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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危机理论也得到了重新定义。从这个视角来看，结构学派所把握到的一系列关于危机的定义性要素—但是其相关术语太过形式化，而且从客观的结构视角出发——获得了实质性基础和一般性意义。伴随着资本和国家所取得的质的飞跃——马克思的预测和结构性描述都有所提及——整个剥削结构也有质的飞跃。主观性环节的相关性(在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意义上:作为全部阶级实践的相关性)以及主观性阶级视角的出现因此成为最为关键和最具有决定性的要素，分析正是因为这些要素而得到展开和完成(见奈格里，《马克思论周期和危机》[“Marx on Cycle and Crisis”])。这个方法论的重点是对某些立场的明确拒绝，这些立场虽然为分析寻找辩证道路，但是却依然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只有奠基在剥削的辩证法和两个阶级的对抗关系上，才包括资本在客观上的循环(见罗曼诺·阿尔夸蒂[Romano Alquati]，《论菲亚特及其他》[SullaFIAT e altri scritti];以及奈格里，《计划者—国家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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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实质的视角来看，积累过程的阶级性质的必然修订—如奥菲可能会说的，已经具有了形式上的政治性——将分析带回了对安置生产性劳动(以及她的范畴)的新的模式的定义，带回了新的无产阶级形象等。①任务远未完成，但只有如此才有可能到达——伴随着正确的国家图像——阶级的维度与对抗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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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意大利，往这个方向努力的开拓性著作有，塞拉费尼编，《跨国工 人》(L'operaio multinazionale);以及卢奇亚诺·布拉沃编，《帝国主义与跨国 工人阶级》(Imperialismo e classe operaia multinazionale)。

补充内容：资产阶级理论的诡辩、影射和自我批评

尽管共产主义国家理论似乎只是以蜻蜓点水的方式考察工人阶级的存在，但资产阶级理论——尽管系统性地否定或神秘化或者无论如何，去调节工人阶级——却专注于工人阶级，且被迫根据其政治上的效果去衡量其理论上的有效性，这无疑是最为古怪的事实。尽管资产阶级理论不可能将工人的主体性(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来看，是一系列的工人阶级实践—无论这些实践是自发性的还是有意识的，是劳动力还是政党所特有的——这些实践无论如何在资本的辩证法中是积极的)视为理论上的事实，但它处理工人主体性涌现的实质性以及随之而来的后果的方式，让资产阶级理论的场域比无产阶级理论的场域要更加关注这些发展，这无疑是非常吊诡性的。①本文无法追问背后的原因——这只是修正主义众多错误中的一个！更为有意思的是去考察资产阶级理论如何处理国家问题，虽然这种理耿耿于怀——就好像这是一个需要祛除的魔鬼—于工人大量的存在。

现在众所周知的是，国家理论的发展—从凯恩斯到新政—如何因为对巨大的资本主义危机(发生于1917年布尔什维克夺权之后，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原因的反思而成为可能(见第二章)。因此而出现的国家概念是基于在技术上再结构化工人阶级(从专业工人的范式转变为大众工人的范式)的诸多努力和让国家成为对资本主义发展进行有计划和改良主义性调节的动力机器的尝试。①经济学听从于资本主义国家的这种革新，其他用于社会剥削的学科也是如此，如社会学，人类工程和城市研究。在凯恩斯主义中，关于发展的根本性假设得到确认；根本性认识的二元性在持续且稳定的调节中，在对诸如利润、发展和扩大再生产等资本关键范畴的恢复中，被转译和重组。“停滞论”(stagnationist)学派并没有真正大刀阔斧地修正凯恩斯的框架;他们视野的悲观主义并没有改变他们的理论框架。②要修订理论框架，还要等上一段时间—这是一个悲剧事件频发的阶段，从均衡残余幻觉的坍塌到工人阶级力量的出现—如果没有这种修订，这种力量将无法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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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除了意大利的作者之外，这个论断引人关注的例外还包括E.P.汤普森和汉斯-尤尔根·克拉尔。见第七章《本体论与创构》部分。

