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俄尼索斯的劳动对国家-形式的批判

劳动

近些年来，劳动的概念不仅在哲学讨论中销声匿迹，就是在法学理论、政治学甚至是经济学中也不见踪影。劳动总是被狭隘地限定在否定快感和欲望的资本主义工作伦理的框架内。我们的分析需要扩展社会生产光谱内劳动的概念，甚至要将马克思所定义的非工作①也包纳进生产性劳动范畴。①这个概念的扩展不是通过简单诉诸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用法就能完成的，必须求助于其他资源，努力去把握生产社会主体性、社会性以及社会本身的当代进程。

第一章 作为批判的共产主义

15

①在马克思看来，在雇佣劳动范围之外的劳动如家务劳动等都属于非工作，因为不被资本所雇佣，所以是非生产性的。但在哈特和奈格里看来，这些非生产性的非工作其实也是生产性的，也应该算作工作。——译注

劳动的概念首要指向的是价值问题。事实上在我们的用法中，劳动和价值相互包含：我们将劳动理解为创造价值的实践。在这个意义上，劳动起到社会分析的作用，用经济和文化的术语来阐释整个社会光谱内价值的生产。劳动的概念应该首先与当下的某些尝试区分开来，例如将“表演”(performance)或者“述行”(performativity)作为社会分析和社会实践的范式:尽管表演强调了表意或者话语实践(signifying or discursivepractices)的社会重要性，但我们用劳动来聚焦创造价值的活动。②

但是，劳动与价值之间的关系问题可以用其他方式提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指向一个首要且激进的替代选择:这个替代选择不仅使得对劳动的分析成为反抗资本主义社会的毁灭性力量，而且也使其成为对新社会的构想或肯定。因此，在马克思那里存在两种形式的劳动价值论，存在两个视角—一个是否定性的，一个是肯定性的。第一个视角始于抽象劳动的理论。马克思接受同时代主流经济学思想，认识到劳动存在于所有商品之中，而且是所有生产活动都具有的实体。从这个角度来看，所有劳动都可以追溯到抽象劳动，这让我们能够超越劳动在具体情境下所呈现出的特殊形式，把握住那个根据社会需求可以从一种有用性转变成另外一种有用性的具有全面性的社会劳动力。马克思围绕着对劳动价值进行度量的问题，从质的视野转向了量的视野。价值量表现了某一商品和用于生产这种商品所必需的社会劳动时间之间的现有关系。这个理论所提出的核心任务是考察决定劳动力在社会生产各个部门中进行分配的社会和经济法则，从而搞清楚资本主义的价值增殖过程。这个价值规律的一个核心功能就是解释清楚在商品生产者社会，尽管没有中央管理或规划，但是却存在进行社会选择的手段—总是存在秩序。价值规律揭示了，虽然资本家在市场中盲目行动，但是背后却存在理性。因此它要努力去解释不定期的动荡中所存在的对社会均衡的维持。在第一种劳动价值论中，马克思从根本上发展和优化了同时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分析。

16

狄俄尼索斯的劳动:对国家一形式的批判

8

①阿伦特试图区分“劳动”“工作”和“行动”这三个概念。劳动主要与自然和必然性相关，工作与人工制造相关，而行动则与多元性或社会性相关。见《人的境况》(The Human Condition)，尤其是第7页及其后。但在我们看来，这种术语上的区分并无多大用处，因为一般来说，社会实践已经同时贯穿了这三个方面。也就是说，自然与人工、公共与私人等区分不再稳定，而是处于不断的流变之中。因此，我们在本书中所使用的劳动概念可以同时指涉“自然”需求、“人为”欲望和社会关系。

②将述行作为社会实践模型的提议,见巴特勒(Judith Butler)，《性别麻烦》(GenderTrouble),尤其是第128-149页。很多聚焦表意或者话语实践的分析似乎都受到拉克劳和穆夫的启发，最终说来是受到了德里达别样阐释的启发。

然而在马克思的著作中，还存在另外一种形式的劳动价值论，这种理论彻底与资产阶级理论相决裂，并且不仅聚焦资本主义的价值增殖过程，而且也关注自我价值增殖过程。①在这种形式中，马克思不是将劳动力的价值视为均衡的形象，而是看作对抗的形象，视为动态性的摧毁体系的主体。因此可以把劳动力的概念视为生产过程中增殖的要素，相对独立于资本主义价值规律的运作。这就意味着，价值的统一性首先在其与“必要劳动”的关系中而得到认识，后者并非恒定的量，而是体系中动态的要素。必要劳动由工人阶级反抗雇佣劳动、从而改造劳动本身的斗争所历史性地决定。这就意味着，在第一个理论中，尽管价值固定在资本的结构中，但在第二个理论中，劳动与价值都是可变的要素。

