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chema_version: "library-reader-v1" source_type: "original_book" title: "狄俄尼索斯的劳动对国家-形式的批判" author: null edition: null publisher: null year: null isbn: "9787560449197" library_document_id: "04558c0a-f186-4087-aaf5-40763c71d1e7" source_sha256: "a4a56bd75bb2d37f6cabe13744cb1b302707763d75c6bf608e18f9132cee0357" pdf_physical_page_count: 548 pdf_physical_page_index_base: 0 range_start: 330 range_count: 10 html_url: "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read/04558c0a-f186-4087-aaf5-40763c71d1e7?start=330&limit=10" markdown_url: "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read/04558c0a-f186-4087-aaf5-40763c71d1e7.md?start=330&limit=10" previous_url: "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read/04558c0a-f186-4087-aaf5-40763c71d1e7.md?start=320&limit=10" next_url: "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read/04558c0a-f186-4087-aaf5-40763c71d1e7.md?start=340&limit=10" --- # 狄俄尼索斯的劳动对国家-形式的批判 > 页码规则：PDF_PHYSICAL_PAGE_INDEX 是从 0 开始的权威文件物理页索引；PRINTED_PAGE 是页面中识别出的印刷页码，可能为空，二者不得混用。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330 | PRINTED_PAGE=315 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改良主义操作——无论我们如何认识很快就失去了可信度。再没有空间去反对国家以及工人关于社会工资的目标:这个空间已经因为公共支出完全被吸纳进商业公司正当化的标准中而被摧毁了。所有的改良方案都会导致资本主义对工人社会化的进攻，并且导致出现摧毁生产的社会形式的尝试。行政管理(改良主义实践在其中扎根越来越深)中所有的运作失灵和脱节并非在抽象的理性层面上，而是在起到作用的领域上得到规定的，因为这个领域是被具体的结构性必要条件所规定的，而这些必要条件又单独为阶级斗争所确立的关系所决定。①行政性的行动绝对是非理性的，因为其理性不可能存在于价值规律在社会中的运作，而只能是存在于资本主义操控的实际权力。行政上的理性并没有成为恐怖活动，它本身就是恐怖活动。将资本主义社会唯一的理性拿走这种理性处于剥削的贪婪之中，你就会看见这个四处挑事、破坏一切的巴洛克怪物。 再结构并没有解决，而是加剧了资本主义的危机。对公共支出的分析以最为清晰的术语证明了这一点。公共支出被置于如下两者的矛盾关系中：一方面是维持资本主义利润标准的压力，另一方面是以某种方式去回应总是要求更多的社会劳动力所提出的工资要求的必要性，从而以工资形式把握社会积累的过程。换言之，公共支出弥合了价值规律历史性障碍的崩溃与资本主义决心——即不惜一切代价，以一定比例去维持价值规律——之间的裂缝。这种关系无法维持下去，无论改良主义提供什么样于事无补的支撑。在新的生产方式的出现这内在于新的工人阶级构成——和继续存在的资本主义操控的统治之间，调和的可能性变得越来越小。 第五章 国家与公共支出 315 ①在奥菲最新的著作《就业改革:改革政策的个案研究》(Berufsbildungsreform. Eine Fallstudie über Reformpolitik)中，他的结构主义概念和阶级视角似乎达到了新的平衡层级，在这种平衡中，社会化过程所独有的对抗环节能够更为有力地表达出来。