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生活批判 第三卷

我们必须清晰地认识到，理论思考，也就是说，思想实验，与这里的社会和政治实践只有很模糊的联系。所以，我们有了放弃理论思考的充分理由吗？有充分的理由宣称理论思考是意识形态的或主观的？或乌托邦的反动模式？这不是我们放弃理论思考的理由。理论探索和提出可能性的条件。不多，也不少。这里提出的问题对应于马克思最深刻的思想：工人阶级不同于历史上那些被取代的阶级和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只能在它的对立面资产阶级存在时肯定它自己的存在。借助自决权，工人阶级获得了“主体”身份，超越了对立物的条件，包括了自己的对立面：所有阶级的消亡，工薪阶级的消亡，所以，劳动的消亡，工人阶级本身的消亡。乌托邦?精神错乱?不过在这里，“我们”(我们所有人）开始认真考虑这个消灭劳动的任务，甚至想象会出现一个叫“不劳动党”的组织。许多空想家的思考成为每一个人面对的问题，一个根本问题，至关重要的问题。捣毁技术和新机器，或者使用它们，开发它们的潜力？这不再是一个“减缓”[安德烈·布雷顿（André Breton），卢奈·夏尔（René Char)]或“全晾出来”（1968）的问题，而是在不发生灾难的情况下，从劳动过渡到不劳动的问题。搁置差异，解除对劳动的估价，这是让劳动走向消亡的共识的一个重要方面。当自我管理已经明确成为这个世纪的宏伟计划时，在发达国家，走上劳动消亡之路，还需要劳动者的绝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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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会发现，20世纪初，为思想所用，由思想建立起来的传统参照系坍塌了，接下来，价值体系坍塌了。这是一场不声不响的灾难，与此同时，还播下了如今这场正在撼动生产方式的全面危机的种子。实践和日常生活保存了传统参照系和价值。从这个转折点里，现代性的三个方面—技术、劳动和话语浮出水面。这个三重关系把自己从附属于整体的地位中解放出来，而艺术（它声称它自己“为艺术而做艺术”，带来令人惊叹的抽象）和科学（同样揭示了科学与技术合作的理由）领域的主要参与者们，当时并没有预见到解放技术、劳动和话语的后果。在这个“技术一劳动一话语”的三重关系中，技术把自己从任何控制中解放出来。沿着这条危险的途径，不乏关键点。面对技术应用的知识，在趋向打碎“技术一劳动一话语”这个连续统一体的过程中，劳动和话语的贬值还不是最痛苦的。劳动和话语价值的终结不是已经标志了一种断裂吗？

趋向打碎“技术一劳动一话语”这个连续统一体的过程，还有其他一些方面以及不同的关键点。家是社会安排和诗的事务，家产生诗和艺术作品，但是，家消失在承载经济功能的住宅面前。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唤醒和赞美的是“家”，而家消失了：童年神奇的地方，挡风遮雨的屋檐和摇篮，装满了梦的阁楼和橱柜。“家”面对着功能性的住宅，按照技术规范建设，使用者居住在相同、打碎了的空间里，“家”成为过去。功能性的住宅替代了“家”，建筑替代了宅第和纪念物，与此断裂一道，现代城镇规划和建筑抛弃了历史的城镇，留下的不过是例子和模型。城镇经历了一场内爆。节点和交通比起居住空间更显重要了。形成城镇风格的立面和空间正在变得模糊不清。正如建筑师们所说，容量分析以及它决定的居民点产生出不同的城镇风格，甚至让稳定和运动、固定场所和通过空间的物流之间的对立更为鲜明。这种状况产生了某种矛盾甚至错乱的结果。有些人坚持，我们必须冲在技术决定的这条道路之前。对另一些人而言，对往昔的怀念胜过对未来寄予的希望，那是一种以神奇发明为标志的未来。在空间无序呈现的错乱中，连续与不连续交织在一起。在这种困惑中，我们可以发现原先提到过的怀旧的人和未来主义者。一方面是恶劣的、荒谬的“现实”，补救、徒劳的对抗；另一方面是主观的幻觉，痛心疾首的抒情畅想，在此之间，是否还有另一条路可走？文化产业懂得如何抓住灵魂的渴望，引导日益增长的愤怒和对抗的心情，把这种渴望和心情转变成有利可图的奇观。经验显示，甚至漫无目的的游戏和无法挽回的悲剧，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获得市场。因此，另一条路至今还是比较难以概括出来的。所以，怀旧主义和未来主义都开辟不了第三条道路，除非它们把事情推向极端：危险的游戏、巨大的风险、大毁灭和大损失。日常生活常常有表演的成分：每一个人都在扮演他们的角色，喜剧人物或悲剧人物，演得好或不好。有时，这种玩笑激烈地展开。当这种玩笑成分与实际交换—争论和讲价、投机—混杂起来时，玩笑并不影响等价交换。相反，如果没有玩笑，那么，就在日常生活里做这种表演，等价交换就是这样运行和被掩盖起来的。演讲中同样有玩笑：双关语和俏皮话，语言的感染力，甚至惊呼和抽泣。这种表演并不妨碍整个演讲本身的内在逻辑。指望玩笑打断日常生活可能是徒劳的。这种表演掩盖着顽固的等价制度。然而，在极端危险的时刻，在激情和诗歌里，日常生活化为泡影，某种不同的东西来做这种表演，无论是行动、说话还是实物。

