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俄尼索斯的劳动对国家-形式的批判

这些矛盾——从理论视角来看是一目了然的——是凯尔森的体系在面对现实时所遭遇困境的反映：每当体系的重言式逻辑所表征的形式图式被迫去面对现实的时候，就会分崩离析(法律体系，与哲学和神学体系相比，总是要被迫去面对现实)。就图式是一种形式图式来说，它从现实中把握价值的统一化过程，而非来自价值的从属。在这种形式图式中，拒不服从和对抗的要素没有得到认识，尽管它们在其运作中是在场的——它们必须得到认识，即便目的只是要遏制它们。出于这个原因，为了从形式统一化的问题走向秩序安排的有效运作(恰恰因为统一化所表现出的独一性的强度，这必须得到实现)，有必要假设一系列的实质性内涵，因为等级性的要素不可避免地是实质性要素。而这与所提出来的体系的形式主义是直接矛盾的。为了解决在体系外部所提出的矛盾，即体系与其有效运作之间的矛盾，形式主义和等级制之间的矛盾应该被引入体系中。

围绕这些问题，并且在这些问题的基础上，出现了真正且恰当的建构新的国家模式的尝试。体系的形式发展并不足以保障统一化:这是话语推进的前提。同样清楚的是，统一化的实例需要批判性地摆出事实性这个问题。批判性地摆出问题意味着要避免将其纳入视野而没有予以解决，从而让其在定义它的矛盾中具体化;这意味着试图让体系和事实性之间的矛盾成为体系问题的一个开放要素，从而将矛盾作为体系时刻来使用，而将它自身作为体系运动的要素和动力来使用作为阐释体系的基石。所有这些并没有完全背离凯尔森的框架。事实上，在凯尔森体系中所提出的需求，被标示出的方法以及被启动的统一化进程全都再度被纳入考量。在凯尔森的框架中，服从和对抗之间的关系问题，或者说根本性规范的重言逻辑与体系的等级性渐进主义的关系问题，得到了指认，现在必须得到解决。我们会发现，凯尔森式的统一化等级结构在这里(发展了其前提)对立于实质性言说的过程节奏;统一化的需求得到了肯定，但这种需求是通过对体系的真实言说，而非通过其简单的形式推论，而得到更好满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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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这个目标的道路有所区别:形式主义学派和现实主义学派都走出了凯尔森主义的主题。无论如何，我们感兴趣的是如下事实，即两个学派都想要超越任何二元对立的残余或者任何等级性的或还原性的残余，以完全把握体系的程序性发展。

的确，在形式主义学派及其主要倡导者阿道夫·梅克尔的作品中，依然存在渐进主义的要素：通过层级形成权利的理论依然是将权利定义为规范性秩序安排的条件。就其与凯尔森的早期作品关系来说——我们之前已探讨过，这种渐进主义经历了极为相关的质上的修订。构成秩序安排各个层次的行为事实上在最大化的执行与最大化的创造(最大化只是个理想)之间，既是执行性的行为，也是创造性的行为。①正如维尔(F.Wehr)所解释的，梅克尔“用多维度中的司法秩序安排(权利规则的总体)取代了传统的只是在单一维度中确立的规范性集合的定义”(第221页)——梅克尔补充说，在这个多元维度的体系中，行为的协调很快被用来替代它们等级性意指的图式(见《一般行政法》，第68-77,140-157页，第177页及其后)。绝非巧合的是，在这个学派最终的成果中，秩序安排发展的程序性特征被毫无保留地放弃；秩序安排的创造性在其发展的每个点上都在其全部的延展中得到保障。在其具体化的过程中，或者说在其得到有效实现的过程中，秩序安排的单一环节的对等关系成为体系运动的关键。②对模式的新的构型似乎源自对凯尔森框架的批判性深化。发展的程序性特征得到了明确的定义。即便在这种情况下，在某些环节，对秩序安排的程序性特征的强调似乎并没有完全得到表达。这些作者的形式主义方法论并没有抓住对法律图式中的社会言说的丰富性，似乎只是想要通过形式主义对其进行提取，同时消灭其具体性，从而仅仅展现其形式的关联。在这个实质上处于中立的语境中，渐进主义似乎越过了程序性特征的界限，坚持等级性的图式以图存活下去——即作为形式上的渐进主义而存活。在想要变得“更加”形式主义(相对于凯尔森来说)的理论中，作为被抽象和被感染的要素，最终不被所有的价值论体系不可避免的内在逻辑所吸纳，并不存在太大可能。从这个角度来看，程序性的特征和渐进主义最终会彼此对立且相互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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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梅克尔经典的《一般行政法》，特别是他对行政和行政功能的定义(第1-44页)，以及他的行政行为理论(第177页及其后)。对梅克尔思想的精彩分析,见罗杰·伯纳德(RogerBonnard)，《梅克尔作品中法律形成程度的理论》(“La théorie de la formation du droit par degrés dans l’œuvre d'AolfMerkl")。