第一章 作为批判的共产主义

17

①马克思对自我价值增殖过程的分析主要见于《大纲》。在本书中，我们会不断回到这个概念。对《大纲》中自我价值增殖过程的详细探讨，见奈格里，《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MarxBeyond Marx)。

因此，劳动与价值的关系并非单向的。正如许多学者在过去30年中所认识到的，将劳动的经济结构作为价值的文化性上层建筑的根源，这种看法难以自圆其说；这种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学说必须要推翻。如果说劳动是价值的基础，那么价值同样也是劳动的基础。①什么算作劳动或者创造价值的活动？这总是决定于既定社会与历史语境中的现有价值观；换句话说，不能简单将劳动定义为活动或任何一种活动，而是要将其视为在社会中被承认为生产价值的具体活动。到底哪些活动构成劳动，这并非给定或者固定的，而是在历史中和社会中得到规定的，因此定义本身也就构成了流动性的社会对抗场所。例如，某些女性主义探索和实践将对劳动的性别分工所进行的分析作为出发点，让人们注意到传统上被定义为妇女工作的情感劳动、照看劳动(caringlabor)或者亲属工作(kin work)①等不同形式。②这些研究揭示了这些活动形式如何生产社会网络并生产社会本身。这些努力所造成的后果是，今天这些创造价值的活动能够而且必须被同等地视为劳动。这里的关键依然是，劳动的概念并非固定不变的，而是在历史上通过对抗而得到定义的。从这个意义来说，劳动价值论同时也是价值劳动论。

18

狄俄尼索斯的劳动：对国家一形式的批判

①戴安·艾尔森(Diane Elson)对马克思著作中的“价值劳动论”给出了详细的说明：“我的看法是，马克思价值理论的对象是劳动。因此问题不是去解释为何价格会是这样并且找到答案就是劳动，而是要去搞清楚，为何劳动会表现出现在的形式，其政治后果是什么。”(《价值劳动论》[“TheValueTheory of Labour”],第 123页)。

从第二个视角来利用劳动这个范畴展开批判，我们必须习惯于根据当下出现的社会历史事实而不断进行调整。我们在近些年见证的劳动转变所表现出的最为重要的普遍现象就是我们所称的向工厂—社会(factory-society)的过渡。工厂不再是劳动或生产的范式性场所或集中地了；劳动过程已经越出了工厂的高墙，并蔓延至整个社会。换言之，作为生产场所的工厂的明显衰落并不意味着工厂生产体制和规训的衰落，而是意味着它不再局限于社会中某个特定的场所。工厂生产体制和规训已经像病毒一样，渗透进所有形式的社会生产。整个社会都被工厂体制所彻底渗透，也就是说，被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特有的法则所掌控。如果接受这种认识，那么马克思主义所作出的一系列区分都要重新对待和考察。例如，在工厂一社会中，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生产与再生产之间的传统概念区分—这些区分在其他时代的有效性也存疑在今天已经过时了。①

第一章 作为批判的共产主义

19

①在人类学中主要指妇女为了维系夫家与亲属家庭之间关系而从事的各种各样的活动。——译注

10

②见南希·哈索克(Nancy Hartsock)，《金钱、性与权力》(Money，Sexand Power)，第234-240 页;希拉里·罗斯(Hilary Rose)，《手、脑、心》(Hand，Brain，and Heart);以及米凯拉·迪·莱奥纳多(Micaela Di Leonardo)，《贺卡和节日中的女性世界：女性、家庭以及亲属工作》(“TheFemaleWorldofCards and Holidays: Women, Families, and the Work of Kinship")。

与工厂体制的普遍化相伴随的，是劳动过程本质和性质的变化。从更广泛的层面来说，在我们的社会中，劳动正在变成非物质劳动，其中包括智识劳动、情感劳动、科技劳动以及赛博格劳动。劳动协作网络日益复杂，照看劳动被整合进生产的光谱，还有劳动过程在各个方面都在经历计算机化，所有这些都体现了劳动本质在当下的转变。马克思试图用“普遍智能”(General Intel-lect)来把握这种转变，但我们应该认清，虽然存在这种向非物质转变的趋势，虽然劳动是智识性的，但同时也是肉身性的(corpo-real)。控制论的附肢安装在机械化的身体上，成为其本质的一部分。这些新的劳动形式直接就具有社会性，因为它们直接决定了那些创造和再造社会的生产性协作所构成的网络。

