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俄尼索斯的劳动对国家-形式的批判

本文写于1975年，作者奈格里。当时正值意大利的财政和政治危机，因此就像第四章一样，本文旨在质疑意大利共产党和执政的天主教民主党之间所进行的“历史性妥协”政策。除了这个直接的论战目标之外，本文还意在批判如下作者：他们认为有可能不需要支持福利国家，并且提议用紧缩手段去处理因为不断增加的公共债务而带来的经济危机。从地理上来说，国家的财政危机不仅限于意大利；从历史来看，也不仅限于20世纪70年代。这种危机已经成为当下国家的核心功能，让其成为正当化和积累的代理者。削减公共支出和国家财政力量的技术因而也削弱了国家的行政力量。另外，对抗国家的社会势力的权力导致了如下结果，即对公共支出、对我们称为“社会工资”的任何削减在实际上都不具有可行性。换言之，福利国家不只是当下国家的一个可能形象；它已经成为其核心且不可扭转的要素。

从本文行文可以读出20世纪70年代中期意大利境况的紧迫性。这段时期的政治斗争波及社会部门(同时在工厂之内和之外)的各个方面，并且以新颖且强大的形式得到组织。意大利国家当局以紧急措施如雷亚莱法(Legge Reale)①来应对社会动乱，这增强了警察和司法部门的权力，但是反过来又加剧了社会动乱(关于这段时期的历史背景，见贝拉迪[Franco Berardi]，《自治的解剖》[“Anatomyof Autonomy”])。在财政、政治和法律危机的背景下，公共支出的难题为判断社会对抗力量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冲突提供了重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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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部法律于1975年由时任司法部部长的欧伦佐雷亚莱(OronzoRe-ale)(1902—1988)颁布,由此得名。——译注

作为整体的难题：阐释的条件和真实的状况

在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内，(国家与公共部门)的公共支出接近或超过了国民总收入的一半。与国民收入增长相关的持续上升的公共支出增长速度也处于不可逆转的趋势。“尽管如此，只有很少的马克思主义者会系统性地考察这种前所未有增长的原因与后果。”(伊恩·高夫[Ian Gough]，《发达资本主义的国家支出》[“State Expenditure in Advanced Capitalism”],第 53页)事实上总体来说，当相关研究真正面世，它们几乎没有抓住一般境况的新的具体性；这些马克思主义者通过旧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客观主义，来对境况进行解释，结果完全无法令人满意。

事实上，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语境下，公共支出表现为对私人资本的简单资助及其直接的公共规划(projections)。但是与公共支出的扩张相联系的危机的效果依然没有得到解释，而且没有得到解释的可能。避开公共支出难题、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危机所进行的阐释，在其无可争议的个体形式中，在我看来要么是基于虚伪，要么是基于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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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国家理论拒绝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和类似的版本，最近也处理了(作为对理想资本家的集体和真实追责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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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tation]中心的)国家所构型的关系和对政治经济学的关键修订(contortion)。①国家在资本流通的过程的中心作为政治和经济力量而起作用，不是处于附属地位，而是起到了核心作用，这一点似乎不再有任何疑问。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明的如下趋势如今已完全成为现实，同时趋势补充性组成部分的进程也正在完成：工人阶级的行动对(资本主义)体系有着不容置疑的撼动(desta-bilizing)作用。商品以及生产商品的流程的二重性在构成它们的对抗中被揭示得愈为充分，资本的流通(即生产加再生产)机制也就愈为发展，并且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日益表现为全面形象。

然而，一般性的理论觉悟在这里就停止脚步。如果国家占据如此核心的位置，那么其支出，即公共支出必须被视为工厂一国家的工资支出。当政治经济学批判触犯政治经济学的法则(共产主义批判必然如此)，那么就公共支出而展开的斗争必须被视为根本性的冲突领域。然而绝大多数情况下并非如此。社会民主主义和修正主义传统中的国家主义神话就会把控局势，而当它不得不对国家进行批判时，就会恐吓或迫使国家屈服于资本主义均衡和平衡的拜物教！施米特①取代了马克思，哥达(Gotha)(纲领)战胜了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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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可见第四章的文献回顾，《对国家结构性分析的发展：危机理论中的国家》(“Development of the Structral Analysis of the State: The State in theTheoryof Crisis”)。冯·弗拉托和惠斯肯的文章在德国引发了大范围的讨论。见莱希尔特，《关于冯·弗拉托和惠斯肯的评论》(“SomeCom-ments onSybille von Flatowand Freerk Huisken's Essay");霍切伯格(HunnoHochberger)，《国家的唯物主义决定问题》(“Probleme einer materialistis-chen Bestimmung desStaates");以及格斯滕伯格(Heide Gerstenberger)，《阶级冲突、竞争与国家职能》(“ClassConflict，Competition，and StateFunctions")。