第二章 不连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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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早期朦胧阶段，商品和商品扩散曾经推动了想象。我们现在很难理解这一点，但是，无疑如此——历史、阅读文献和认识艺术作品，都证实商品和商品扩散的确推动过想象，富有想象力的伟大创造跟随着贸易的扩大，贸易让人、国家和城镇发生接触：想想荷马、伟大的希腊先驱、《一千零一夜》、莎士比亚，等等。通信的建立产生了或多或少奇妙的、想象的故事、传说和神话。此后，商业精神窒息了创造能力。商业精神充其量产生享乐主义。技术不利于自发性的意念，如同它不利于想象一样。反之，把技术大规模引入生产和管理已经产生了令人惊讶的创造能力，产生了完善的、复杂的交换形式：信用，资本和技术转移，货币操作。这样，一种技术乌托邦以及证明其合理的思想观念发展了起来，而在批判现存秩序的基础上，出现了许多消极的、颠覆性的思想观念，其要求另一种生活，要求绝对不同，技术乌托邦以肯定的方式直接做出了反应。尽管如此，去创造的能力——想象—首先要求理想与现实、观念和实践同时与现存的决裂。这种决裂可以发展成焦虑、精神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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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和偏执。

最近这些年已经确定了一种出乎意料的现象，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不明确，但是，这种现象标志了非连续性。在我们的时代，已经有了可以诊断出精神病征的检验办法，即使它们有些吹毛求疵和居心不良，我们还是可以说，直到19世纪中叶，伟大的艺术家的健康状况总是很好。天才人物总能征服焦虑：米开朗琪罗，达·芬奇，以后的狄德罗，再以后的司汤达和巴尔扎克。在此之后，创造者—艺术家或作家—不再满足于他的主体与现实的事物、物与人的对抗，而是对他自己产生了质疑，把他自己与一种现实对立起来，他不能融入这种现实，或者他不能在这种现实中追求到一种身份。他变成一个案例，正是从这个举世无双的案例中，他得到了他的灵感。半病态、焦虑、有时一些更糟糕的事情，我们可以认为这种状态是创造性状态吗？毫无疑问，这种状态并非创造性状态。但是，寻求释放焦虑，通过控制焦虑而传递焦虑，这种抗争推动了当代思想观念依然寻求的正常人的创造性。在艺术家那里，能够认识和把握客观现实的经典主体性，让位于一种新的条件：日常生活已经变得如此令人窒息和压抑，以致瓦解它「兰波（Rimbaud)]是逃避它的唯一手段。艺术家不再可以凑合着与他的焦虑保持距离了。当他的焦虑推动了创造性时，他培育他的焦虑。他对他的焦虑的培育，在日常生活和创造性之间，在现实和作品之间，在创造者的状态和恢复心理正常的治疗技术之间，产生了一道障碍，可能是一道隔阂。这些看法几乎是不争的事实，确证了原先谈及现代性时所说的那种看法，首要的是“否定”当代艺术的行动。这种否定，既不包括革命的打算，也不包括颠覆性的计划。然而，在“我们”面前，这种否定存在于这些当代艺术作品中。为了认识和展示日常生活，这种病态的愤怒允许艺术家超越日常生活。丰富—无论是体验的，还是柏拉图意义上的理想的—丧失了它的意义。所以，生产和创造之间有了另一道隔阂，文化生产已经成为很有势力的产业，它否认生产和创造之间有隔阂，或者它填补了这道隔阂。庸俗的艺术作品，一种产品，变得令人鼓舞—一种安全的幸福艺术，相反，诞生于得到了或一直没有得到控制的痛苦之中的艺术作品是令人不安的。

