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俄尼索斯的劳动对国家-形式的批判

本文写于1974年，作者奈格里。本文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流传甚广，并且在法国和德国再度发表，因为其所关注的焦点是与如下努力相关的直接的政治问题：“欧洲共产主义”政党试图与保守主义的执政党达成“妥协”从而进入执政联盟的努力。特别是在意大利，在共产党和“官方”工人运动之外，并且与国家之内的这些机构联盟相对立，存在着广阔且活跃的左派政治空间。本文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以及活跃于20世纪70年代的激进社会运动的视角重新审视了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国家理论。这种对文献的再审视对理解和强调共产主义传统中的有益方面十分必要，且更为重要的是，对将国家理论的难题置于当下政治冲突的语境内非常必要。贯穿本文的认识——这种认识得到当时意大利不断高涨的政治运动的支撑，与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所强调的结论并无二致：过去的革命只是完善国家机器；关键是要砸碎国家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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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主义传统及其关于国家的概念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于国家机器从属于资本主义垄断。”自从斯大林在20世纪30年代为第三国际提出这个定义以来，官方的工人运动流派在发展国家理论方面基本裹足不前，并因此忽视，在资本主义国家因为巨大的经济危机而发生的改变后，进行必要的分析，从而调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政治话语(见第二章)。对垄断资本和国家结构之间关系的机械式和工具式概念定义依然完好无损。在这种观念看来，大垄断资本(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副产品或产物)已经以持续且精确的方式，控制了国家的运动。国家与大垄断资本(作为全部资本的一个特定且有限的部分)融为一体且从属于后者。①对大垄断资本的(管理上的和/或无产阶级的)法律结构最终改造并没有干涉由国家所强加的从属关系，而是恰恰相反，强化了精英统治者的相互关系，巩固了垄断控制的特征和方向。“在现实中，商界与政府之间表面上的冲突是统治阶级内部冲突的反映。”(保罗·巴兰和斯威齐，《垄断资本》，第67页；同时可见，皮埃尔·贾雷[PierreJalée],《70年代的帝国主义》[Imperialism in the Seventies])工具性的从属关系也没有改变；非要说有什么改变的话，这种关系因为超国家的和/或跨国的垄断机构以及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有所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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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今日帝国主义》(lmperialismus heute)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帝国 主义》(Der lmperialismus der BRD),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社会科学研究 所(Institut für Gesellschaftswissenschaften beim ZK derSED)编；贡德尔(Rudi Gündel)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Zur Theorie des staatsmonopolistischen Kapitalismus);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Comité Central PCF)编，《国家垄断资本主 义》《Le capitalisme monopoliste d'Etat》。

任何在处理官方工人运动的传统方面哪怕有一点经验的人，都会立刻明白这种对国家(“垄断的奴隶”)重塑(refiguration)背后的政治目标。这些目标包括在最广泛的社会阵线上组织斗争去对抗资本主义发展所带来的结果，以及垄断权力所带来的扭曲，(从整个社会的角度)向国家(在其他情况下是权力中介以及传达垄断意志的位置)强加新的发展模式，(通过攻击垄断性的国家组织)反抗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专制特征，(通过最广泛的社会联盟体系)来清除垄断在国家内的影响；简言之，以民主和大多数人的名义，开启市民社会与垄断资本国家(通常也被称为“法西斯主义的”)之间对抗性的辩证关系。“国家与作为其执行者/工具(agent/tool)的垄断阶层紧密相关：可以将这种关系理解为一种阴谋，这种阴谋利用私人关系将国家(依然能够自上而下地展开革命)置于一小撮垄断资本家手里。让全体人民赶走这些篡权者，国家会完成后续任务！”(普兰查斯，《政治权力与社会阶级》,第273页)

