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俄尼索斯的劳动对国家-形式的批判

108页)。因此国家逐渐将资产阶级利益的中介进行内化，以通过对社会的组织来实现规则的再生产。国家取得对市民社会的独立性，只不过是一系列辩证的和中介性地重新折回市民社会的前提，而且是在其自身的冲突性结构内，要根据由阶级斗争所决定的节奏。镇压性职能与组织性职能之间的辩证性中介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构型、生命和进展(见奈格里，《重读帕舒卡尼斯》[“Rileggendo Pasukanis”])。从这个角度来看，马克思原计划在《资本论》中写作关于国家的章节。“全部著作分成六个分册：1. 资本(包括一些绪论性的章节);2. 土地所有制；3. 雇佣劳动；4.国家；5.国际贸易；6.世界市场。”(1858年2月22日给拉萨尔的信，《书信选编》，第96页)因此国家的动力机制与资本的动力机制是相互伴生的：从国家所展开的积累职能到对信用和货币体系的组织，从工厂立法到对工作日的组织。

马克思和恩格斯发展了这一逻辑，并且得出另外一个关于国家的定义。国家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关键时刻介入进来，为的是一旦出现资产阶级“无力再管理现代的生产力”的情况(恩格斯，《反杜林论》[Anti-Dühring]，第330页),维持“没有私有财产控制的私人生产”(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438页)。在此语境下，恩格斯将国家的形象呈现为理想的总资本家并且宣称，“它越是把更多的生产力据为己有，就越是成为真正的总资本家，越是剥削更多的公民”①(《反杜林论》，第330页)。恩格斯的这一定义广为使用且非常恰当，值得我们认真审视。“但是，无论向股份公司和托拉斯的转变，还是向国家财产的转变，都没有消除生产力的资本属性。在股份公司和托拉斯的场合，这一点是十分明显的。而现代国家也只是资产阶级社会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外部条件使之不受工人和个别资本家的侵犯而建立的组织。”①(《反杜林论》，第330页，黑体为引者所加)在国有产业中，“工人仍然是雇佣劳动者，无产者。资本关系并没有被消灭，反而被推到了顶点”②(《反杜林论》，第330-331页)。在这个意义上，国家“无论表现出何种形式，从本质上说是资本主义机器，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是理想的总资本家”(芬奇[R.Finzi]，《资本的国家:一个开放的问题》[“Lo Stato del capitale, un problema ap-erto”],第491-4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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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810页。另，这两段文字出自《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译注

如果我们想基于这些定义来重新提出资本的国家问题，那么我们就必须强调一些从马克思主义话语所生发出的要素。

1.所提出的定义在马克思的话语中具有动态的特征，并且对应于国家与资本之间关系以及资本主义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关系的不同阶段或者说质的飞跃。这条与趋势的实际运动相对应的马克思主义分析筹划道路，就这两种关系来看，是从最小整合到了最大整合。因此，运动是从资本对国家最大程度的工具化，到资本主义国家在组织上最大化程度整合进市民社会。在阶级斗争的当下阶段，资本主义国家在结构上整合进市民社会，其程度已接近可预见的极限。在现实中，资本主义国家开始被规定为“理想的总资本家”。在诸多方面它已经达到将自身的定义性范畴与“生产性资本”的定义性范畴联系在一起的程度。果真属实的话，今天所提出的根本问题是研究总资本家与当下国家之间关系所具有的结构性实质性，并且追踪其在组织上的体现，即日益整合进国家且为国家所操控的社会对资本再生产内的关联。处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所产生后果对立面的，必须要有关于国家一资本—社会关系的结构性理论，以及适用于这些相互关系结构性特征的政治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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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3卷，前引，第810页。另，此段文字出自《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译注