社会景观中那些恒定不变的事物基本上源于权威部门的战略，它们是相对的，所以，没有遗留下来的意义，只有流传下去的意义。相反，新的世界经济秩序是新的世界经济所要求的（无人不知道这个事实），新的世界经济在世界尺度上规定了新的劳动分工，维持与加剧增长和发展的不平衡。统治者反对任何不稳定—一个流行术语，表达了它要表达的意义，所以，统治者反对任何变化。当发展发生时（甚至用了我们掌控的最大过剩产能，我们可以阻挡对过剩产能的利用吗？)，尽管主要经济和政治势力不愿意，变化还是发生了。只有在得到保证时，主要经济和政治势力才授权展开技术更新，这恰恰是马克思曾经提出的生产力与社会和政治关系之间的矛盾的新形式，是国际尺度上新的“价值规律”形式。这些主要经济和政治势力已经抛弃了—也就是说，破坏了或淡化了—对直接民主政治所做的工作，例如，在城镇和地方社区围绕直接民主政治所做的大量工作。每一个地方的政治势力都在全球层面给自己定位，旨在通过所有可能的手段—压力、压制、诱惑、承诺，获得备受赞誉的设想和创造稳定的共识。如果要更新和调整（另一个流行词）生产和生产设备，首先需要大规模地注入技术，而此举的后果难以预料。当然，经济政策不再包括报废技术—列宁认为，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这是不可避免的，然而，经济政策包括巧妙平衡的混合，旨在保护基本结构不受损害。无论是采纳的还是强制推行的技术革新都发生在重要部门，确保不对主导关系产生不利影响，甚至强化主导关系。然而，撼动资本主义制度的变更还是发生了。

第二章 不连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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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提出的假设关注变化的双重特征。在日常生活层面，有些变化是潜移默化的，却是累积起来的。这些变化不仅仅是在“微观”层面上对孤立事件所做出的反映，这些变化还在积累、叠加起来。所以，这些变化最终产生的是不可逆的、决定性的变革。一个尽人皆知的历史案例是，历史学家长期忽视了这样一段历史，即在几个世纪里，罗马人的世界缓慢地转变成了信奉基督教的世界，现在，历史学家正在通过重建那个时期的日常生活，逐步发现这种转变的意义。另外一些变化是发生在“宏观”层面上的变化，这些变化突如其来，具有破坏性，而不是渐进的，所以，类似于一种“质上的飞跃”。这些变化自上而下，而非自下而上：严重事件、政治决策、普遍认为具有历史意义的突变。这些变化发生在“宏观”层面上，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这并不意味着，有关这些变化的认识、计划、知识都存在于宏观层面。一个同样众所周知的案例是法国大革命以及随之而来的一系列事件。

