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俄尼索斯的劳动对国家-形式的批判

这里就像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中一样，就与无产阶级斗争的对抗性之间的关系来说，国家将其相对自主性神秘化了。从这个观点来看，工人的斗争并没有且不可能是针对国家，而是必须在市民社会的层面上得到调停。反对雇佣劳动和反对国家(作为雇佣劳动直接的社会组织者)的斗争遭到了商品分配领域中的斗争模式的反对，并且为后者所取代。既然马克思主义分析中的工人基础被忽略了，那么关于资本主义对雇佣劳动所采取的新的组织形式的分析就毫无效果且无关紧要。分配再度成为核心问题，我们再度被赋予表征的世界和非批判性的直接性，且我们再度面对的是单纯的政治经济学和政治学，而非政治经济学批判。在这个意义上，葛兰西主义的国家理论导致的是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的重复—只不过没有后者阴郁的尊严，这是无产阶级宗派主义的高峰。

重提问题：从分配到生产

让我们来处理之前《定位问题：马克思主义的方法》部分所提出的主题。这并不是简单理解如下事实的问题，即“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根本上改变了国家的性质，因为持续不断地扩展其干涉的领域，国家获得了新的职能，让其干涉和操控(首要是在政治生活中)变得更为必要”(卢森堡，《政治著作》[PolitischeSchriften]第1卷，第76页)。问题在于，要去认识以上事实如何发生，以及将转变的单一方面带回到阶级斗争过程的总体性中。

在20世纪60年代，最新、最有朝气且(在政治上)最为异端的马克思主义批判开始以某种让人信服的方式提出了这个主题。

第四章 共产主义国家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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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不懈地号召使用马克思主义对趋势的确定抽象和具体的总体性方法，这让有些作者能够重新定义马克思主义国家概念的正确领域—这个领域首先就排除所有的修正主义颠倒和与结构性分析视角不相干的对话语的支持(例如，见罗斯多尔斯基，《马克思〈资本论〉的形成》;莱希尔特[Helmut Reichelt],《论马克思著作中资本概念的逻辑结构》[Zur logischen Struktur des Kapital-be-griffs bei Karl Marx])。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分析(无论研究的后续发展如何)必须建基于商品生产的层次上，以之作为资本主义对抗的根本环节。

事实上，

修正主义理论，政治科学以及很多经济理论都共享如下预设，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国家可以全面且有意识地调控经济、社会和政治进程。在这种语境下，作为“社会国家”的国家可以在“社会产品分配”方面独立于资本主义生产。据说，国家可以使用杠杆来改善资本主义社会，甚至可以逐步将其改造为社会主义社会。因此，这个概念也假定“分配领域与生产领域是各自独立且彼此自主的邻居”。其结果就是，“分配”不应该受到由生产以及控制生产的法则所提出的根本上不具有可修正性的约束的影响。（沃尔夫冈·穆勒[WoflgangMüller]和克里斯戴尔·奈苏斯[Christel Neusüss],《国家社会主义的幻象》[“TheIllusion of State Socialism”]，第18-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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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种论断，以及随着这种论断而产生的幻象和神秘化，是大错特错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别要素在于如下事实，即社会的经济再生产的基础是资本流通，而收入分配领域并不代表资本流通中的一个环节。”生产过程的“双重性”—作为主导着资本主义对直接劳动过程的组织的阶级对抗的标志—因而贯穿着资本流通的整个范围，且在整个过程的领域中，没有任何阶段或环节可以被认为相对于最初的对抗取得独立或自主的状态。有些人谈及国家的“相对自主性”，以及作为多元行动(或力量关系)—它们在分配的层级上确立—的“市场”的国家。所有这些都是彻头彻尾的神秘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任何事件都无法为其提供支撑依据。因此若想要定义国家，必须再度从资本(及其社会化)流通领域作为对生产性对抗的扩大再生产的领域下降到直接生产的领域。这是马克思的路径：马克思对工作日和工厂立法的分析指向了这种方法论以及整个争论的领域(见穆勒和奈苏斯，第60页及其后，以及马里奥·特龙蒂，《工人与资本》[Operai e capitale])。在马克思的分析中，国家成为如下两方面之间全面辩证关系的顶点，即对工人阶级在资本中存在的组织方面和镇压方面。国家的概念只能从这些职能的对抗性对比中辩证性地出现，在这些职能里，有两种机制种是努力让操控进行理想性一体化的持续趋势的机制，另一种是阶级涌现中深刻异化过程的机制——持续地将国家的现实转变为对剥削进行全面组织的形象。无论如何，“上面提出的一些问题，归根到底就是：一般历史条件在生产上是怎么起作用的，生产和一般历史运动的关系又是怎样的。这个问题显然属于对生产本身的讨论和阐述”①(马克思，《大纲》，第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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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立即补充说，对于问题的重提以及对其恰当领域的重新定义绝没有穷尽我们所感兴趣的主题，另外，这个主题只是触及了问题的具体方面，即国家如何在资本主义发展中被整合进社会的问题。我们知道，国家是在流通领域，以对抗的方式得到整合的;我们知道，生产的社会化以及国家对生产社会化操控范围的拓展，是根本性对抗扩大再生产的环节。然而，现在要处理的问题是论述在生产关系内部开启的一系列关联，在它们当下的形象中去描述它们并且将它们置于阶级和斗争的逻辑内。

