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生活批判 第三卷

八保守的模式

已经接受的表述和通常使用的词汇都潜在地承载着它们并没有声称的道德、伦理和审美观念。习惯和社会习俗有时改变，受到这种改变影响的人，没有注意到他们接受的表述和使用的词汇里所承载着的道德、伦理和审美观念。之所以如此的原因可能是，潜移默化地接受和没有加以留意的新事物助长了日常生活的惰性或欺诈。例如，把日常生活的人，“使用者”，替换为政治的人，“公民”，这种替换必然带来一些后果，强调其危险性不无意义。

长期以来，对使用者，即日常生活的人的描述，一直都根植于形象和思想观念以及日常意识和实践。一开始，这种对使用者的描述似乎表达了一种在日常生活里和作用于日常生活上的抗争能力。对于外在于生产性劳动却对社会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不可或缺的许多服务，对于构成日常生活的社会组织的事物—交通与通信、城市生活条件和现实生活、健康，等等，这种能力似乎是破坏性的。从这个角度讲，使用者曾经打算成为一种建设性力量的基本成分，如同他的破坏性力量一样，这种破坏性力量正在恢复使用价值，这种使用价值过去从属于交换价值和交换，不过是交换价值的支撑物而已。在使用先于交换的情况下，商品和市场不可抗拒地要在日常生活中得到恢复，疑问和问题基本上与空间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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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提升为一个概念的对使用者的描述，从一开始就是“假”的吗?教条主义者和宗派主义者认为，对使用者的描述从一开始就是“假”的，实际上，它忽视了曾经发生过什么—也就是说，大规模恢复使用价值的过程，巧妙地除去交换价值，国家政治权力在一个不短的时期里对使用价值的占有。我们现在所面对的既成事实是，面对使用者，公民往往就消失了。以前，按照政治宪法，对于公民自己和社会，公民究竟是什么？公民不是一种荣誉或官僚头衔，而是一个具有实际作用，甚至具有决定作用的头衔：发挥政治社团成员的作用。公民这个称号的价值和意义不可分割地与民主和民主功能的观念相联系：与公民的权利相联系（这里没有考虑有关公民历史的和意识形态的根据，即“人”的一般权利）。现在，公民的权利贬值了，谈人权时带上公民权，反之亦然。公民不仅是一个居民，而且降为一个使用者，把他的诉求限制在有关公共服务的有效运行方面。在社会实践中，使用者成为合同条款和条件意义上的一方，永远不出现，被代表着。他被输运、关照、维护、教育,等等(被谁?国家?地方政府?与公共机构成为合伙人的私人企业?)。显然，服务一定具有功能。当国家宣称它是一个“服务的国家”，而不是一个政治的国家，问题就发生了。“服务的国家”允许限制罢工权，让罢工“不得人心”。个人不再从政治上认识他们自己；他们与国家的关系变得松散起来；当他们乘坐公共汽车或地铁时，当他们看电视时，他们仅仅被动地感觉他们是社会的，觉察到这种降低了等级的社会的感觉。在政治纲领和民意测验中，公民权利被淡化了，相反，使用者的需求立即、具体和实际地呈现出来，直接与组织及其技术问题相关。这样，个人与国家和政治的关系在日常生活中模糊了，实际上，这种关系客观上加深了，因为政治家利用日常生活作为一个基础和工具。人们依靠社会机构和服务，从上而下地管理日常生活，而城市生活质量的下降发生在日常生活中，所以，它推动了那些人的工作任务。

应该放弃使用者的观念和对应的实践吗？不应该放弃！但是，使用必须与公民权利联系起来，而不是把使用权与公民权分割开。

使用者不过是“文化”容器，也就是说，一个思想观念、表达和实证知识的混合体。巨大的文化产业给具有“权利”的使用者提供特殊的产品、商品，这样，文化产业部门的产品不再表现为商品，而表现为由使用者规定的文化产品，被使用者赋予了价值的对象。例如，信息！这是商品世界的终结，没有任何物体和产品的功能可以还原为可以交换的符号和支撑物。这样，使用成了神秘的事情。

