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俄尼索斯的劳动对国家-形式的批判

今天,在这部宪法面世15年之后,宪法解释的“气候”已经有了根本转变。如果仍有人可以在宪法序言中侦查到误导性的“北风”(breeze from the North),那他就过于敏感了;如果仍有人对修辞学家重复已经毫无意义的宣言而感到气愤，那他就太易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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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第三条第二款：“共和国有责任消除在经济和社会秩序方面限制公民自由和平等，妨碍人格全面发展和全体劳动者有效参与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组织活动的一切障碍。”第四条：“共和国承认所有公民均享有劳动的权利，并创造有助于实现该权利的条件。”意大利宪法的完整英文翻译，见阿尔伯特·布劳斯汀(AlbertBlaustein)和吉斯波特·弗朗兹(Gisbert Flanz)主编的《世界各国宪法》(Constitutions of the Countries of the World)第八卷。

②在支持这种阐释的作者中，参见朱塞佩·阿扎里蒂(Giuseppe Azzari-ti),《新宪法与旧法律》(“La nuova costituzione e le leggi anteriori”),第 82 页及其后；卡洛·塞雷蒂(CarloCereti)，《宪法学教程》(Corso di diritto costituzio-nale),第112页;埃米利奥·克罗萨(Emilio Crosa)，《宪法学教程》(Corso didiritto costituzionale)，第 82 页；以及巴拉多雷-巴列里(Giorgio Balladore-Pal-lieri)，《宪法权利》(Diritto costituzionale),第 353页。

宪法的(或者不可避免的、政治的)斗争已经转向了完全不同的方向，而胜者已经出现，他们利用那些宪法的僵化安排，强调包含在其中的所有规范的规范性—很少有人对此提出质疑。如果说这些规范是纲领性的，那只是因为它们预设了一系列对于充分实施这些规范具有初步作用的前提。规范性不会因此而被冲淡；恰恰相反，这些规范所提出的规则会产生效力，超越立法功能并投注到政治话语的全部导向(见维齐奥·克利萨弗里[VezioCrisa-fulli],《宪法及其原则规定》[LaCostituzionee le sue disposizioni diprincipio]，特别是第66-68页)。反过来说,解释气候又产生自深刻转变的政治气候和能够确认自身领导权(尽管非常缓慢)的宪法惯例。宪法的全面实施有赖于全民投票除非目的本身要求不同的手段(这并非不可能)。简言之，如果我们想质疑什么，就去质疑手段能否实现目的。吊诡的是，在过去15年中，宪法如此根深蒂固地嵌入意大利人、法学家和政治家的意识中，以至于我们今天所认定的坚实基础，在昨天是最受质疑的内容：宪法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基础。如果他们真的认为有必要超越宪法，他们这么做也是服务于这些基础！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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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里我们应该强调，这种愿望并不总是重新点燃反动火焰的后果，尽管事实经常如此。对与这种趋势相关的几个问题的发展，见奈格里，《政党国家》(“LoStato deipartiti”)。我们也应该注意，法国1958年的宪法改革保留了1946年宪法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序言，让国家机构的再结构化起码在形式上服务于这些目的。关于法国抵抗运动的意识形态和这次宪法改革的秩序安排之间的连续性，见尼克拉斯·华尔(Nicholas Wahl)，《在新宪法的起源处》(“Auxorigines dela nouvelleConstitution”)，该文出现在《法国政治科学》(Revue Française de Science Politique)专门探讨新宪法的一期中。

宪法的第一、三、四条或隐或显地处于这个漫长的宪法斗争的核心。它们触及了事务的核心，表达了直接具有意识形态和政治性的内容。今天，人们一般都认识到了这些条款的规范性特征。从最为博学的到最为幼稚的宪法学家，道理是一样的：劳动应该成为国家—形式的构成性原则(constitutive principle)。①第一、三、四条不仅包含了“与宪法具有相关性的劳动的属性”(吉尔尼尼[Giannini]，《宪法相关》[“Rilevanza costituzionale”]，第3页)，也包含了对“国家共同体的体制以及国家人格的制度性目标和任务的体制”的特征概括(克利萨弗里，《略论宪法中的劳动权》，第163页)。简言之，劳动一价值包含了“整个国家安排的具有教育意义的政治意识形态的根本要素”(莫塔蒂，《宪法中的劳动》，第153页)。实际上，如果分析可以扩展，去处理宪法的所有条款，并且系统性地重构它们的宪法力量，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三、四条构成了统一的规范性集合的基础:这是对社会关系的具体体系以及随之而来的政治平衡的构想。