这些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的政治目标。很明显，相反的关于国家的概念会提出完全不同且相反的定义、战术和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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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有些目标是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内部出现的。例如，有位作者试图强调国家和垄断力量业已融为一体的断言：“垄断资本主义和国家是相互独立的力量”，两者会相互融合，但是并没有出现国家单方面从属于垄断的明确局面(见尤金·瓦尔加[Eu-gen Varga]，《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问题》[Politico-Economic Prob-lems of Capitalism]和《资本主义的危机及其政治后果》[Die Krisedes Kapitalismus und ihre politischen Folgen])。但是这些反对意见并未提出关键的论点，因为它们没有能力去将国家一社会一资本三者的关系问题化，从而再度提出作为独立社会功能的国家的主题。当人们普遍承认(如我们在维果茨基[S.L.Wygodski]的《当下资本主义》[Dergegenwärtige Kapitalismus]所发现的,这是当下关于这一话题最好的小册子)，我们已经进入国家与资本关系的新阶段—从这两个领域相互渗透的角度来看是在“质上全新的”阶段，这就变得更加引人注目。垄断资本主义理论在分析资本的社会再生产的整个过程时并没有接受这种认识，而只是在技术和科学等特别主题上才有所接受。

当下阶段的阶级斗争所发现的问题，随之而产生的理论以及相应产生的战略努力，这三者是非常不同的。看起来，资本与国家之间新的关系所具有的性质—换言之，两者的接合在整个社会(而社会完全被吸纳进资本再生产的要求)的平面上展开这一事实，完全没有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所把握。从这一视角来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是作为精英主义国家理论的变体而出现的，且在分析国家是特有内容的语境中，忽视了国家组织的实质性中的某些关键要素，如合法性，“它的”司法制度，对“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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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呼吁，以及中介机制的连续性和有效性。①所有这些要素都被置于“主观性”的领域，以至于大垄断资本的咄咄逼人和难以摆脱的形象最后只是在一个空虚和沼泽似的领域内移动—正是在这个领域内，社会对抗涌现出来。这种理论的基本认知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是具有客观正当性和有效性的封闭系统。在这个基础之上，出现了关于国家的纯粹工具性的概念，将政治活动完全置于纯粹主观自主性的领域，并且非常狭隘地将民主策略理解为一种假说，一个动员被压迫的市民社会来反对无处不在的垄断权力的假说。②

现在我们应该指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所存在的明显矛盾性的特征。这揭示出的明目张胆的机会主义根本上在于客观方面(作为机械的、物质性的和必要纽带的国家一垄断关系)和主观方面(作为工具的、主动的纽带的国家一政治关系)之间所确立的含混性。就其从属于垄断来说，国家是基础结构；而就其是一个政治国家来说，国家是纯粹的意识形态性和反映性的上层建筑。对市民社会来说同样如此，一方面来说，它在垄断发展的压制性和必要结构中处于从属位置，另一方面，它被主动理想化为冲突与斗争可能场所。事实上，这个过程唯一真正对抗性的要素在于垄断发展本身所具有的矛盾之中。从这个角度来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理论造就了灾难性崩溃理论的纯粹客观主义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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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明确展示了合法性机制的结构性和客观性的强度。

②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的批判，见玛格丽特·沃斯(MargaretWirth),《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资本理论》(Kapitalismustheorie in der DDR);艾宾豪森(R. Ebbinghausen)编，《垄断与国家》(Monopol und Staat)(特别是温克尔曼[R.Winkelmann]和特里斯特拉姆[W. Tristram]的文章,第 45 -97,98-136 页)。

任何试图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中触及工人阶级斗争场所问题的人，最后都只会一无所获。事实上，在资本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剥削的实质性，和资本主义发展(及其危机)的结构之间的关联问题，从没有被提出来;或者说，当以国家垄断主义形式表现出来的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的必要性以及阶级斗争彻底的意识形态特征得到承认，这个问题就提前得到解决了。另一方面，阶级斗争的目标只能是在垄断主义秩序安排扭曲的背景下，重新确立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的合理性。①在极端的、主导性的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概念认知中，阶级斗争的场所只不过是在意识形态上非决定性的场所，因此类似于民主斗争的场所。工人阶级斗争被混同于“大多数群众”的斗争，并且为后者所否定，其本质性的特征被彻底否弃。阶级目标和权力目标之间的全部关联都消失了。

甚至在没那么极端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中，依然存在着还原性的阶级斗争概念认知。特别是正如我们已经注意到的，在最近的文献中，有一些提及对权力的垄断性接合进行社会化，这些论述坚持垄断国家和社会的技术一科学结构之间相互关系的广度与密度。②这里的含混性达到极致水平，且“客观要素”和“主观要素”之间的不一致存在爆破的危险。无论如何，在这种情况下，阶级斗争的相关性降到最低。当矛盾没有直接被带回垄断的客观性矛盾的辩证关系中，这个矛盾只会沿着因为恩格斯而产生的修正主义路线或专家治国论路线而得到社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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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因此就出现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在社会主义国家所产生的带有强烈压制性的效果。见沃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资本理论》，第27页及其后。

