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俄尼索斯的劳动对国家-形式的批判

作为社会动物的人的自然欲望在处于简单生产协作中的生产者的融合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但又不限于简单的生产性协作。联合与社会接触的事实强化了劳动的生产力本身，同时也“振奋了动物精神’(animal spirits)①”(《资本论》第1卷，第443页)。“劳动者在有计划地同别人共同工作中，摆脱了他的个人局限，并发挥出他的种属能力。”②(第447页)于是我们发现，构成问题两个部分其中之一的联合论所具有的同样的自发性，也处于资本主义批量生产发展的基础。问题的另一个部分由资本对劳动的操控这个事实表现出来，然而这个事实直接被再度构型为“这样一个事实的形式上的结果：工人不是为自己劳动，而是为资本家，因而是在资本家的支配下劳动”③(第448页)。然而，早在协作中，这种对于事实的认识成为资本家必须加以利用的事实；它成为积累不可避免的前提。正如他们所说，这个悖论成为资本自我增殖的技术性形式。这是操控的性质得以转变的方式。首先，“随着许多雇佣工人的协作，资本的指挥发展为劳动过程本身的进行所必要的条件，成为实际的生产条件。现在，在生产场所不能缺少资本家的命令，就像战场上不能缺少将军的命令一样”①(第448页)。“一旦从属于资本的劳动成为协作劳动，这种管理、监督和调节的职能就成为资本的职能。”②(第449页)在这种转变中的决定性要素似乎是由对劳动的新的组织类型所表征。然而，这只是必要的前提：工人的服从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对于劳动的组织，但其实现却有赖于资本的结构，后者的驱动力是最大限度的自我增殖。因此“资本家的管理不仅是一种由社会劳动过程的性质产生并属于社会劳动过程的特殊职能，它同时也是剥削一种社会劳动过程的职能，因而也是由剥削者和他所剥削的原料之间不可避免的对抗所决定的”③(第449页)。在这种语境下，工人的服从就随着“作为他人的财产同雇佣工人对立”④(第449页)的生产资料的增长而得到强化;另外也会随着“同时被剥削的工人人数”⑤(第448页)而得到强化，因为“他们的劳动的关系，在观念上作为资本家的计划，在实践中作为资本家的权威，作为他人意志—他们的活动必须服从这个意志的目的—的权力，而和他们相对立”①(第450页)。简言之，“如果说资本主义的管理就其内容来说是二重的，—因为它所管理的生产过程具有二重性：一方面是制造产品的社会劳动过程，另一方面是资本的价值增殖过程，——那么，资本主义的管理就其形式来说是专制的。随着大规模协作的发展，这种专制也发展了自己特有的形式”②(第450页)。

第三章 宪法中的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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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动物精神”这个词出现在下面这句话中：“和同样数量的单干的个人工作日的综合比较起来，结合工作日可以生产更多的使用价值，因而可以减少生产一定效用所必需的劳动时间。……是由于激发个人的竞争心和振奋他们的精力。”参见《资本论》第1卷，第382页。我们可以看到，“动物精神”被翻译成了“精力”。—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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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中译文见《资本论》第1卷，前引,第382页。——译注

③中译文见《资本论》第1卷，前引，第383-384页。——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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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俄尼索斯的劳动：对国家一形式的批判

①中译文见《资本论》第1卷，前引,第384页。——译注

② 同上。——译注

③ 同上。——译注

④ 同上。——译注

⑤ 同上。——译注

因为劳动社会性的生产力量“不费资本家分文，另一方面，又因为工人在他的劳动本身属于资本以前不能发挥这种生产力，所有劳动的社会生产力好像是资本天然具有的生产力，是资本内在的生产力”③(第451页)。组织与服从之间形式性的接续关系在这里被彻底颠倒了:服从是组织的前提条件。当我们从协作走向工场手工业时，这种关系就会更为明显。在这个语境下，对劳动的组织和资本主义价值增殖过程之间相互渗透的关系就会变得更加深入，而这种关系也呈现出颠倒的面孔：“执行职能的劳动体是资本的一种形式……由各种劳动的结合所产生的生产力也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真正的工厂手工业不仅使以前独立的工人服从资本的指挥和纪律，而且还在工人自己中间造成了等级的划分”④(第481页)。部分工人所失去的，现在集中在资本之内，后者与前者相对立：它构型了资本的权力，并且在生产体内将这种权力阐述为价值增殖的职能。在机器大工业中，这个过程得以完

