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生活批判 第三卷

恢复不是知识界发明出来解释颠覆性的、革新的观念和计划的失败的。恢复的概念曾经用来指一种（社会的和政治的）实践。按照著名的黑格尔法则，当这个概念的所指已经发生、竭尽，甚至趋向消失时，恢复就出现了。

我们可以盘点恢复的作用：恢复被蓄意地使用，针对可能已经改变的，以阻止改变。战胜变革有时需要明显的调整，当然，这种调整缺乏可能性和计划。家庭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直到最近，家庭一直都是社会关系中的主要形象，但是，20世纪目睹了家庭丧失名誉和被削弱的状况，家庭日益不再适合作为公共和个人接合点的社会位置。在目前的生产方式下，企事业单位逐渐替代家庭而成为主要形象，因为家庭本身正在假设为一种形式的企事业单位。即使这样，由于家庭内的亲情和教育儿童的物质投入，家庭还是不同于企事业单位的。虽然这种倾向遇到了阻力，但是，人们还是认为这种倾向很重要；在资本、物质和精神财产转移上，家庭成为至关重要的环节。从这个意义上讲，资产阶级的家庭模式还在延续。先于资产阶级的家庭模式，还有贵族的家庭模式，资产阶级的家庭模式跟随着贵族的家庭模式，在某种意义上讲，资产阶级的家庭模式模仿了贵族的家庭模式。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的家庭模式一经形成，就倾向于崩溃。为什么？因为资产阶级的家庭模式是压抑的，甚至对于那些从这个模式中受益的人来讲，同样如此。对资产阶级的家庭模式的攻击来自方方面面：妇女运动；知识分子（“家，我恨你！……”）；离婚激增；妇女进入经济活动；也许首先来自妇女已经赢得了的对生育生理过程的控制，这是一种真正的新权力，或抗衡权力，所以，这种控制是一种决裂的因素。但是，在这个分裂的实际展开中，在与这个分裂的冲突中，受到限制的家庭得到了巩固。不仅如此，大众的（无产阶级的）家庭原先就比资产阶级的家庭大，更向社会开放，现在，它正在按照资产阶级的家庭塑造它自己。批判的意识形态—否定制度，前面谈到的有关制度的共识的消失，神圣的夫妻关系的贬值，作为特权场地的家庭的贬值，这种“先进的”意识形态并没有消失，持续存在。然而，在社会现实中，像企事业单位的家庭，虽然带着它的现代行头和模式，但仍保留着家庭的基本功能和结构。先进的意识形态，落后的结构！法国改变妇女状况和她们法律地位的法律已经强化了家庭。另外，家庭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女性和男性之间的不平等，但是，在家庭、车间或办公室，性别歧视还保留着，甚至有可能加剧了。日常生活的这些方面相互消长。家庭的这种毋庸置疑的恢复源于国家？源于生产方式的要求？源于价值和规范的自发变更？或源于对传统的不知不觉的恢复？其实，家庭恢复的原因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家庭模式的回归是变化和恢复的一个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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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恢复的主题林林总总：城市问题、差异、自我管理都已经恢复了，或处在正在恢复的过程之中。恢复过程意味着什么？在恢复过程中，也就是说，在引入的间断点上，那种被认为无法挽回的革命的或颠覆的观念或计划恢复正常了，重新并入了现存的秩序之中，甚至修正现存的秩序。生产和再生产的社会关系在受到瞬间的撼动之后，恢复并得到巩固。苛刻的批判、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不是去分析这个恢复过程—最初计划的偏移和规避，而是去谴责那些推动和提出这种颠覆性观念或计划的人。苛刻的批判、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这样做是一个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一个计划或观念已经“恢复”的事实并不意味着，这个计划或观念不会潜在地活动一个时期。一个计划或观念已经“恢复”的事实意味着，“人”（建立起来的秩序或无序的成分）并不知道，如何抓住机会，或不能够把握机会、抓住有利局面和展开计划。紧要关头一过，机会失不再来。希腊哲学家甚至在克服这个历史进化教训之前，就懂得“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的道理。通常说的左派，发明大师，给所谓右派提供了“反对社会改革”的想法，恢复不就是这样发生的吗？的确如此。但是，把失误或偏差归咎于提出这种颠覆性观念或计划的人是毫无价值的和最不实事求是的做法。凯恩斯和许多人为借贷和占有责备马克思，借贷和占有允许资本延续下去和获得成功。这种方式掩盖了认真的思考。总之，一个基本社会政治事实被掩盖了起来：过去200年以来，新发明一直都是批判性思考的成果，也就是说，一直都是左派的成果。已经建立起来的秩序具有很大的适应和容纳能力，它能把对立面吸收进来。已经建立起来的秩序已经显示出惊人的灵活性，一种不曾预料的能力，应该对此加以思考，而不是攻击发明者。无论如何，就马克思主义的衰退以及对马克思主义不靠谱的运用而言，马克思不承担责任。另外一个例子：爱国主义本是一个革命的发明，然而，它带着民族问题，民族问题对社会和政治问题的影响贯穿了整个19世纪。另一个例子是计划，这个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本人的灵感，一直都在困惑着20世纪世界范围的政治家们。唯一的例外是区域论，区域论长期以来一直是右翼的观念，然而，左翼甚至极左翼也采用这个观念，在左翼的分散化不起作用时，右翼还可以打区域论的旗帜，区域论就是这样一种观念。新发明一直都是批判性思考的成果，不理解这个至关重要的观点，就会丧失批判地分析现代世界的思维方法。苛刻的批判没有得心应手地，或深刻地，或有效地使用这种分析方法。不以大胆计划的名义，不采取更为消极的态度直接谴责恢复，苛刻的批判是不可能提出任何看法的。这种伪激进主义从来都把发展中的时刻和方面混为一谈。第一，可以恢复的，并非同时就是恢复的。第二，没有计划、没有提议、没有观念供那些具有先进名誉的社会和政治力量使用，所以，也就没有恢复。第三，把恢复归咎于推动后继恢复的那些人是不公正的和荒谬的。