这是否意味着社会主义的某些根本性意识形态原则已经渗透进意大利宪法的核心并且在那里欣欣向荣？在我们看来这个问题的答案只能是肯定的。事实上，宪法的实质不会改变(只是稍微改变色调)，如果目前的说法被更为意识形态化的说法所替代，例如长久以来一直认为包含在意大利宪法中的“意大利是工人的共和国”，或者甚至更为传统的口号，“意大利是体力和脑力工人的共和国”。尽管存在这些含混性(我们在后面“从劳动宪法化到宪法化模式”部分会看到这些含混性如何得到解决)，毫无疑问的是，在根本上得到承认的宪法概念是关于生产性劳动的概念，它被视为社会结构的根本性组成部分，因此也被视为社会生产的基础。这是一个容易引起争论的概念，在面对特权化的社会立场的时候，同时也在面对为实现私人积累的资本主义剥削的时候。无论对错，这些都被视为根本上属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概念。的确，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劳动力从被剥削的状况中解放出来的运动”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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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以时间为序，如下作者对这些主题进行了推进：吉尔尼尼，《劳动的宪 法意义》(“Rilevanza costituzionaledel lavoro”);克利萨弗里，《略论宪法中的 劳动权》(“Appunti preliminari sul diritto del lavoro nella Costituzione”);吉尔尼 尼，《宪法的社会保障》(“Profilicostituzionali della protezione sociale”)以及莫 塔蒂(Costantino Mortati),《宪法中的劳动》(“Il lavoro nella Costituzione”)。 纳瓦拉(A. Navarra)的文章《破灭的希望(到目前为止)》(“Le speranze[sinoradeluse”)对劳动主义者尤为重要，特别是第145页及其后。

这里就出现了让我们感兴趣的问题。考虑到劳动概念一这个具有典型意识形态属性特别是社会主义属性的概念—的存在和相关性，考虑到这个概念在整个宪法安排中的核心地位和影响，意大利宪法能被称为社会主义宪法吗？回答这一问题，不能仅仅诉诸构成宪法的多元政治力量，因为这种多元性对宪法制度的安排是双重的。这种解释只对历史编纂学有用，用以确定某种法律形态形成时不同党派或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从而，如果这种解释否认党派或意识形态冲突可以超越深嵌在法律形成中的对立观点，而产生出一体化的法律规范，那么它在形式上就是错误的。学术研究和阐释应该把握住这种一体性并予系统阐明。可能有人会说：正因为宪法是二元性的，所以才会为新出现的政治力量所挟持，其在实际中的实施才会为这些意识形态原则所引导。矛盾在这里得到解决，因为社会主义者还不够强大，不能推广他们的阐释。即便这种坚定的怀疑主义能够充分解释过去，但也是令人怀疑的，因为它完全没有解释当下。或者说它只是将我们引向了另外一个事实：今天这种二元主义已经寿终正寝，宪法已经且必须被呈现为足够统一和一贯的秩序安排。这就是让我们感兴趣的问题的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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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吉尔尼尼，《劳动的宪法意义》：以及莫塔蒂，《宪法中的劳动》，第188-189页。

很明显，我们并非仅仅是在处理专业术语。如果那就是问题的话，那么接受这样的理论建议就够了:将二战以后的宪法和国家定义为“社会性的”①，不是在更为广泛且全面而是在“新的”范畴，在新的意识形态(也就是“社会性的”意识形态)中去认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扬弃—保留同时升华。在这种新的意识形态中，它会与在其他时候与之处于对立关系的原则有机共存，例如对自由在形式上的保障以及生产性利益的主导权。另外，只有当对矛盾在概念上的重构能够让考察回到现实层面并且在那里找到存在的理由，这个建议才能被接受。

