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俄尼索斯的劳动对国家-形式的批判

那么这个过程的发展所采取的形式是什么呢？这是允许且有时决定对立方共存的形式。单一法则的效力将参考秩序安排的总体性，正如规范和组织性事实的有效性将参考这种总体性(这是阿尔夫·罗斯的立场)。只有在体系的总体性层面，才存在强制和权威。在所有其他层面上，与强制的关系只是假设性的。这让统一性和多元性之间保持了宽广的空间，但是从不允许最终的综合逃脱总体性的最终定案。这是这个过程所发展且必须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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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出的形式。

我们因此最终达到了这样的位置，在这里我们可以认识到多元性在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形象中所占据的场所。权威理论的出现以正确的方式将其功能安置，同时并没有削弱其相关性。统一性和多元性必须共存，确信两者之间的综合——考虑到支撑它们运动的威权主义领域。通过这种方式，法律的视角与现实的视角，权利和资本，找到了两者共存作为先进的环节之一。两种现实的相互包含在这里真正成为结构性的要素。对积累过程的社会言说的单一运动在法律形式中找到完全且充分的形象。

从矛盾到对抗

推动我们考察最后阶段的动力是这样的认识，即由对科学方法的信念、由其内在力量的必要关联所单纯维系的社会国家模型并不能成立。各种类型的矛盾好像将其困住了，而这种国家其自身运动的理性和动力来自冲突性—从这个角度来看，似乎成为冲突性的牺牲品。简言之，尽管这种模型被交给了内在的正当化，但还是崩溃了。只有权力的超越性才能赋予其真正的支撑。因此我们在分析中抵达了坚实的、总结性的论点。我们从对劳动一价值在作为成熟的法律体系中所起到的独一无二作用的考察出发，该考察引导我们去评估资本委托其神秘化所行使的功能。多元性和统一性共存，而冲突性在资本主义积累的节奏中，一直与从具体到抽象的劳动的发展相勾连，最终得到遏制。

但这一切的代价是什么？代价就是向权威的超越性妥协，并且重新确立了叠加与可怖(superpositum et tremendum)领域，而对它的批判似乎成为成熟资本主义法律理论的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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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一切后果是什么？我们的考察从如下认识开始，即资本主义积累的增长围绕着劳动一价值统一了社会，但是这么做需要围绕两个极端，即具体性和抽象化。当下国家的整个法律系统之所以会产生，就是为了解决这个确定的对立。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之间的对抗需要被转化为矛盾，当下法律思想的全部路径都是朝向决定这些矛盾的具体中介的。然而，我们已经看到所导致的结果:中介要求恢复权威和超越性。这个科学的视角再度被推翻，并且被推向单纯事实性的领域，就在这时它似乎想要被幸福地置于完满的综合中，置于完全的历史交融的愉悦中。在这个平面上，对抗——其调和是我们的出发点——再度出现，让所有可能的中介都失去用处。

建构劳动国家模型的整个运动，以及在这种运动中所作的关于其在统一性中动机的构成的分析，可以以颠倒的形式进行认识：在存在统一性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矛盾，而在有矛盾的地方，我们可以看见对抗。这个问题又被提出来了，正如我们在出发点时所提的那样。法律领域因为很多新的理论主旨而得到丰富，且科学想要去再度找到走出最开始问题的适当方式，这个事实并没有隐藏如下事实，即这个有过太多尝试的道路的终点重新提出了和开始同样的问题。这不是说，中介性的问题不相干，或者它们并不能构成科学进程中非常重要的环节，因为恰恰相反，对抗的层级和形式在今天因为科学进程的有效性所突出的形式和强度而具备资格。然而，没有得到改变的，是对立的内容和对抗的形象: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性，每一方都想摆脱和平与渐进式的调和的希望，在力量的平面上—在这里双方彼此最初相互衡量，去寻求自己问题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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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的开始，我们看到了改良主义，即从两个不同方向被推动的对冲突进行法律中介的努力，起到作用的两种力量对决定发展来说的必不可少。现在我们看到改良主义达到了其发展的顶点，同时再度面对同样的问题但又少了一种可能性，即再度回到允许其超越旧的对抗的工具的可能性。

故事会如何结束？我们无法在这里给出答案。

权宜的结论：工人主义的批判是否可能？

本项研究宣称所取得的唯一结论—远非澄清一系列法律进程，就是认识到一个问题以及这个问题所由提出的层级。这个层级并非如某些人所说，不过是对立的内容的问题，而是中介的努力最后所要表现出的冲突的形式问题。

辩证法终结了。黑格尔死掉了。在黑格尔那里剩下的是资产阶级世界的自我意识。资产阶级世界是且只能是辩证性的。

但我们不是。工人主义的批判在今天不是对辩证法的恢复，而是对冲突的领域与形式的发现。

且允许我说点个人化的内容。在几年前我所完成的一项形式主义研究(《法律形式主义的起源》①)的最后，我指出需要对权利进行辩证性研究。我认为这可以解决一系列的形式主义(无论其构型多么复杂)似乎无法解决的问题。现在很明显，这种希望是虚妄的。今天，我们看到权利坚实地植根于现实，我们看到它在社会中消失;权利表现出它似乎永远也不可能直觉到的演化节奏。对立方的共存因此变得具体了。但所有这些是一种解决方案吗？所有这些不过是重新提出了其表面上解决了的内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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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奈格里,Alle origini del formalismo giuridico,Pubblicazioni della facoltà di giurisprudenza dell'Università, diPadova, Padova,Cedam, 1962。—译注

通过这个任务的晦涩性，我们的指导要素只能是对现实的革命性批判、从事物和事件内部出发的批判以及革命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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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Part Two

第四章

共产主义国家理论

Communist State The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