第一章 连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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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家和每一件事都没有兴趣，是否与冷漠逐渐占据和降低了一些意义相关呢？现在关心国家的只有“政治科学”领域的专家，同时，每一个人都应觉得“受到关注”，应该寻求了解不是公共服务的“政治制度”的运行。当国际紧张关系或国家尺度上的斗争发生，政治暴露无遗时，这种冷漠会出现令人惊讶的跃进，人们对他们自己正在出现的惊讶感到意外。长期以来，这种冷漠威胁到了在公民消极状态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政治阶级，实际上，那些公民已经不再是公民了。据说，这种冷漠对中产阶级的影响要大于对工人阶级的影响。可以肯定的是，这种冷漠逐步发展到了对习俗和习惯的冷漠、对陈规旧习的冷漠。习俗、习惯、陈规旧习给日常话语和实践定下基调，趋向于建立起保守的先验模式。据说，自由和人性论的意识形态正在变得模糊起来。这种状况包括失去幻觉或失去社会活动以及政治存在吗？失去社会活动或政治存在的估计似乎更准确些。

所以，日常生活批判正在追求的是，让日常生活计划的实现过程具有明显的连续性。例外的——不那么重要的，社会不容的—从此以后也不遗漏。正如我们回头可以看到的那样，一方面是技术和该技术产品及其相关服务的硬核，另一方面是边缘的甚至秘密的循环，它们一起构成了这个双轨制社会。这个分化的社会现在正处在循环的前景中，然而，实际情况可能是这样，现在的出版物和信息确信，每一个人都了解就要发生的。1960年(《日常生活批判(第二卷)》出版的那个时代）更是如此，每一个人都知道如何在1981年生活。人们之所以知道未来的生活，是因为一个知识，他们已经透彻地掌握了这个知识，他们把这个知识用到他们自己的情况中，他们按照针对他们而发展和扩散了的模式，管理着他们自己的事情，即他们的日常生活。当然，这个知识是他们习得的，而不是来自他们自己。他们或多或少从方法上应用这些模式。一般来讲，问题出在要做选择的时候。选择太多了！但是，这些模式总是相互紧密联系起来的，所以，选择无关紧要，随意捡起一个即可：纯粹运气。结果，只有那些拒绝模型的人才有问题。

杂志和周刊，尤其是那些妇女导向的刊物，甚至那些为“妇女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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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辩护的刊物，编制了完整的日志—买和卖，购物、菜单、衣着。从早到晚，从晚到早，每天的时间都是满满当当的：满足，丰富。这种完整的日志是具有“价值”取向的女性特质、男性特质、诱惑，当然，最终价值是满意。得到满足：这是存在和生活的一般模式，这种模式的推广者和拥护者没有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即这种模式产生的是不满足。寻求满足和事实上得到满足预先假定了把“存在”分割成活动、期望、需要，活动、期望、需要被做出完美的定义，它们被孤立出来，它们是可以分开的，它们从“存在”这个整体中被分离开来。把日常生活分割成活动、期望、需要，是一种生活艺术吗？是一种生活方式吗？不是。把日常生活分割成活动、期望、需要不过是市场研究指导的管理技术和实证知识在日常生活上的应用及其结果罢了。经济甚至主导了一个似乎躲避经济的领域：经济控制了亲历，即亲身体验。休闲产业通过提供旅行计划和旅游，给文化产业画上了一个完满的句号。购买旅行计划和旅游，就像买一个衣橱或一个立即可以居住的公寓一样。发现那些国家、城镇、山峦、大海！人们购买“发现”、变化的景色、出行和逃避，实际上，逃避显示了他们的失望，因为“发现”、变化的景色、出行和逃避与心愿（不是欲望）和广告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反过来，旅游产业完善了有组织的休闲和文化产业，像空间分割一样，把休闲和文化分割成可以交换的部分。这个再平常不过的买卖经营得很不错，但是，现在，它不过是一个乏味的神秘骗局。旅游塑造了一个伪自由的形象，实际上，旅游是有组织的，旅游置换了“真正的自由”，而“真正的自由”还是一种抽象。旅游延续了对使用的模拟，对不劳动的模拟。

