特定社会的背景下,十分强调内涵是什么,所以,什么是内涵就转化成了外延等级。日常生活里的评价就是这样展开的,常常是道德的,有时是美学的。有关恶或丑的一般意义是以流露出情感的术语来陈述的,这些指示代词指定事物,仿佛它们正在指着它说:“真恶心……”

我们可以依据一个日常生活固有的陈述系统张嘴说话吗?我在其他地方对此做过考察。①简单地讲,我的回答是,肯定和否定。在什么山上,唱什么歌,见什么人,说什么话。所以,我们很难把日常生活陈述分门别类地归纳为一个系统—因为日常生活陈述包含着诸多矛盾,所以,更不容易给它们归类了。人们或淡化或强化日常生活陈述:在强化的情况下,日常生活陈述有时结合为诸个硬核、诸个突出观点。日常生活陈述包括了或强或弱的价值,这些价值努力主导和推行一定程度的一致性。从这个意义上讲,日常生活陈述给它们有时接近的哲学和意识形态系统提供材料和案例。教条主义的倾向与日常生活不无干系。这就是实践的和典型的合理性如何在现代世界里发生作用。一个体制或者源于实证知识,或者源于政治权力及其影响,或者源于二者。看来系统都不是源于陈述的,而是源于这些系统的系统阐述。然而,作为交流工具的陈述,可以在“现实”内部的系统里,例如,在建筑里,得到实际的阐述。

第一章 连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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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古老的摩尼教至今与我们在一起,它倾向于凝结成日常生活里的一种体制。旧的范式“朋友与敌人——邻居与陌生人——纯洁与不纯洁光明与黑暗—善与恶……”继续支配着大量的话语,在很大程度上引起行动。在许多情况下,旧的范式已经延伸了: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据称是敌人、黑暗的力量、不纯洁的、魔鬼和灾难。

分析显示,话语中所包含的一定标准陈述是很复杂的,甚至是矛盾的。在日常生活里,接受这类陈述毫无困难。例如,虽死犹生,与其相反,虽生犹死。照片或文献里的死者复活了,人们认出了他们,本来不在了的,现在却活了过来,人们感动了。我们不应该诋毁死者。他们应以不幸之类的词汇而不是死去被提及:“可怜的父亲……”万圣节,带着鲜花去扫墓,唤起对死者的回忆。对英雄和国王的更清晰的分析会唤醒亡灵,他们活过来,重新出现在历史教科书里和戏剧中,虽死犹生。没有谁不明白鬼的故事。也就是说,在最高境界上,在日常生活里,绝妙的在与不在莫过于虽死犹生。熟悉削弱了对人物的陌生感,这样,人物让日常生活和伟大的作品之间有了联系,虽死犹生的人物不正是这样吗?

这样,生与死之间的一系列关系融入了日常生活的核心。照片和面具让这些关系鲜活起来。面具,贴着皮肤的副本,与绝对的另一方,亡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面具让这个亡者再生,把戴着面具的这个人转变成了一个犹生的人。这件事产生一个节日的时刻,死亡被克服了。这个节日打碎了日常生活,或者说,通过赞美日常生活而延伸了日常生活,照片和形象(塑像)帮助支撑着日常生活的连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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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Henri Lefebvre, La Présence et l'absence. Contribution à la théorie des représentations, Casterman, Paris 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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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能说描绘与权力相同吗?统治者一直被认为是永生的:上帝的儿子,他的死让他永生。他一生和身后都是王子、国王、皇帝,因为他靠近主和永生的圣父。这样,通过陵墓,通过日常的纪念活动,统治者的权力象征曾经是不朽的。每一个人都在日常生活中对此有了了解。每一个人都知道他们自己是不能永生的,这个事实反映了“主体”的诚实与忠诚。但是,他们有时可以通过财产和遗产、回忆录和坟墓,要求他们的那份不朽。我们知道,在埃及,为了民主化法老的永生而发动了叛乱。现代公墓证实了与此相类似的民主化。

尽管日常话语里始终都有怪诞的方面,但是,日常话语一般还是清晰的。为什么?因为信息冗余亦即重复,是可以理解的基础。信息论告诉我们,衡量信息冗余与衡量信息本身一样,因为它们的关系是逆关系:R=1/1。如果完全没有重复,就只有信息。然而,纯信息—完全的惊讶,编码元素完全无序,或一个非常不可能的结合—会是不能理解的。这种情况出现在尖叫、唏嘘中,尖叫是完全语无伦次的。正是日常话语的平凡无奇才使日常话语可以理解。陈词滥调和老生常谈在信息冗余中维持了下来。