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331 | PRINTED_PAGE=205 应该在分析中优先处理公共支出的危机，因为它同时呈现了总危机中的积极(工人、集体的)要素和消极(资本主义操控)要素。然而，毫无疑问的是，这里对危机的分析将我们直接带回到了国家的形象以及国家作为资本主义生产调节者的尊严的坍塌。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的悖论也实现了：国家越是成功地在自身之内解决市民社会与操控社会生产的强力之间的冲突，这个解决方案在辩证的意义上就越发变得不确定，工人阶级就越是现实地昭示出其对于社会所取得的领导权。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革命计划就存活在这个矛盾与可能性之中。 体制性工人运动在意识形态上的破产：改良主义与压制 就其是一场体制性运动来说，当下的工人运动在意识形态上是修正主义的，在筹划上是改良主义的，而在实践上则是专家治国论的。让我们逐条来论述这种境况所造成的后果。 在意大利，体制性工人运动在意识形态上的修正主义有着漫长的历史。从某些方面来说，这是葛兰西主义所造就的历史。相较于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国家概念，葛兰西关于在市民社会内取得凌驾于市民社会之上领导权概念，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创新(见博比奥，《葛兰西与市民社会概念》)。在这一概念的基础上，产生了最为关键的意识形态中介空间，这个空间根据全面坚持(comprehensive adherence)的模式被委托给工人运动的社会力量，将后者视为进攻社会生产力核心革命性进程的前提。所有这些都具有推翻这个提议的修正主义所无法否认的尊严。另外，这也与意大利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即前法西斯主义阶段)存在着对应关系，后来被重新提出，用来回应反法西斯主义政治行动的必然性。葛兰西主义中所包含的修正主义并没有让体制性工人运动的主题在意识形态上具有危机性。真正危险的是当下对从葛兰西那里推导出来的论述的利用。对领导权的提议需要对市民社会进行定义，但是在今天，市民社会已经死掉：它被吸纳进资本主义发展中，并且被社会中生产性劳动的统一体所重构。在这种情况下，取得领导权的过程完全臣服于对社会掌控资本以获取利润的不懈坚持—这种掌控重新组织市民社会，并且让其变成生产过程和权力结构中的投影而已。在市民社会意象崩溃之后的废墟上，出现了联合执政的概念、在“混合经济”中动员的政治以及在意识形态上对中产阶级的施压。尽管如此，阶级斗争的现实证明了拒不服从的领域的连续性，以及无产阶级主体在对抗国家的斗争中日益统一起来的趋势。 316狄俄尼索斯的劳动：对国家一形式的批判 205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332 | PRINTED_PAGE=317 / 206 另一方面，修正主义在制度性关系和中介的领域上所提出的，并且对于战术话语必不可少且具有补充作用的话语，还剩下什么？关于民主斗争和争取社会主义斗争的连续性的话语，以及关于支撑这些斗争连续性的当下宪政结构特性的话语，还剩下什么？社会关系以及制度关系的框架在晚期资本主义国家的危机中已经解体到如此程度，以至于宪政现实的领域已经被资产阶级的权力所取代和扭曲，民主共存的根本原则在共识的基础上被选择，而同意的问题已经在适用于具体行为准则的条件中得到系统性解决，无论这些行为准则是权威主义还是恐怖主义性质的。前所未有的是，今天正当性的框架、权威性来源以及对权力在物质上进行合法化的过程都被置于民主正当化的框架之外，其结果如卢森堡所预见的，是激进的民主斗争远未处于最初阶段，而是成为工人斗争的根本性原料。 第五章 国家与公共支出 317 206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333 | PRINTED_PAGE=318 / 207 工人阶级的斗争让价值规律的运作陷入明确无疑的危机之中，不仅是在其实践决定并强化利润率下降趋势运作的意义上，而且也在更为深刻的意义上，即撼动了法律所把持的条件，换言之，夺走了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正如马克思所说，归根结底，这是一切的基础)之间关系的意义。