第三章 宪法中的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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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译文见《资本论》第1卷，前引，第385页。——译注

②同上。——译注

③中译文见《资本论》第1卷，前引，第387页。——译注

④中译文见《资本论》第1卷，前引，第417页。——译注

成(见第553页及其后)。

对组织与服从之间关系的一般设计在资本主义体系中得到具体化。这是一种完全内在于资本的关系，而先在于其构型的基础性和自发性要素在性质上被生产方式所改变。这里我们可以澄清这种关系的另一个要素。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认识到，在生产的领域内，组织如何内在于服从以及服从如何内在于组织之中。我们接下来应该认识到的是，这种相互包含的境况在社会层面上得到表现，以至于资本在整个社会扩张了其生产性存在。事实上，资本的社会化过程发展了包含在资本主义对单一生产性关系定义中的关系—并且首先就是组织与服从之间的关系。

马克思详述过这种发展。“积累是对社会财富世界的征服。它在扩大被剥削的人身材料的数量的同时，也扩大了资本家直接和间接的统治。”①(第739-740页)如果“工人本身不断地把客观财富当作资本，当作同他相异己的、统治他和剥削他的权力来生产，而资本家同样不断地把劳动力当作主观的、同它本身对象化在其中和借以实现的资料相分离的、抽象的、只存在于工人身体中的财富源泉来生产，一句话，就是把工人当作雇佣工人来生产。工人的这种不断再生产或者永久化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必不可少的条件”②(第716页)。“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在联系中加以考察，或作为再生产过程加以考察时，不仅生产商品，不仅生产剩余价值，而且还生产和再生产资本关系本身：一方面是资本家，另一方面是雇佣工人。”①(第7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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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俄尼索斯的劳动：对国家一形式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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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译文见《资本论》第1卷，前引,第684页。——译注

②中译文见《资本论》第1卷，前引,第659页。——译注

然而不应该只从量的方面来理解社会对资本的组织过程；这不仅仅是在社会层面再生产阶级对抗——也涉及对服从的深化和重新定义。事实上，如果说在这个过程中，在社会层面上生产的强化和扩大化意味着资本的不断集中，其得以发生所采取的方式强化了

资本的权力和社会生产条件与实际生产者分离而在资本家身上人格化的独立化过程。资本越来越表现为社会权力，这种权力的执行者是资本家，它和单个人的劳动所能创造的东西不再发生任何可能的关系；但是资本表现为异化的、独立化了的社会权力，这种权力作为物，作为资本家通过物取得的权力，与社会相对立。由资本形成的一般的社会权力和资本家个人对这些社会生产条件拥有的私人权力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地发展起来，并且包含着这种关系的解体，因为它同时包含着把生产条件改造为一般的、共同的、社会的生产条件。②(《资本论》第3卷，第264页；同时可见第1卷，第781页及其后;第2卷,第108-109页)

因此社会对资本进行组织的条件直接定义了劳动力在社会层面上服从的前提的特征:这种服从客观性地与对资本的客观组织相联系，这种组织在社会层面得到扩展，并且因为与不断一般化的劳动抽象化的关系而在质上得到深化。资本在社会上的对象化得以完成。工厂和机器大工业定义了整个社会的生产进程。与社会层面上自由放任的无政府状态相对应的工厂专制主义，代表了在当下生产方式中完全被替代的阶段。如果工厂扩展到整个社会平面，那么处于以各种形式表现出的相互渗透关系的组织和服从也同样扩展至整个社会。

第三章 宪法中的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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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译文见《资本论》第1卷，前引,第666页。——译注

