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俄尼索斯的劳动对国家-形式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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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从规范生产的角度来看，秩序安排被呈现为正当化的简单领域—在这个领域中，过程的统一性和渊源的多样性确立了恒定的关系—但关联似乎消失了。如果冲突性没有得到解决，那么权利的效力就不再站得住脚。冲突的不可解决性让这里不可能出现一贯和有效的连续性。另一方面，从应用的角度来看，一般和抽象的规范，与必须在社会运作的普遍性和规定性中持续重构秩序安排的确定目标之间的关系，也消失了。如果冲突性得不到安抚，权利的确定性—这是条款、理性计算以及正常发展的不可替代的要素—就会受到阻碍。①简言之，解决方案不确定的参照(这是社会拥抱冲突性的一个后果)似乎让社会国家的法律模型失效了，并且将其运作推向了死胡同。

然而，这个模型却得到了法律科学的维护，并且不断为后者所重构和重提。模型能够运作；二律背反并不会消解其有效性。但如果其基础如此不稳，其构型如此抽象，它如何能够成功运作？没有理由感到震惊。通常来说，权力的实践比其理论要更有远见。然而，清楚的是，对模型的批判必须起到如下作用：进一步澄清其用处的必然性，并且在其基础处确立，必须要有通过某种方式让其运作成为可能的要素；它们即便没有被提及，但必须在场。在这些要素的基础上，统一性与多元性之间的矛盾必须有效地进行自我安抚，同时在更为广泛的言说中维持自身。在这些要素的基础上，二律背反必须成为辩证性的，从而避免决定性的对抗和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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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倒立的时候才具有效力。

①见阿尔夫·罗斯，《走向现实主义的法理学》(Towarda RealisticJurispru-dence)，特别是其中关于权利渊源理论中的二律背反部分，见第五部分第2-4节;以及关于合法性(validity)理论的二律背反部分，见第三部分第2-3节。在渊源理论的问题中，我们最感兴趣的是罗斯所提出的第三个二律背反：统一性和多元性的二律背反。就与合法性的理论的关系来说，我们更关注第二个二律背反，即作为命令的法律规则中合法性与作为假设性判断的法律规则的合法性之间的二律背反。

这些要素在资产阶级权威理论中都得到了强化。直到现在我们并没有且尚无法论及权威。这个模型似乎诞生于这样的世界：自由个体努力建构自由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使用作为黏合与压制要素的权威可能且在过去看起来是可憎的。但权威是走出被创造出来的一系列问题和矛盾的通道，而模型有效性的真正保障只能是偷偷摸摸地将权威塞入这个模型之中。我们当然是在处理某种神秘化，但效果会因此而有所减弱吗？恰恰相反，资本主义发展何时允许社会产品如此重要的层级上与社会劳动力共享，并且相应地，资本主义发展何时允许社会劳动力直接参与社会产品的分配和对社会产品生产的管理？因此，在某些边缘性范围内，何时能够轻易踏上这个模型所表明的道路？

在权威(即便它只是被偷偷引入)的实践与理论以及权威效果(在模型中被呈现为自由劳动简单的生产性联合的效果，摆脱了所有的强制形式)的神秘化的基础上，模型在永存的断裂风险中统合起来的对立双方的共存，现在具有了很大的可能。如果有人要谴责神秘化，那我们就可以简单回应说，我们处理的是过渡性阶段，是一个早晚会消失的环节——科学对强力就是如此痛恨!

我们却没有那么乐观。这里权威理论(及其实践)表现为决定性的要素，这种要素超越一切幻象，有效地维持了模型并且让其具有可行性。于是，问题就在于衡量这个理论的活力，在秩序安排的统一性(见《社会资本中的服从》)与多元性中，以及在既受到神秘化、也具有真实性的综合(见《对资本的社会组织》)中将其指认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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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本中的服从