②我们认为，在这方面，维尔似乎在他的文章中做出了重要贡献,见《纯粹法理论中“法律程序”的概念》(“La notiondeprocessus juridique’dans lathéorie pure du droit")。

应该超越这种类型的形式主义。阿尔夫·罗斯(AlfRoss)做到了，他独立于这些形式主义学派并且对后者有所批判，同时也发展了凯尔森主义(见《法源理论》[Theorie der Rechtsquellen]，第328页及其后)。他的法律现实主义通过消除所有形式的渐进主义，并且将秩序安排的程序性特征重新塑造为秩序安排的循环，成功地实现了对法律秩序安排的统一化。“权利的现实在于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第281页)在发展和秩序安排的具体化中的确存在不同阶段，但这并非固定阶段，而是一个序列中的不同阶段。“在系统中，没有什么是在绝对意义上处于第一位的。”(第331页)在秩序安排中，的确存在断裂和体系性的缺陷，但若想通过对最为抽象的规范的垂直性的参考来找到解决方案，也无异于痴人说梦。法律的不完整性只是不断地将秩序安排在其循环性的总体性中进行启动，从而强化创造性关联的领域(第347-349页)。尽管如此，只有在无限的体系性分支之外，才存在那种产生于事实、行为和规范(这些“位于它们之间的联合的秩序安排”)之间平行关系的权利真相(rechtlicheWahrheit)（第309页)。只有整个体系才是决定性和终极性的权利渊源。一直到现在为止，渐进主义代表了作为整个秩序安排特征的形式，但如今确定无疑地消失了。根本性的规范本身，就其是一种逻辑性规范来说，就其是体系的总体的参数来说，现在必须从属于秩序安排的一般运动。结果就是，这些规范在相互依赖的关系中彼此关联：在他们的实现过程中，更高的规范由更低的规范提供前提；创造和执行并非推论性体系中包纳的不同环节，而是彼此间处于永恒互动关系的要素，从而构型了体系的运动(见第360页及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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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已经可以看到这种法律秩序安排的形象在理论上的发展，在这种秩序安排中，新的模式可以恰当地安置自己。其特征包括对法治国的形式(因此也是社会的)特征的强调，秩序安排统一化的案例(因此也是摧毁秩序安排中现有的二元对立)以及这样的认识，即在此过程中单一环节的对等关系应该完全提出来，从而实现因为这些同样环节的循环性言说而产生的秩序安排的统一——直至创造出在自身中包含其自身发展的标准和逻辑的自我驱动的总体性的意象。在这里，定义统一化的价值增殖过程的前提全部都给出了。