介于微观层面和宏观层面之间的变化也会发生，这种变化或者源于上层形态之一和对其他层次的反应，或者源于相互作用和结合。换句话说，这里所考虑的双重性不应该固定起来，变化的可能性也不应该用模式固定起来。一个小例子：按照目前的生产方式，市场正在改变；日常生活需要更多的商品，但是，每一种商品的数量会变少。所以，有必要设想生产的多样化，减少大规模生产。从这个角度出发，大型生产线，对劳动力实行极端分工，让劳动者重复进行单一的流水作业，这种生产模式应该终结了。数字控制的机器，以及计算机和遥控装置控制的复杂生产过程，可以替代使用人力进行的重复而危险的操作（有人认为，这类生产线会抑制劳动者的发明能力和主观能动性）。毫无疑问，这种生产性劳动以及人与机器的关系的改变涉及了对劳动、日常生活和世界关系的改造。当然，这个过程目前还处在早期阶段，仅仅确定了这个早期阶段所涉及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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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转折点，如果这样讲的话，一如既往地忽略或掩盖了改变生产性劳动以及人与机器的关系的深刻意义，忽略或掩盖了这个转折点以始料不及的方式对日常生活造成的影响。这种影响既是赤裸裸的，也是不易察觉的；既是明显的，也是难以捉摸的；既是保守的，也是具有颠覆性的；既是平凡的，也是梦幻般的。意识危机，以及首要的信心危机，趋向于削弱日常生活与管理日常生活主要机构的关系。有关政治和日常生活问题上的共识日趋模糊起来，政治家在做演讲时，礼貌地涉及政治和日常生活问题上的共识。那时，专家称那些管理日常生活的政府机构“功能失调”或“负面影响”，但是，人们一般还是认为，大机关—法院、税务局、军队、学术、社会保障、警察，等等—都在履行他们的职责。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失败和维希政府接踵而至，政治和日常生活问题上的共识在法国烟消云散了。它于解放后恢复，1968年受到震动，此后，政治和日常生活问题上的共识重新获得了某种活力。为什么？借助所有社会阶级和阶层都同意的增长，它们都认为，它们是受益者。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只要以指数为目标的增长还在继续，“进步”就会给一些人带来相当大的红利，同时让另一些人的生活条件有所改善。因为我们生产着这些需要，同时，我们还生产着旨在满足这些需要的物品，所以，我们能够预测需要。但是，增长成果的分配事实上是极端不平等的。随着这个相对而言没有障碍的增长的结束，有关既成秩序的共识也开始分崩离析，这种状态预示着“民主地”依靠这种共识的那些人产生了怀疑。

自这种决定性时刻出现以来，情形一直趋向于上下颠倒。弱势的、被社会抛弃的人们放弃了技术和科学革命给他们带来的希望，也就是说，对无限增长不再抱有幻想。人们开始从所有方面指责现存的制度，要它们对所有的错觉和破坏负责。制度层面和日常生活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多。没有批判性认识或者没有对正在物化的不满做出系统阐述的基础，那些对现存制度的指责，事实上和表面上，都是偏激的。官僚制度，一种冷酷的和没有效率的层次结构，既庞大臃肿，又缺乏灵活性，它的可怕之处有目共睹。这样，批判性思考志在必得。另外，怀疑不仅针对官方机构，也扩张到了其他组织，如工会。在作为实际经历的、民族和政治社区的民主中，在以一组机构形式显现的国家中，个人与群体之间的联系，这些个人、群体与民族（觉察到的和感觉到的身份）之间的联系，变得模糊了，需要实施深刻的改革。社会信任不能被放到遥不可及的机构上，而应被投入身边的、地方的事物：社会信任发生在一个十分确定的地方；社会信任可以直接感受到；人们可以对社会信任产生影响，对就社会信任说了算的人们产生影响；社会信任应该可以躲开权力的操纵和干扰，因为社会信任有自己的组织能力，对社会信任说了算的人们是理智的和敏感的。总之，社会信任与日常生活紧紧靠在一起。

第二章 不连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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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内外出现新状况的征兆正在倍增—仿佛在社会行为上，更确切地讲，在面对社会的、异化的、外部的个人行为上，正酝酿着一场决裂。数年前，规划还备受尊重，现在，规划不再产生共识，依然缺少热情。因为政府机构制定的规划使社会更加贫困，所以，规划受到了批判，而且不是无缘无故的。在一定的时期里，新自由主义，一种公认的令人迷惑的事物，得益于这种思想倾向：西方模式用自由重新定位，并且以自由作为标志，而社会主义模式的名声下跌，这种社会主义模式以苏联的现实作为标志。