②见维果斯基(Wygodski)，《当下的资本主义》(De gegenwärtige Kapitalis-mus)，特别是沃斯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资本理论》中引用的内容。

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存在如下两个基础：一个是得到“无害化处理”的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范畴，另一个是对意识形态拜物教、意识形态自主性和群众的政治意志的极端化处理(见艾宾豪森和温克尔曼对《垄断与国家》的介绍，第9页及其后)。在我们看来，这些明显存在分歧但实质上处于共生关系的张力关系，在——从阶级的角度来看——对一体性的扭曲和神秘化中，被结合在了一起。简言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是一种在资本主义分配运作失灵中找到存在依据的理论，但是它完全无法将社会对资本进行再生产所依赖的制度世界与工人的视角结合在一起，后者产生自关于剥削的知识以及对抗剥削的斗争。

无论是什么原因导致共产主义理论对国家资本主义理论的发展，无论导致这种理论在20世纪60年代复兴的动机是什么，我们必须认识到，这种理论代表了一种腐朽的想法，我们必须尽早远离。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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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就这方面来说，考察法国共产党1974年代表大会的辩论会很有意思。在这次大会中，出现了新的反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的观念(因此对立于法国共产党的指导路线)，这种观念由与工人阶级组织联系更为紧密的团体所提出。阿尔都塞左派提出了对于这个争论立场的阐释，攻击了被视为阿尔都塞本人正统思想的观点。见巴利巴尔，《剩余价值与社会阶级》("Plus-value et classes sociales")。

关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漫长前言看起来并不过时。我们将会看到，这个框架虽然粗糙(或许正因为这种粗糙)，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比我们所认为的要有着更强的效果和更为直接的影响。该理论所产生的后果是非常深远的。这些后果不仅限于对与国家相对的垄断关系(突出的资本主义经济现实)的一般定义，同时也包括对权利生产机制的规范性定义(规范社会行为)、对国家和社会冲突之间关系的纯粹压制性和非辩证性(短期、中期或长期的)的概念认识以及探索国家与阶级斗争之间关系的既犬儒又冒险主义的方法(“智识上的悲观主义，意志上的乐观主义”)。所有这些与处于斗争中的两个阶级—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活动的现实性之间的不一致是显而易见的。然而，马克思主义对国家的定义可以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提供依据和基础。“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它是“是一个阶级用以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共产党宣言》，第35页)。这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论所依赖的“正统思想”。

但我们对“正统思想”并无兴趣。虽然我们在道义上尊重这个传统，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至少存在另外两个更为复杂且更为全面的关于国家的定义(且这已经简化至极)。①第一个定义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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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问题：马克思主义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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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一般的论述见里卡多·瓜斯蒂尼(RiccardoGuastini)，《马克思，从法 学到社会科学》(Marx, dalla filosofia del diritto alla scienza della società)。

因为资产阶级已经是一个阶级，不再是一个等级了，所以它必须在全国范围内而不再是在一个地域内组织起来，并且必须使自己通常的利益具有一种普遍的形式。由于私有制摆脱了共同体，国家获得了和市民社会并列并且在市民社会之外的独立存在；实际上国家不外是资产者为了在国内外相互保障各自的财产和利益所必然要采取的一种组织形式。目前国家的独立性只有在这样的国家里才存在：在那里，等级还没有完全发展成为阶级，在那里，比较先进的国家中已被消灭的等级还起着某种作用，并且那里存在某种混合体，因此在这样的国家里居民的任何一部分也不可能对居民的其他部分进行统治…因为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各个人借以实现其共同利益的形式，是该时代的整个市民社会获得集中表现的形式，所以可以得出结论：一切共同的规章都是以国家为中介的，都获得了政治形式。由此便产生了一种错觉，好像法律是以意志为基础的，而且是以脱离其现实基础的意志即自由意志为基础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第99页，黑体为引者所加)①

这个定义在《大纲》和《资本论》中被赋予具有规定性的阐述，即作为“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②(《大纲》，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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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1卷，前引,第212页。——译注

②中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前引,第50页。——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