在没有得到某种补偿的情况下，可以接受这个难以承受的理性吗？就“真正的自由”自身而言，这个理性转变成了非理性。哲学家们坚持理性“危机”的论题。他们不无一定的道理。但是，这个用理性武装起来的、做好战斗准备的欧洲理性，“真正的自由”，如何和为什么会躲避“真正的自由”的总危机呢？“真正的自由”已经变成了专家的理性，它从未有过如此之大的说服力、渗透性和能力。这种理性不是本能地和有意识地转变成反理性的，而是从情感上转变成反理性的。因为人们失望，许多掌握了科学技术的人转向荒谬、神奇的力量、神秘论、潜在的思想观念和神秘的观念。“真正的自由”危机的哲学论题忽视了理性和非理性自相矛盾的对立，对立一方是另一方的假象，而不是另一方的反映。一些人受到技术的影响，一些人遭受了技术压力带来的痛苦，他们为接踵而来的承诺所迷惑。如果一个人真的完全自由，完全“与世隔绝”，沉浸在家用设备带给他的舒适环境中，那么，通过无限的信息，他等于世界。他的面前真会是一个明澈的景象。我们给这个无情的光明投上冷酷的阴影，我们如何避免恢复这种神话？我们怎么能不依靠这种想象，不依靠再现历史过去，不依靠其他生命和不同事物唤起的假象之物？“现实”越能表现它自己，越靠近我们，这个现实就变得越虚幻，充满着不靠谱的神话、梦幻、乌托邦，用它们装饰表面现象。

第一章 连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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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概括这种连续性，有必要提起一个组织模式或去组织模式。这个组织模式存在已久，而且现在比以往使用得更多。这个组织模式已经渗透到日常生活里，其他部门和领域，即实证知识、空间、国家等已经预示和准备了这个组织模式对日常生活的渗透。资本本身就是按照这种方式或模式运转的：无论在哪里，资本都是一样的，在投资中分开，从小到大组成一个层次结构。现在，日常生活受到层次结构的约束，层次结构同时规定和实施：（a)同一性，趋向于相同、一致、等价、重复和秩序；（b）分割，时间和空间的分割，劳动与休闲的分割，更高强度的专门化；(c)层次化，以及有层次的秩序，一同施加到功能上和实体上—小汽车、飞机、服装、出版物，等等。

这种层次结构随处可见，从平凡的到不平凡的，从百姓的到精英的，从平常的到奢华的，从重复的到令人惊异的……这种层次结构组织模式可以辨认，可以在别处形成①，在实践中以明显的不变的方式贯彻。在马克思那里，这种组织模式与社会劳动相关，社会劳动日趋同一、分割开来和按照层次结构组织起来。这种层次结构组织模式的普遍化在当代社会较为典型，马克思意义上的革命既没有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没有实现自己的目标。在日常生活之外，与日常生活相联系的领域和活动，即时间的使用、出行、劳动，等等，已经实现了这种层次结构式的组织模式，这种组织模式在日常生活里应用，使日常生活与那些领域和活动相对应。