第二章 不连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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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直延续到1975年前后的那个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时期里，恢复变成了一个官方的行动，换句话说，一个政治行动。私人的或联合的研究咨询机构对恢复行动负责。过去，恢复自发地、盲目地发生在相当大的群体或社会阶级层面上。注意爱国主义，右翼资产阶级、它的代表和政治支持者，把爱国主义以动物消化食物的方式摘取出来，转变成沙文主义。统治阶级有可能用民族主义缓和从属于它的其他阶级或分支的对立，然后，才发挥民族主义本身“意识形态导火索”的功能[使用费伊（Jean-PierreFaye)的表达，卢罗(RenéLourau)采纳了这一表达]①,也就是说，点燃左翼观念和意识形态，其火花在左翼和右翼两极之间传递，这样，两极突然合二为一了，产生出新的政治现象，如国家社会主义。所以，恢复已经延续了很长的时期，但是，其方式不同于发生抗议的那些年。在那个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时期里，技术权威指导的咨询战术很简单：要抗议者自己负责研究一些微妙的问题，提出政府可以吸取的大胆想法和计划。一旦这些观念和计划得到了“研究”，也就是说，转变成了认识和陈述，既成制度可以从中选择适合它的，发现对现实问题实用的解决办法，装饰和更新它自己。这种操作认定一些实证知识的优先地位，构造成一个依然具有弹性的语料库——技术权威的语料库。那时，技术权威了解他们自己的弱点：在使用他们自己的术语和神话方面，缺乏创新能力——缺乏“创造性”。技术权威具有把理想变为现实的实力，他们富有智慧地利用自己的这种实力，刺激他们贫乏的想象力，取长补短，化解危险的论题。所以，不连续的趋势，断裂的趋势，转变成不改变的因素。马克思主义者没有这个命运，即使这样，他们还是对一定的特权乐此不疲。对于这类操作的主要目标来讲，只要使用适当，马克思主义曾经被当成最丰富的源泉。打着“改变生活”大旗的日常生活批判可谓典范。最初，尽管“改变生活”含糊其词，但是，它还是扰动的和颠覆的，而后，人们采纳了“改变生活”的口号，把“改变生活”的内容变成适合他们自己的。这样，“改变生活”就被庸俗化了，广告和许多政党反复使用“改变生活”这个口号，“改变生活”最终演变成了改变“生活质量”。“改变生活”减至变化的信号，变化的话语，最后，“改变生活”成了涉及假期和工作时间的所谓具体方案。生活形象被改变，替代了“改变生活”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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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Jean-Pierre Faye, Langages totalitaires, Herman, Paris 1973, pp. 446 ff; Lourau, Le Lapsus des intellectu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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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这种状况，让我提出这样一条公理：任何事物都避免不了恢复。让我最后用人权做个例子。一些危险的力量，甚至帝国主义，一直都在企图使用人权，而且，它们成功了；人权提供了思想观念和策略—除开宗派主义外，这些使用了人权观念的力量不能证明它们放弃或拒绝了人权的思想观念。事实正相反。“这场斗争的场所和利益关系”，我们必须在最强的意义上去认识这个表达。人权？通过严酷的战斗，人权被从那些企图使用和滥用人权的人手里夺回。这些都是严重的政治失误：（a）把人的这些权利看成服务于统治阶级的政治工具；（b）武断地拒绝那些在历史上一直用来做包装的有关人权的思想观念，把孩子与洗澡水一起倒掉；（c）隔断它们与旧的人文主义思想观念的联系，不给有关人权的思想观念一个不同的基础；（d）不去通过增加多种权利，包括城市生活权，与人不同的权利，等等，开放人权的含义。