也正是在这个环节，社会主义成为不可能。社会主义和所有的社会主义乌托邦都想提出要让价值规律在现实中的实现，这就等于说让社会劳动完全被实质性地吸纳入资本中。然而，这只有在阶级辩证关系的意义上，只有作为阶级斗争的一个环节才有其可能。在这里，社会主义乌托邦的所有变体——无论是客观主义的(作为生产资料社会化和操控理性化的社会主义)还是主观主义的(新的生产、协作、参与、共同管理模式等)——都陷入危机中，因为价值规律从来没有实现，除非同时让其爆破，并且在非常高的层级上，在资本主义劳动、操控(无论怎样得到正当化)和无产阶级生产性社会力量之间确立新的对抗。 318 狄俄尼索斯的劳动:对国家一形式的批判 207 改良主义模式与有计划地实现价值规律的意识形态捆绑在一起，但这种模式的崩溃到底出现了，而且这里的崩溃更为彻底。回顾一下关于公共支出的问题就已足够，如这个问题如何从改良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334 | PRINTED_PAGE=319 主义的角度被提出来，改良主义者会创造出什么样新的对抗。改良主义者将公共支出视为直接或间接具有生产性的支出。他们自然倾向于对公共支出的管理进行理性化，从优先考虑计划的角度对其进行规划，并且利用它去指导发展并影响发展的方向，这些都是正确的。然而正如我们已经认识到的，在这些形式性的标准之外，还存在着社会积累形式与其正当化来源(度量和比例)之间的矛盾——这是一个阶级矛盾，揭示了生产性社会主体趋向于统一化的趋势以及从其自身标准来看所提议的商业公司正当化标准的非理性。当矛盾在阶级的意义上成为主体性的，那它也具有了爆炸性。随着工人阶级关于相对工资所施加的政治压力以及——主要是在当前阶段——反对资本主义劳动的斗争成为工人对新出现的生产力(它也要求报酬)的期待，公共支出的压力变成工资压力。 在这个矛盾的网络中，试图让公共支出理性化的努力——这种理性化必然要服从商业规范并且解释国家的商业形象—必然直接具有压迫性。这之所发生，与其说是因为它利用国家的镇压性权力工具(及其所有不断滋生的各自独立的机构)以服务于这一目的，不如说是因为它在无法解决的结构性矛盾的紧张局势中利用了它们。如果社会主义不可能，那么改良主义则更加不可能。事实上，所有的改良主义实践都是压制性的。① 现在逐渐清楚的是，官方工人运动的修正主义和改良主义所遭遇的不仅是它们所定义的阶级关系概念破产的冲击。在它们筹划的不合理之外，还有一种意志上的不合理，这种意志被不计代价地用于去实现旧的设计。改良主义一方对于资本主义再结构筹划的拥护源自如下的必要性，即去积极压制无产阶级主体，后者正在走向团结、给国家预算带来压力、要求向被攫取的社会劳动支付报酬并且向秩序的关卡施加压力，这个秩序被用来为让商业利润主导社会协作各个方面的帝国提供正当性。积极压制无产阶级，对生产性的社会主体进行再结构化，分化劳动力市场，为摧毁工人力量的流动性进程保驾护航，并且以恐怖主义的方式让所有社会阶层边缘化—这些行为在意大利以及所有在社会民主管理之下的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成为改良主义的基础和基本内容。改良主义“第一阶段”的内容正在得到拓展，并且已经成为重提毫无可能性的社会主义的意志的基础！在这里，这种意识形态筹划的失败与当下改良主义的压制性实践是完全无法分开的。 第五章 国家与公共支出 319 ①见卡尔·海因茨·罗特，《1880年至今的“另类”工人运动和资本主义压制的发展》;以及波尔布林克(C.J.Bolbrinker)，《作为组织问题的阶级分析》(Klassenanalyse als Organisationsfrage)。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335 | PRINTED_PAGE=208 再次申明，这些正是不断增加的阶级分化实践的原因所在，而这些实践主要出现在生产性智能的部门，随着这种智能越来越具有社会性，并且日益集中于服务业，它开始代表资本的社会积累过程中真正的联结要素和中枢神经系统。否定或者掩盖这些新的角色与部门的阶级性质，并且通过将它们置于旧的“中产阶级”世界以神秘化它们的功能，这些是根本性的操作内容。