在20世纪60年代的历史进程中，在重构工人政治视角的火热氛围中，以及在对斯大林主义危机的清晰认识之后，出现了这个方向的尝试。德国从分配转向生产从而对问题重新奠基(穆勒和奈苏斯的文章是德国运动中流传最广的作品之一)，这个趋势堪比意大利同时期的一系列作品:从拉尼埃洛·潘齐埃里(Ranie-ro Panzieri)的《意大利马列主义的复兴》(La ripresa del marxismo-leninismoinItalia)到特龙蒂的作品，从《红色笔记本》(Quaderni Ros-si)期刊到最新的运动经验。②意大利的作者们试图扩大对国家进行重新奠基这个主题的筹划，重新论述贯穿在这个努力中的关联。相较于德国经验，意大利经验对如下问题有着更为深入的认识：问题的提出不仅与用流通与生产的主题来反对分配的主题相关，即用“工人”的主题来取代“劳动者”和“公民”的主题，而且首要的是——超越单纯的理论假设——与从政治上对机制的核实相关，根据这种机制，分配的世界(调节分配的力量以及体现这种调节的改良主义)因为生产领域内的拒不服从运动而作出回应。从这个视角来看，国家的相对自主性作为一个范畴和一种职能再度出现，而在同样的程度上，斗争在社会中的发展、与生产性劳动范围扩张同时展开的拒不服从实践的发展，以及生产性劳动抽象特征的深化，所有这些都让面对斗争时的国家的真实辩证法为人所知。①国家的形象不能被定义为“自主性的”在作为资本关系内在调节者的意义上，但是它展示了其自身的功能如何在于用自己来代替自动的资本关系，同时调节因为斗争中的两个阶级的力量的位置而产生的日益深化的对抗性矛盾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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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前引，第38页。—译注

②意大利这段时期出现的激进杂志有《工人阶级》(Classe Operaia)(1964—1967)、《反击计划》(Contropiano)(始于1968)、《工人力量》(PotereOperaio)(1969—1973)以及《宣言报》的月刊。