因此，资本形象的彻底辩证化是二战之后资产阶级经济学所带来的后果。这种科学发展的条件是什么？其对资本主义的国家形象有何影响？皮埃罗·斯拉法(Piero Sraffa)——经济学行为领域内资产阶级创新者中最为突出的理论形象—所采取的路线最为广为人知(见《用商品生产商品》[ProductionofCommoditiesby Means of Commodities])。他的起点是拒绝(并批判)所有的试图提出一种市场理论的古典经济学尝试，因为他宣称，不可能从(从被包纳的劳动一价值来看的)利润率的形成推导到利润率的一般理论。凯恩斯关于重构资本范畴可能性的乐观结论则因为如下分析而被摧毁:该分析消解了对资本决定性要素之间所有关系进行资本主义调节的可能性——或者我们可以说，除了一个关系之外的所有关系：“某种利润率依然是工资的线性(linear)功能”(克劳迪奥·拿波里奥尼[Claudio Napoleoni],《论作为循环过程的生产理论》[“Sulla teoria della produzione come processo circolare”],第52页)。因此经济理论被塑造为有意识的分配理论，在这种理论中，所有决定内部生成的分配性质的要素都消失了，而阶级之间力量关系的外部性则具有决定性地取得优先地位。正如拿波里奥尼所说，从这个视角来看，斯拉法只不过是“在原则上为如下做法——在当下试图将经济讨论限定在准备实用计划手段的界限内——提供正当理由”(第59页)。其他人给出更为具体的看法，认为斯拉法的作品只不过代表了对列昂季耶夫这位伟大的孟什维克计划者的代数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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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博洛尼亚等，《工人与国家》(Operai e Stato)，以及赫尔曼·范·德·威(Herman van der Wee)编，《重访大萧条：论 20 世纪 30年代的经济学》(The Great Depression Revisited: Essays on the Economics of the Thirties)。

②见谢克尔(G.L.S.Shackle)，《高蹈理论的年代:经济思想中的创新与传统,1926—1939》(The Years of High Theory: Invention and Tradition in EconomicThought，1926—1939);阿恩特，《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教训》;埃尔文·汉森(AlvinHarey Hansen),《停滞的完全恢复?》(Full Recovery of Stagnation?)以及《财政政策和商业循环》(Fiscal Policy and Business Cycles)。

如果仔细考察，我们就会看到，在面对因为与可变的工资不可控制的运动的冲突而导致的资本范畴的解体时，是有计划的国家形象成为核心要素:在“资本”范畴无法再起到调节作用的地方，“国家”的范畴取而代之。然而，国家的形象在这里被偷偷改变了，正如它在马克思主义结构理论中所遭遇的那样——换言之，不是作为市场主导的简单替代物，而是具体的革新和决定价值增殖要素的能力，即便只是在调节分配的力量关系中。资本的概念在国家的形象中得到了重构，而价值的概念不再是实体或度量，而只是国家去调和社会对抗的意志的表达。作为对这些结论的吊诡性肯定，有位经济学家补充说：“去处理分配理论的最好方式，同时再度将阶级斗争的现实引入这个根本性的政治经济学问题，就是将如下两者结合起来:斯拉法工资率和利润率的关系;我们——主要从马克思那里——所基本不知道的关于现实现象和货币现象的交叉关系”(多门尼科·努蒂[Domenico Mario Nuti]，《庸俗经济学与收入分配》[“Economia volgare e distribuzione delreddito”],第271页)。这等于是说：“让我们将资本一阶级关系的外在性再往前推，让我们将其更为绝对地置于对货币与国家进行强大且全面的神秘化的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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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凯恩斯和斯拉法之间，贯穿了一条理论上的路线，这条路线更为清楚且清醒地揭示了这个总体性的国家现实的对抗性质，尽管将国家被计划的现实肯定为市场解体的唯一替代选择。工人和无产阶级主体性—作为对体系来说总是在场的全部的外部性——就是资产阶级关于经济过程的科学及其国家调控必须更加有效进行吸纳和揭示的要素。

