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俄尼索斯的劳动对国家-形式的批判

从政治代表到代表的机构:议会制体制的危机迫使其他机构(政党、工会等)承担它的职能，并且行使如下两种职能：整合社会利益并且对社会利益进行压制性调节的职能，以及摧毁它们潜在对立的职能。成熟资本主义的国家通过灵活的工具化手段—这种手段呼吁(但通常且越来越常见的是，并没有获得)社会团体的参与——来拓展其僵化的筛选性职能。政治意志的形成因此被表征为由统治体系所事先处理(或者无论如何，被包纳在统治体系中)的阐述，通过贯穿(直到决定)社会多元性的筛选机制(汉斯·布兰克[Hans Joachim Blank]和约阿希姆·赫施[JoachimHirsch],《立法的困境》[“Vom Elend des Gezetzgebers”];以及奈格里，《政党国家》)。

尽管有筛选性整合过程更为完善的表现以及机制的丰富和接合，国家对总资本的利用总是要遭遇未能解决和不可解决的对抗的扩大化。转移和镇压机制以完全补充性的方式，被添加进整合一筛选机制。奥菲分析了官僚机器和计划过程，从而深化了对第二个计划的构形要素的分析，这个计划处理的是国家体制直接统治的职能。很明显的是，这里的官僚行政体制是主导性的。成熟的资本主义体制的先进民主将调查体制、自上而下的压力和象征性政治化—它们决定了同样的从“政治”角度对行政行为的正当化，允许其有效地发展都运转起来。由行政机器所实施的参与式筛选允许在政治上不断得到正当化的镇压性职能的行使。在这个领域，国家的相对自主性再度完全赢取其根本性的密度。在“过滤”社会利益的操作中，在对它们组织层次的评估中，在整合与/或镇压这两个选项的决定中，国家取得了资本主义价值增殖过程的政治调和地位。①这不单单是在一般和形式的意义上运作：“计划者一国家”用公共决策的实质性让资本价值增殖的过程的单一通道成为现实。客观操控的灵活性试图让其内在于劳动过程本身；资本主义机器从下至上都成为“政治性的”；且在马克思主义分析的框架内，关于国家的论述成为《资本论》的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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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来澄清这一点。在论述(与组织的机制相关的)国家的结构理论的第一个方面时，我们有点言过其实，颂扬了框架的融贯性及其最富创造性的代表的聪明才智，但是却忽视了“法兰克福学派”的分析所强调的其他特征。论述中一定的片面性和僵化性，对过程中趋势特性的过度强调提及某种灾难论焦虑，这些都出现在分析之中，呈现为法兰克福学派的哲学内核。然而，如果这些要素没有在分析及其结论中产生神秘化的效果，那只不过是“边缘性”的特征问题。事实上，似乎理论和政治的扭曲恰恰来自这种张力—缺少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性劳动的性质、广度和维度的准确分析，或者说，缺少对“劳动吸纳”水平的准确定义。在之前所讨论的几乎所有作者那里，对剥削过程在政治上走向一体化(以国家的形象表现出来)的趋势的关注，导致了对政治可能性之间不一致性的过度坚持和对排斥的形式图式的不必要的强调，这种图式被用来替代源自直接的资本主义剥削的不平等的标准。在此语境下，当政治统治必须解决的冲突没有将我们带回到阶级结构，而是生活世界中不平等的扁平化图式中，统治的概念就不是被把握为一种职能，而是有再度成为无中介的自然本质的风险。统治的工具就有以纯粹意识形态的术语而得到定义和评估的风险。这个实实在在的趋势成为阻碍对当下现实进行定义的幕布，而这个现实在更为具体和清晰的意义上是矛盾性的。如果我们将焦点集中在对社会劳动的阐述上，无论这劳动是生产性还是非生产性的，无论这劳动是直接还是间接具有生产性，而且首要地，将这种劳动置于与劳动力再生产的关系中，那么这种分析就能够提出一个更为现实的对有计划的资本主义国家组织结构的定义，以及更适用于事物有效状态的趋势性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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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尽管与我们的分析在方法论上存在重要分歧，阿尔都塞面对的也是类似的问题，并且在《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也以类似的方法给出了解答。

