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俄尼索斯的劳动对国家-形式的批判

最后的具体规定将我们引向了对模式第二个特征的考察。尽管最后来说否定无法在模式被给出，但否定却可以在任何时刻都在场。为了解决否定，模式表现出程序性的特征。我们不再处理对模型在形式上的重塑所具有的程序性特征，而是要处理在同样延续的对抗系列的基础上对均衡的持续、具体和积极的重建所具有的真实、具体和被决定的程序性特征。这里，如果不认识牵涉到的各个方面以及他们之间的对抗，那么权利就不可能存在—也就是说，就不会接受有效和具有效力的规范。无论这是对旧有的秩序安排的适应，还是对新的秩序安排的创造，均衡的决定只能是以程序性的方式而得到实现，从对牵涉各方的认识和中介中得到实现。①

我们应该对模型第二个特征有所坚持并予以推进。去考察所有的秩序安排的过程的展开，可能看起来是一种一般的表示，一种类比性的重塑或最高纲领，这取决于我们的视角(见赫茨，第12-13页)。这其实是一个事实，没有它，模型以及更为重要的，当下的资本主义发展就无法实现。在这个意义上，过程并没有整合而是替代了秩序安排的形成与合法性的传统意象。因此这个过程被用于替代程序，而“决心、运作和决断的逐步形成它们的主题并没有事先得到决定，它们的相互更迭并没有为法律规范所事先决定或确立为必然”则对立于“有着确定主题与职能的法案，这些法案的变迁事先就得到安排且前后具有因果关联，另外，这些法案得到了旨在形成决断或最终法案的规范性法案的事先决定”(普雷迪耶里[AlbertoPredieri]，《计划与构成》[Pianificazi-one e costituzione]，第 430 页)。虽然程序因此有着事先存在的逻辑现实，但过程却是沉浸在时间性的更迭中的(见本韦努蒂[F.Ben-venuti]，《行政职能、程序和过程》[“Funzioneamministrativea，procedimento，processo”])。在这个过程包纳矛盾的意义上，它完全具有辩证性。简言之，它是历史性地得到构型的充满了社会生产的物质性带给其形式解决图式的全部规定性。构成法律和宪法过程的内容是对社会劳动力流动性的价值重估。这是将具体劳动发疯式的混乱带回到抽象劳动的和解筹划中的机制。

第三章 宪法中的劳动

185

①从法律的角度来看，最为有用的提议来自恩斯特·赫茨(Ernst Herz)的《雇佣法中的索赔和规范》(Anspruch und Norm in Arbeitsrecht)。赫茨的分析很快就成功地超越了劳动权利方法的界限，并且把握了永恒的要素，在这些要素中，过程被引入国家的生命中。

这种机制因为如下事实而成为可能，即抽象劳动依然是调和的参照点。在这种机制中，按时出现的或程序性的对抗必须将自己呈现为受到中介，即得到解决的。道路再度从这里开始一从通过中介上升节奏而抵达的统一性到在言说的下降节奏中发展而来的统一性：在第一种情况下是程序，在第二种情况下是组织。从历史来看，这些过程必须在抽象劳动中紧密结合在一起。在共识中得到安抚并且在统一性中得到重估的对抗的悖论，现在又颠倒性地在从统一性向组织的转变道路上，得到再生产。对抗再度出现并且重启了游戏。各种不同的环节结合在一起，绝非巧合的是，在陈旧的法律理论的语境中，我们谈及过程的传播，同时又强调契约和制度。这暗示了得到呈现的再统一化——理论需要与之理清关系，因为它施加了压力并且引爆了旧的理论武库。

对抗在共识中被安抚了——或者说，用法律的意象来说，过程在契约中得到了解决并且在机制中运动。不同的力量在遭遇各自颂扬自己的特殊的、具体的观点之后，又在协议、在赞同中相互调和了。这种赞同表现出社会的形象。当个体性再度得到安抚并且发现共同的交换条件(quid)时，同时也在社会交换条件中发现了共同的交换条件并且得到安抚—随着这种同意成为社会必然性(这种必然性由超越冲突性一定边界的共存的基本规范所强加)，就更是如此。①

186

狄俄尼索斯的劳动：对国家一形式的批判

119

这就成为模型的第三个特征，这实际上以前提和假设的形式表现出来:统一性和程序性的特征将会在勾连它们的对抗要素之外，发现解决它们的共识的基础。这种程序性的特征在这里必须要成为组织：一个程序性和阐释清楚的组织，但这种组织必须保留在秩序安排的统一性之内，并且回应其最终目标，即对在抽象劳动，在积累和发展的筹划的社会总体性中进行综合。这样模型才能臻于完善。神话得以完成。程序性中介的循环性就是其组织性保障；不会再有脱节的要素。在它们的统一性中，它们构成了秩序安排。