日常话语存在于口头话之中,依靠声音传递。日常话语写出来不好看。当文学上的话语似乎接近日常话语时,通过变换,日常话语实际上被改写了、被改造了。与文学作品相反,在日常话语中,指称的是主要的。这个判断与前面的一个判断不矛盾:只有当内涵减至外延的,作为价值和隐含的价值直接与所使用的词汇和所涉及的对象联系起来时,内涵才在日常生活里起作用。但是,这种贫乏澄清了日常话语,让日常话语呈现出一个能指链,以至人们能够跟随、能够回忆甚至能够逆转日常话语。不像历史时间和自然时间,以及主体的延展性那样,在日常生活里,时间和话语,每一件事,似乎都是可逆的。日常生活和它的话语一般会被安排在一个优先于时间的空间里。一种(表面上的)共时性成立。记忆和思想陷入其中。即使昼与夜、饥与饱、睡与醒的周期性循环更替存在,直线还是主导了周期性循环,在这种情况下,在建立日常生活中,“可以理解性一信息冗余”等价还是重要的。显然,日常生活的可理解性停留在“表层”。

第一章 连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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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日常生活的可理解性构成了反映掠过的一个表面,被思想打碎了的虚假的反映。这个表面决定深度和相似的高度。

直线主导和“可以理解性一信息冗余”等价,使日常生活和它的话语变得类似于逻辑和物流。日常生活要求我们要有逻辑,否则,我们会被指责缺乏一致性。在日常话语中产生出来的大部分陈述包含着由系动词连接起来的主语和谓语。这个系动词的功能和意义给哲学家提出了许多难题,不过,倒是没有给日常生活中的对话者引起任何麻烦。“这张桌子是脏的”,“这碗汤是咸的”,“这个吸尘器是坏的”,等等。这种想象的逻辑缺失似乎排除了任何辩证法。然而,日常话语并不排除挑衅、挑战、争辩、反驳,以及随之而来的傲慢无礼、诡辩,甚至辩论术等。这就重新给日常话语引进了某种不能还原为逻辑的东西。

在平淡无奇的谈话中,在不拘礼节的情况下,象征和比喻比比皆是,而且与日俱增:“很明白”,“不明白”,“他正在助我一臂之力”,“这个招待会好不冷清”,“他非常冷漠地告别”,“他做了热情的评论”,等等。在日常生活那些枯燥无味的话语中,这些基本象征都变得平淡无奇,而在文学、戏剧或诗歌那些非同凡响的话语中,这些基本象征却是那么栩栩如生。如果这种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不终止,日常生活不给梦想、白日梦和奇异让路,日常生活不给所谓“想象的”让路,归根结底,不给通过一种原始的净化方式打扫日常生活,而不是打扫剩余因素的经济让路,那么,日常生活真会走向本来多姿多彩的反面。

在日常生活陈述的替代过程和冲突关系中,日常生活陈述发生碰撞和冲突。所以,日常生活陈述被放到日常生活里去检验。一则广告把健康与对一杯酸奶的描述联系起来,而另一则推广不同品牌的广告会把健康形象与“丝绒般的光滑”联系起来。谁在二者之间做出选择?消费者。虽然消费者受到摆布,但是,他们毕竟还有一点点自由:他们会做出选择。在日常生活中,“选择”作为一种价值表达出来,那是一种没有摧毁但拔高了的价值。上述两则广告中的某一个可能成功或失败。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政治陈述中:政治对手通过他们的表演媒介,或者说,使用他们的政治市场顾问为他们设计的“品牌形象”,为了政治权力而展开竞争。

操纵和被操纵的表演有可能切断与日常生活业已存在的和应该保留下来的联系,有可能把那些应该保持清晰的事物弄混淆了。因为有操纵者的意图,所以要描绘的事物被混合起来或者分割开来,这样,陈述出来的事物就变得模糊了,这个事实导致上述后果。我们从来都有可能追踪到操纵在城市问题上造成的影响:曾几何时,城市支离破碎了,历史空间上那些曾经以统一的方式运作的功能分割开来了,因为被操纵,人们竟然已经对此习以为常了;或者,已经建立起来的权力秩序和日常生活秩序之间的混淆已经延续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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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日常生活当作一种彩票,买彩票的人把赌注下在运气好坏上:通过嘲笑、谦恭、诱惑、讥讽,等等,实现某个特定的目标或结果。人们总有一个目标。但是,究竟真正赌什么几乎是不说出来的。在下注和闲谈中,赌什么还看不出来:会发生什么?会出现什么?输还是赢?除非是一场特殊的博弈,赌注不能改。于是,人们下注,博弈开始。日常生活?不说中断,现在停牌了。博弈和日常生活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冲突的关系。但是,这场博弈没有成功击败日常生活,机会还在。