对有计划的国家的结构分析正在转向这一方向。约阿希姆·赫施已经踏上了这条道路，但是却遮遮掩掩，好像他只是在某个特定领域，重复并发展这个“学派”的最初的假设(见《科学—技术进步与政治体制》[Wissenschaftlich-technischer Fortschritt undpolitisches System])。的确，对国家行政机器主动去适应资本主义价值实现所处的变动的社会境况的机制的分析，已经将话语的重心转向了在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和国家之间或多或少直接地—确立的关联。国家计划所揭示的不只有政治上的如下必要性，即表现为并且成为在与体制的经济增长目标相关的对目标内在区分的标准，同时还首要地，表现为并且成为专注于持续决定某种社会制度安排—这种安排可以满足资本主义剥削关系的再生产的先发行动。在晚期资本主义阶段，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只能成为追求如下目标的战略:处于均衡(这里均衡意味着资本主义对收入和投资的分割，以及资本主义对需求的定义)中的经济增长，在经济基础上对劳动力和生产条件(利润)进行再生产。资本主义社会化因此又在具体意义上成为剥削关系的社会化。整个国家机器都被视为在控制资本主义剥削关系社会化的必要性基础上运行。对资本主义商品流通所依赖的基础设施的分析再度让位于对生产性劳动的定义，并且用国家机器来面对其在社会中强力的涌现。另一方面，国家与资本主义发展之间关系的结构性具体性被危机所呈现出的新形象所否定性地证实了。在发展的这个层级上，危机总是被呈现为政治危机。这并非因为危机不再能用物质的经济的术语来界定，而是恰恰因为这种具体性的范围拓展得如此之广，并且假定了这样的社会前提，以至于让我们能够只能从政治的角度来认识其自身形象。资本主义社会化与国家的相互关联正是在欢呼政治的过程中，找到了不可超越的对于阶级的规定要素(见赫施，《唯物主义国家理论的要素》[“Elemente einer materialistischen Staatstheor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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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詹姆斯·奥康纳(James O'connor)—一位深谙德语相关文献的美国作者——的《国家的财政危机》(The Fiscal Crisis of theState)一书中，类似的框架得到了更为深入的拓展。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家必须同时实现积累的职能和正当化的职能。积累的职能倾向于用来肯定不变社会资本与可变社会资本的再生产成本的社会化。正当化职能也可以用马克思主义中的社会消费和公共支出来进行量化，旨在确定社会需求和资本主义供给之间线性且充分的关系。这个提议最为有趣的要素是用社会积累的实例来反对正当化的实例。因此奥康纳将法兰克福学派在整合机制与压制机器之间所确立的强大的兼容机制推向了矛盾的极端。这种对立在国家机器的所有层级上都出现了，从金融到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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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依然处于对资本主义结构以及昭示这种结构的矛盾的客观分析的(相当落后的)领域(另外，似乎我们所使用的共产主义理念依然意味着计划和生产理性)。超越并完善法兰克福学派结构分析的道路似乎已经打开。无论如何，参照点已经出现在结构性的摩洛克(Moloch)①晚期资本主义有计划的国家内并且与之相对抗这个参照点指向并非源自资本家之间的关系(以及为了争夺利润分割的斗争)，而是源自阶级之间斗争的确定矛盾。因此阶级斗争被引入了法兰克福学派赋予国家的结构性意象中。

对国家结构性分析的发展:危机理论中的国家

这只是一个开始。在其他理论轨道中，已然再度出现了国家的结构理论，这种理论中也出现了阶级斗争的论题。这就好像是在长久以来听命于某种唯物主义的原始主义(primitivism)(在工具性的国家一垄断关系理论中)之后，理论又被颠倒过来了，其确定的否定被置于辩证的位置，而这种位置倾向于用来修复国家职能性机制的具体性。在这条道路的终点，从工人视角出发超越并重组分析复杂性的综合的要素被再度提出。自然而然的是，这种辩证性发展只是指向思想的某一轨道，对我们来说只是起到了引导论述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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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到货币机制。尽管这些只是间接提到，然而在现实中，矛盾并非抽象的。它因为有组织和对抗性的社会力量的出现，而开始再度出现。利润机制和公共支出的资助机制之间的良性契合已不再可能；积累的正当化也站不住脚；危机被呈现为政治危机—国家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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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古老的闪族文化中，摩洛克是一个与火焰密切相关的神祇，因而常被翻译为火神。因为与其有关的迦南及巴比伦信仰伴随着将孩童烧死献祭的习俗，故其被后世称为邪恶丑陋的魔鬼。—译注

我们可以通过指出如下事实——在最近的循环阶段，资本主义危机要素以暴风骤雨之态势再度出现，与之相关，国家的结构理论的向心性单线性(centripetal unilinearity)也陷入危机——来对此进行证实。这种理论陷入危机，但并不是在如下意义上：否定了它在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发展中所代表的质性飞跃。国家被呈现为是发展的内在部分，同时也被呈现为发展的内在的调节，这个事实是确定且无法扭转的要素。这种理论陷入危机是在如下的意义上:它展示了国家—已然被指认为自动的资本关系的替代物——如何屈服于危机，以何种形式被纳入进去，且如何作出回应。