我们在这里可以进入无数的例子。但是与其恢复这些理论单一的运动，不如去聚焦于公法最为一般趋势的方向：趋向我们称为新国家的方向，这种国家从程序形式的角度来看是计划国家，从其政治形式的角度来看则是社会国家。

第三章 宪法中的劳动

187

120

①从这个角度来看，契约扩展的主题成为过程的传播主题的颠倒类似 物，因为重构的必然性与冲突的强度直接具有正比关系。见雷恩哈特(Rudolf Reinhardt)在《契约中组织的主观权利与客观权力的联合》(“DieVereinigung subjektiver und objektiver Gestaltungskräfte in Verträge”)中的精彩分析。

社会国家

—作为国家政治规划以及自由劳动伊甸园的民主计划

毫无疑问，有计划的社会国家构成了实现这种模式的确定形式。①筹划的统一，对其实现所进行的程序性言说以及对整个运动的完善组织:这些在有计划的社会国家内有序运作的模式的要素。简言之，这个模式在这里发现了肯定性的构成上的实现，这种实现历史性地让其形象具有合法性，并且欢呼从最开始就随之而产生的劳动宪法化的过程——扩大形式、效率及法律上有效性，表明在劳动中存在着独一无二的价值，这种价值用来统一和指引社会的整个规范性活动。这里应该强调的是，随着资本在社会层面的发展，劳动一价值在决定价值增殖过程中的统一性完全得到了肯定。通过劳动而实现的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性在这里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统一化筹划的强度。

这也有助于我们认识有计划的社会国家的法律现实。就其也是一个筹划而言，这个模式揭示了价值在社会世界中实现的机制。科学视界的一元论只能被呈现为价值发展的肯定性环境——道路上没有任何障碍。这种情况——即唯有通过劳动产生价值增殖的过程以及相关联筹划的普遍性—的第一个后果就在于由法律科学所直接理解到的如下事实，即劳动在这里被明确表征为一种旨在价值增殖和组织的集体性、社会性的机制。法律科学的整个视角也颠倒了:在此之前其目标是为了理解；现在是为了重构。因此，比如说，实质构成作为法律参照点，在劳动中违背常理地(à rebours)统一化了整个社会秩序——在这里被言说和表征为一般社会目的的表达。它从法律参照的模式被转化为政治行动的筹划，从用于理解的图式被转变为积极支持制宪权的宪定权。

188

狄俄尼索斯的劳动：对国家一形式的批判

①我们在这里使用的计划、规划(programming)等术语可以相互替换，虽然有作者对它们进行了区分(在我们看来这毫无益处)。

这就是“计划”的意义所在:将劳动作为社会价值增殖独一无二的基础，并且根据其形象重构整个法律、社会和政治上的秩序安排。我们因此可以理解，有计划的规范化如何不仅生产(这可以在更广泛的破坏中看出)出对国家结构特殊要素的修正，而且也的确生产出了其新的政治形式的构型。①这之所以发生，是因为计划活动就其通过劳动实现了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来说，是一种扩散性的活动，而因为扩散性，便具有了普遍性。它只能是全球性的，而且必须如此结构自己，从而让自己的普遍性成为现实。

国家新的具体形式是由程序性形成模式以及对秩序安排的持续再结构化所决定的。计划的程序性言说源自将总体性包纳在自身的同意与异议的要素之内的必要性，以及让这些要素在筹划的全球性中同样起到作用的必要性。我们在这里并不想聚焦于与运动所具有的程序性特征相对立的力量：所有形式的非生产性、投机性资本都与这种筹划相敌对，正如将自己呈现为对抗体制的所有形式的社会拒不服从都与这种筹划相敌对。这些力量已经被消灭。①这里我们感兴趣的是全球运动的程序性言说所呈现的形式：在某种意义上具有辩证性的形式(正如我们所见），因为这种形式作为持续运动中延长的中介解决了对立。这是一种只能具有社会性的形式—在劳动在社会层面上确立价值增殖过程连续性的意义上。

第三章 宪法中的劳动

189

121

①我们已然引用了关于国家使用计划决断来作为国家形式重要性的文献。例如可见克利萨弗里，《略论宪法中的劳动权》，第163页;以及普雷蒂埃里(Predieri)，《计划与宪法》(Pianificazionee costituzione)，第35页及其后，第323页及其后。