②中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3卷，前引，第810页。—译注

2.正如马克思在《大纲》中另外一段所简要提出的，整合的渐进性辩证法揭示了剥削的全面机制的具体动力——有着方向的动力：

然后是国家。（国家和资产阶级社会——赋税和非生产阶级的存在。—国债。—人口。—国家对外；殖民地。对外贸易。汇率。货币作为国际铸币。——最后，世界市场。资产阶级社会越出国家的界限。危机。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形式的解体。个人劳动实际成为社会劳动以及相反的情况)。①(《大纲》，第2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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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前引,第221页。——译注

国家理论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危机的理论，同时也与旨在破除历史性的劳动阻力的方向性(directional)理论，具有辩证性的关联。因此通过危机理论，国家理论与工人阶级理论具有辩证性的关联。考虑到对结构性转型的历史性发展的确切分析以及将危机确立为转型的根本性环节，对国家和总资本家之间关系的结构性分析则只是被赋予了预备性的地位(见博洛尼亚、卡比尼亚诺[P.Carpignano]和奈格里，《危机与工人的组织》[Crisi e organizzazioneoperaia])。

3.考虑到以上的预设，对国家一总资本家之间关系的结构性分析以及对危机中修补的准确规定，应该被带回到对赋予变革以意义的阶级机制(以及阶级之间斗争的力量关系)的分析中。共产主义政治策略诞生于国家结构理论、危机理论和阶级理论三者在趋势上的一体化进程中—这种一体化在工人阶级政治构成的各个单独层面上都不断被重提。任何否定在确定的阶级实践基础上存在再度一体化和重新奠基真实趋势的“区域性的”分析，都可能陷入无意义状态，如果如下情况属实：“实在主体仍然是在头脑之外保持着它的独立性；只要这个头脑还仅仅是思辨地、理论地活动着。因此，就是在理论方法上，主体，即社会，必须始终作为前提牢记在心中”①(《大纲》，第101-102页)。

最近的共产主义国家理论广泛地探讨了这些主题。我们会抓住讨论的主线，按顺序对这些主题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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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前引，第43页。中译版最后一句话是：“主体，即社会，必须始终作为前提浮现在表象面前。”本文翻译根据英译版原文有所修改。——译注

当下的理论状态：新葛兰西主义变体

在直接处理这些主题之前，我们应该大体了解下最近的共产主义国家理论的一些变体，虽然这些变体强调且坚持必须用结构性的方法来对资本国家的新的性质进行定义，但是似乎并没有将分析置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坚实基础上。关于这个主题最为全面、最新且传播最广的两部作品是拉尔夫·米利班德(RalphMili-band)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TheState in Capitalist Society)和尼科斯·普兰查斯的《政治权力与社会阶级》，毫无疑问，这两部著作的初衷和方法都绝对是结构性的。虽然米利班德带有一定程度的实用主义，普兰查斯具有明确的分析倾向，但两者将讨论引向了当下国家所具有的新的、实质性的融贯性的要素。两部作品对这个问题都提供了特别丰富的讨论内容。另外，他们也正确地提出了问题：考虑到经济关系的世界，去定义当下国家的“相对自主性”以何种方式，在何种维度得到决定，同时保证国家阶级本质的完好无损。简言之，我们面对的任务是考察当下国家与“理想的总资本家”之间关系的辩证性接合。

然而，这些努力在多大程度上算成功呢？在与米利班德的争论中，普兰查斯提出了实质上是两个层次的批判，这两个层次是一致且相互依存的。首先是方法论上的批判。普兰查斯宣称，米利班德难以

