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俄尼索斯的劳动对国家-形式的批判

社会投资就是在其他要素不变的情况下能够提高给定劳动力数量生产率和利润率的项目与服务。社会投资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国家融资建设的工业开发园区。社会消费就是在其他要素不变的情况下能够降低劳动力再生产成本并且提高利润率的项目和服务。社会消费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社会保障，社会保障在降低劳动力再生产成本的同时还能够扩大劳动力的再生产能力。第二个范畴社会费用(social expense)包括保持社会和谐——为国家履行“正当化”职能——所必需的项目和服务。①（《国家的财政危机》，第6-7页)

当这种区分—虽然从分析上来说并不令人信服，但却有其用处(见高夫，第71页注释)——被单边性地用于定义各支出部门之间非均衡的差异和区域时，就会变得非常危险。通过这种方式，非均衡、危机以及最为重要的通货膨胀，在凯恩斯的视角看来，被认为在组织分配过程的失灵中客观地出现。这种目光并没有超越这一微小的障碍；它制约了自己，不敢去触及社会关系的物质性和力量，而这些社会关系主导着部门的划分和被决定的不成比例的支出(或分配)。赫施注意到奥菲的作品，并且认识到，“必然的是，通过这种方式，社会’的概念被还原为现象学上的结构概念”，而国家被剥夺了阶级的概念—而后者正是国家为了主宰再生产关系而对社会进行(具有政治性的)结构性干预时所特有的特征(《对政治体制的分析》，第87,91,93页)。

第五章 国家与公共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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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奥康纳可能是在奥菲对国家政治结构分析的基础上作出这些区分的。(中译文见奥康纳，《国家的财政危机》，沈国华译，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6页，译文略有改动。—译注)

与之相反，我们应该处理的是无产阶级主体所处的领域及其在资本主义商品流通中的境况，因为在这里修订的范围如此之大，以至于摧毁了对公共支出的不对称和非均衡进行新古典主义和凯恩斯主义阐释的可能性。简言之，我们的假设是，这些并非简单在于分配的不均衡，而是揭示了一个更为深刻和巨大的结构，这种结构首先在对成熟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性劳动的场所和性质的修订中展现出来，其次在斗争的层级以及无产阶级主体所表达出来的对于权力的要求中展现出来。这就是我们试图要阐明的假说。

在公共支出的不成比例理论和作为公共支出上涨(主要是在奥康纳所定义的“社会费用”部门)效果的通货膨胀理论的背后是这样的认识，即从作为整体的资本主义视角来看，在国家所引导的生产中，工人是“非生产性的”(雅非，《盈利能力的危机》，第51页)。然而，在奥康纳所称的“社会消费”部门中的工人是非生产性工人，这一论断很明显与之前所提到的论断相斥，即他们被吸纳进马克思再生产图式中的第二部分。这就让我们只能把这些雇员归于奥康纳所论述的第三个类别，“社会费用，”而这又(暗中)将我们带向了用于“奢侈”支出的生产性劳动，或者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无论如何都不创造价值的支出(《资本论》第1卷，第741 页及其后)。

在资本主义通过国家对市民社会所进行的整合达到如此层级的当下，这种区分还有什么意义？那些致力于生产“社会和谐”的工人真的是非生产性的吗？改变生产性劳动这个概念，按照马克思所指明的方向去修正这个词的内涵，不是更好吗?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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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劳动过程的协作性质本身的发展，生产性劳动和它的承担者即生产性工人的概念也就必然扩大。为了从事生产性劳动，现在不一定要亲自动手；只要成为总体工人的一个器官，完成他所属的某一种职能就够了。②(《资本论》第1卷，第643-644页）

这种对生产性劳动定义的修订，对其概念范围的扩大不是能更好地回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张及其对当代社会的主宰吗？