然而，我们应该说清楚这种“社会性”。其规定必须是具体的，而且必须包纳社会形态的无限种类，同时在它们的个体以及在历史中得到认定的案例中承认它们。从这个角度来看，从劳动世界中涌现出以及必须在单一筹划中统一起来的单一案例之间的关系，现在都表现为社会力量之间的关系。中介的设计必须在这些具体的个体性基础之上得到发展。关注国家内传统的分权概念的理论在这里找到了发现根本性类比与发展的可能。然而，在任何类比之外，应该认识到，这些范畴起作用的环境已经受到了根本性的修订。事实上，这里我们面对的是一系列的“社会”力量，而非“公共”力量(无论在社会的意义上如何得到再定义)，而权力的分割与统一在社会层面上具有构成性的功能。权力分割曾经所行使的保障主义(guarantist)功能(在公共面前保障私人的内容)，就这些范畴在过程的“革命性”连续中被消解而言，就退出了。只要权力不被构成，那么就没有权力能够超越其自身的环境。当它在有计划的国家内被构成时，它被再度带回到构成性修订的节奏中，去在筹划的连续性中寻求新的共识。这种保障依然被分割所给定，但是悖论的是，只有在如下意义上才成立，即分割依然有效，是永久性的，并且在达到肯定性的哪怕是短暂的——统一后能被再生产。这就是程序性运动形式所表现出的“社会”形象；它强调遭遇、冲突和协议的社会维度。与公共权利的分割理论的类比并不能推得太远。最好谈及对“社会权力”的社会性阐发，并且在这个范畴内包含从个体到公共的社会辩证构成环节的全部广泛系列。

190

狄俄尼索斯的劳动:对国家一形式的批判

122

①聚焦于不同政党之间冲突的类似的讨论，见奈格里《政党国家》。

若需具体案例，考察下工会——这是这种社会程序性机制非常重要的要素—的遭遇就已足够。事实上，如果我们脱离对工会在社会程序性机制中运作的分析，来提出工会的性质问题，那我们最终必然会走进死胡同。但是如果我们从社会程序性机制的视角来提出问题，那么工会在法律上的性质问题，特别是关于其性质是公还是私的争论，都会烟消云散。社会的程序性机制在其自身内，用其自身的价值增殖运动，重新定义了冲突的主体。当这些要素被把握，程序性机制中的行动者在法律上的性质就不过是它们从对过程的参与中得到的内容。①当计划中公与私的关系问题被提出来，同样的事情发生了，因为当这种关系被启动，这种区分就会分崩离析。这个过程的法则不过是其有效性，而在过程的普遍性中，有效性构型了主体的真正性质，这些主体与它们的功能而且通常仅与他们的境况相关联。并非由程序性的机制、其结构和模态所决定的等级制都烟消云散了。控制只是牵涉各方的相关性，各方出于对等关系的对等权利对对应方施加力量—所有这些都在中介过程的连续性中进行演化。①

第三章宪法中的劳动

191

①关于工会在法律上的性质到底是公是私的争议，见埃斯波西托(《意大利宪法》)[La Costituzione italiana],第151-179页)和莫塔蒂(《宪法中的劳动》，第97页)之间生动有趣的辩论。普雷蒂埃里说明了这种形式的争论如何变得不再重要，并且因为工会在国家计划好了的功能图式内的状况而重新得到定义。

我们必须说，这个过程似乎实现了主体的全面自由的理想，这种理想既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积极神话也是其原罪。这里我们不是触及了无政府的边界吗，起码就看起来国家没有被赋予任何事先想好的突出地位来说？采用社会中介的绝对视野难道看起来不会在计划的过程中排除国家的干预吗？在现实中，计划者在这里陷入一个奇怪的悖论，因为虽然随之产生的计划是国家的形式，允许其对位置和坐标进行一系列完全具体的干预，同时，过程被重新塑造为国家消亡的形式，塑造为与国家定义相关并且以国家定义为背景的社会定义的颂扬。这当然是一个奇怪的悖论，但是成熟资本的神话就是建立在其基础之上的。如果不去麻烦这个积极的神话，资本就会冒险使用国家在计划中去触及压迫和权力的不可容忍的边界，从而排除了对其来说必不可少的恢复共识的边缘空间的可能。在其极限处，计划想要成为自由劳动的伊甸园：在群体中联合起来，在群体之间的关系中得到中介，在一般社会层面上得到组织，但总是自由劳动，自由地从一种中介走向下一个中介，只接受自身的法则，因此实现了自己的自由。

通过审视民主计划的图式，我们可以更为清楚地理解这一点。这里我们有一个完美且完整的循环。计划指数在国家的基础上出发(在将国家想象为过程出发点的虚构中)，并且作为最终结果回归国家。这个过程的发展意味着无数主体的参与，而这些主体从属于过程的总体性。协调的不同层级、对指数的修订过程、目标以及受控的相互对应物创造了这样一个关系网络——所有这些都是同样相关，或者说同样根本——以至于在现实中，过程的调节者可以是无限的，就像构成圆周的各个点。如果我们想要决定过程的单一中心，这只能通过惯例表现出来(例如可见普雷迪耶里，第219-220页，第417页及其后)。最为常见的惯例就是国家，但这只是一个惯例。这是一个通常对筹划有害的惯例，因为它冒险将一系列等级制的要素以及扭曲引入中介的过程中，而这个过程必须是非常具有流动性和连续性的。