将社会阶级和国家理解为客观的结构，难以将它们的关系理解为有序关联的客观体系，一种结构和体系——其代理人即“人”用马克思的话说，是其“承担者”(bearer或Träger)。米利班德一直给人的印象是，对他来说，可以用某种方式将社会阶级或“团体”还原为人际关系，将国家还原为构成国家机器的不同“群体”的成员之间的人际关系，以及最后，可以将社会阶级和国家之间的关系还原为组成社会团体的“个体”与组成国家机器的“个体”之间的人际关系。(《资本主义国家的问题》[“The Problem of the Capitalist State”]，第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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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是内容上的批判。从这个视角出发，米利班德忘记了“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体系的根本性矛盾根本就不是其社会性质与其私人目的’之间的矛盾，而是生产力的社会化与其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第71页)。因此，根据“社会行动”的社会学意识形态所特有的规范—而非马克思主义的分析，米利班德对处于客观关系中的体系所进行的全部分析，统统都失效了。①

普兰查斯的论战性论断是基于他对米利班德作品细致的阅读之上的。的确，在米利班德笔下，“理想的总资本家”与当下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被毫无意义但是安全地转化为“国家、经济上占主导的阶级以及国家精英之间相互交叉的关系这样的经验问题”(瓜斯蒂尼，《资本主义国家的理论与现象》[“Teoria e fenom-enologia dello Stato capitalistico”])。这里米利班德借鉴的是C. 赖特·米尔斯而非马克思的作品！另外，对米利班德来说，修复资产阶级的社会行动理论之所以可能，是因为虽然他坚持将生产力的社会化和构成当下国家的“新要素”纳入考量，但似乎却并没有把握根本性的事实:这种生产力的社会化让生产力和对生产的资本主义组织之间的对抗性辩证关系得以再生产和繁衍。对米利班德来说恰恰相反，社会化是对力量之间矛盾的调和，但只有当占有在法律上的私人特征被引入时，社会化才可能具有对抗性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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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也可见米利班德，《资本主义国家:答复普兰查斯》(“TheCapitalistState:Reply to Nicos Poulantzas");以及豪普特(H. B. Haupt) 与雷布弗雷德(Stephan Leibfried)，《普兰查斯—米利班德争论札记》(“Anmerkung zur Kon-troverse Poulantzas-Miliband")。

阿里桑德罗·塞拉费尼(Alessandro Serafini)对这一点有着精彩的论述：

【米利班德】所意指的市民社会不只是马克思观点中的“那一套物质生产关系”，同时还包括意识形态性和制度性的关系。简言之，米利班德的参照点不是马克思，而是葛兰西。其所造成的后果非常关键，且这些也适用于对国家、国家的功能以及与市民社会相关的国家境况的概念认识。在物质关系和国家之间还嵌入了第三个环节，这是中介的进一步发展层次，米利班德将其称为“政治的”层次。在此语境下，国家本身的“可能性前提”被提出来了；在这个自主性的语境下，让正当性和国家行使垄断强力成为可能的共识的基础也被创造出来。因此“政治的”层次成为正面的和积极的术语：是资本主义权力不仅找到存在理由而且也找到基础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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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就是，国家成为这种全面机制的产物，成为意识形态之间以及利益的代表之间斗争机制的制度性产物。与马克思相反，米利班德将制度(在这个词最宽泛的意义上)确立为政治层次——这个层级变得具有自动性和积极性。与列宁相反，米利班德认为国家只受到资本统治背后的全面政治机制所约束。(《葛兰西与对国家的征服》[“Gramsci e la conquista dello Stato”],第39-40页）

我们已经认识到，普兰查斯如何部分地把握到了米利班德框架中所的实质上的局限。在如下呼吁中他所提及的方法论话语和实质批判结合了起来：为资本主义国家问题确立更为“客观的”基础。然而在何种程度上普兰查斯做到了这一点呢？在何种程度上，针对米利班德的“精英主义”和“私人法律特征”的批判，会让确立共产主义的国家理论的真实支架(paliers)成为可能？