——法律后果：秩序安排与规范主义理由的统一

以我们最开始对劳动一价值在资本主义中发展的分析为起点，我们澄清了剥削关系内在于普遍进程(这既是劳动进程也是价值增殖进程)的问题，也强调了这个进程对社会的更为明确的操控权力，而这个社会同时为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所投注。资本主义进程在社会层面上越是拓展开，剥削关系的强制性内容就越是得到一般性的强化。悖论性的事实是，其一般性似乎让剥削关系消失不见了，但其实这种关系是拓展开了，因为协调的要素——这是对资本成熟组织所典型具有的——越是在社会层面拓展开，服从的要素就出现得越多，且被强加得也越多(也是在社会层面上)。但是如果权威是统一性与多元性之间法律关系真正的连接性要素，那么吃惊也没用。在成为法律世界的连接性要素之前，权威也是客观世界的产物，这个世界是社会性的，在经济层面上得到整合并且为资本所主导。一旦我们摆脱旧的意识形态罩袍，我们就会看到，权威在现实中会存续下来，因为科学通过新出现的权力的统一，理解法律世界与社会世界之间最终的对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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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法律科学如何正确地从这个过程内部正确地反映了这一过程。真正的悖论在理论的悖论中得到重复，特

别是在规范一命令主义的理论中，这种理论在社会协调及其价值增殖的要求基础上所受的批判越多，在社会统一化的要求的基础上就越是得到重估；它总是不断出现，同时失去某些经验上的特征，但无论如何会在其一般性中有所获得。

事实上，不难认识到，规范主义和命令主义在最近权利理论的科学发展中是非常引人注目的争议话题。所有的理论立场和作者都会先是对命令主义然后是规范主义进行批判。尽管一直存在争议，规范主义和命令主义在今天拥有了新的生命和运气—在它们的核心处，或者说在将强制作为实际或潜在要素的做法中，但因为法律秩序安排的定义，是具体和必要的。①的确，命令主义的法律概念已经解体了，但同样真实的是，命令主义的权利概念得到了肯定;的确，规范主义的概念失去了价值，不能再作为法律解释与应用的独一无二的关键要素，但同样真实的是，对权利的一般和具体重新构型的规范性要素已经被强加。我们可以说，恰恰相反，在包含各种理论要素的复杂过程中，被强加的秩序安排的彻底统一化的强制性越是突出，它就越是被置于秩序安排的单一运动之外而得到考察。理论家在科学发展最为精致和穷尽一切的表达中，实现了指认命令性力量的目标，这种指认是在一个“独立且潜在的”环节中进程的，而这个环节与构成秩序安排的单一规范有所区别但并未分开，并且与整个秩序安排相重合(在其定义的语境中)。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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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伊勒玛·塔莫洛(Ilmar Tammelo)，《法律命令理论在当下的发展：调查与评估》(“Contemporary Developments of the Imperative Theory of Law,A Survey and Appraisal”);以及费利斯·巴塔利亚(Felice Battaglia)，《论法律的结构与功能》(“Alcune osservazioni sulla struttura e sulla funzione del dirit-to”)，特别是，第513-514,517页。尽管这两位作者从不同的，有时甚至是对立的视角出发，他们最终都宣扬命令主义理论的复兴。

这个科学过程以非常精确的方式，回应了特别的要求。为了考察这些要求，更为细致地考察它们的效果会更有用。有两个效果是根本性的：一方面是在使用强制的视角下，允许秩序安排统一性最大化，同时保障社会发展远离所有另类选择或障碍；另一方面，是维持对强制与秩序安排之间关系的勾连，并且独立于任何直接、有害以及强制性的前提，去发展后者。这些效果完全呼应由模型所组织的要求，这些要求不是在脱离国家命令意志的过程中，而是直接在它们从社会过程中出现的过程中，把握到单一的规范。另一方面，它们得有所作用，就好像它们是由独一无二的权力来源所生产出来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强制性视野和程序性中介视野之间的距离是持续起作用的保障，因此也是秩序安排生命的纯粹而简单的保障。这种二元主义因此能够回应社会国家在当下的发展阶段。它回应面向冲突的程序性调和的乌托邦式(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功能性的)的压力—这种调和在成熟资本主义社会的生命和成长的某些界限内是有其必要性的，因此让其有可能去考察作为自我组织的社会组织过程；它同时也回应平行的保障需求，即这种冲突性过程不会在内战、不会在价值与利益没有中介的对立中得到解决。在这个模型的发展中，必须要发现权威。然而，权威总是被隐藏起来，而且就程序性特征自由且自发地发展的可能性来说，只是被称为“独立且潜在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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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种立场在北欧学派那里得到了最为清晰的表达，见奥利夫克罗那(Karl Olivecrona)，《法律的命令》(Der lmperativ des Gesetzes)。在《法律命令理论在当下的发展：调查与评估》中，塔莫洛强调了关于北欧人所提倡的规范判断的本质，英国人与像哈尔(Hare)这样的分析哲学家的立场是重合的。