在《国家的财政危机》中，詹姆斯·奥康纳比其他人更为成功地推进了工资与公共支出之间的关联，但是对作为社会资本的国家与作为社会支出的国家之间的区分却语焉不详—这是一个在分析过程中非常有用但又完全抽象的区分，甚至是错误的区分，如果此区分倾向于支持如下论断，即对可变资本要素的生产和再生产(今天这是公共支出的首要功能)必须被视为非生产性的支出。恰恰相反，在马克思再生产结构图式的第二部分(《资本论》第2卷，第20-21章)，这种对可变资本要素进行再生产的支出是间接具有生产性的，因而也起到了生产剩余价值的作用——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机制扩展至整个社会，这已变得日益明显(见高夫，第57页)。奥康纳正确注意到的直接具有生产性的国家投资与间接具有生产性的国家支出之间的差别本身，并不会决定经济上的非均衡(他的图式似乎也如此表明)。就工人阶级的行动从力量的角度、从一直无法满足的条件角度以及从持续的斗争角度撼动了这种关系来说，它决定了某种非均衡。

继续作出如下论断，即因为国家预算中的公共支出的增长而导致的危机内在于并且甚至决定了成熟资本主义盈利能力的危机，这在今天更加缺乏依据。①存在这样一种关系，但这种关系绝不是线性的：危机不在于公共支出的增长，也不在于如下事实，即公共支出的增长本身与私人积累相矛盾。公共支出成为矛盾的一个要素，是因为工人的力量撼动了其与国家统治体制之间的关系(在资本主义关系中，国家是确立平衡的力量)，并且在无产阶级所提出的要求以及工人斗争的非理性中遏制了这种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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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此处人名原文为Schmidt,译者曾就教于哈特教授，他给出的解释是：这里指的是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原文系排版错误。——译注

于是，处理国家一公共支出问题意味着从最开始就消灭任何简化，这些简化可能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将我们引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所特有的客观主义；也意味着以确定的方式去假设:在面对无产阶级在社会上的出场时，国家既是资本主义发展所遭遇的根本性矛盾的场域，也是其主体；最后，还意味着认识到，危机的机制源于(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说)构成资本的关系—即处于斗争中的两个阶级的关系—的“爆破”(如马克思所言)。最后，马克思解释说，一切都取决于必要劳动和剩余价值之间的比例，或者说，围绕着剥削及其比例问题的对象化劳动与活劳动的不同环节(《大纲》，第359-364页)。公共支出是一种公共和国家形式，在这种形式中，国家对生产性劳动的工人社会的剥削关系被神秘化了。公共支出是一种社会工资，而工人阶级的分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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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雅非(David Yaffe)接受曼奈尔(Manel)作品中的观点，并作出了这个论断。见《盈利能力的危机》(“TheCrisisof Profitability”)和《马克思主义关于危机、资本和国家的理论》(“TheMarxian Theory of Crisis，Capital andState”)。约阿希姆·赫施似乎也陷入这种含混性中。见他的《对政治体制的分析》(“Zur Analyse des politischen Systems”)，特别是第 95,97 页。然而赫施的作品代表了一项了不起的贡献，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我们会在后面进行更为详细的考察。

在处理国家一公共支出问题的时候，必须清除社会民主主义和修正主义性质的国家主义残余，清除所有关于“中立和中介性，具有相对自主性的”国家幻象，以及任何假设的国家二重性的观念—当国家支持我们的时候，就是“好的”，当它资助个体资本家的时候，就是“坏的”！不幸的是，国家并不是善恶兼具的，而是统治阶级权力的有机结构。恩格斯教导我们：“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反杜林论》，第330页)①马克思未能写就的《资本论》“国家”章已经被后来的资本主义发展所铭写，并且遵循了马克思所预见的趋势(见本书第四章)。而我们的任务就是对这种发展进行批判。

让我们现在以工人的视角来展开对公共支出的考察。工人阶级总是了解对直接或相对工资进行革命性使用的方式：

反抗削减相对工资的斗争同时也意味着反抗劳动力所具有的商品特性的斗争，即反抗作为总体的资本主义生产的斗争。反抗相对工资下降的斗争不再是一场在商业经济领域中展开的战争，而是一场向这种经济的基础发起猛攻的革命斗争；这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运动。(罗莎·卢森堡，《演讲与著作选集》[AusgewählteReden und Schriften]第1 卷,第 7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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撼动行为应该基于这个事实基础而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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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3卷，前引，第666页。——译注