如果精心引导的恢复成功了，情况会是什么样？需要、精神、愿望被转移，并转而反对当初的设计。我必须支持这一悖论：对峙和危机，包括战争，以及或多或少受到马克思主义启迪的危机理论，迄今为止，一直都在为这种生产方式服务。对峙和危机允许它的代表和领袖们在经济一社会一政治体制中注入某种新的东西。从一种恢复到另一种恢复，主权制度和从属制度已经得到了一种通过对立、需要、争论而实现的融合能力。恢复有一个最明显的约减效果，这个判断不仅用于意识形态，也用于实际。

在恢复过程中，常常难以区别战略期望、意识形态和实际的自发性。

第二章 不连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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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考察中产阶级、新资产阶级，简言之，“精英”，对城镇中心的恢复的案例。经过一个时期，衰败的城镇中心会重新繁荣起来，那些迁到郊区的人，会重新住到城镇中心。精英阶层的这种迁徙会成为城市革命战略中的决定因素。拉丁美洲曾经面临一场巨大的革命：从贫民窟开始，抓住城镇中心。但是，这场运动不仅已经被镇压、暴力和腐败临时打断，而且被精英阶层的恢复打断。劳动者、失业者、失去土地的农民都没有重新控制城镇中心。

三差异

1968年前后，差异概念及与其相关的差别权概念在理论上形成了。此前，显然存在一种惯例，精神的和诉求的，努力对差异概念做出理论解释。理论家们大约在这个时期认识到了差异概念所包含的事物，其认识途径有：（a）科学途径，差异概念在数学集合论和语言学及相关科学里发挥了重要作用；（b）哲学途径，或对人类这个物种及其可能性的一般反映，对人类学和民族群体的一般反映，对历史的一般反映，等等；（c）方法论途径，差异概念在逻辑上，在逻辑和辩证法之间的联系上的反映；(d)反抗的途径，涉及性别之间、代际、区域之间等的关系。

从理论上建立差异概念及与其相关的差别权概念，为一些非常特别的思潮提供了理论依据：移民的需要，妇女的需要，区域发展思潮，等等。差异可能通过暴力与整合对立，或更为潜在地通过“同化”与整合对立，“同化”是起源于美国社会学的一个论题，源于“文化模式”这样的伪概念。差异理论提供了反对中心论和帝国主义的判断。差异理论试图建立一个思想观念分支，建立一个隶属国家权力和既成生产方式的实践活动。任何差异只要妨碍了国家权力和既成生产方式，就通过分解一整合之类的实践活动做调整。