六论粗俗

给粗俗下定义不容易。但是,谁会拒绝粗俗的“存在”呢?尤其是因为粗俗包括了某种“真实”以及对这种真实的某种认识。粗俗通常与高雅相对比,不过,这种区别属于粗俗王国本身。没有什么东西会比高雅和试图撇清自己(被分开)的想法更粗俗。粗俗是一种道德一审美价值判断,一个社会学事实。粗俗不是源于姿态和用词的大众特征,而是源于中产阶级侵吞的和得到的那种日常生活:一种涉及钱、衣服、行为和欲望的“现实主义”—被示众和被利用的现实主义,这种“现实主义”形成了一部分“粗俗”。日常生活局限于是什么;日常生活不需要任何见识、任何共鸣;日常生活为它自己的限制弹冠相庆,把它自己封闭其中。日常生活炫耀需要,炫耀那些需要的物体,炫耀需要的满足。这种炫耀是日常生活的“行为”,一种反映和自我满意的状态,一种行为方式,这种炫耀延伸到日常生活整体中,这种炫耀用日常生活的粗俗腐蚀日常生活。这种炫耀怀疑任何非连续性,禁止非连续性,排除通过使用善意和智慧辨认出“是什么”进而做出的任何变更。既粗俗又产生粗俗的单调的现实主义,甚至隐藏了受压抑创造物的痕迹:梦,显示出不同的和其他,妇女、儿童、离经叛道者的反抗,这些人展示了日常生活中不能再简化的生活经历,要求“有所不同”。这种粗俗拒绝这种透过正常的反常,拒绝倾向于打破日常生活的超常(“情感”,采取禁止和诅咒、感叹和叹息、伤害和侮辱形式的需要)。这种粗俗否认这种不能再简化的日常生活经历的存在,嘲笑“有所不同”的要求,把“有所不同”的要求减至毁掉的程度。这种粗俗给自己造了一个壳,渗透不了,破坏不了,靠近不了,使自己避免最一般的痛苦。粗俗仅仅从日常生活那里留下了平常的。粗俗并不完全与话语相联系,还与某种更深层的和隐藏着的事物相联系。满足没有累积的特征吗?满足不像明确的认识,是以类比方式产生的吗?满足是被加上的:在产生和再产生满足时,在满足产生和再产生它们的对象时,需要产生了粗俗的密度。满足并不意味着,焦虑、痛苦或想象从粗俗中争夺“主体”,“失望”的人可以在他们关注的问题上保持粗俗。

第一章 连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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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俗不限于日常生活和注意日常生活琐碎方面的那些人。有些“感想”竭力装扮成思想,而粗俗破坏了这种“感想”,粗俗带着根植于习惯中的行为形式的印记。人们给粗俗的自我满足的认识起了一些典型的名字:自命不凡、卖弄学问、沉闷乏味,为人们遗忘的科学和技术辩解。过去,人们习惯于称粗俗的自我满足的认识为“庸俗主义”,舒曼(Schumann)写了他的“反庸人的进军”。精神分析学巨大的和持续的成功没有阻挡住“集中”在性行为上的反映,滑进了粗俗;对“性问题”、“性关系”、一般意义上的性或“性欲”给予的关注,都存在某种根深蒂固粗俗的东西。现在,尼采之后,只有当一种信条能够提出一种新的(更好的)类型的人、社会、文明时,那种信条才值得支持。弗洛伊德给语言、概念和理论带来了一个人们原先忽略、鄙视甚至诅咒的“实在”(这一点总是值得回忆的,以避免误解)。弗洛伊德的思想本身没有落入粗俗,但是,弗洛伊德的思想有可能走向粗俗。精神上的粗俗与社会行为的粗俗相对应——那些沮丧的青少年就喜欢谈论性,向其他性别和他人的性征投去猥亵的一瞥。这种“现实”,即其他性别和他人的性征,是不容置疑的,这种“现实”(本身)产生的问题同样显而易见。但是,其他性别和他人的性征是粗俗所固有的,而“现实性”不是粗俗所固有的。我们不应该依据症状,并以其作为备受折磨的西方社会、犹太一基督教社会、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社会、科学技术社会的标志,认识这种“现实”的理论推演吗?对于远远超出性行为错误的表现和象征而言,精神分析学可以保证,在这种关于“下意识”的语言和实证知识的基础上,将建立一个公认的日常状态吗?精神分析学没有隐含地提出过这种希望吗?这种希望从未变成现实,实际上,这种错误的预言开启了精神分析学的衰落。这是庸俗马克思主义也明显逃脱不掉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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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萨特曾经试图描述“坏蛋”或“他人目光”,我们这里正在给“粗俗”一种哲学身份吗?不完全是这样。我们正在引入通常被认为是一种主观判断的日常生活理论:粗俗、乏味、萎靡。所谓社会和人文“科学”不考虑那类事物。社会学家不认为乏味是一个社会事实。这些社会学家的看法不正确!就哲学设想的从萎靡到不幸的变化而言,乏味是一种不同的运作。