然而这些并非顺利无碍的操作，因为尽管它们直接就是生产性力量的社会功能，它们的操作行为从社会来说越来越缺乏正当性，我们越来越能感受到对它们角色所进行的威权主义正当化。这就是他们的提议和实施办法，即成为带有威权主义面孔的社会主义官僚主义一恐怖主义中介的支撑，这种社会主义是一种再生产商业公司的僵死逻辑并且神秘化积累过程社会密度的生产理性，与此同时否定它们生产性劳动的性质并将其化约为操控的参数这是从属性也是压制性的职能(the subordinated and subordinatingfunction)。随着国家行政管理的角色日益被牵扯进它们所创造的矛盾中，改良主义的危机也日渐严重。随着国家行政管理的理性化实践的功能性日益显出直接的恐怖主义色彩，日益被归入国家行政管理的专家治国论形象也在主观层面遭遇了危机。 320 狄俄尼索斯的劳动：对国家一形式的批判 208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336 | PRINTED_PAGE=321 / 209 例如在意大利，“历史性妥协”完全代表了国家在管理资本主义危机时所表现出的社会民主形象的发达形式。意大利共产党(或许还有欧洲所有拉丁语系国家的共产党)进入欧洲社会民主权力机构的行为改变了阶级斗争中全部的政治词汇。至于说国家的形象，我们开始看到在何种意义上操控的要求越来越定义阶级斗争。 改良主义的发展和国家结构的交汇点或许已经出现。从现在开始，阶级视角必须牢记这个新的政治综合。长期来看，这当然是要发动进攻的敌人。 新战略的旧战术 为何我们应该将公共支出作为我们讨论关于国家的一般性问题时所要面对的主题？因为围绕着公共支出的议题，对客观矛盾的分析—这些矛盾会制约资本主义的再结构化和改良主义的国家—可以被转化到主观的领域内。之所以说这是一个潜在的主观领域，是因为它是工资斗争的领域，带有政治性，像卢森堡这样的理论家将这种政治性归因为围绕相对工资的斗争。公共支出一方面对应的是社会生产领域，另一方面对应的是社会工资领域。简言之，它在其内在的辩证关系中对应的是社会资本所表现出的(更为相关的)方面，并且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内提出了工人对抗的问题。公共支出的难题既表明了资本主义对劳动吸纳的形式，也表明了对抗在其中得到主观性决定的构造。 第五章 国家与公共支出 321 209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337 | PRINTED_PAGE=322 坚持在成熟资本主义社会中开启的如下对立关系——对服务于剥削的统治关系的秩序安排与“工人社会”(以连续和日益完全的方式，创造出了社会财富的总体)之间的对立，换言之，即被塑造的经济（formed economy)和有塑造能力的经济（formingeconomy)(就像古代所说的被自然产生的自然[natura naturata]和产生自然的自然[natura naturans]①)之间的对立—已远远不够。两者都不足以去坚持直接或间接具有生产性的社会劳动的巨大进步，并且用其去对抗社会积累的进程，后者牢牢地掌握在资本家手里。马克思非常清晰地看到了这一点(《大纲》，第690-711页)。罗斯多尔斯基在阅读《大纲》的过程中注意到对机器体系的讨论，“尽管这些内容写于一百多年前，但依然会激起人们的敬畏与兴奋之情，因为它们包含了人类想象力所能够预见的最为勇敢的远景”(《马克思〈资本论〉的形成》，第425页)。马克思已然看到了价值规律的物质障碍的终结、生产力的自动化，以及创新力量的解放，这些都可以成为建设共产主义的物质和直接前提。 322 狄俄尼索斯的劳动:对国家一形式的批判 ①见索恩-雷特尔，《晚期资本主义经济的二重性》(Die ökonomischeDoppelnatur desSpätkapitalimus)。关于雷特尔的作品，除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技术智能》，可见《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认识论批判》(Intellectual andManualLabor：ACritiqueof Epistemology)，《商品形式与思维形式》(WarenformundDenkform)，以及《唯物主义认识论和劳动的社会化》(MaterialistischeErkenntnistheorie und Vergesellschaftung der Arbeit)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338 | PRINTED_PAGE=323 然而这还不够。