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俄尼索斯的劳动对国家-形式的批判

那么，计划者一国家的危机到底意味着什么？在何种意义上，为何会出现规划的程序性工具的危机？这场危机是一个复杂体，是一个具有宪法相关性(因为事实上它们通常能单独地站住脚)的系统。一般来说，计划者一国家的危机意味着凯恩斯主义国家的危机，这是国家基于巨大的收入维度进行调节的政治，基于金融的工具化以及在趋势上具有社会主义色彩的意识形态，来干预资本主义的发展。这场危机主要由以下因素所决定：国家在经济机制中所起的作用不够，干涉的自动作用不够。就简单和直接的政治断裂(需求的质)和再生产过程中资本主义比例的断裂(需求的量)而言，国家面对着工人更高水平的斗争，而这些斗争利用了有计划的领域。换言之，在有计划的资本的许多新的境况下,参与和选择工具的内生性存在(inherence)并没有充分的有效性;抑制和扼杀工人进攻的资本主义机器并没有能够通过压制性的工具和技术创新，政治共识与持续性的冲突预防策略，来让自已运作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工人阶级的斗争——得到国际工人阶级斗争的巨大支持——已经能够让国家规划陷入危机，并且启动包括体制的彻底危机在内的进程。利润率的下降—非常典型的情况是，这会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因此与大众对利润的冲击相关联，这种冲击除了直接进攻价值增殖的机制之外，也决定了试图去重新确立利润率和利润量所采取的所有旧有道路的终结，或者起码是对它们产生了破坏作用。在其历史中前所未有的是，资本不得不经历这些维度的冲击，以至于发展与危机的经济法则统统被打倒。资本主义经济学的经典顺序—通货膨胀，萧条，失业，危机，再结构化——现在除非有额外的权力的推动，否则不能够正常展开。这个顺序的自发性被推翻了；现在真正自发的是从资本主义科学与经验视角来看的矛盾性顺序的共时性。吊诡的是，在与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职能和结构所具有的相互关联的紧密性的关系中，因为整合的结构而产生的危机的增多与扩大的再生产反倒具有了自发性。工人斗争的“投入”与增加且再生产危机的单一逻辑的转换(conversion)过程相呼应，同时决定了制度性的混乱，并最终决定了从全局来说非常关键的“产出”，这种产出生产出了社会斗争的新的修订，并且无论如何，是斗争的传播与流通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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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危机类型以及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中，唯一的资本主义道路就在于更进一步深化国家与全部资本之间的关联。对再结构化的利用只能到达如下程度，即国家以全部资本超越其凯恩斯均衡，强化了其在生产机器本身中的存在；换言之，国家用其形象的全部军械库，接受了其“强化”价值增殖过程的角色。政治上的“价值增殖”让资本的价值增殖成为现实。在这种趋势中，资本主义对生产部门的监管，以及其用来掌控生产过程的军械库(技术专家、经理、副经理等)都成为“公共部门官员”，这是国家权力的后果，也是对生产性操控逻辑的强化。这对共识工具(即政治和/或工会的共识形象)来说也是同样真实的。新的规划技术在这种新的权力框架的基础上得以形成:不是通过(从社会主义重新利用共识的角度来说)巨大的集合而制定的规划，而是通过内在路线而制定的计划，这要经过对共识的有限探索，而这个共识要和它组织和再组织社会生产时那样，在纯粹政治的意义上，区分不同的工人群体，同时还要进行筛选和控制，如此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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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最为彻底且趋势最为明显的形式在联邦德国中表现出来的现象，是最容易把握的，这恰恰是基于具体的政治史和一系列整合过程，而这些是其他任何发达国家都是没有的。或许这种情况根本上是源于如下事实，即战后德国凯恩斯主义(甚至与纳粹主义有着饶有意味的关联)从没有构成根本性的政治，因为直到盟军的占领，劳动的社会国家这样的宪政结构才得以确立(见卡尔·海因茨·罗特[Karl Heinz Roth],《1880年至今的“另类”工人运动和资本主义压制的发展》[Die“andere”Arbeiterbewegung unddie Entwicklung der kapitalistischen Repression von 1880 bis zur Gegen-wart])。

让我们回到问题，或者说，回到对问题的重提—回到如下事实，即国家的结构理论的根本性获得通过危机现象学和对(资本部分)再结构化进程的分析而得到肯定。然而，这只是暗示了问题解决方案在理论一政治方面的关键要素。这个关键要素必须同时在理论和政治层面得以发展。然而我们无法在这里对其进行发展。在我看来，指明本研究得以展开所依赖的到底是哪些领域，或许更有裨益。