奥菲试图从他的角度阐释出危机理论的最早论述(见《资本主义国家的结构性问题》，特别是第169页及其后，以及《危机管理的危机》[“Crisis of Crisis Management”])。在具体论述如下原理国家与单个资本家之间关系的可塑性构成了在长期发展阶段中创造和谐的根本前提，以及国家所形式的过渡性职能在根本上修正了市场经济规律的力量—后，换言之，在强调资本主义发展被吸纳进国家的复杂性和论述之后，奥菲解释了作为市场调节功能转移至国家后必然效果的危机的再度出现。公共部门的无政府状态是永不停歇的经济发展理性化的必然关联事物。就再度出现的矛盾的层级来说，这也是正确无疑的。另外，就与矛盾的性质的关系来说，应该注意(我们采纳奥康纳的分析结果)这些矛盾在积累过程与正当化过程之间关系的难题上被决定的，或者如奥菲可能会表达的那样，在价值增殖过程的后果与其得到调节的手段之间的不对称关系中被决定。这些作者基于美国与德国的经验，主要聚焦于两个相平行的现象：一方面是，因为生产机制的完善和启动的预防策略而产生的高端劳动力的边缘化；另一方面是，伴随着这些辩证关联，公共机构的功能紊乱的持续深化以及成熟资本主义国家内寄生特征(或机体)的增多。列举这些当然不是为了去支持修正主义关于国家自主性的观点或理性主义改良的可行性，而是要确认改良主义试图去控制和改造成熟资本主义国家的不可能性(见弗朗西斯·皮文[Frances FoxPiv-en]和理查德·克拉沃德[Richard Cloward]合著的《管制穷人》[Regulating thePoor])。有计划的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如下手段——获取完善的标准去衡量全面的社会剩余价值，获取全面的行政与计划理性，获取有效且有力的正当化体系—来决定恰当的稳定性的趋势，遭遇了持续强化的关键矛盾，这些矛盾在国家有计划的结构层级得到规定并且在那里规定了无法修复的失败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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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这些关于危机理论的初步论述，对国家进行分析的结构框架无疑在让生产出的意象具有辩证动力的方向上，前进了一大步。尽管如此，这足以决定阶级在危机和国家中的有效本性吗？这个问题会引起激烈反应，因为试图在制度和社会学方面终结危机理论的尝试会在同一领域中展开(例如可见哈贝马斯，《正当性危机》[Legitimation Crisis])。另一方面，奥菲的论述只是代表了提出危机理论的努力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只不过从阶级视角来看更具有融贯性，这不也是实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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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来对问题的各个方面进行一一分析。奥菲明确认为，“因为积累的过程在形式上具有政治性这一事实，阶级的性质必然受到改变”。事实上，当我们采纳与单纯的商品生产有所不同的有组织的积累的视角—与积累相伴的是本质上具有行政性的手段和社会调节的形式，定义阶级的参数必然会有所变化，正如决定危机转变的顺序会有所变化一样(见《资本主义国家的结构性问题》，第27-63页)。然而，论述到这里奥菲就停止了，因为回归意识及其集体重组和再构型的呼吁无法保证解决定义阶级的问题。奥菲的分析停在了规定阶级的空无中，但这对分析的展开会产生直接的后果。政治体制似乎也有赖于其稳定性，并且在实质规定的空无中的危机中摇摆。因为排斥了两个阶级之间对抗的“旧的”概念，在现实中消失了的是体系运动的逻辑。重提国家结构的全面结构以及政治与经济进程日益一体化趋势中的危机问题，并没有解决进程的阶级性质、动力机制、方向以及意义问题。这只是在更高的层级上重提问题—而我们应该强调，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环节。①