在这里主体性成为，且不得不成为这一过程的重中之重。存在于共产主义可能性之内的，是大量开始得到解放的需求和欲望。马克思表示说，从个体来看，我们只能获得关于它们的“粗略”重构(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私有财产与共产主义》一章以及《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共产主义》一章)。然而，我们能够集体性实现的唯一真实的重构要通过斗争。获取斗争的领域并没有也不可能穷尽总体性，也不可能指引人们认识到关键的得到实现的需求。参与斗争首先意味着内化对于毁灭的消极需求。工资是斗争的领域，这种斗争在各个层级都被重提，能够开启需求和欲望的爆炸性潜能。只有在这里，量才能转化为质，革新、倡议以及不安的渴望才能释放出来。我们的任务不是预见未来，而是指认出实现未来所依赖的矛盾。因为有了个体所无法取得的广度和强度，人民群众知道如何进行生产。因此，“反对国家的社会工资”并不是战略，而是对斗争领域的实际指认，这种指认基于改良主义和权力之间无法解决的矛盾的规定性之上，也是在如下理论上的确定性中，即任何一个开放且有意识的阶级斗争在今天就直接是且必然是争取共产主义的斗争。在公共支出的领域，围绕相对工资所展开斗争的旧战术开启了通向共产主义战略的提议。今天，每一个由斗争所构建的大众空间都只能是一个突破口，借由这个突破口，那些被服务于资本主义积累的社会生产模式所遏制和压迫的充满欲望的群众崛起了。每天我们都能看到:这些欲望是多么丰富，多么强烈；它们力量的表达是多么迫切，多么振聋发聩！所有这些都要归功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形式、剥削的社会化以及资本主义对社会关系进行非理性化过程的重要性和总体性。然而，也要归功于更广大的劳工大众一方对普遍剥削的反抗和认识。工资是这样一种范畴，在这个范畴中，资本以根本性的形式掌握和神秘化无产阶级政治的、社会的、历史的以及人的方面所组成的复合体。今天，资本的任务被限于去调节工资，或者其很大部分是这样，以公共支出的形象出现。这里首要的是，矛盾会再度爆发——社会工资对抗国家的矛盾。 第五章 国家与公共支出 323 210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339 | PRINTED_PAGE=211 有种种要素表明，以新的形式出现的矛盾已经爆发。反抗剥夺社会生产的剩余价值的运动已经不再只是以旧的工会防御形式表现出来，且直接扎根在大工厂内；相反，新的政治站位和进攻形式直接面对社会积累的各个层面。例如，意大利“自我削减”(autoreduction)所采取的斗争形式首要来说，是工人工资斗争的延续。①然而，这并非绝无仅有的新要素。随着阶级觉悟的增强，对贯穿了整个社会平面的新的斗争领域的认识也在发展。一直在工厂内展开的工人夺取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的斗争，现在在重新夺回一切的斗争以及争取社会工资的斗争中得到展开。自我削减是大众工人所采取的最后的、最高形式的斗争，也是第一个形象，在这个形象中，社会对财富的再度占有在阶级斗争中新的无产阶级主体的基础上得到决定—这个新的主体是对大众工人的否定和扬弃。① 狄俄尼索斯的劳动：对国家一形式的批判 211 ①关于20世纪70年代意大利“自我削减”实践的叙述，见切瑞基和维沃尔卡(Eddy Cherki and Michel Wieviorka)，《都灵的自我削减运动》(“Au-toreductionMovements inTurin”)。关于意大利这段时期政治实践所波及的范围，见 Semiotext(e)出版社出版的《自治：后政治的政治》(Autonomia：Post-Poltical Politics)。 下一段：[继续读取](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read/04558c0a-f186-4087-aaf5-40763c71d1e7.md?start=340&limit=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