在妇女思潮中，差异理论寻求在两个一般错误之间开辟一条道路：一个错误是，认为“妇女”是一个特定群体，甚至认为“妇女”是具有女性本质的一个类；另一个错误是，认为“妇女”类似于男性，影响男性行为。通过差异理论开辟的道路意味着，妇女要求一个身份，如同区域和国家要一个身份一样：平等中的差异。我们不是单独在个人或群体层面上，而是在世界尺度上，在人与国家之间设想这种差异中的平等，这一点是不证自明的。平等中的差异完全改变了旧的民主的平等概念，把平等概念从平均主义和一般等量中释放出来，给平等概念一个定性的维度。从这个角度出发，必须把差别权加到人权中，不仅是为了完善人权，而且是为了改造人权。人权不再关注实体的“人”，而是关注社会中的人，日常生活中的人，扩大和加深法国大革命宣称的那种“权利”的实践和具体现实，实际上，法国大革命宣称的那种“权利”局限于财产权和信仰权。这样，我们也就摆脱了这个经年日久的抽象问题和同样抽象的有关民主、社会主义、人文主义的矛盾。现在，不可能再用一组法律和道德原则来表达权利了，而是要用一系列实践准则以及改变日常生活的能力。权利包括了一个社会计划，或至少是这样一个计划的一个重要成分。也就是说，这种权利和计划不可能单独通过话语来宣称和提出：这种权利和计划必须去争取，在政治斗争中获得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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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的概念和理论表达具有另一个意义和目标，与刚刚所阐述的不可分离：让马克思主义更灵活，让马克思主义得到发展。在马克思那里，在他的继承人那里甚至更明显，思维被还原到对经济和政治现实的反映、对劳动和劳动者的反映，思维被认为是“现实的”。这样，这种思维已经变得枯竭和充满学究气。这种思维仅仅考虑一个一致的现实，因此这种思维预设和维持着单一的外观。尽管要诉诸辩证的和历史的发展，尽管努力把国家的现实和历史的特征结合在一起，但是，这种反映形式并不防范等值。

不必要的怀疑？误解？不能理解，或不能转入那个世界？正统马克思主义者或其他马克思主义者很少对“差异论”研究做出反响。他们无疑不想闯入这个困难的领域。这是理论的临界点。关于差异的论题不能与特殊和差异之间的关系，以及从特殊到差异的转变这类理论概念相分离。

特殊性通过自然和（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来定义。特殊性包括生物的和生理的“现实”，它们是客观存在的和确定的：种族、性别、年龄。白人或黑人，小个子或大个子，蓝眼珠或黑眼珠，是特殊性。所以，出生在亚洲或非洲也是特殊性。至于差异，则是社会地定义的，也就是说，差异是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下确定下来的。不同于特殊性，差异不是孤立的：差异作为一个整体发生。在贯穿整个历史的斗争中，特殊性相互对峙，同时是在民族之间、人之间和阶级或阶级组成部分之间的斗争。正是在这些斗争过程中，差异从特殊性中生长起来：差异出现，有差异的人，在冲突的关系中，通过冲突的关系，意识到他人，对他人有了一定的认识。自然而然的特征不会无缘无故地消失。在对峙过程中，特殊性被改变和被转换，整合到那些差异中，我们不能认为那些差异只是文化的，其中包括了整合其中的特殊性。一个特殊性的胜利消除了差异，替代差异而返回自然，返回原初。例如，希腊史不能以这种方式重写吗？民族特征、最初群体，它们之间的对峙，与“野蛮人”的对峙，从这些因素开始，我们有了第一阶段：征服差异。接下来是一个辉煌的时期，在这个时期，被承认的和被看重的差异繁荣起来。最后，在米底战争和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我们目睹了特殊性的恢复和随后的衰退。用抽象的一般性—允许没有民主的帝国主义与民主共存—和国家的特殊性之间的波动，我们同样可以重写现代民主的历史。

第二章 不连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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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性和差异之间的区别，以及这种区别显示的动态过程，形成了差异理论的一部分。忽视特殊性和差异之间的区别会产生若干具有严重后果的混淆。以差异为借口断定特殊性意味着承认了种族主义、性别偏见、分离和分裂。这就是差异理论、它的方法论和概念所要排除的。

差异理论和相关概念并不诋毁以差异和差别权为名而展开的阶级斗争。资产阶级有权宣称它自己是资产阶级！当我们清晰地区分开特殊性和差异时，我们会发现，阶级冲突和对立都起源于历史的特殊性；那些历史特殊性产生社会，在那个社会里，一旦“劳动者们”掌握了他们如何不同于其他人，他们就会带着他们异化劳动的伤疤，带着旧的特殊性而消失。如果不去庸俗化这个判断，这个判断实际上是符合马克思的思想的。