②中译文见《资本论》第3卷，前引,第293-294页。——译注

考虑到这种发展，我们现在能够准确定义工厂一社会中组织与服从之间关系所表现出的形式。这种关系是辩证性的：它一方面欢呼资本主义组织，另一方面欢呼对资本的服从。就工厂一社会重新塑造了社会生活的全部条件来说，它欢呼资本主义的组织。这种组织是一种具体的“归一论”(reductio ad unam)，将所有形式的剥削还原为产业剥削。这①不是简单地“占有剩余价值或者剩余产品，而且同时是创造剩余价值和剩余产品”。之前所有形式的剥削都被清除殆尽：“那几种在产业资本以前，在已成为过去的或正在衰落的社会生产状态中就已出现的资本，不仅要从属于产业资本，并且要改变其职能机制来和产业资本相适应，并且只能在产业资本的基础上运动，从而要和它们的这个基础同生死共存亡”②(《资本论》第2卷，第57页)。从这个视角来看，作为创造财富的源泉，劳动被视为社会价值增殖独一无二的标准，因为工厂一社会消灭了所有其他可能的标准、其他生产财富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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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俄尼索斯的劳动:对国家一形式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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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即在产业资本这种存在方式中资本的职能。译注

②中译文见《资本论》第2卷，前引,第66页。——译注

然而，在这种关系中，服从作为资本主义组织的前提和效果，也得到欢呼。产业资本之所以是创造性的，因为它不断革新生产形式，再生产对抗，并且让其从属于新的组织层级。资本在社会上的统一是目标，而非前提；这是对其自身中不断涌现的阶级对抗的胜利和建构；它是在自身之内对劳动力的持续重构，直到其在资本的社会结构中遭遇构成境况的极限(见《资本论》第1卷，第477-480页,第636-639页)。因为这是过程的终点。

事实上，如果说覆盖整个社会的资本的经济构成只能成为国家构成，那么资本主义的组织和服从必须在此语境中得到再结构化。表现为社会总体性的劳动力被构型为内在于资本再生产机制中的人民：人民是在工厂一社会的国家中被宪法化的劳动力。作为劳动力，人民被号召参与社会产品的生产，在社会中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进程中被组织；他们从属于且被迫屈服于社会积累的要求，同时从属于且被迫屈服于雇佣劳动关系不间断的再生产。在资本主义组织的这个层级，作为社会劳动力的人民被号召去管理他们自己在社会中被剥削的境况，从而确保一般积累运动的延续和再生产。

这与从民主向社会主义持续发展过程的田园般意象，有着万里之遥！在现实中，当资本—处于其发展的社会层面上——披上社会性的披风并且在自身之内压制私人理性时，它必须同时在自身发展的一般性中，将社会劳动力设定为可变资本，设定为人民。当产业资本在其自身的社会积累的机制内采取普遍利益的立场时，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的民主管理成为资本主义扩张处于最高层级时的自然而然的发展。在这种机制中对劳动力组织的构型现在成为活动与生产的形式，这种形式不仅具有经济性而且也直接具有政治性。服从现象在深化，以至于劳动力在社会层面参与到资本主义关系再生产的程度也得到加强和完善。因此产业资本不仅消灭了除劳动之外的其他所有社会价值增殖的标准，而且也在对自身增长的民主管理中，积极地将劳动力宪法化。因此它在社会层面上再现了隐藏于原始积累阶段的所有对抗。它不得不在自身之内组织生产性的社会力量，使其不断扩张，而且因为它的确对它们进行组织并且越变越大，产业资本越来越作为一种外在的、客观性的、抽象的权力而与它们相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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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追踪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力宪法化进程历史发展的人都不能不承认这些理论论断的有效性。这个过程存在两个根本性的阶段。首先是竞争体制中的原始积累和资本扩张阶段。在这里，对处于资本内劳动力的组织处于最小化程度：无论是从技术、生产的角度还是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工厂体制将生死存亡交给对冲突的强制性中介。另一方面，资本本身不得不在社会层面争取将自己确立为经济和政治领域内独一无二的行动者；然而在这个努力过程中，它并没有轻视工人阶级的联盟。无论如何，社会立法不会超越对一方的镇压行动阶段，也不会超越对另外一方的预防性干预阶段。在这个阶段，我们还无法真正谈及劳动权利。①然而，当产业资本在当代社会取得主导权，并且当资本在社会层面被结构化，以同样一般性的条件推进积累进程，我们开始认识到服从于这些要求的权利的概念：首先是与生产主义概念紧密相关的预防性立法被提出来，其次是提出了真正致力于社会保护的立法。①在资本中对劳动力所进行的组织变得一般化了，并且日益强化的趋势是，工厂日益向外扩充，越出了其物质性的限制，而对冲突的中介在社会和政治的层面上展开。劳动权利由此诞生了，并且不断得到更新。如果说这个概念没有取得稳定的定义且依然有附带条件，这只是因为劳动权利的组成要素和方法不断为一般的公法和国家所恢复，而国家得到劳动的这片领域不断投注，并且被当作其守卫者。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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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俄尼索斯的劳动：对国家一形式的批判