那么主导着动力机制和危机的是什么呢？一旦当下国家的计划性和普遍性得到确立，问题如何能被再度提出呢？这个问题已经得到处理，并且得到答案，同时特别专注于国家与单个资本家辩证性集合之间的残余关系。①特别是埃尔玛·阿尔特瓦特非常巧妙的论述说(与法兰克福学派的论点相契合)，如果“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将国家理解为只是为资本所利用的政治或制度工具”，那么国家让资本的社会存在意识到集合体的特殊形式必须包括单个资本家的全部竞争性辩证法(见《国家干预的若干问题札记》)。在这个框架中，不能认为价值规律—及其运作的有效性—被替代或取消了，它们只不过得到了修订。在如下意义上被修订:国家—虽然用基建性和过渡性的干预来肯定和协助市场的运作—被呈现为某种真空，被认为“在资本社会中不具有资本主义性质”，被呈现为“价值形成过程中的消极限制”。这是一个辩证的相辅相成的关系：国家既是(总体化)的前提也是(价值规律运作—就像单个资本家之间不一致和平均的法则的)效果。资本变得更具自主性这一过程内在于资本主义过程的本质，但是却被置于否定性的关系中—这是辩证意义上的否定性，伴随的是资本主义向增殖发展的趋势。国家保障资本主义的关系(保障它们得到更大的扩展)，前提是国家要以非资本主义的形式运作，因而并没有成为价值增殖的直接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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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个批判得到了如下分析的启发，见萨尔代-比尔曼(S.Sardei-Bier-mann)、克里斯蒂安森(J.Christiansen)和多尔赛(K.Dohlse)，《阶级统治与政治体制：对奥菲近期作品的批判性阐释》(“ClassDomination and thePoliticalSystem: A Critical Interpretation of Recent Contributions by Claus Of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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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见埃尔玛·阿尔特瓦特(ElmarAltvater)，《国家干预的若干问题札记》(“Notes on Some Problems ofState Intervention”);西比尔·冯·弗拉托(Sybille von Flatow)和弗里克·惠斯肯(Freerk Huisken)，《论资产阶级国家的起源问题》(“Zum Problem der Ableitung des bürgerlichenStaates”);以及玛格丽特·沃斯，《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的批判》(“Towards a Critique ofthe Theory of State Monopoly Capit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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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理论在这些前提的基础上得以确立，且从这些前提出发——其各自的强度随着赋予单个资本家辩证法的重要性而有所不同—危机的基础被削去了。让我们来考察几个案例。在沃尔夫冈·穆勒的作品中，国家计划从属于单个资本家辩证法的强度似乎以最为极端的形式出现(见《市场经济中社会政策的限度》[“Die Grenzen der Sozialpolitik in der Marktwirtschaft"])。在这里，危机表现得就像是不均衡和流通的危机。对阿尔特瓦特来说，因为国家和市场的价值规律之间的辩证关系是从根据相辅相成的紧张关系的平等视角而被看待的，危机从质的方面得到呈现(见《国家干预的若干问题札记》)。滞胀之所以是危机的象征，恰恰因为两个环节在其中汇合了:国家干预达到渗透生产的物质(否定性的，基础设施的)条件的程度；资本主义生产的价值在质上的危机，因为价值只能取决于市场的运行。简言之，以凯恩斯主义所主张的方式而运行干预的国家可以避免崩溃，但是因为国家并非价值增殖的要素，最终就只能决定停滞或新的危机形式。最终，虽然保罗·马蒂克(Paul Mattick)假定国家与私人资本家之间的关系是根本性的，并且认为私人资本是此过程的驱动力，但他并没有坚持另类选择的存在，并且在危机阶段看到了相互依赖的增加，或者无论如何，得到了强化(见《马克思和凯恩斯：混合经济的限度》[Marx and Keynes: the limits of the mixed economy])。

我认为论述至此我们已经触及了我们分析中的一个根本性的另类选项。让我们重提恩格斯的论断：国家将自己构型为“理想的总资本家”，从而“不需要私有财产的控制就能维持私人生产”。作为理想的总资本家，“它越是把更多的生产力据为己有，就越是成为真正的总资本家,越是剥削更多的公民”(《反杜林论》，第330页；见前面的论述《定位问题：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很明显，这个定义应该置于动态的和趋势性的意义上，但同样清楚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国家转变为生产实体的过程得到精确的决定，因此必须考量两个思路：国家和私人资本家之间的关系越来越不重要；由国家所调控的剥削进程在日益扩展和深化。我们已经看到，结构理论如何跟进并且描述剥削过程的扩展及其在国家中的重新定位—但是依然不能在社会领域中决定剥削关系的具体性，“从而倾向于将服务于剥削的有计划国家的形象定位在无关紧要的限度”。从对这种悬而未决性(inconclusiveness)的批判转移，回去指认市场机制中价值增殖和危机的源头，这如何说得通？将有计划的国家还原为生产剩余价值的“前提性”或“残余性”要素，这如何说得通？这两个问题实际上是一样的：要么我们否认当下国家的有计划性质(但只有盲人才会这么做)，要么如果得到承认，不可能重新引入带有单个(且私人的)资本家的中心化的辩证法。国家与单个资本家之间的矛盾很显然应该谨记于心，但也应该以次要的方式(如记录性的材料所显示的)来考察。作为清晰且确定的替代选择，分析应该被带回到资本和作为其代表的国家共同形成的“理想的和总的”复合体中，并且根据阶级路线和工人视角的拓展，在这种总体性中揭示剥削的真实机制—在这些机制于这个新的维度中出现时。对国家的结构分析因为对危机的分析而得到完善和完成，与之伴随的还有对于无产阶级技术组成与政治组成的重新定义——在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的意义上进行重新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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