然而，这条路线不仅在资本主义意识的最高层面被掌握，而且一条类似的路线也被尽职尽责和奴颜婢膝的资产阶级法律科学所掌握，尽管有时候是在危险沼泽最为狭窄的道路上。在这种情况下，一战之后出现的危机决定了关键的变化，这些变化在新政的实验室中，在与国家相关的权利的毋庸置疑的错位(dis-location)中达到顶点。换言之，在制度领域内出现了日益增多的努力，在现实主义理论的帮助下，这些努力想要将权利转化为共识组织的职能，以服务于改革的特定和具体的目标。有些人将权利的民主行政化特点概括为一种尝试，试图强调程序相对于规范的优先地位，强调改良主义目标相对于规范的压制性的优先地位，强调多元主义的共识过程相对于中央集权化的法律体系的权威主义的优先地位(见第三章，特别是第四节《资本主义权威理论模式批判》)。从这个视角来看，新政的民主干预主义是凯恩斯主义在权利领域的试验，与自由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传统干预主义有着根本性的差异。因此有些人考虑到其与国家的关系，将其称为权利的错位。事实上，在实际中法治国—即因为保障和保护公共与私人权利的先行存在法律体系而得到正当化的国家——通过民主的方式重新占有权利，让权利成为国家的职能，试图以后验的动态的方式，以实质性而非形式性的方式让保障和保护的体系运转起来。该筹划的吸引力必然是难以抗拒的，因为整个形式主义法学家群体—他们在欧洲接受教育，但是在20世纪30年代因为移民接触到了新政的经验——将其接受为他们讨论的假说。我们所谈论的不只有诺依曼(Neumann)①和弗里德里克(Friedrich)这样的作者，主要的还是凯尔森，其最后的理论就是彻底且乏味地致力于以动态和程序性的形式来执行有效法案的问题(见第三章，《权利的一般理论和模式的构建》部分)。在这里，规范性和执行性的法案的循环性(circularity)成为体制民主化有效的关键要素。在进入关于权力的法律意识形态(对这种意识形态来说，有效性与正当性的要素都内在于体系)的过程中，自由保障主义的目标得到了采纳和转变——就体系覆盖了其所调控的整个社会物质性的流动来说。这其实是凯尔森式的乌托邦。事实上，它如此带有乌托邦色彩，以至于正如在圣皮埃尔神父和康德的著作中那样，研究最后的落脚点是世界主义，以及权利普遍性的道德化功能所具有的乌托邦特征，这种道德化功能是全部社会秩序安排的基础，也是法学家作品正当化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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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此处应该指的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代表人物 Franz. L. Neu-mann。——译注