从工人斗争的角度来看，即从马克思主义视角—首要关注对生产中对抗的分析——来看，我们见证了一个相辅相成的进程。一方面，国家被迫更加深入地介入生产领域，将自身构型为社会资本的代表，并且将恩格斯所说的“理想的总资本家”这个趋势变为现实。另一方面，因为这是根据阶级斗争的节奏而展开的，国家为自己的行为持续获得越来越多的相对自主性。但是，这里我们应该注意，这种自主性不是相对于资本家阶级，不是相对于资本主义剥削逻辑的发展而言的，而是相对于价值的逻辑以及矛盾性地让资本主义发展得到正当化的进步而言的。当工人的斗争冲击资本关系，让其陷入危机，让其内容贬值时，就会迫使国家成为资本的总代表，成为自动的社会资本关系的替代品，成为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的政党。于是，国家的相对自主性即便在衰落情况下，也依然是维持剥削权力的永久性和持续性的意志，依然是对资本主义操控的欢呼。国家的相对自主性并没有脱离资本家的世界，但却是更为强大的决定危机和摧毁价值的力量，是在纯粹镇压性的职能中，更为强大的操控危机关系的动力与后果的意志(见奈格里，《计划者一国家的危机,共产主义与革命组织》[“Crisis of the Planner-State, Communism and Revolution-ary Organis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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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令人遗憾的是，因为缺乏对此问题的新近分析，我们只能再度求助于马克思的《大纲》和《资本论》第1卷,第943-1084页。

以足以应对工人斗争和当下资本主义危机的角度来重提国家问题，也就意味着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生产领域分析的基础的角度来重提问题。这里我们应该牢记恩格斯的警告：“它(作为理想总资本家的国家)越是把更多的生产力据为己有，就越是成为真正的总资本家，越是剥削更多的公民”①,因此资本主义剥削关系不是被压制，而是被推向了顶点(《反杜林论》，第330页)。我们也应该牢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种极端断裂的水平让资本的毁灭能力得到了成倍的增长。剥削的社会化以及决定危机、贬值和毁灭的力量的强化，这两者的混合造就了拥有“相对自主性”的国家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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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3卷，前引,第810页。——译注

对国家结构性分析的发展：组织的机制

有个引人注目的成果——无论这个成果得到何种评估，但是在国家的结构性定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来自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哈贝马斯从一个相当传统的分析框架出发，同时采纳了法律社会学的一些众所周知的理论，早在1962年就坚持认为市场的私人原则必然解体，以及随之而产生的因为抽象和概括而获得资质的司法规范概念的解体(见《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在公共领域的辩证法因为先在于且高于这个领域的操控的一体性所扭曲的地方，在社会整合的计划以及对社会自主性的压制成为内在于现代社会发展的结构的地方，法治国所提供的保障成为纯粹的神秘化，掩盖了全民公投的共识形式。在资产阶级公共舆论的文明化和自由职能解体之后，还有什么另类选项？在自主性的全部功能因为排斥原则而趋于衰退的境况下，所有的另类选项都是纯粹主观和空想性的。“批判的公共性”现在只不过是一个“希望原则”。

从马克思主义角度对这种哈贝马斯主义进行发展和激进化，并不需要浪费时间去处理关于1968事件的充满争议的讨论。①我们所感兴趣的，并不是去追踪权力的极权主义形象得到肯定的进程，而是与之相伴随的进程，正是根据此进程，权力的极权主义形象在对国家功能的结构性分析中得到阐释。国家的能力—让自己成为剩余价值在社会上扩张的总体进程的代表的能力—在彻底僵化的吸纳与排斥机制的基础上得以确立。克劳斯·奥菲(ClausOffe)论述说，价值增殖的保障并不是因为保障“主导性的少数群体的政治特权以及排斥和压制可能破坏体系的对需求的阐述”而得到决定的(《政治统治与阶级结构》[“Domin-io politico e struttura di classe”]，同时可参见《资本主义国家的结构性问题》[Strukturprobleme des kapitalistischen Staates])。价值增殖的过程就像剥削的过程一样，在整个国家机器中铺展开；资本主义价值增殖，资本的再生产；流通，价值实现都具有在政治统治的范畴中被指认出来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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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汉斯-尤尔根·克拉尔(Hans-Jürgen Krahl)，《构成与阶级斗争》(Konstitution und Klassenkampf);以及乌维·伯格曼(UweBergmann)等，《学生的造反或是新的对抗》(Die Rebellion derStudenten oder Die neue Opposition)。