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思想,以及弗洛伊德、心理学和精神分析,都没有摆脱19世纪和部分20世纪的一个错觉:把知与行混为一谈,甚至给这种错觉打上真理的标签。从这个靠不住的角度出发,为行而知,为知而行。活生生的和设想的是一致的。把认识与“存在”混淆起来,把认识集中到“实在”上,认识确定和控制“实在”,这样,认识同时具有方法论、实践和本体论的优势。按照笛卡尔的这个看法,社会的、实践的人通过劳动和知识成为自然的主人和自然的占有者。成为自然的主人和自然的占有者确定和实现了社会的、实践的人完全的存在状态。这就是笛卡尔的这个看法对马克思的意义。当我知道了我的感觉和经验,在“我自己”那里进入我的感觉和经验,这个“我自己”排除了我的“认识”,追逐它的外在的、没有我的意识的过程,这样,我就产生了一种满足的、正常的状态:安慰和健康。这就是笛卡尔的这个看法对弗洛伊德的意义。好像认识不仅能够掌握那个自然的或无意识的未知“客体”,而且能够领悟“主体”。这样,实证知识就真的会构成“主体”,“主体”按照实证知识去实践。

许多空洞的讨论源于这种看法,实际上,这种看法陷入了极端粗俗的境地。专家依据狭窄的认识能力了解他的领域,但是,他不了解整个世界,所以,专家有专家特有的粗俗。技术精英有他特有的粗俗,他不过是改善他的常规绩效,仅仅通过一般常识与其他领域相联系。

这种看法愿意认为它本身是理性的,有权把这个想法具体化。这种看法导致了一种生动的反应,始终面对刺激它的事物:对荒谬的崇拜,对非理性的崇拜。所以,一个思想的闭合回路和对思想的囚禁形成了。

所以,这是没有答案的问题、没有结论的争论,在争论过程中,理论持续退化为粗俗。考虑马克思主义:上层建筑仅仅反映这个基础?如果上层建筑反映这个基础,上层建筑如何有效地反映这个基础,干预这个基础?这个基础是什么?生产力还是社会关系?哪些关系?考虑弗洛伊德论:精神分析学有理论吗?什么理论?精神分析使用这些理论,还是按照治疗方案给“病人”治病,而这种治疗方案实际上并不与这些理论相关?如果精神分析给病人治病的力量不是来自实证知识和转移的话,又是来自何处,受益于理论呢?这个精神分析治疗过程是发生在认知层面,还是发生在情感中?如此等等。

第一章 连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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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粹认识的哲学命运从来都没有放过马克思主义。这场通过政党传播的,由政党从外部(列宁说的)带给工人阶级的实证知识革命已经流产了。这场失败对于理论、政党、工人阶级都不是好的局面,工人阶级单靠实证知识(对经济的认识,对自身状况的认识,等等)不能让自己成为一个自主的、自我决定的“政治主体”。所以,马克思主义思想痛苦地庸俗化了。我们徒劳地等待着“工人阶级”—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工人阶级”还没有获得“阶级”(它自身)身份—去吸收给它提供的这个简化了的知识。这种知识依然掌握在比阶级要小的群体手中,甚至还是与政治和国家机器自动化相联系的职业精英们的知识产权,他们是这个“政治阶层”的成员。这种情况本身与技术自动化联系在一起。

这种社会实证知识的改变最终走向它的反面,实证知识宣称它自己的自由意志,从而巩固了已知的和得到承认的现存秩序。日常生活批判提出的是另一条道路,即从实际经验出发,为了改造日常生活而解释日常生活,与其相反,为了推行理论而从理论出发,我们需要重申这一点吗?同时,日常生活批判并不蔑视或免除认识活动……