然而全球秩序安排的真正意义是布雷顿森林体系，而后者的真正意义是帝国主义，如此等等(特别是，关于凯恩斯“理想主义”的起源，见保罗·法布拉[Paul Fabra]，《25年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25 ans après Bretton Woods”])。就国内秩序安排中的凯恩斯主义的法律传统来说，效果是吊诡性的。允许切断国家与权利之间传统关联的同一个民主力量的类型，正如在法治国中所给出的，最终在现实中得到的是对国家极权主义特征的肯定，这种特征—尽管与传统的正当性几乎毫无关系——更新了其明确的和形式的特征。我们可以说，改良主义将权利在国家内错置的做法——这种做法由资本家认识并收编可能具有颠覆性的主体的需求所决定—最终做到了赋予国家相对于权利、正当性相对于合法性的过于显赫的地位，以至于就与这个命题的关系来说，我们找到了由结构理论所描述的国家形象的路线(见乌尔里希·克劳斯·普雷乌斯[UlrichKlaus Preuss]，《合法性与多元主义》[Legalität und Pluralismus])。因此我们来到了道路的终点，这条道路尽管认识到法治国的崩溃以及市场功能相应的崩溃，同时虽然试图以民主的方式将主体的参与带入法律体系，但是在现实中却重新修订了国家，强化其中央集权的、官僚主义的和威权主义的特征。施米特的再评估与凯尔森的论述并肩同行;决断主义与法理学现实主义联合在一起;技术专家治国的方法与效率崇拜因为对民主的口头信念而捆绑在一起。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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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前进的一步已经迈出。在法律对阶级之间关系的神秘化中，对抗者——其新的本质以及全面(且具有对抗性的)内生于权力体系内—已经被认出并且在更高的层次受到神秘化。看来很清楚，处于政治经济学和法律科学这两个战略性领域中的资产阶级科学，除了触及对阶级对抗的新特征的正确定义之外，还提出了以奇怪方式接近国家现实(接近是为了对其进行神秘化)的调和与定义的语境，而这时从无产阶级的理论视角来看，国家的现实被处理的方式令人生厌。很显然，这里不是要号召所有人去支持资产阶级科学。问题是要武装我们自己，并且去批判并摧毁这种科学。然而，这只有当我们理解当代国家的真正维度时，才有其可能。我们应该补充说，(除了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式的修正主义，新葛兰主义的各种变体，以及结构理论中各种各样的客观主义和经济决定论的潮流都难以完成这个任务。

另一方面，资产阶级科学总是由让其可以指认出敌对者的安全的阶级仇恨所激励;换言之，这个敌对者就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大量积累的无产阶级这样一个主观性现实。就此原因来看，资产阶级科学比太多的“马克思主义者”要更加接近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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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关于决断主义的命运，见乔治·施瓦布(George Schwab)，《例外的挑战》(The Challenge of the Exception);以及朱利安·弗罗因德(Julien Freund)，《政治的本质》(L'essence du politique)。

重提问题：国家、阶级斗争和向共产主义过渡

关于计划者一国家的危机，已有太多讨论。但讨论的方式太过混乱，有将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出的风险。事实上，计划过程的危机——这在英国和欧陆国家同样严重——并不意味着向作为总资本总代表的国家形象的演进就停止了。①恰恰相反，计划者一国家的危机为更进一步的发展铺平了道路，这是国家与资本主义生产之间关系的新的质的飞跃。无论如何，这都不是单个资本家之间竞争的重新开始，不是对市场法则的重新评估，也不是自动干预的权力的衰落。恰恰相反，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巨大堆积中，国家干预的必要性被推向极致，而对生产条件的决定和指认交易功能处于商品流通之中的做法得到增强和巩固。宣告计划者一国家的终结，但是并不澄清危机的意义和维度，这会导致两个次生性和一个根本性的扭曲。第一个扭曲—法律拜物教所特有的—就是将法律过程与结构性现象等量齐观，因此就从规划过程的捉襟见肘和失败来推演真实的资本主义过程的复杂体系。第二个扭曲源自对以下事实的视而不见，即集体资本的有计划国家如何利用法律工具，且不时欢呼它们的工具性以及功能性前提条件:规划性国家机器功能上的紊乱无论如何是打上阶级逻辑的印记的。然而，这些都是次生性的扭曲。根本性的扭曲在于接受资本主义发展的错误意象；工人旨在摧毁作为资本主义权力代表和精髓的国家，而与工人目标相对立的是单个资本家崩溃的意象，“社会主义”褪色的旗帜又摇动起来，机会主义所有令人鄙视的武器再度被人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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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关于国家计划的危机，见奥康纳，《国家的财政危机》；布拉切特(P.Brachet)，《国家—资助者》(L'État-Patron);皮埃尔·杜波瓦(PierreDubois)，《国家—资助者的死亡》(La mort de l'État-Patron);以及马里奥·科戈乙(MarioCogoy)，《价值理论与政府支出》(“Werttheorie und Staatsausgab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