这是一个精致且有效的解决方案。如果我们再度从对法律发展的考察回到对物质发展的分析—它最开始就是与之相勾连和结合的，我们就会看到，对强制与程序机制的双重领域的描述与社会化资本的形式也是相契合的。剥削关系的突出地位在这里与有计划的生产关系总体相勾连。对社会化资本的管理所具有的民主特征从属于利润增长的状况，而这种增长无论如何都依然是社会资本发展的关键(这就是所谓的经济标准，而这种标准在劳动构成的提议中变得越发重要)。

绝非偶然的是，两个层级之间的所有冲突都必须在有利于经济要素的情况下得到解决，要么以中介的方式，要么以直接的方式。解决冲突方案的内容受制于一些条件，并且服从于这个标准。如果冲突只是轻微破坏积累的形式，就会得到宽容；或者说因为体系得到完善，冲突如我们所见，成了积累的形式。然而，如果冲突转化为对抗，并且在其物质内容上损害了积累，则必须使用强制手段来进行干预。这些都是资本的法则，没有超科学的神话能够假装认为，这些已经失效，或者在资本在今天得以发展所采取的社会形式中变得毫无用处。①

因此我们认识到了规范主义的理由，或者说这样的理由，为了这个理由——在资本主义自由劳动的神话重新掌握其原初的人本主义意涵后—权威理论在实践和理论上都被作为模型有效性明确的保障而被重新引入。但是，我们依然应该考察权威理论得以重新引入的形式，因为这会让我们展开更进一步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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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克思提醒他的同时代人注意这个事实，也正因此，有必要去研究他思想中与危机理论和利润量趋于下降理论相关的方面。

对资本的社会组织

——资产阶级权威理论中的统一性与多元性

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就会看到，权威理论与模型之间的关系问题，同时也是在模型内所提出的秩序安排的统一性与多元性之间的关系问题。在第一个模型的(乌托邦式的)图式中，多元性的统一性被构型为过程完成的简单后果；现在，这种统一性以权威的形式得以推行。虽然第一种统一性想要内在于进程，第二个似乎试图超越这个进程；在第一种情况下，这个进程被构型为一元性的进程，现在似乎其形象成为二元性的。矛盾很明显，看起来对权威理论中模型的修订不会完善而是会毁灭这个模型。