现在让我们提出第一个初步性的另类理论。我们面临着宪法对生产性劳动的欢呼，以及对随之而来的无产阶级利益的欢呼，其次面临着的，还有在对形式上的自由和平等的肯定中以及资本生产性利益的领导权中，宪法对显而易见的资产阶级秩序安排的重构：一些根本上具有社会主义色彩的原则，然后是一个社会性的宪法。这两个要素之间的具体关系是什么？说第一个要素在第二个中被扬弃，这不过是哲学上的障眼法。事实上存在着两种可能性。也许第一个要素被第二个所吸纳—但接下来考虑到它们的效果和总体化能力的激进性，宪法无疑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这种阐释应该从原则上予以拒绝。另一方面，或者这些对社会主义传统习以为常的原则已经被它们所寄居的新现实所改变，并且在那里远没有呈现出颠覆性的力量，而是为资产阶级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某些首要需求提供了基础和保障。在这种情况下真正的扬弃同样适用于扬弃这个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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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里我所指的是围绕着佛斯托夫(Ernst Forsthoff)的作品而出现的潮流，我会在后面的部分予以更为细致的分析。

社会资本与社会劳动

——资本主义改良主义的定义及其当前形式

以上所定义的对问题的构型可以通过对奠基这种构型并且也为这种构型所预设的真实关系的分析而得到解释。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让我们暂时岔开话题，简要论及相关历史问题。在19世纪中叶的某个历史节点，劳动的概念——这个概念的个体性定义支撑了资产阶级革命的漫长进程开始解体。最初的资本主义秩序的自然性受到了强力批评，其无限积累筹划的合理性也受到质疑。普遍的需求体系—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它创造了自由并且直接实现了最为普遍的人类需求—正如黑格尔所可能评价的，逐渐表明自己就是最为彻底的贫困体系。

劳动在社会生产复合体中所生产的财富愈多，经济体系在分配财富、在补偿劳动的付出方面就愈无能。黑格尔写道：“劳动逐渐变得愈发缺乏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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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的能力不断受到各种各样的制约，工人的意识也沉沦到了极端迟钝的境地。各种形式的劳动与全部无限的需求之间的关系变得完全无法把握，这就产生了盲目的依赖关系，以至于在其他地方所采取的措施会突然阻碍某个人类群体的劳动，以至于无法满足其需求并且让这种劳动变得一无是处。即便对自然的利用因为中间环节的介入而能够更为轻易实现，这些利用的层次是无限可分的，而让操作措施轻松起来的大多数要素也导致了同样绝对的困难。（《耶拿现实哲学》第1卷，第239页)

黑格尔揭示了整个时代的意识。从这时开始，资产阶级在其社会和资本中的有机发展受到了干扰。就资本主义的积累动力不断投注到新的社会空间来说，对劳动的使用和对劳动果实的享用就分离并且抽象到了更高的程度。生产方式决定生产关系，将后者在社会层面上进行拓展和巩固。与劳动的普遍社会化以及劳动价值抽象化相对应的，是最为普遍的异化。

然而，资产阶级意识以哲学形式所表现出来的内容，其实不过是来自对新的现实关系、新的政治关系的认识。事实上正如黑格尔接下来所写的：“上升到普遍性层级的需求和劳动为它们自身构建了……一个庞大的具有共性且相互依赖的体系，一个四处游荡的活死人(life of the dead)，盲目地跌跌撞撞地四处走动，就像必须随时要降服和驯化的野兽一样。”(《耶拿现实哲学》第1卷，第239-240页)。①尽管资本自身的根本性否定来自资本主义进程本身，资本不可能摧毁那个否定性的力量，但必须对其进行驯化。这种否定内在于资本，是资本的必然产物，会因为资本扩展到整个社会而不断成长，并且随着资本的社会积累，让劳动的价值不断抽象化并且在其自身力量僵死的实质中对其进行巩固，而越发具有对抗性。不受干涉的斗争进程就这样开启了。一方面，资产阶级，即抽象劳动的管理者，为了存活下去必须对其管理形式进行理性化，这样既可以更好地联合自己人，也可以更好地统治其自身的集中过程所再生产和扩大的无产阶级。另一方面，工人阶级承担了全部社会剥削的折磨:其自身的存在就是潜在分离(dissociation)的标志;其每一次运动都是潜在的颠覆活动；其内在的一体化既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消极功能，同时也是斗争经验的积极功能。这里有必要强调，资本主义改良主义与工人斗争之间的关系永远都是从这一点展开的。这种关系是一种双重运动：一方面，资本的首要目标是在政治上对抗工人阶级，但也不得不作这样的让步，即对内在于且同质于社会生产过程的(作为劳动力的)工人阶级进行组织；另一方面，虽然工人阶级将经济肯定(economicaffirmation)的部分性和过渡性时刻让给资本，但总是会在其自身政治上的再度一体化的连续性中，在下一轮争取革命权力的过程中，总是在既内在但同时又超越发展的单一规定中，重组(recompose)那个环节。资本主义改良主义和工人斗争的这种双重关系因此是在资本内部诞生的。它在资本那里确立了持续性的再结构化(restructuring)过程，这个过程的用意是遏制对资本的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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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关于“与19世纪思想的革命性决裂”，见洛维特的经典研究《从黑格尔到尼采》，这本书花了很多篇幅处理“劳动”的概念。关于同样的主题和类似的研究思路，也可参见马尔库塞，《论经济学中劳动概念的哲学基础》("Über die philosophischen Grundlagen des wirtschafts-wissenschaftlichen Arbeits-begriffs")。