在《世界思想》（1980）中，我提出了以下矛盾：马克思的思想甚至在与它相矛盾的地方盛行，甚至在它行不通的地方盛行。那种马克思主义计划的失败（是当代的还是最近的，这一点无关紧要）出现在马克思的预料之中，而且证实了马克思的预料。人们常常遗忘了这样的观点，即马克思主义计划失败的根本原因是经济原因，这个论点不正确吗？哲学家们强烈反对这个观点，其实，这个观点与马克思对经济学的基本批判一道出现。马克思分析的生产方式已经显示，这种生产方式既证实了马克思的看法，也与马克思的看法相矛盾。马克思预见到了统治者的战略估计，然而，马克思相信统治者的迅速失败，相信这种生产方式即将崩溃。这就是至今没有发生的。尤其是，这种生产方式创造了发达的世界市场，展开了“科学和技术革命”（社会和政治革命的替代物），建立了世界国家体制，造成了特殊空间、大规模城市化、全球范围的劳动力划分，最后，建立了一个常态。均匀的日常时间：控制着社会实践的抽象时间度量。分割的日常时间：虽然日常时间受到从上至下的总体计划的制约，但是，突然出现的非连续性、被线性程序分割成段落的循环和节奏以及没有连接的活动，都让日常时间成为碎片。以层次结构的方式组织的日常时间：情形和时刻不均衡，根据价值判断，有些被认为重要些，有些则可以忽略不计，而这些价值判断本身缺少正当理由，本身处在危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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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Henri Lefebvre, Une pensée devenue monde, Fayard, Paris 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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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抓住这个矛盾并非轻而易举的事情，均匀借这个矛盾覆盖和包括了碎片，给严密的层次结构化提供了空间，这个矛盾排除了所有还原论的思维方法。这里是干预日常生活的“因素”一览，在日常生活中，这些“因素”实现了这个一般模式。

(a)让日常生活同一化的因素：建立起来的法律和秩序——技术的和官僚机构的合理性—声称统一和事实上用于所有领域的逻辑——在大尺度（公路，等）上管理的空间——时钟—时间，人为的重复—媒体（主要不是通过内容，而是通过形式，产生聆听或观看的统一态度，培育面对信息、形象、话语流的被动状态)—寻求行为的一致性和内聚力—在条件反射条件下训练这种行为——规定的表达—商品世界，与合同式承诺紧密联系——线性地重复的工作（同一种姿势，用词，等等）—具有各种禁止规定的空间标准化日常生活中的基本功能（吃、睡、穿衣、繁殖，等等）的分割、标准化日常生活与所谓较高级功能（阅读、写作、判断和欣赏、接受、管理，等等）的分割和时间的计划分配同时存在—在形式上的法律平等中的多种不平等，由均匀和散布确切表现出来的不平等—在实证知识中执行的认识领域和分支—官僚机构和官僚的封建制度，在它自己的封地里的每一个行动—行政管理按空间划分的重要性—把空间处置为无限可分的（视觉的—几何的）视界，一种社会产品—日常生活好像一个小企业，在这个意义上，管理日常生活，这是日常生活管理的一般的和延续下来的倾向—对实证知识以及规范提出诉求，还原日常生活经验的倾向—异化形式的叠置和相互强化，直至不能维持而崩溃—在一般交换中被社会地和具体地物质化了的抽象控制，这种抽象控制延伸至象征，以致象征降低为符号—假百科全书，伴随词典、字典等出版物的激增。

第一章 连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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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让日常生活碎片化的因素（在同一性下）：许多分离、分割和分裂，如私人的和公共的、理论的和经验的、天然的和技术的、外来的人和本国公民，等等—建立一定程度聚集区的指定空间—劳动划分—以地块方式出售的分割的空间—分裂的核心，以分散化名义扩展到城市的现实，导致一定的分割—淡化日常生活中高（神圣的）与低之间的差别，生长出多种中性的、无差别的时刻—受到保护的劳动者（就业法、工会，等等）和剩下那些缺乏保护和完全没有保护的劳动者之间的社会分割和不相往来，等等。

(c)让日常生活层次结构化的因素：功能、劳动、收入多形式的层次结构，从底部（消失到废品堆里）到顶部（消失到云端），延伸至物体的层次结构：小汽车、居住场所、首饰，等等—区位的层次结构，“房地产”的层次结构，个人和群体认定品质的层次结构———作为分层的、等级形态社会以及叠加其上的层次——媒体对时间做出的划分，把零碎的信息通过假想的整体版本播放出来——知识以及相关的基础和应用的层次结构，重要的和次要的，基本的和传闻的—企业、车间、办公室的等级制度（在官僚机构，设想实际工作的等值性，采用了“能力一绩效”的思想观念）—在权力和决策中的“参与”程度，从零碎的权威到主权，等等——在技术专业服务（不是没有冲突的）中的官僚机构，技术专业服务把日常生活和日常生活中的人当作它工作的原材料，当作它要“处理”的物质，当作它工作的受益人，技术专业服务倾向于让它的“主体”自己去完成它自己的登记和注册工作，填写各式各样的表格………