20

狄俄尼索斯的劳动：对国家一形式的批判

①我们可以看到，对女性劳动和家务劳动的研究也证明了马克思对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的区分不再适用。例如可见齐拉·艾森斯坦(Zil-lah Eisenstein)，《资本主义家长制与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理论之探索》(“Devel-oping a Theory of Capitalist Patriarchy and Socialist Feminism")，以及科斯塔(Mariarosa dalla Costa),《妇女与社会的颠覆》(“Women and the Subversion oftheCommunity”)。我们会在第五章《第一种分析方法》(“FirstAnalytical Ap-proach”)部分考察围绕马克思的“生产性劳动”范畴而展开的辩论，尤其是英国经济学家的讨论。莱博维奇(MichaelLebowitz)在《超越〈资本论》》第100-103页对生产性劳动的相关讨论的“单面性”(one-sidedness)进行了非常清晰的总结。最后，在当下社会境况的语境下，有必要对马克思分析所利用的某些核心范畴进行考察，相关论述见奈格里，《对当下阶级境况的阐释：方法论方面》(“Interpretation of the Class Situation Today:Methodological As-pects”),第78页及其后。

似乎劳动的概念在主流话语中被边缘化的同时，又成为谈论的中心。产业工人阶级在社会中失去了中心的位置，劳动的性质和境况都经历了深刻的变化，甚至我们认定为劳动的活动也经历了巨大的变化，所有这些都一目了然。然而这些转变远没有让劳动的概念边缘化，而是再度申明了其中心地位。第一种劳动一价值法则试图以无产阶级劳动中心地位的名义，以及这种劳动随着资本主义发展而在量上得到削减的境况，去理解历史，这个努力虽然彻底破产了，但是并没有否定一系列的事实、规定和历史中的一贯性，例如下面的事实：国家的组织及其法律在很大程度上与建构一个奠基于劳动之上的社会再生产秩序的必要性紧密相关;国家的形式及其法律也因为劳动性质的变化而相应得到修订。货币的、象征的和政治的视野作为社会纽带的构成要素偶尔会取代价值规律，它们的确将劳动驱逐出了理论的领域，但无法将其驱逐出现实之外。事实上，在后工业时代，在资本主义体系的全球化时代，在工厂一社会的时代，以及在计算机化的生产取得胜利的阶段，劳动彻底处于生活的中心，而社会协作也彻底扩展至社会的各个场所。这就将我们引向一个悖论:就在理论无法看到劳动之时，劳动无处不在，并且在所有地方成为唯一共同的实体(the common substance)。理论上对劳动视而不见，而劳动在全球范围内演变为人类行动的实体，这两个事实之间存在对应关系。很明显的是，在这个考察总体中——考虑到不可能将劳动视为真正(或者只是在概念上)具有超验性——价值规律爆炸了，同样明显的是，劳动的无所不在不仅构成了经济学和政治学的根本问题，同时也构成了哲学的根本问题。世界就是劳动。当马克思将劳动作为人类历史的实体时，他的问题不是走得太远，而是走得还不够远。

第一章 作为批判的共产主义

21

主体

在回应当代社会最近所出现的巨变时，很多作者(通常将这样的群体称为后现代主义者)论述说，我们应该抛弃社会主体的理论，即便承认主体性，那也只是从纯粹个人主义视角来看待主体性！在我们看来，这些论述虽然可能认识到真正的转变，但是却从中得出了错误的结论。换言之，资本主义筹划的胜利和资本对社会的实质吸纳(real subsumption)的确让资本的统治及其各种形式的剥削遍及一切角落，压迫性地限定了真实可能性的边界，封闭了规训与管控的世界，以及正如福柯或许会说的，让社会成为“没有外部”(sans dehors)的体系。然而，同样的事实将主体性和批判思想引向新的任务:将自身建构为肯定性地生产存在的新机器，这些机器没有表现的手段，而是有着新的构成，有着激进的革命。社会主义的危机、现代性的危机以及价值规律的危机并没有否定主体性的社会价值增殖和构成的进程，也没有让这些进程(以不可宽恕的虚伪)陷入被剥削的独特命运。真实的情况是，这些转变带来了新的主体构成的进程不是外在于，而是内在于我们所经历的危机，也就是对旧的主体性进行组织时所遭遇的危机。在这种新的批判性与反思性的空间内，新的主体性理论就有了表达的空间，而这种对主体性的新定义同时也是对共产主义设计所进行的伟大的理论创新。

22

狄俄尼索斯的劳动：对国家一形式的批判

事实上马克思的作品从未涉及主体性的问题。马克思对历史中定型的阶级构成的进程进行了理论阐释。在他主要的作品中，如《资本论》和《大纲》，他对于主体性的兴趣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两种需要的影响：首先，需要强调主体性进程的客观必然性;其次，作为前者的后果，需要将一切乌托邦思想都排除在无产阶级行动的范围之外。然而，在实际上，这两种需要泄露了一个贯穿于马克思思考的悖论:将革命主体性解放的希望寄托在“无主体的过程”。似乎马克思最后的结论是,革命主体性的诞生与发展以及共产主义的到来是某种“资本的自然历史”的产物。很明显的是，这种马克思式分析的推导存在错误之处。事实上，将反抗超验(transcendence)和异化的斗争视为自己哲学的起源,将人类历史的运动视为反对一切剥削的斗争的马克思，同时也会将历史置于科学实证主义的形象中，置于经济一自然主义(economico-naturalistic)必然性中。因此哲学中作为绝对内在主义的唯物主义被否定了，而这正是现代哲学的尊严与基础。