然而，关于这场斗争的一个章节还尚不为人所知，或者说并没有达到充分的斗争觉悟阶段，那是一个将在争取社会工资和反抗国家的斗争中得到书写的章节。

这是一个涉及资本主义发展某个层级上所有生产性社会劳动力的规划，马克思将这个发展层级描述为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中整个劳动共同体的潜能与作为流通一价值实现简单中介者的资本相对立(《大纲》，第699页及其后)。①因此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立刻被转化为“对政治的批判”，因为无产阶级对社会工资问题的进攻将公共支出转变为组织如下关系—生产与共识之间，发展与统治之间，以及政治构成与社会上无产阶级斗争之间——的资本主义场域。

资本的理论性实践因此向前推进到无产阶级不定期且自发地对抗(在斗争的意义上)的领域。当然，工人的自发性是强大凶猛的。在所有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没有一项预算(在最为直接的中介和国家一老板的控制之间关系的层面上)能站得住脚。试图去侵占社会剩余价值从而去中介并遏制社会斗争层级的资本主义尝试，现在已经处处碰壁。授权与控制机制这是在行政上对国家操控资本进行理性化的根本要素——现在因为工人阶级争取重新夺回(reappropriation)所展开的斗争潮流而处处陷入危机。①资本在力量、强度方面毫不逊色，在连续性方面更胜一筹，试图推进对控制的再调整和集中、行政计划以及支出等工作。资本及其科学并没有预见到问题，但是它们关注了从工人对危机的决定到危机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终结(closure)，因此预见到了解决方案。“它们”都致力于此。切断国家预算和公共支出之间的纽带成为根本性的问题，而重新阐述金融控制的机制和政治干预的要求之间的差异与对称关系，则成为第二个相关的核心问题。②在官僚一理性正当化原则缺乏充分的基础，并且无法应用于解决深远冲突的地方，就会诉诸卡里斯玛式的正当性以及社会民主联合执政的政治压力与参与式神秘化，直到对公共支出要求的投入层级被纳入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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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关于罗斯多尔斯基在《马克思《资本论》的形成》中对《大纲》的阐释，许多作者在近些年都表示出了保留态度，特别是关于“全面资本”(compre-hensivecapital)的概念。见施瓦茨(W.Schwarz)，《马克思经济学作品中的“资本一般”与“竞争”》(“DasKapital im Allgemeinen'unddieKonkurrenzin ökonomischenWerk vonKarl Marx”)。在这些作者看来,罗斯多尔斯基将马克思科学抽象的不同层级混为一谈，没有能够区分作为简单逻辑范畴的“全面资本”和作为竞争在其中运作的“全面资本”层级，后者并非逻辑范畴而是历史范畴。对《大纲》研究当然有必要立足于马克思分析的核心方面来进行评估，罗斯多尔斯基作品中的某些段落当然需要修改，但是在我看来，其“全面资本”的概念并无问题，这个概念对马克思的思想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罗斯多尔斯基澄清了如下事实，即这是一个带有趋势性的范畴，直到如今才开始以真实的有效性展现出来。另一方面，似乎施瓦茨并没有完全理解马克思思想中逻辑范畴与历史概念范畴之间关系的复杂性。

关于这些问题存在着非常多的主张。尽管共产主义理论家没有引领我们确立问题的确凿性(solidity)，我们被迫通过处于斗争中的两个阶级的行为来处理它：无产阶级坚持立足此领域，而资产阶级尝试通过压制来占据先机。在这里，“公共支出”成为争论的核心要素。围绕这一问题，我们必须努力去认识到，有些重要的分析问题以及无产阶级斗争问题(剥削的性质和强度问题)是否被包纳进这个框架并得到改造，以及从全面的工人理论性实践视角来看，最后新的关系是否修正了与国家的定义和反抗国家的共产主义斗争相关的某些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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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美国关于这种危机的文献已堪称浩繁。这里我仅提及彼得·巴克拉克和莫顿·巴拉茨合著的《权力与贫穷》，弗朗西斯·皮文和理查德·克拉沃德合著的《管制穷人》。

②关于这些问题见奥康纳，《国家的财政危机》，特别是第9页和最后的章节。

很自然的，这一问题可以引向另一个方向，引向对意大利公共支出物质维度的分析以及对工人进攻可能性的分析。很多同志都在朝这个方向努力，我们希望他们的研究成果能很快公之于世。

第一种分析方法：

社会对生产性劳动统合趋势的评估性要素

若想讨论公共支出，或许有必要将我们自己明确置于对资本的流通过程——不仅是生产和再生产(以及革新)商品、同时也是生产和再生产(以及革新)社会关系的领域—进行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场域，从而也将我们自身置于革命性对抗和主体性趋于出场的场域中。但是当新古典主义和凯恩斯主义对商业体系的神秘化继续主导人们的视野，这就会变得非常困难，例如那些坚持阶级视角的作者们就会遭遇这种困难。

比如说，让我们试着采纳奥康纳所提出的公共支出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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