但是我们还没有看到，这个矛盾以及插入权威理论的后果是否会在单纯的形式层面上给出，以及在现实中，会不会出现不一样的后果。因此对这个矛盾的考察必须被带回现实中。在这个语境下，在这个模型发展过程的最后，偷偷摸摸地插入权威的概念和实践，即便这种做法从理论的角度看是矛盾的，但是与实践的视角倒是直接契合的。事实上，对司法秩序安排的形成过程及其——在部分与总体、[在逻辑和现象学形式主义中的]多元性与统一性中追踪到的—具体性的形式性描述的含混性，消失不见了，通过统一性权威的有效性而得到解决。这还是一个准备好的、实证主义的解决方式吗(其特征是盲目的经验主义)？完全不是，因为这恰恰是退后一步，而这一步摧毁了带回到模型的科学中的全部新颖性。事实是，这里我们抛弃的不仅仅是形式主义哲学阵营(这个阵营只能在各个层面上重新提出矛盾),还有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形式主义的阵营，这个阵营消解了含混性与矛盾，只是将它们与权威的事实相对立。我们接下来必须勇敢地进入对法律行动与思想进行社会定义的领域，这是唯一一个允许建构充分的研究框架的领域。只有在这个平面上，才能够再度发现能够解决模型问题的权威，其运作才能以具体的方式得到构型，既独立于任何空想主义，也独立于任何事实性的还原。因此我们只能够发现代表发展动力的要素即劳动一价值—它在自身内部(且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过程中)携带了社会权威出现的必然性及其多元正当化的必然性，方式是统合其出现所采取的形式和与之相对的现实之间的关系。所有的二元论都消失不见，因为这个过程的最终形式并非二元论的；只有过程是二元论的。权威理论是一种完全能够满足模型的解决方案，尽管看起来像是一种机械降神，且似乎对那些提出资本主义模型的方案是种侮辱。对权威的重提似乎只与某些对这个过程充满希望的人的有限眼界相矛盾，但并不包括以科学眼光看待筹划的完成的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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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暂且回到前面关于实质构成的段落，以澄清我们的分析，并且希望我们现在可以在(基于劳动的)实质构成中追踪对协调与服从、联合与等级之间社会关系的言说。之前我们面对着类似的问题和类似的解决方案(见第1节)。截止到这里的分析，同样的意象再度出现，重新获得清晰性，因为模型所表达的新的动机的财富被重新定位在那个意象中。在劳动中找到资本主义社会秩序安排真实统一化的动机的最初要求在这里得到再度肯定—但不再只是作为一种要求，而是作为被新发现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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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基于前述内容，我们触及了统一性与多元性之间关系的问题，不难预见，资产阶级关于权威的理论与实践(恰恰是因为它们指向了资本主义劳动一价值发展的现实)绝非排斥，而是将多元性置于自己的核心，并且将其置于正确的位置。即便对多元性的“独立存在”的神秘化消失不见，即便对来自多元性内在运动、来自其进程和内在中介的再度统一化的希望消失不见，但多元性在秩序安排的生命中所覆盖的场地依然是完全处于突出地位的。我们在研究劳动宪法化的过程与模型的过程中所作出的各种观察都足以证明这点(见第2,3节)。这里，问题是更为细致地决定统一性与多元性的共存所采取的形式。

事实上，我们已经掌握了一系列的消极要素，这些要素可以让我们去避开在模型的第一个定义中存在的幻象，即统一性和多元性的综合在过程的形式要求的简单发展之外给出，这是源自在形式上自我生成的节奏。然而我们也知道，尽管有这些消极性的要素，我们不应该(通过对过程的威权主义综合)否定过程所借以发展的冲突性，而是应该确保其路径和效果，并且让其免遭任何可能的对抗性的本能反应的威胁。然而，这些要素既非过程的条件也非后果：它所呈现的形式到底是什么？这其实等于追问：威权主义视角如何与并不表征——或者说无法表征—具体的强制性内容相共存？再进一步，这个视角如何与这些规范并存？因为这些规范是通过对抗性而形成的，而非通过有待于在强制领域得到统合的性质而形成的，所以呈现出对组织性环节(或者说一种具体的性质)的强化。很多其他问题可以提出，但我们可以很快识别出回应，如果我们记得将严格的权威作为对秩序安排的总体性的控制的话。组织性的事实和并不拥有强制性内容的规范的出现，对于权威来说并非绝对矛盾性的。它们可能作为具体技术内容的具有强制性的内容，但首先它们必须能够具有能够参考秩序安排体系(它们就处于这个体系好难过)总体性的内容。在权利生产理论的语境中，现实主义和法律多元主义因此与权威理论的突出地位完全兼容，这是强制的后果会让位于单一规范和体制强制性的真实性。在科学的层面上，问题可以作为渊源的多元理论的兼容性问题提出来，这些渊源有着一个赋予统一性组织和一贯意义以渊源多元性的首要来源。这个案例可以通过如下方式来解决，即回想起首要的来源与其说来自在物质上跟随秩序安排种类的内容，不如说通过如下标准，借助这个标准体系被包纳，阐释得到合法化。因此这就是体系本身(在我看来这似乎是恩里克·阿洛里奥和基诺·朱尼所得出的结论)。当我们坚持秩序安排的单一决定(在单一规范的物质性和历史性决定的特征)总是以崭新的方式表达的内容和差异时，同时也揭示了另一个方面，在这个方面中多元主义无法压制的实例得以显现，在这种情况下对权威理论的对抗没有增加，只有新的语境得到定义，在这个语境中，统一性一多元性之间的关系必须得证明(克利萨弗里正是在这个领域上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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