我们必须根据激发主体性生产的社会进程来理解主体性。正如福柯所明确认识到的，主体既是产品，同时也具有生产性，既在社会劳动的巨大网络中得到构成，同时也主动构成这些网络。劳动既是臣服过程(subjection)同时也是主体化过程(subjectiva-tion)——自我对自我的劳作(le travaildesoisur soi)——从这个角度来看，无论是关于主体的自由意志论还是决定论，这些观念都应该被抛弃。主体性同时且同等地由其生产性和被生产性、其能生产和被生产的特质所规定。

当我们观察社会中劳动过程所呈现出的新特质，并且考察以不同形式所表现出的非物质劳动和社会协作的案例时，我们开始认识到从这些进程涌现出的社会价值增殖和新的主体性的另类路线。我们可以用一些案例来进行说明。在法国，基于女工最近在医院和其他医疗机构展开的政治斗争所进行的一系列研究，许多作者开始论述“女性劳动特有的使用价值”。①这些分析展示了很大程度上由妇女在医院和公共援助机构中所承担的劳动，如何预设、创造并且再生产特有的价值——或者换一种表达方式，对这种类型劳动的关注强调了某一块价值生产的领域，在这块领域，她们工作的技术和情感要素对社会的生产和再生产来说，是至关重要且不可替代的。在她们斗争的过程中，护士们不仅提出工作环境的问题，而且还讨论了她们劳动的性质，既关注自己劳动与病人的关系(满足面对疾病与死亡的病人的需求)，也关注与社会的关系(提供现代医疗所需要的技术服务)。令人惊叹的是，在护士们斗争的过程中，这些特有的劳动形式以及增殖的领域生产出了新的自我组织形式以及全新的主体形象：“协调”(coordi-nations)。护士劳动形式的特定表现，如情感和科技劳动，远非自我封闭，而是昭示了劳动过程如何构成了主体性的生产。

第一章 作为批判的共产主义

23

12

与艾滋病相关的斗争也进入了这个领域。美国的“行动起来”(ACT-UP)②以及艾滋运动的其他团体不仅批判与艾滋病的研究和治疗相关的科学和医疗机构的活动，而且也直接介入技术领域并参与到科学研究中。斯蒂芬·爱泼斯坦(Steven Epstein)写道，“他们不仅从外部施加压力，从而改良科学研究，而且还直接参与到科学内部，进行科学研究。他们不仅质疑科学的使用和对科学的控制，而且有时甚至质疑科学的内容以及科学知识生产的过程”(《民主的科学？艾滋病行动主义和遭到挑战的知识建构》[“Democratic Science?AIDS Activism and the Contested Con-struction of Knowledge”],第37页)。艾滋病运动中很大一部分群体都成为与这种疾病相关的科学和医学事宜与流程专家，以至于他们不仅可以准确地检查自己的身体，而且还可以坚持要求评估某些具体的治疗方案，要求医院提供某些药物，甚至要求在预防、治疗和处理疾病的复杂过程中应用某些特定的手术。这场运动中涌现了超高水平的科技劳动，这种劳动也开启了新的主体形象的空间，这种主体性不仅发展了对抗疾病和照顾他人所需要的情感能力，而且也将发达的科技能力吸纳进自身的形象中。当人们认识到劳动变成非物质的、高度科学化的、情感性的和协作性的(换句话说，当其与实存和生命形式的关系得到揭示，并且当其被视为共同体的社会功能时)，我们可以看到，紧随劳动过程的，是对社会价值增殖网络和另类主体性生产的具体阐述。

24

狄俄尼索斯的劳动：对国家一形式的批判

13

①例如，见丹尼埃尔·凯尔高(Danièle Kergoat)，《进行协调的护士》(“L'infirmière coordonnée”)。关于法国女工斗争的具体性更为一般的论述，“她们实践的内在逻辑”以及“她们所树立的主体性形象”，见凯尔高，《工人》(Les Ouvrières),特别是第四部分《工人的社会实践》(“Les Pratiques So-ciales des Ouvrières”),第 107-131 页。

② 这个词的全文是 AIDS Coalition to Unleash Power,字面意思是“艾滋病人联合起来，释放力量”，是一个旨在维护艾滋病患者权益的组织。——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