我们必须抛弃根据“出于利益使用权力手段”这种“目的性”的图式来分析社会权力组织的视角，这种视角与权力社会学的传统——无论这种传统表现出正统马克思主义(?)形式还是韦伯主义的形式——是一致的。取而代之的是，在得到调节的福利国家资本主义的境况下，对优先对待和指导—这两者在通过政治得到组织的权力的“价值增殖过程”中相遇——行动的做法给出“功能性的”解释，似乎更为合适。这种视角转变意味着，作为分析政治一行政行动体系的出发点，在结构上处于特权地位的“统治阶级”(或者其行政上的咨询人员)的“利益”不应该再被提出来，而是要提“体制的三个根本问题”的图式，对政治体制来说，它们的解决方案在某个“命令”(imperative)中得到落实，这个命令在客观上是有其必要的，而且就与利益的关系来说，是非常具体的。(奥菲，《政治统治与阶级结构》，第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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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组问题是：(1)“包括保障充分就业和经济均衡发展问题在内的经济稳定问题”，(2)“外交事务、外贸和政治一军事事务之间的关系问题”，(3)“群众的诚意问题，这个问题源于人口的内部整合问题”。

但我们应该清楚的是，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再生产定义的综合，对国家进行政治一逻辑分析的架构树立起来了。分析引入了美国社会学关于排斥和边缘化的很多成果①，有时还不小心展现出条顿式灾难论的情绪，但分析的范围坚实地奠基在对生产关系的分析之上。有些结论导致了在社会上决定弱势群体利益的大范围语境，这样就让任何将这些利益直接还原为阶级关系的努力变得更为困难，同时并没有排除这种状况的阶级性质。它只是定义了资本主义社会化趋势的特别之处，并且从阶级定义的角度拓展了它们。事实上，对于对抗蔓延的坚持强化了它们从阶级角度得到定义的可能性。②

然而，截止到这里，我们依然处于对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关系进行一般定义的相对难题中。这种关系的全权主义(totalitari-an)特征以及关系和动力的性质必须在它们具体的机制中得到阐发和分析。在这个方面，最新的文献提供了关键的成果。特别是，奥菲提议要根据两个根本性的计划来处理这个得到具体规定的阐述的难题:对政治意志的构形性(formative)体系中统治机制的分析，以及对国家机器统治的职能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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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特别参见所谓的悲观主义学派的作者，如彼得·巴克拉克(PeterBachrach)和莫顿·巴拉茨(Morton Baratz)，《权力与贫穷》(Power andPover-ty);以及谢茨施耐德(E.E. Schattscheider)，《半主权的人民》(The Semi-sover-eign People)。

②从这个方法论框架的视角出发，对这些现象的阶级本质的分析，见霍夫施密德(Jorg Huffschmid),《资本的政治》(Die Politik des Kapitals)。

在我看来，因为第一个计划已经取得了最为关键的进展。约翰内斯·阿格诺利以或许最为全面的方式描述了这个进程，而根据该进程，政治代表的机制和宪政责任的机制轮流起作用——在神秘化的功能中—或者在让国家越来越成为资本主义价值增殖的直接工具的趋势中相互否定。①在这里，问题并非否定国家的“相对自主性”；只不过是相关于统治的职能，定义国家的境况问题。因此我们会看到，整个国家机器“过滤”(filter)和“事先处理”(predispose)需求的体系，市民社会会根据接续出现的整合以及必不可少的排斥来呈现这个体系。被资本主义社会化进程从生产领域传递到分配领域的对抗性和两极性，必须(且已经)在服务于总资本的调节性重组的多元主义中消解掉。总资本—换言之，即资本的一般(政治)调节—接合了政治参与的诸逻辑，并没有赋予源自社会利益的其他选项以空间，而是一直着眼于操纵选项，用技术一经济的发展的客观和必然逻辑来与这些选项相对立(见沃尔特·欧奇纳[Walter Euchner],《论议会制的境况》[“Zur Lage des Parlamentarism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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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阿格诺利和布鲁克纳(Peter Brückner),《民主的转变》(Die Transfor-mation der Demokratie);阿格诺利，《市民社会及其国家》(“Die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 und ihr Staat”)，以及《革命战略与议会制》(“Strategia rivoluzionaria eparlamentarism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