抽象劳动模式具体化的前提

否定以及对其进行价值重估的筹划

我们目前的讨论——即权利理论中的统一化进程——澄清了我们所称的新的国家模式的几项前提，这是将生产性劳动作为价值增殖唯一标准的社会资本的国家。在这个极端形式化的层级上，这个模式可以在内容的总体性中被推翻——或者说必须被推翻。虽然我们牢记这些前提，但我们依然处于可能性和前提的平面上，或者准确地说，处于形式观察的领域。绝非巧合的是，在罗斯抵达秩序安排的形式总体化过程的终点—这已经被扭转进秩序安排的实质总体性，并且抵达权利生产的系统性过程与权利生产的习俗性过程之间的对等化一他的论断依然只是一种论断(见第311页)。无论如何，问题依然是开放的，其解决方案只能源自对具体化的更为具体的条件的发现。我们必须去考察，法律总体性的形式模式如何能够成功地言说自身，并且在包纳社会总体性的物质性的同时也为后者所包纳。另一方面，尽管体系性的总体性——已然在形式的层面上——就其与现实的关系来说被昭示为开放性的，社会现实却被表征为分化的和流动的，而且基本上看起来完全无法将自己缝合进体系内。形式和抽象层面上的劳动一价值在其现实的活生生的运动中是一种统一化的力量，但在这里被描述为分化的、没有阐释清楚的且非常容易引起争端的。劳动通过其在抽象形式中的协议而创造出的统一性的肯定遭遇了由劳动具体形式所携带的否定:抽象所统一的内容，具体对其进行了分化。劳动力基础且自发的运动—用黑格尔式的意象来说拥有了自然必然性的盲目力量，并且具有了拒不服从的全部潜能，以至于能够公开反叛。这种否定在质上和量上随着社会层面上分离的增加而增加，同时也与抽象劳动自身力量的统一化和强化步调一致。抽象劳动在社会层面上所累积的发展规律的流动和断裂的神经症决定并掌握着整个社会。这种流动性在暗地里是一种拒不服从，而且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必要性想要强加严格的纪律时会起到这样的作用。资产阶级世界警惕这种经验，并且大声抗议异化(见前面的内容《社会资本与社会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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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种理论筹划如何可能去整合现实呢？新的模式如何可能将现实缝合进其自身的框架并且在完全的、完整的总体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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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中对其进行重新塑造？

我们应该指出，所有这些的确发生了。资本无法一直哀叹异化；它必须沿着统一化的道路前进，因为其自身存在的前提唯有赖于这种统一化。我们因为不能它揭示自己的存在前提而去指责其天真；它必须推动所有的经验，哪怕是对抗性的经验，走向完成。因此必须快速找出资本主义对流动性的利用。角色也必须有所改变:作为对在社会层面构成且潜在具有不服从性的劳动力所提出的外部要求的回应，流动性必须成为资本自身生命的一个环节。资本必须沿着具体劳动所表达的同样的流动性，并且根据后者，来对自身进行再结构化。它必须让自己迅速向产生自其物质基础的提议开放。另一方面，我们不是已经看到，国家同样的、完善的法律模式想要在其抽象的统一体中推行最大化的流动性吗？表明上的理论要求现在成为实践上的必然性(见罗斯，《法源理论》，第366页及其后)。

然而，所有这些听起来还非常概括化。我们现在必须考察这个统一化的过程如何逐步展开，从否定开始，但同时又承认它并对其进行重估。让我们通过提出对劳动权利的普通实例化来考察这个过程，同时注意到这种实例化的一般有效性和这种“特殊权利”发展的趋势性力量。劳动力社会化的进程越是深入地展开，劳动权利就越是更为直接地指向国家。

从这个角度来看，穿越劳动权利的道路(我们在这里以极为图式化的方式来提及一个悲剧性地充满责任与斗争的进程)与穿越一系列否定的进程的是一样的—从劳动权利的首次宣示，到拓展自由工作权的需求，以及从劳动契约化的积极工具的基础，到对劳动民主筹划的定义。①踏上这条道路的人也是被迫的，后来又对其进行否定和遏制，以期让其得到控制和遏制，并且在权力的一般规划中发生作用。这种论断可能看起来是悖论性的。如果我们仔细考察就会看到事实并非如此，因为我们肯定会面对一系列关于具体劳动的权利的积极论断。举例来说，的确，“工作权”最开始具有的是消极内容，意味着工人拒绝自由交换的资本所具有的盲目机制，而不是号召工人参与生产机制的积极内容。所谓的自由工作的权利首先意味着拒绝将工人作为机器的零件进行使用，意味着工人拒绝被安排进作为盲目过程的生产中去，而不是去探索具体劳动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流动性中的能力资格。然而，从权利和权力的角度来看，这些权利只是表达了前面所提到的积极内容，并且在其中，它们积极功能被作为创造劳动力自由市场的必要要素，其定义被视为适用于发展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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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劳动权利在后来要经历的阶段同样适用：在这些阶段中，劳工集体订立契约的原则成为根本性的，而劳动的民主则得到想象和接近。这里具体劳动所产生出的否定被塑造为集体性和一般性的。它首先以工团主义的形式得到组织，其次以政治的形式得到组织，并且将其有效的颠覆从有限的环境传播到对整个社会的规划中。从权利和权力的角度来看，如其所是地认识否定必须意味着对其肯定性地进行重估，并且将其置于一定位置，从而让其在积累过程中肯定性地发挥作用。否定性在肯定性中得到重估，作为发展的积极要素被萝卜和大棒驱使去行动。①这种重估只能由国家来进行，即在一般化的结构层次上进行，这种一般化的程度需要能将对抗的一般性包含在自身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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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并非巧合的是，有作者认识到，正是劳动权利形成的历史运动后来被包纳进宪法中，成为劳动的法律规训的分散但是有所关联的环节。意大利宪法或许在这方面是具有代表性的。见莫塔蒂《宪法中的劳动》，第160页及其后，第180页及其后，以及吉尔尼尼《劳动的宪法意义》。