在日常生活中，经济类问题与日俱增，必须对之加以考虑和做出应对。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人）正是在日常生活层面上应对这个转折。日常生活里的人感觉到，这个转折不是短期的，而是长期的，尽管人们希望这个转折会是短期的。最近这些年，一系列微小的变化已经产生了一个相当巨大的变化，兴趣中心发生了转移：重视微观决策和微观调整，缺乏对整体性和理论的兴趣。结果是，1975年以后，一种“改良派”的博弈和冒险替代了论争的博弈和冒险，而对改良态度正在把他们领向何方，并没有清晰的认识……隔断历史？总之，一种类似于超出论争和保守主义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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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当事人以他们的方式描绘着未知的领域，同时构造外在于主要现存网络的二级置换和替代部门。为了避免陷入双轨制社会，把握优势，摆脱不利后果，好像日常生活中的人们真的预计到了双轨制社会的到来：一方面，支配性的已经建立起来的部门；另一方面，外部的部门，兼职的，直接交换和易货，采用或多或少的地下的合同。有时，这种情况产生了这样的印象，即“地下的”关系并不外在于公开的支配性关系，而是渗透到支配性关系中，而且让支配性关系生机勃勃。

这种分析接受了“双轨制社会”的许多特征，但是，没有承认“双轨制社会”的中心论点：两个社会部分的分裂。如果这种分析真的承认了“双轨制社会”的中心论点，它就会反对“双轨制社会”使用差别概念。①

一方面，这种有些错位的共识给约束留下了空间，国家应该认为这样的共识是适当的；另一方面，这种有些错位的共识给多种思想趋势—收敛的和发散的——留下了空间。这些观念和观点趋势，也就是说，表达的趋势，与社会阶级和阶层相关，当然，这些观念和观点趋势并不符合社会阶级和阶层。不同于阶级意义分类的“分类”正在出现，当然，从结构上巩固这种分类还不明显；这两种分类同时存在，但并非没有方法论和理论上的问题。多种观点趋势，多种生活方式上的趋势，标志了日常生活，但是，没有取消日常生活概念。同一性没有消失，同一性代替了消失的共识。官方的保障措施不足以消除人们的不确定、担心和恐惧，而这种不确定、担心和恐惧推动了行为上的新现实主义：人们（日常生活的人）开始更崇尚权力，而不是知识。当知识与权力发生冲突时，知识丧失了它曾经有的斯文。当然，权威还必须与能力结合在一起。不计代价地要求保障产生了相反的愿望：一部分年轻人兴起了尝试风险的念头，也就是说，尝试没有保障的生活。同时，这种倾向曾经被认为过时了，实际上，这种倾向正在进行中，正在增强：在一定的观念倾向中，尝试没有保障的生活寄希望于技术，最近的技术将让社会免除已经建立起来的监管和专横的保护。这种期望有时转变成了政治目标：控制来自下边的信息和信息技术的社会化。随之而来的是意识形态的贬值，这种情况已经发生若干次了。马克思主义也不能幸免：虽然马克思积极地追逐甚至开创了意识形态批判，但是，马克思的理论思想还是被认为是意识形态的，有时作为意识形态的典型。反之，人们不认为技术官僚的意识形态是意识形态，宗教给日常生活提供了规范，实际上，技术官僚的意识形态超出了宗教。显而易见，我们这里所说的是社会倾向和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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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André Gorz, Farewell to the Working Class, trans. Michael Sonenscher, Pluto Press, London 1982; René Lourau , Le Lapsus des intellectuels, Paris 1981, esp. pp. 244 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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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形象侵蚀是一个研究课题（制度分析）。制度形象侵蚀研究不只是推理的或想象的，它还揭示实际的变化，它虽然不直接涉及日常生活批判，但是，与日常生活批判有关。广大公众似乎日益对社会事实，包括对社会的贫困，有了一定的认识，不过，他们把社会还原成了“社区”和社会保障或社会保障措施。与这种还原论的思维模式完全相反，现实中的社会事实是前后相随的。天真和轻信正在缓慢消失：人们要求“公信力”。人们寻找“正宗”，或“正宗”标志—“正宗”依然给故弄玄虚和欺骗留下了很大的空间。平常人的不信任已经延伸到了所有的话语里。我们能够像掌握词汇的含义那样，运用自如地解释我们日常关系中的姿势和面部表情吗？通过妇女，为了妇女，以人体形象和人体本身这个奇观为代价，人们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对人体的兴趣，恢复了重新挪用人体达到其他目的的兴趣，人们对“肢体语言”的兴趣随之增加。视觉的——形象和奇观——对实体的的显著优势虽然没有消失，但是正在降低，这种变化会是缓慢的，然而，它肯定会改变日常生活和空间的关系。不仅仅有视觉的、几何的和数量的方式可以定义空间。空间正在变成，或者说，再次变成血与肉的空间，由人体（若干人体）占有。从一定可以观察到的征候做判断，日常生活正在趋向于变成或再次成为多重感觉的，对直接出现在现场的要求和愿望正在替代形象。所以，戏剧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另外，更加丰富的形象（三维形象）得到研究。