有几位评论者强调了普兰查斯的话语中所包含的混乱特征(芬奇，《资本的国家：一个开放的问题》;瓜斯蒂尼，《资本主义国家的理论与现象》)。或许最好指认出这些混乱的基础和原因，即如下事实:在普兰查斯那里，共产主义的国家理论倾向于被构型为“区域性的研究”——在具体区域，尽管主要是经济上的。①然而，最终说来，区域的具体性变得如此宽泛，以至于看起来是在面对新版本的“国家形式”理论，而与此同时经济的主导地位被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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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关于这个方法论，见阿尔都塞和巴利巴尔，《读(资本论)》，以及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

然而，我们应该稍作停留，来更为细致地审视问题。我们无意去批判普兰查斯所采纳的“阿尔都塞主义的”方法论。②我们无意去指出，这种方法论的缺陷在每个被考察的“区域”内，决定了一系列的“意识形态的自我发展”；无意指出，对各个区域来说“在具体的总体性中得到表达的作为确定关系的阶级这个根本概念”(卡多索[Cardoso]，第56页)在方法论上受到了压制;无意去指出，聚焦于对某个现象不同方面进行的阐释在“形式”上作出区分，最后在如下场所决定“明确的人类实践场域和明确的理论场域”，而对马克思来说，在这个场所中，存在着“在思想的复杂总体性中得到阐发的多层级的现实复杂性”(卡多索，第62页)；最后也无意去指出，最终，国家的“自主性”—作为区域性的领域——并没有找到可靠的相对性要素(因此“波拿巴主义”被视为资产阶级国家的“永恒”要素)。所有这些都是次要的。然而，并非次要的是普兰查斯话语中的方法论片面性(unilaterality)与明确得到规定和阐明的实质性框架相接合：“政治的自主性”再度被提出来，但不是被呈现为生产力和资本主义对生产进行组织的辩证关联，而是被呈现为居于两者之间的“第三层次”。这就意味着，普兰查斯的方法论在扭曲马克思主义国家概念方面再度起到了作用，这种扭曲就在于将国家的基础性层级指认为被重构的“市民社会”的拜物教—以表征形式表现出来的真实阶级关系的模糊图像，而是非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关系的世界。这种对葛兰西主义市民社会理论的历史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乱炖行为，出乎意料地再度成为假扮成绝对具有反历史主义和反唯心主义倾向的理论的基础。①葛兰西“领导权”的主题—对于从社会学角度阐释资产阶级权力结构的运作来说是关键的落地了，而且被定位在“客观的”场地，而领导权的辩证法则是用观念和利益的代表等角度提出来的(见皮佐尔诺[Pizzorno]，《论葛兰西的方法》[“Sulmetodo di Gramsci”];普兰查斯，《对国家中领导权的初步研究》[“Préliminaires à l’étude de l’hégémonie dans l’Etat”])。而这顺便来说，对葛兰西式的领导权概念构成了伤害，后者是基于无产阶级政党的活动与胜利之上的假设！最后，分析的理论目标——指出与其他区域领地(特别是经济领地)相关的国家的相对自主性—依然被神秘化，因为这种相对自主性是被假设的，以便构成分析的后果。在极限处，“相对自主性”似乎构成了市民社会而非国家的标志，构成了国家基础的具体标志而非行使国家权力的资格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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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置于太过遥远的“归根结底”的地位，以至于显得无关紧要且没有一个词是关于劳动过程的！①

①关于国家形式的理论，见莱布霍尔茨(Gerhard Leibholz),《国家形式》(Staatfor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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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关于对阿尔都塞方法论的批判，见皮埃尔·罗瓦蒂(Pier AldoRovat-ti),《马克思作品中的批判与科学性》(Critica e scientificità in Marx);以及朗西埃(JacquesRancière),《阿尔都塞的政治意识形态》(L'ideologia politica di Althus-ser)。

如果我们审视这些新葛兰西主义共产主义国家理论的政治后果，就必须认识到，我们已经抵达了我们已经注意到的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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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从马克思主义角度”对葛兰西市民社会理论的批判，见博比奥，《葛兰西与市民社会概念》(“Gramsci and the Conception of Civil Socie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