我们应该强调这个结论。它表明了冲突性社会现实的决定性方向，但也证明，只要劳动权利还只是一种特别的特殊权利，无法在整个国家结构中收回，那么这种否定的力量依然强大。对否定的肯定化，即对否定的否定，只有当社会生活的总体性及其有效关系得到投注时，才会发生。只有在那时我们才能说，“国家权利至少是在劳动关系的领域中，可以丧失由多元的主导性利益所强加的上层建筑特征，并且表现为内在于对利益的解释的形式，这些解释来源于对这些同样利益的组织和平衡”(普罗斯佩雷蒂，《与经济生活变迁相关的劳动权利的发展》[“Lo sviluppo del dirit-to del lavoro in relazione alle modificazioni della vita economical"],第45页)。这仍然意味着，没有对否定环节的具体关注，理想的模型就无法让自己成为现实。否定是其转化成现实的关键。只有认识到否定，才有可能尝试重建——这种重建的特征只能来自由同样的否定所呈现的总体性的意义，在综合之上施加了精确的结构和具体的模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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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种筹划似乎在与劳动相关的英国立法以及用于消除源自立法争 端的策略中得到了最为全面的应用。见马里奥·格朗蒂(Mario Grandi)， 《英国劳动争端的解决》(“La risoluzione delle controversie di lavoroin Gran Bretagna”)。

资本的启蒙

—否定的否定以及过程中具体劳动的巅峰

我们已经认识到，资本通过对否定的认识和重估，如何着手去决定其自身成熟存在的模式。现在我们将看到，处于完全和强大形态的资本提出其自身完成了的规划的筹划。否定遭到了否定，而形式图式在否定否定的同时，能够下沉进现实，或者说，在自身中升华现实。资本的启蒙全都在这里：解决自身中所有现象和所有对立的希望和努力，以及通过自身去阐明所有现实的筹划。通过这种方式，所有的对立必须得到表达，而具体劳动必须超越异化的视野，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作为自由劳动而展开活动，将其自身提升到真理的层级。

正如我们将认识到的，这能够得以发生的前提一方面指向在僵化的统一化和抽象化的视角中采纳程序性中介的形式图式，另一方面指向实质性的决定性，这种决定在中介筹划的总体性中而开始发挥作用。模式就是得以实现的综合。那么让我们考察这个得到实现的图式的特征。第一个特征是过程的统一性所定义的：真实矛盾的果断设计的统一，这种统一必须在其核心精确把握在社会层面构成资本主义生产基础的复杂的关系系统。这种统一性是发展所强加的，并且一直是其进一步完善化的前提；因此它是整个模式最具普遍性的特征，同时也是最为形式化的特征。没有这种统一性，就没有资本主义发展。从消极的角度来说，这个模式的这种特征就其是进一步发展的前提而言，起到了支撑如下论断的作用，即对中介纯粹而简单地否定的一个环节不再可能在模型内被给出。这只是最低条件，但也是必要条件(见前文《从劳动的宪法化到宪法化模式》，以及后文《社会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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