资本主义社会虽然动荡不断，但还是有了显著的发展，我们如何同时用概念和直观方式表述这个社会呢？黑格尔第一个用金字塔比喻了这个社会，认为从最广大的基础开始，社会分等级、分阶级，一直延伸到顶尖。现在，金字塔的比喻不再能够表达这个社会了。为什么？这个社会的裂痕已经扩大了，社会排斥的和被主要部门挤出来的人（整个区域，没有就业希望的失业者，被技术、小企业、商务扔出来的年轻人、妇女和艺人，等等）是一方，围绕所谓“高技术”生产（核能、计算机科学、军事工业，等等）结合成为社会团体和网络的一些人是另一方。众所周知的事实还有，“体制外”的二级部门、网络和渠道建立了起来：一种地下经济，让人们有可能生活下去，不是总要去避免经济衰退。社会精英坐飞机旅行，出入豪华酒店，在与此相对的另一个极端，我们看到的是处于流浪状态的贫困人群、徘徊在街头的穷人。而且，这是一个世界尺度上的现象。我们同样知道，在“高技术”产业工作的人们并非游离在资本主义制度之外，而并非所有的劳动者都能享受这种好运。所以，这道裂痕分裂了工人阶级，一部分人走运和“有钱”（这类术语被滥用了，许多人虽然没有计入最贫困人群，其实也谈不上富足)。就较低日常生活水平上的贫困生活而言，就那些处在最高生活水平上的富人而言，其内涵都不只是每天的柴米油盐。那些处在最高生活水平上的富人游荡在奢华之间，他们是高空游牧族。他们不是在从事通常意义的工作，而是在从事极端繁忙的工作：他们主持，他们组织（管理者），他们控制，他们主政。资产阶级或大资产阶级这类阶级术语不再适合用来描述这些国际统治者了。“奥林匹亚诸神”倒是比较适合描述他们。然而，这里必须做出一个划分。被社会抛弃的人们在日常生活之下的水平上生活，“奥林匹亚诸神”在日常生活之上的水平上生活。这样就把日常生活与一种社会资产对应了起来。中产阶级的生活世界不是这样的吗？我回头会详细阐述这个假设。尽管有变化的因素，这里提出日常生活与社会资产对应的假设是为了解释日常生活的连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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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依然处于支配地位的那些力量所产生的结果和运行模式，上述分析阐述了一个计划和行动大纲：

(a）与同一相反的不同。有人认为，在有所不同的权利中，包括社会不平等，证明社会不平等的是正当的，为了反驳这种观念，我们还必须回到不同这个概念上。阿兰·德·伯努瓦（Alain deBenoist）在《要素》中写道：“一旦亲历了多样性，不是想象多样性，而是在日常生活中直接感受多样性，我们就会发现多样性涉及分类、分层、不平等。”男人与女人之间，未成年人和成年人之间，国家之间，区域之间，民族之间，有所不同的权利假定了不同中的平等。有所不同的权利只能在民主社会里发展起来，一旦民主社会有所不同的权利加到了老的人权上，有所不同的权利以及其他一些权利就有助于解释民主社会。

第一章 连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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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与分割和划分相反的统一，这种统一的追逐和实现，并非没有问题和没有辩证的矛盾，因为矛盾的统一是具体的统一，而不是抽象的一致，这种统一是可以感觉到的和可以认识的。

(c)与等级相反的同等，不给社会划分等级，但强调社会是经济和政治之间的过渡层面，经济和政治是造成不平等的因素。没有等级的社会假定了一些巨大的（彻底的）转变。

这个长期斗争会涉及以下辩证的（而不是逻辑—统计的）观念：

(a)时空上的中心性（多中心、流动性、动态发展)；

(b）主体性：集体的主体（主体不仅是企业中的劳动者，城镇、区域里的居民，主体还是自主的工人阶级)，用来替代个人的“自我价值感”的集体的主体，用新概念重建的集体的主体；