按照这个模式，这个可能的社会会整合遗留给它的历史的对立，因此，这个可能的社会会避免抽象的和强制的一致性。因为差异中的平等是具体的，所以，差异中的平等有别于形式上的平等。这个判断赋予了差异一定的后历史或超历史的特征。这个判断假定历史和进化在原则上是不一致的，而且可以预见，没有斗争，社会进化也就终结了。我们既不把这种社会设想为一种理想和乌托邦，也不把这种社会设想为一种实际的真相。这个多样社会计划还是一种民主计划，它展开潜力，在围绕国家机器的斗争中调动那些可能性。为什么是多样的，而不是多元论的?因为多元论这个术语限于政治立场和党派，而多样的这个术语用于日常生活，用于生活方式。这样，我们发现了反对权力匀质化的对象，消除差异甚至特殊性(而不是把特殊性转变成差异)的国家，以及超国家的战略和所有冷漠的运作。总而言之，差异理论给争论引入了一个新的元素。假定工人阶级通过民主途径战胜了支配权，工人阶级不应该把它的政治目标放在纯粹和简单摧毁旧的统治阶级上—革命的经典理论的核心就是摧毁旧的统治阶级。工人阶级应该以差异的名义，接受旧的统治阶级及它的获得，同时剥夺统治阶级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影响，引导旧的统治阶级走向衰退，最终消灭所有的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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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怎样和为什么忽视、淡化和挪用差异理论呢？

（a）左翼，也就是说，具有左的特征的组织、政党及其倾向的人群，从政治上期待这个差异理论，它们原则上是具有创新精神的，是革命的。但是，这些党派直到最近都不认识差别权，也不吸收差别权的观念，这些党派有着很强的雅各宾派的遗产，而又没有意识到这种遗产是什么，也就是说，集中的和某种程度上阳刚的。也许这些党派担心差异理论对妇女、区域和移民的意义。几年前，有些政治家十分谨慎地默许了差异论思潮，例如，区域思潮，但主要还是出于差异理论流行的原因，或者说，从政治上利用这些思潮。这个时代何时结束？我们可能希望结束这个时代。有些左翼政治家支持“人权”，不过支持的是在法律上的、固定形式的“人权”，永恒不变的、神圣的权利，他们没有看到，对于人权来讲，最好的保护方式是积极地发展人权（在城市生活的权利，差别权，等等）。另外一些人，根据赫尔辛基协议，勉强地为这些权利做了辩护。为什么？因为对人权的批判和对形式民主的批判似乎是马克思主义的一部分。许多政治家用抽象的赞美之词，堂而皇之地给了那些“永恒不变的、神圣的权利”很大的空间，与此同时，许多思想观念使用它们合法的意识形态—人文主义—傲慢地摧毁那些“永恒不变的、神圣的权利”。大部分这类思想观念没有注意到，在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中，我们已经可以找到对人权和形式民主以及它们的意识形态依据的激烈批判，这是一个事实：批驳所谓的博爱，批驳货币的自由，批驳虚构的平等，批驳政治上的伪社团。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始终没有认识到，政治战略需要通过发展人权才能实现民主，人权构成了民主的基础。对差别权的积极斗争会提高为民主和在民主中进行的斗争的实效。当“左翼”开始反映差异，即反映不同的愿望和需要时，差异理论是否来得有些晚了？差异概念一直都没有改变方向？人们还没有去追逐差异概念，人们还没有向人权方向拉动差异概念吗？另外，已经推动政治势力许多年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已经对不同的愿望做了淡化，例如，净化分散化观念，国家的区域自我管理“分散化”或者（更可笑的）“消除拥堵”。

第二章 不连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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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许多学术团体一直都研究不同方向上日常生活的改变，当然，它们的影响正在扩大，正在逐渐成为主流（在微观层次上，新的劳动家庭分工，日常生活和私人生活的家庭分工，等等)。