我们应该进一步强调这种动态机制的具体特征。资本不得不持续地重新吸纳工人拒绝异化的一定水平。资本内在的再结构化既是发展的需求，也是对工人回应的神秘化。让我们举个例子。在1848年的法国，社会机构所围绕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是作为解决资产阶级内在问题的方案而产生的，是由发展的必要性所驱动的，而这种发展之前为残余的贵族特权所阻碍。然而这个共和国的诞生采取了如下形式:资产阶级将无产阶级自治的现实案例进行整合，作为遏制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革命怪物(revolution-arymonster)的势力而出现(见马克思，《法兰西内战》)。自从那时开始，每一场资产阶级革命都具有无产阶级的面相，而每一个对资产阶级力量的政治中介都是由当时的工人拒绝和斗争水平所引发的或者说所赋予的—这被引向不得不然的解决方案，以进一步深化资本家总体权力的集中化与合理化。每一场危机和资产阶级每一次的再结构化都会昭示有待遏制的颠覆性潜能，但同时这种潜能也不可避免地被推向前进。即便当工人阶级有组织的运动浮出水面—以历史的形式出现，如工会和政党——其所采取的形式也是内在于资本的发展及其政治和经济的机构中的。且只能在那里出现。

作为有组织的运动，工人阶级完全内在于资本的组织中，后者也是对社会的组织。其口号和意识形态机器以及官僚机器都是位于资产阶级发展辩证法之内的要素。因此工人阶级与其有组织的运动之间的关系是具有二重性和含混性的，正如工人阶级与资本的关系一样。这种关系在两种环节之间游移变动：一个是纯粹偶然的环节；而在另一个环节，现有的组织形式、组织口号以及意识形态——尽管是由工人阶级施加的——都随着资本改良主义的单一发展水平而烟消云散了。因为这个阶级不断展开其革命斗争，它超越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单一阶段，而在超越过程中，也会超越与这些阶段相一致的、由历史所规定的自身组织的形式从而创造出新的更为先进、更为全面的形式，并且为工人阶级斗争规定新的目标。资产阶级的扬弃会焚毁无产阶级的口号和历史组织，将它们冻结在其自身发展的单一水平上；工人阶级的扬弃也会焚毁资本发展连续性的水平，同时再度提出使其断裂并被替代的提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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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对资本主义剥削的拒绝覆盖了社会生产的所有领域。这种拒绝蔓延至社会场域的方方面面，正如使得现代工厂成为其自身积累最具典范性的工具的资本那样，让其自己的物质维度拓展至整个社会。我们很容易认识到这种境况所产生的具体后果。这里我们应该聚焦于与我们的研究目标特别相关的后果。在工厂—社会中,经济构成(economic constitution)与政治构成(politi-cal constitution)之间的区分消失不见了;总资本家或者社会资本的社会一体化不再要求任何种类的中介；积累逻辑——其内在等级(在客观的意义上)、规训，简言之，作为劳动过程和资本价值增殖过程的劳动在整个社会权力组织的支架内确立了。所有单个资本家能够提出的私人化的选择方案都被否决了，不是被发展的法则，而是被总资本所直接表达出来且直接具有效力的政治法则所否决了。国家被构型为总资本的执行机关，成为社会生产的直接管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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