首先，在政治领域内，在对阶级关系系统进行唯物主义分析所必须展开的方式上，似乎有着深刻的分歧。从政治经济学和国家理论的角度来看，我们所援引的所有现象都似乎将批判推向了对发展和危机主体的决定，这种主题无法再简单地被定义为资本实现的辩证逻辑所形成的复合体。看来那套逻辑已经解体，由资本主义发展所调控的一系列现象和/或危机似乎展现了过程中的对抗的彻底性，这些对抗无法再通过辩证的方式得到化约。这种对政治进程的实质性修订由资本发出信号，并且被改良主义视为根本性的。①这种对资本关系的彻底修订(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这展现了权力新的、永久性的二元性的坚固性，这是时代的政治的过度决定)主要是在工人阶级自主性的领域内展开。工人阶级自主性的所有目标和所有实践都由它所决定。然而，这一事实重新开启了政治问题，而这个问题在于处理另类的权力。资本主义和改良主义的视角提出了能够整合工人阶级的国家权力的基础和行使方式，其所采取的形式有助于推动发展的继续，但是与工人力量的崛起处于彻底对抗的位置。我们应该强调这一点：今天的发展之所以向前进，只是因为摧毁了工人阶级的自主性，且纳粹主义是权力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另类选择的另一极很清楚：没有一场工人斗争不直接是在过渡阶段的斗争，不直接是争取共产主义的斗争，不直接是消灭国家的斗争。首要的政治任务就变成了:让讨论围绕过渡问题，深化对当下权力二元性的分析，并且将关于组织问题的所有讨论带回到权力的主题中(例如，见达尼洛·佐罗[DaniloZolo],《共产主义的国家消亡理论》[Lateoria comunista dell'estinzione dello Sta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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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下政治与经济危机的语境下，这种类型的另类选择在提出时带有绝对的紧迫性和严峻性。正在涌现的国家形象只是将发展显示为对工人自主性的彻底毁灭。改良主义运作的代价——在那些必须付出此类代价的国家内——并不是太高。这是在政治阶层相互交换的社会学和选举层次上已经解决的问题！另一方面，在这场危机中得到定义的国家或许在结构上是比我们的德国同事能够认识到的(考虑到他们自己也承认的可怕经验)要更加一贯。有些人会谈及国家正在法西斯主义化，但同时又总是将工人的斗争贴上“犯罪”的标签，这真是可笑！我们应该将这个对国家再结构化的大力推进过程视为一种力量，这种力量能够破坏工人阶级的自主性，并且要么通过改良主义的内部分化，要么通过技术上让工人阶级边缘化的做法，去消灭工人阶级的自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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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除了意大利共产党关键性的宣告，见卢奇亚诺·卡法尼亚(LucianoCafagna),《列宁主义过渡性国家中的阶级与国家》(“Classe e Stato nello statodi transizione leninista")。

有些人认为资本从本质来说是无法计划的！他们想象力匮乏，而且对社会发展和资本主义进程有着表层的玫瑰色的认识，其实这些进程主要是剥削、毁灭和统治的过程。另一方面，有些人认为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是一条平稳持续的道路—但通道在哪儿？无论如何，资本主义的计划的确存在而且运转正常，但是国家的秩序安排也存在功能性紊乱。在产业整合的这些层面上，没有资本是不受到计划的——计划的目的不是为了发展，而是为了统治，或者说，只有当工人阶级开始强大到没有发展便不能统治的时候，才是为了发展。然而，还有因为如下要素而出现的斗争:毁灭工人阶级以及服务于此目标的对国家的再结构化;计划摧毁工人阶级的自主性，计划让利润率和利润量继续下去。

在这个直接具有政治性的领域，应该继续研究并且重提问题，但是也要在另一个临近的领域中展开：即深化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领域。正如恩格斯所言，马克思给我们提供了国家的形象，在这个国家中，对私人财产的公共管理再生产了资本，深化了剥削。今天，我们在这个领域中继续前进。然而，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都不可能预见我们今天所见到的阶级斗争的水平。权力双重性境况的持续存在，与资本主义权力处于对立状态的工人力量的出现以及剥削理论(价值理论)，在这里开启的这三个要素之间的关系应该得到发展。作为总资本家的国家是剥削的管理者和全部剥削的计划者，其根据的是价值法则的作用，这种价值法则也预见了依照中位数利润(趋向于与剩余价值相等同)的社会主义的过渡和管理。然而，如果国家因为在资本的历史中从未经历过的工人斗争状况而不得不如此，如果(在这些斗争出现的情况下)价值的平均化(equaling and averaging of value)被拉低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得不重新考察整个分析，并且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领域中重提此问题。换言之，我们将需要批判在某些层次上去重新解读价值规律，而在这些层次上，价值规律被调为零点(zeroing)的事实将被作为真正的地平线，这里将会出现对抗价值规律运作的大规模的工人进攻。这时作为总资本家的国家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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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面并且推翻阿尔特瓦特所表达的观点(见前文《对国家结构性分析的发展》)，从而推进讨论，这或许更有价值。在阿尔特瓦特的论述中，对国家干预资本主义所表现出的“边缘性”或“残余性”特征有着强烈的坚持，即便是从客观主义观点来看。他并不否认国家的计划性干预，只是以超经济的术语来对其进行定义。这种立场的局限似乎在于如下事实，即对国家以超经济的形式进行化约—在国家本身被定位于其计划的权力之后—并没有把握住资本关系所具有的政治与二元性质。如果我们从辩证的观点来重新审视阿尔特瓦特的直觉，那么我们会看到，资本主义国家的寄生性与恐怖主义的残余再度出现，成为如下要素的直接功能：生产剩余价值的关键困难、工人斗争的水平与强度，以及利润率下降与平均化(flatteningof the rate of profit)所呈现出的新形式。政治分析可以追踪这个过程，聚焦于在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形象中所总结的资本主义生产所呈现出的“二元特性”。“二元特性”不仅仅意味着在资本主义综合的所有层面上的阶级对抗的再度出现，也意味着在今天，在危机的语境下，并且面对着其永恒的工人母体，对抗的加剧以及综合条件的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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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成功为其国家所生产出的最高形象同时也是资本主义对社会劳动进行组织的极限。当有计划的统治的合理性被归因于资本的国家时，这种统治的全面目标就被还原为控制与毁灭的任务。所有这些都是因为有种对抗性力量无法被压制，必然要崛起。我们有必要在此基础上推进分析，并且最为重要的，要有所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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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国家与公共支出

The State and Public Spend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