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俄尼索斯的劳动对国家-形式的批判

凯恩斯为何没能看到这个激进的历史性实验与他自己的理论和政治思想本质是何其接近呢？他为何没能看到他自己乌托邦的可能性，以及必然与之伴随的神秘化呢？到头来他在这两方面都失算了。这种神秘化本身被一个最终方面揭示了，这便是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特征:越来越多地使用暴力。暴力可以是直接性的，也可以是非直接性的，但它总是内在于现代国家所从事的全面推进和调节的各项活动的发展过程中。这一根本性的真相在凯恩斯那里只是附带地出现，它不仅存在于伴随着凯恩斯的科学活动的绝望的历史哲学中②，而且也存在于他自己的思想体系内。他勾勒出了濒于空想的资本主义重建的轮廓，也正是在这里，我们发现凯恩斯自己又回过头来，将资本主义的重建这一基本问题视为处于阶级关系之内的资本一方的弱点，这一阶级关系界定了资本(因而他并没有忘记作为他论述起点的现实，也没有将他的信念仅仅建立在他为资本主义重建所提出的模型的基础上)。对此的阐述出现在《通论》的一个关键之处重新发现利息率趋向下降的规律。

第二章 凯恩斯和资本主义的国家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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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霍夫斯塔德将这种新的工会会员构成视为美国改良主义新阶段的重要特征，但这种构成完全无损于新政中资本主义实验的激进性—反倒强化了其独特形式(见《改革时代》，第305-308页)。霍夫斯塔德在这场实验中所认识到的“社会民主色彩”(social-democratic tinge)与工人阶级视角毫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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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除了之前引用的其不太重要的作品中的段落，我们应该注意，《通论》本身的写作也有其历史哲学的考虑，而这种历史哲学似乎源于彻头彻尾的非理性主义和悲观主义视角，尤其是在结论部分。在凯恩斯那里，特别且吊诡的是，他对边际主义经济学特有的“理性”(rationality)的攻击是对理性一般(rationality in general)的拒斥。正如罗伯逊注意到的，早在 20世纪20 年代凯恩斯就已经准备好了接受当时各种“主义”的非理性后果。

此处并不需要评价凯恩斯的这一命题是否具有科学有效性。只这样说便足够了:这一现有的阐述方式显得比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阐述更有说服力，因为它并非基于对资本生产过剩的预测，而是基于对“追加资本贴现收益的下降以及新的资本品的供给价格的提高”的预测。①在使用这个阐述的时候，凯恩斯得出了比他的乌托邦纲领更加实际的结论，这些结论产生于作为他的出发点的基本形势。他利用有效需求理论所提供的纲领，不再只是作为旨在实现稳定性的政策指标，而是作为预测的工具。这种预测源于对有效需求政策的应用，依照这一预测，需求会超过供给，且之前时期的通货紧缩趋势会让位于持续的通货膨胀的危险。概言之，这一预测的基础在于出现了如下确定而不可逆的全部效应：工人阶级的巨大压力，是客观上在新的资本设备基础上进行生产这一生产是在被改变的阶级关系内进行的。事实上，这便是在1929年事件所导致的资本主义改良之后，在生产活动的这一直接领域中阶级关系的发展所发生的一切。我们已经看到，甚至在新政时期，也就是在1937年衰退期间，这些都已经发生了。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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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俄尼索斯的劳动:对国家一形式的批判

①关于整个问题，见伊曼纽尔(Arghiri Emmanuel),《利润率和马克思一 凯恩斯之间的不兼容性》(“Le taux de profit et les incompatibilités Marx-Keynes")。

②关于1937年美国危机的阐释主要出自阿恩特，《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教训》，第68-70页。

然而，在所有这些想要驱除恐惧的科学努力的尽头，对未来的恐惧仍然存在，这是对灾难以及“灾难的政党”的恐惧。对凯恩斯来说，恐惧源自如下两方面的结合：一方面是重构资本的必要性，另一方面是承认，力量平衡得以巩固的趋势有利于工人阶级。在阶级关系处于动态的情况下，想要创造新均衡的任何尝试都注定是不可靠的，将运动稳定在某一固定点变得不可能了。在这种情况下，唯一的选择就是将信念寄托在权力上，并将权力视为一种独立而特殊的现实。或许我们应该这样解读凯恩斯将一般利息拔高到绝对地位的做法？同样地，或许我们也应该这样解读他从其有效需求的理论纲领中所获得的解放？在凯恩斯思想里有双重运动，一方面，对于将国家结构认同为社会经济过程持开放态度，另一方面，倾向于承认国家的一般利益与社会运动的特殊性相独立并有所区别。或许我们能从这种思想的双重运动里看到一种矛盾，而这一矛盾是制度的新生命所必然具有的？肯定无疑的是，这种不安全感不会减弱。采用制度术语对这一不安全感的唯一充分的翻译，或许便是现代国家的极端暴力特征——国家，再度意味着恐惧，对镇压的需要以及暴力。或许这就是凯恩斯的乌托邦主义和神秘化得以消解的方式。与“灾难的政党”算账成为日常事件。资本的共产主义可以在其运动中吸纳所有的价值，并能最为充分地代表发展的一般社会目标，但它永远不可能剥夺工人阶级的独特性。这一独特性就是工人阶级对剥削的仇恨，且在任何既定的均衡水平都不能加以阻遏—因为工人阶级也是摧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个方案。