七 论种种弊端

1968年以后的一些年,围绕性和性行为展开了一场日常生活更新,然而,这场日常生活更新最终不过表现为一个错觉而已,于是,这场日常生活更新迅速落入粗俗。精神分析学派“科学地”解释了性行为,把它当成一种思想观念,但是,性行为并不认为它是意识形态。经过简略的推演,改变生活这个新秩序的口号被狭义地解释成了性解放,性解放本身采取了一些相当简单粗糙的形式,例如,抹掉性别之间的任何差别,男性和女性的同化,“不分性别”。恰恰是在那些年里,性完全进入了商品世界,性行为演变成超级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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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批判不可能排除性行为,但是,日常生活批判那时就没有接受性行为的庸俗化。几乎可以肯定地讲,没有完全制定出来而本质上固有的日常生活批判计划包括了性对日常状态的渗透,然而,在日常生活批判中,性不是作为商品,而是作为局部的功能性的性行为。性曾经在日常生活转变的过程中被改造过。性曾经是一个爱神厄洛斯(Eros)问题,而不是一个器官问题,是天上的阿芙罗狄蒂(Aphrodite)问题,而不是妓院的维纳斯(Venus)、人间的阿芙罗狄蒂问题。厄洛斯问题,阿芙罗狄蒂问题,丝毫不排除愉悦,而是在更高层次的探索中,把愉悦包括到了一个更大的计划之中(为什么要去拒绝愉悦呢?)。我们应该注意到,马尔库塞(HerbertMarcuse)的思想已经遭遇了庸俗化;人们并不认为马尔库塞是一个关于创造性的厄洛斯的哲学家,而认为他是一个研究没有边界或价值的(两性关系)“放纵”社会的理论家。

伴随为“一般”交换而出现的技术的专业化和生产,性行为的“特殊化”具有若干后果,它们虽然重要,却没有被关注。社会实践(指“文化”,与整个社会的抽象特征相关)和自然的分割延伸到了把性行为与繁殖割裂开的程度。性行为的目的和实际目标都是合乎情理的:让爱人经历愉悦,却不陷入“自然”欲望的陷阱。但是,这种心态对未成年人的社会身份造成了多方面的影响。一对男女趋向于拒绝孩子,拒绝一对男女的自然产物。于是,这个特殊的未成年人成为教育者、机构领导人、儿童医生、心理分析和心理学家的专门对象。不同代人和成熟程度之间,时间和生命之间,原先存在着正常的关系,然而,这种老关系现在是勉强的,正在崩溃。分割成为时尚,而且分割延伸到了家庭;分割侵蚀了统一,更替了通过分割打开整体的老问题。在把整体观念推向极端、把破坏性割裂的观念推向极端之间,社会丧失了更新的途径,转向粗俗:野蛮地断言未成年人;压制未成年人,把未成年人捧上天,例如,使用未成年人作为广告和市场推广策略。一代人与另一代人对未来的社会的和日常的表达是有差异的,对于那些让儿童和未成年人自己管理自己的成年人来讲,儿童和未成年人缺少与未来的现存的关系。

一方面,技术和实证知识,另一方面,政治权力,都支撑着商品力量。面对这样的商品力量,通过富有诗意的行动和创造性的厄洛斯对日常生活的改变已经失败了。性“问题”继续陷入粗俗,尽管大量的文学作品致力于性“问题”的“粗俗化”,性神秘依然存在。按照柏拉图的观念,欲望在美中产生,包括了自我超越,与赋予价值的欲望相反,与期望的欲望相反,因此,我们就必须放弃日常生活批判的计划,回到柏拉图的欲望观吗?我的回答是否定的,即使我们承认,柏拉图的欲望观包括了一个遥远的世界,一个我们还没有经历的、理想的甚至乌托邦的世界,我们也不是要回到柏拉图的观念,也不会放弃日常生活批判的计划。在生活中,如同在思想中一样,放弃不可能给可能确定方向,这个判断没错。因此在等待改变的长期过程中,自由不可避免地采取了超越的形式。于是,禁止超越的限制重新得到强化,在为自由而战斗的阵地前,竖起了许多“长城”,在这种时候,这个关于不可能和可能的基本论题依然存在。关于不可能和可能的基本论题是一种精英的观念吗?否定和肯定。关于不可能和可能的基本论题没有把粗俗归咎于流行的,在这个意义上讲,它不是精英的观念。它在什么有价值和什么没有价值之间做出了区分,在可以居住的表面和泥泞的深处以及不可接近的高度之间做出了区分,在这个意义上讲,它是精英的观念。

第一章 连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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