(c）社会性，社会性不仅与个人相对，也与国家相对，所以，社会性一方面与作为还原论的政治相对；另一方面，社会性还与作为抽象（交换和商品、货币、劳动分工，等等）的经济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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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不连续性

一变化一览

在日常生活的连续性中，在日常生活的惰性和消极状态中，变化—甚至断裂现有秩序中的变更因素，正在母腹里躁动。

从长远角度看，依靠技术进步，劳动消亡不是不可能的。昨天看似抽象的乌托邦，如今正在地平线上露出桅杆：物质生产的完全自动化。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随着技术现代主义的增强，以及在一个不同社会的热情期盼中出现的对新奇事物—计算机科学、远程通信等的期待，让具有诱惑性的、享有盛誉的现代性贬值了。现代性打着科学革命的旗号，打算依靠科学革命，把社会推至极限。文化对现代性的势利态度和热情已经花去了很多时间，它不再需要现代性这个神话了。这个宣称终结意识形态和神话的新社会，没有它自己的意识形态和神话吗?这个新社会自己的意识形态和神话一点点被挖掘了出来：终结意识形态的思想观念，透明的思想观念，绩效的思想观念，通过信息技术实现自由的神话，等等。所以，毫无疑问，现代性和现代主义的分裂本身就体现了一种变化，这种分裂预见了更大的变化。技术进步正在突飞猛进地展开：有些人（谁？—许多人）预计，技术进步会自动地产生它的结果，因为技术进步包括了自动化。技术进步允许技术进步的展开。这是一个学术立场？知识界的立场？政党的立场？不是，技术进步会自动地产生它的结果，是社会实践自发产生的态度。现代性可以追溯到工业革命以及物质生产所产生出来的不切实际的观念。对比而言，信息、服务这类非物质产品的生产和交换体现了后工业社会的特征，这类非物质产品的生产和交换更为实在。

但是，谁打算把这场改革进行到底呢？谁打算给作为理想的政治学、作为奇观的政治学画上一个句号呢？例如，不用货币计算生产成本，而用社会时间和/或能量计算生产成本，这样，交换会不再需要以市场、货币、资本作为中介来进行，谁现在能够指导计算机这样做？现存的经济和政治势力希望，甚至青睐使用最近的技术维持它们的统治，难道不是这样吗？劳动消亡？有可能，但是，劳动依然存在也有可能矛盾。谁打算减少劳动时间或让劳动消亡呢？劳动者要工作，雇主和从劳动者的劳动中获利（通过可以称之为“利”的剩余价值，称什么无所谓）的人要使劳动者劳动起来。善良的人和所谓左翼政党都会要求完全就业。减少劳动时间足够把劳动推至消亡吗？劳动让我们买来了更多的休闲时间，我们打算用这些增加的休闲时间做什么呢？劳动者——工人阶级——发现他们自己处在具有威胁性的技术和保守主义之间，他们对这些技术几乎不了解，这些技术已经开始对他们有所伤害，保守主义承诺或多或少地改善现状。用哲学的术语讲，存在的是可能的条件，而不是实现理想的条件，实现理想的条件超出了生产方式本身！困惑和乌托邦以模糊的方式预示了这种激进的革命——让劳动消亡的革命。消灭劳动的革命至今还没有清晰地形成。从没有劳动的角度看，日常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呢？我们可以朝着这个方向改变日常生活吗？我们打算如何充实我们的日常生活，或更世俗一些讲，如何度过因大规模削减劳动时间而产生的休闲时间呢？我们应该指望什么？日常生活的扩大，还是日常生活的衰退？到目前为止，只有科幻作家（如西马克的《明天的狗》）和一些哲学家（我们不要忘了拉法格的《懒惰的权利》）一直对这个问题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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