第二章 凯恩斯和资本主义的国家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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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宪法中的劳动

Labor in the Constitution

这篇文章有着奇特的命运。奈格里于1964年完成这篇文章，但在接下来的13年内一直未能发表。作者试图要发表，但在20世纪60年代的意大利，没有图书出版商，甚至也没有期刊的编辑敢于将这篇从左派的、工人主义的和革命的视角出发对社会主义进行批判的作品公之于世。尽管如此，这篇文章依然以手稿的形式流传。这篇文章在欧洲公法传统内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这种发展不是通过一般性的意识形态对抗，而是通过对法律文本和制度的精确阐释。本文指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悖论：它批判了劳动所遭遇的规训和剥削，但同时承认，劳动不仅是社会价值增殖进程的基础，同时也是制度结构和宪法结构的具体渊源。在20世纪60年代，特别是在意大利和德国，认识并发展这个悖论的深度，起到了对资本具有“人道主义”的设想进行去神秘化作用，与法国和英国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学派在同时期所能达到的效果相比，前者要更富成效，且可以说是另辟蹊径。这篇文章与柏林自由大学的约翰内斯·阿格诺利(Johannes Agnoli)教授的作品以及德勒兹和瓜塔里的《千高原》存在诸多共同之处，前者提出了民主的转型，而在后一部作品中，工人阶级的斗争被置于战争机器的领域，而这些机器挑战并摧毁了资本所驱动的制度性捕捉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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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宪法中的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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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引入难题

一切革命都是使这个机器更加完备，而不是把它摧毁。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来自工人的未来。—工人应该学着像战士那样。要酬金，要收入，但不要工资(Bezahlung)！

尼采,《权力意志》,#763

本研究考察了宪法和一般权利理论的几个问题，这些问题与将当下国家重新定义为“社会国家”“有计划的国家”(plannedstate)以及“劳动的国家”等操作紧密相关。本研究旨在说明法律体系的渊源、国家的结构以及相关的法律规范和权威等概念所发生的转变。我们要提出的根本性命题是，这些由政治变迁所导致的制度性的转变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本质，而只是让其更加完备，从而让其有能力去满足资本发展所产生的新的需求。贯穿本文分析推理背后的认识是，马克思对资本发展的预测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得到证实:这个事实肯定了马克思的方法在理论上的相关性以及在本研究中所具有的有效性。

第三章 宪法中的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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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的宪法意义

——从“社会主义”斗争到“社会”国家：或者，对社会主义的扬弃①

本章开头将简要分析一个具体案例，由此带领我们进入一般性问题，然后考察1948年意大利宪法的基本原则进入宪法并得到阐释的历史。宪法第一条宣布，“意大利是以劳动为基础的民主共和国”②。面对这样一个处于新秩序奠基处的庄严宣告，没人能够否认，一种强大的、具有颠覆性的影响已经渗透进最为稳固的要塞了—这是已然受到严重威胁的资产阶级经济和政治权力堡垒的要塞。然而，这个论断显得如此空泛，在实践中其实完全无害。这种影响不断遭受宪法修辞学家的压制，不可避免地为当时的维克多·雨果们所压制，而其颠覆性的潜能如果不是因为与宪法的其他要素产生关联，很快就会被孤立。事实上，它得到了宪法的第三、四条以及其他许多条款的补充。①这足以重新激起我们的关注和恐惧。在宪法起草时对其主导性的解释是：这种一般性的陈述，即便是在宪法的开头，也不具有规范性的价值。这只是承认劳动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性更多是对事实的承认而非评价，更多是社会学的论断而非规划。如果有人想要去讨论相关规划，那他严格说来就不能超越宪法所具有的一般性的社会基调(tonality)。在这个时候,就没有可资利用的规范来赋予这些宪法的陈述以具体的效力——这是正在确立的法律(dejure condendo)的领域，争论的领域，尚无定论并且受到政治力量角逐的影响。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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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俄尼索斯的劳动:对国家一形式的批判

①原文每一个小标题的右下方都有一个解释性的子标题，且字体为斜体，中译文用副标题表示，不作字体区分。—译注

②现行《意大利共和国宪法》于1947年12月22日由立宪会议通过，1948年1月1日颁布。宪法第一条全文为：“意大利是一个建立在劳动基础上的民主共和国。主权属于人民，人民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和形式内行使主权。”——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