192

123

狄俄尼索斯的劳动:对国家一形式的批判

① 这个结论已经由蒙高尼(Luigi Mengoni)在他对商业控制问题的分析 中得到权威性的说明。见《结构与公司等级的最新变化》(“Recenti mutamenti nella struttura e nella gerarchia dell'impresa”),特别是第 694 -699 页。

这个模式试图让自己成为现实的。我们在下一部分会看到，这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现在强调其现实性至少在资本的科学中是肯定的，这已经足够。成熟的资本想象自己，公开地描述自己，并且要求附着于在其中得到发展的权力结构。这是我们分析的充分理由。

第四节 资本主义权威理论模式批判

第三章 宪法中的劳动

193

上升到普遍性层级的需求和劳动为它们自身构建了一个庞大的具有共性且相互依赖的体系，一个四处游荡的活死人，盲目地跌跌撞撞地四处走动，就像必须随时要降服和驯化的野兽一样。

黑格尔，《耶拿现实哲学》第1卷,第239-240页

124

“这里面当然有东西，”莱因斯多夫不耐烦地回答。“但我依然不明白的是，我们一直都知道人们应该彼此相爱，且国家需要强力手腕来确保这一点，但为什么这突然成为一个或此或彼的问题？”

穆齐尔，《没有个性的人》第3卷，第419页

辩证法的微恙

——再统一的西西弗斯式劳动；或者，资本主义的自我批评以及对权威理论的需求

我们所勾勒的模式真的有效吗？我们已然看到驱动其定义及其完成的形象的要求，这种需求经常看起来有一种神秘的特质。现在问题不是关于定义，而是关乎实质，不再是关于科学假说，而是关于历史确证。简言之，我们必须表明这种模式到底有没有效果。如果这个模式成为现实，我们必须指认出让其成为可能的原因;换言之，这种实现是对形式总体性具体化的内在要求的回应吗—如其从模型的角度所看来？或者说，是对其他更为紧迫的决定了不同路线的要求的回应吗？最后，我们必须看清楚，这个模式是逐渐具有了具体的历史实证性的理念，还是在幸福的神话中，隐藏并扭曲具有完全不同性质的现实的社会运作的神秘化。

我们可以一次性回应所有问题。首先，让我们自问，我们所谈论的模式在其实现的过程中是否会提出二律背反？当然会存在二律背反，而且会非常严重。第一个二律背反就是：围绕着价值增殖——特别是生产性劳动的概念——独特原则的社会总体性的统一不断重新开启抽象劳动与具体劳动之间的冲突。它不是在特别的境况下——因为这也是阐释模式的前提，而是在处于社会层面的冲突的总体化所面对的不可遏制的张力中，来重启这种冲突的。当诞生于现代工厂的生产性劳动将工厂的模式强加在整个社会之上时，构成工厂内生产性劳动的矛盾不是被消除，而是得到了衍生。内在于资本主义生产单一关系的冲突性因此得到了扩张，并且让所有社会运动都成为其猎物——它成为传染性的，能够动摇所有的综合。这居然是社会国家的模型，真是讽刺！国家被交给一种可以解决所有矛盾的辩证法，但是因为这种辩证法，国家现在面对着一个更大的矛盾。这个模型的辩证法本应该提供一个重构和平化领域的可能，但这种辩证法却导致了这些毛病！现在矛盾用一种总体性对立于另一种总体性；整个社会被重新塑造为没有得到解决且不可能得到解决的张力的场所。对抽象劳动模型中具体冲突性的安抚，在现实的平面上是一种欲望，但不是可以实现的欲望，而是某种意义上的西西弗斯的劳动，不断被打断，然后继续进行，而且现在成为一种不可能的综合。然而,这些考量在我们的研究中并非深入考察的对象。去考察被呈现为一般境况的矛盾如何——在对模型的单一论述中，在其要素中，简言之，在所有的科学装置中，而在这种现实的境况中，这些装置需要在解决方案中的言说和得到安抚的意识中代表控制出现，会更令人感兴趣。模型的统一性在各种努力之后，看起来依然只是理论上的。统一的辩证法只是在抽象意义上具有效力，这样当模型得到完成时，应该有必要将其降到现实层面，从而再看它在现实上的运作，但是其单一要素却显示再度分离。看起来统一化的过程是彻底无用且空洞的；看起来模型只有在头

194

狄俄尼索斯的劳动：对国家一形式的批判

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