(b)试图从科学上，亦即按照科学性的意识形态，用区别(distinction)替代差异，没有讨论或争论，通过秘密的方式，把区别和差异混淆起来（事实上，区别和差异的概念是对立的：差异强调的是关系，区别强调的是分离)。什么是区别？一方面，一个抽象的分类和命名原则；另一方面，一个评价原则。区别概念的这两个方面难以分开。如同逻辑和伦理（或美学）之间的区别那样，区别概念现在还是模糊的。用区别概念理论化的现象，太容易从区别的滑到区分开的。这样，区别概念通过强调层次结构中的社会区分实现分割。区分很有可能发现和分析区别，使区别成为实证知识的一个对象。这样做的人们会使用区别来“分类”，假定“分类”具有严格的客观性，实际上，“分类”干预和改变了对象。我们只要使用人们相互区分他们自己的几种标志，就不用忧虑界定社会“阶级”的那些麻烦，使用区别这个概念就能把组织起来的人口在社会学上分出层次等级。这里，我们辨认了社会科学中一个古老的矛盾，一个似乎不复存在的方法论问题。曾经有一个时期，社会学家几乎完全倾向于客观的社会关系，生产和再生产的关系。只有当一个人宣称他自己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等时，社会学家们才打算在资产阶级中、在农民之间、在工人阶级或中产阶级中，“分出”一个个人来。但是，没有任何一个资产阶级成员会宣称：“我是一个布尔乔亚………”恰恰相反，资本家坦率地回答说：“我在劳动，我是一个劳动者！”—的确不假，或不是完全如此。因为社会学家依然拒绝避开主观主义，所以，有必要提炼主观的标准。实际上，按照区别标准区分阶级的那些人总是面临风险，即如何把社会群体与他们自己联系起来，而不去解释他们与他们群体—知识分子—的联系，不去解释这个群体与社会之间的联系。通过消除区别和区分开的话语矛盾，把“类”与“分类”一致起来，以化解冲突。做区分的那些人的话语，被区分的那些人的话语，这两种话语是并列的，有时结合起来。这样，我们不再仅用意识形态承认的层次结构中的那些阶层和层次给社会群体定位，因为，在意识形态承认的层次结构中，我们几乎没有考虑社会的垂直和水平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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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分离相对，差异为什么重新连接起来？因为只有当作为某种事物被感受到的时候，差异才社会地存在，而且，人们所感受到的事物只有在与其他事物的相互关系的整体中才能感受到。整体现在已经延伸到全球，每一个人都在整体中有他们的位置，差异正是在这个相互关系的整体上，才给源于特殊性和历史的不同因素定位。相对不同构成差异。除开被进化淘汰了的，即耗尽的和不再存在的特殊性，差异的概念有可能不让任何事物溜掉，有可能不失去过去的任何事物。对比而言，区别把进化的对峙、方面和因素还原为保留下来的特殊性。换句话说，区别理论集中在现实、已经实现的和过去上，与此相反，差异指向什么是可能的。区别理论努力把特殊带进概念的和理论的语言中，相反，差异趋向于普遍。

也就是说，法国社会、欧洲社会、西方世界里的社会，如今的社会，可能已经失去了差异，的确如此。如今的社会趋向于建立在区别之上。也就是说，如今的社会建立在一个重要的、有影响的中产阶级部分的意识形态和实践之上，另一个中产阶级部分倾向于抵制、批判性的认识，甚至论争。在这个意义上讲，日常生活中出现了某种新事物：在每个层次上出现了清晰的标准和特征，这一点并没有消除一致的一般倾向。分割也没有排除同一。

用来作为区别原则和标准的价值和符号推进了社会的分化、社会的缩减，确实如此。在布尔迪厄（PierreBourdieu）有关这个主题的书《区别》中出现了这个判断，这本书对区别这个现象做了著名的描述。当然，布尔迪厄没有批判这种区分过程，他从科学家的角度看待这种区分过程，所以，“实证地”对待这种区分过程。布尔迪厄这个科学的社会学家，通过他认定的科学性，承认了区分过程，这样，他不仅最终清除了差异和差异的思考，而且整平了社会现实，也就是说，通过排除若干维度而让社会成为平的：首先是排除历史，然后排除粘在艺术作品本身而非群体之上的价值，这个社会学的描述挣脱了的和消除的那些价值。实证知识仅仅通过被认为是一种区分因素的社会关系定义这些价值，从而消除了这些价值。以始料不及的方式，在认识中，在现实中，不仅在美国，也在法国，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出现了。这个延展不限于本意是科学的一本著作，毫无疑问，还发生在描绘的现实，也就是中产阶级，或至少他们中间的一部分人中。一般而言的实证知识，具体而言的社会学，以及马克思主义本身（有时还原为社会学论，唯历史论、唯经济论或唯哲学论)，并非无懈可击，而这些著作恰恰延续了它们最值得怀疑的方面。把社会还原为阶级利益和思想观念，是中产阶级的思想观念，而不是资产阶级的思想观念，这种还原趋向于摧毁社会的。把区别作为标准，区别产生社会一定层次的本质，正是因为这些本质，才有这样的社会层次，才有面对所有对立面（面对整体）时的独特的表现。与内在的社会分层相关的志向或包装为“区别”的主张，可以产生统治者博弈中的政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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