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公民——我没有说使用者，而是说公民，现在，公民对这种支配关系有了比较强烈和清晰的感觉，各种制度的功能不再是“自己”推进的。公民通过对他们自己不清楚的“事实”的解释觉察到操纵。决裂的条件和生活的真正改变似乎正在被一点点地创造出来。但是，谁要“真正地”改变生活，而不是纸上谈兵呢？家里的日常生活，房子里的日常生活，反映了办公室的生活或工厂里的生活（就绝大多数情况来看，日常生活不再是一处)，反之亦然。一处不能忍受的日常生活，反映了在另一处不能忍受的日常生活。一处的日常生活支撑着另一处的日常生活，每一个人—支配的和被支配的——都在适应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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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一观点出发，我们可以提出一些假定。对日常生活的分析，发现了渐进转变的征候，这种转变刚刚开始。这种渐进转变并不排除质上的飞跃：决策、事件、灾难，这种质上的飞跃是整体行动的结果。从这个角度看，我们正在目睹政治层面上的权力过渡，从不带个人色彩的权力——抽象的权力和主权—到政府，从政府到影响——也就是说，政府的人化，直接与“主体”接触的需要。还有另外一个过渡，从大规模的既成单元向比较小的单元过渡，比较小的单元即指那些与局部空间（场地）相连接的“基细胞”，这种“基细胞”具有错位的风险，但是，趋向于同一之上的差异。这个转折会产生分化或分裂吗？现在，这个问题依然没有确定的答案，因为究竟会不会产生分化或分裂，取决于社会实践和政治实践，依赖于自下而上的推动和顶层决策。另外，这个转折会引起新的矛盾，这个转折既诱发分化，即关系复杂的地方，也引起分裂，即没有联系的地方，出现种种孤独的形式。这样，我们看到，人们对事物有形状态的渴望在增强，但是，有形状态下的事物总有某种不透明的东西存在；我们也看到，人们对透明的渴望增强了，透明排除了关系上的任何不透明。相类似，我们看到，人们对结果的兴趣增加了，要想获得结果，需要严格的个人或集体的规则；我们也看到，人们对自由以及可能性的兴趣增加了。如今，当我们评价连续性和/或不连续性的因素时，最重要的事情是，按照日常生活掌握价值。现在，受支配的，“主体”，按照日常实践，而不是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完全没有消失），向他们自己表达他们自己。事实上，如今，每一个人都依赖日常生活：政治家以及专业的操纵者、广告商和鼓吹者，还有“主体”。因为整体层面是决策层面，所以，整体层面依然具有决定性的价值。但是，我们只有在整体与所谓局部的和有限的行动的联系中，在整体与日常生活的联系中，才能觉察到整体。这样去认识整体并没有否定整体，而是给理论的和实践的——政治的——整体价值定位；这样去认识整体反映了最近出现的现象，即地方、身边，也就是说，日常生活允许“有关”地方行动起来，似乎那些地方是有特权的地方，唯一的地方（这是对它们的误解），在那种情形下，那些地方可以发生作用。

二恢复

问题产生了。现在正在展开的变更趋向于引起分裂，是与稳定和还原相反的力量，稳定和还原以平衡为理由趋向不变。用社会学的术语讲，变革和革新因素如何和为什么至今没有更大的影响呢？变革和革新因素如何和为什么没有打破壁垒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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