①见佛斯托夫，《作为法治国的德意志共和国》，第553-554，560页；以及阿斯卡雷利，《法律秩序和经济进程》，第59-60,65页。

当然这个过程并非自动发生的。哪里有资本主义改良主义，哪里就必然会出现工人阶级的斗争。是工人的斗争在物质上强迫资本采取改良措施；是工人的斗争在实践中消除了对资产阶级的恐惧不安以及资产阶级的镇压冲动。①我们已经认识到，且我们会更为详细地看到，工人阶级如何在这个过程中扮演双重角色：既确立又废除这种改良主义。另一方面，工人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兴趣在于如下事实:伴随着凌驾于社会之上的资产阶级权力的集中，存在着工人阶级的劳动力的集中—首先是形成，然后是组织，因此资本主义组织的最大化对应的是工人阶级不屈从的潜能的最大化。然而，就眼下来说，我们应该将我们的任务限定在审视这个过程中的资本主义面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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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杰拉德·里永-卡恩(Gerard Lyon-Caen)和吉尔尼尼从历史的角度对这个阶段予以了充分的描述。见里永-卡恩，《劳动权利的理性和理性基础》(“Fondamenti storici e razionali del diritto del lavoro”)和吉尔尼尼《宪法中的劳动权利》。

②里永-卡恩强调了劳动权利的“过渡”或者“不稳定”特征(见《劳动权利的理性和理性基础》，第78页)。作者接下来分析了劳动权利的理性基础，并且驳斥了其他几种定义(例如卡比当-安德雷[Capitant-André]，阿米奥德[Amiaud]，斯切雷[Scelle]，默塞[Mossé]，胡斯特[Rouast]和杜航德[Durand])，意图让劳动权利与(处于发展的各个阶段，但特别是最新阶段的)资本主义国家内的整个权利结构确立融贯的关系(特别参见第81页)。尽管他的结论非常概括，且有时过于意识形态化，但根本说来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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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资本的权力扩展到整个社会以及劳动力在资本内的社会化和整合的复杂过程相对应，出现了劳动的宪法功能的强化与扩张。作为完整社会生产来源的劳动成为国家的来源；宪法是劳动的宪法，亦即雇佣劳动关系的宪法。这是全部社会与政治发展奠基其上的基础。甚至权利和法律都无法逃脱其权力。

第一个法律上的后果：渊源体系的危机

——资本主义整合和对渊源的历史—实证主义整合

社会关系的破裂以非常直接的方式在权利和法律的领域内得到反映;因为权利和法律参与到了对现实的改造中，它们只能被直接纳入进来。另外，一系列从其他角度难以理解的法律现象，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就会很容易得到解释。这种平行性的转变，社会现象与法律制度之间隐蔽的互渗关系，构成了科学理解法律发展的唯一可能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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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俄尼索斯的劳动：对国家一形式的批判

①在这个方面，提及从社团主义的概念和体系向意大利宪法所确立体系的转变，从而认识到如下两个相关事实，对我们来说已经足够：工人阶级斗争的阶段与(和以直接的方式与劳动相关的)立法的发展相关联，决定了后者的时间安排与转变：在意大利最近的历史中，工会为重获组织自由、取得工厂内的自由等所展开的行动是工人阶级斗争的直接成果(无论资本后来对这些成果如何进行利用)。无论如何，关于“劳动宪章”体系与意大利宪法所确立的体系之间的原则性差别，见朱利亚诺·马佐尼(Giuliano Mazzoni)，《在经济法之友协会的演讲》，特别是第1226-12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