伊恩·高夫在考察英国马克思主义部关于这些问题的漫长争论之后总结道，“所有进行生产—要么生产实际工资的组成部分，如社会服务，要么生产不变资本的要素，如研究和发展工作—的国家雇员对资本来说都间接具有生产性，换言之，他们都生产剩余价值”(《发达资本主义的国家支出》，第83页)。③另一方面，鲍勃·罗森(Bob Rowthorn)坚持认为，毫无疑问的是，“国家的教育和其他(行政)部门即便是非生产性的’，也可以推动工人去生产剩余价值，这些剩余价值会部分或全部转移到资本主义部门，从而落入资本家手中”(《马克思主义体系中的熟练劳动》[“Skilled Labour in the Marxist System”],第 36页)。就如下意义上说——资本主义发展的生产性整合日益为国家赋予了一个与生产活动相关的全面化的支撑功能——罗森的论断是正确的。从凯恩斯主义的方法来看，国家并没有对商业关系进行组织，但是从直接或间接的角度来看，而且无论如何同时也是非常有效地，国家会对生产关系进行组织。国家对那些生产商品的以及(首要地)生产生产关系的那些关系进行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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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克思对生产性劳动的定义贯穿在他成熟作品的段落中。例如可见《大纲》，第266-273,293-295，304-318，699-716页；《资本论》第1卷，第643-644页；以及《剩余价值学说史》第1篇，第152-304页。

②见《资本论》第1卷，前引，第582页，译文稍有改动。——译注

③同时可参考:高夫，《马克思生产性与非生产性劳动的概念》(“Marx's Theory of Productive and Unproductive Labour");哈里森(J. Harrison),《马克 思政治经济学中的生产性与非生产性劳动》(“Productive and Unproductive Labour in Marx's PoliticalEconomy”);费恩(B. Fine)，《关于生产性与非生产 性劳动的笔记》(“A Note on Productive and Unproductive Labour”);以及布拉 克(P. Bullock),《资本的劳动力范畴》(“Categories of Labour Power for Capital”)和《定义资本的生产性劳动》(“Defining Productive Labour for Capital”)。

公共支出的增长乃至于巨大扩张与资本的发展并无冲突，相反，前者对于当下资本的生产性形象是不可或缺的。另外，在今天，公共支出构成了所有积累阶段的根本前提。因此谈论自身会引起通货膨胀的公共支出是没有意义的。在生产与操控的社会化所达到的这个层级，我们可以对价值规律的运作给出真正肯定性的证明。如果价值规律真的运作失灵，而通胀机制启动，那么这并非因为在公共支出与资本构成(这在今天由国家操控所主导)之间所确立的有机关联，而是因为工人阶级斗争以及某种对抗——这种对抗在资本的有机构成和工人阶级(在劳动力统一化所达到的这个层级，无论如何都具有生产性)的政治构成之间的某一点启动——所导致的这种有机关联的断裂。

危机并非在于奥康纳所指认出的三种支出形式之间的比例失调，更加重要的，也不在于如下两者间的矛盾：一方面是直接具有生产性的支出，其中包括用于再生产(间接具有生产性的)劳动力的支出，另一方面是国家的政治支出，这种支出不生产剩余价值，而是生产社会同意与和谐。这种矛盾不可能存在，因为如果说实现了社会同意与和谐，那么它们是作为内在于直接和/或间接生产关系的功能而得到实现的。危机其实在于，在阶级斗争和资本发展的这个层级上，无法控制资本构成的不同要素；在于工人阶级无法消灭的对抗性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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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为何总资本会冒险让危机从直接生产的层级蔓延至社会生产的层级？为什么资本主义的发展要让自己陷入自己也无法直接控制的维度，而且在这个维度中，公共支出(在其他情况下,完全服务于私人资本化[private capitalization])①的问题要面对一般性的矛盾，这些矛盾在它们所实现的社会一般性中是非常有效的?②尽管需要从我们所列举的思路对马克思生产性劳动这个特定概念进行修订，但马克思对于趋势的分析—因为此种趋势，生产性劳动的定义和场所具有了其他意义依然是站得住脚的。这个趋势沿着利润率矛盾的发展方向而展开。逐渐地，私人的、个体的利润逻辑解体了，这已通过集中过程，以及对资本主义有机构成进行持续改革、以实现不变资本占据更大比例的过程而得到说明(见马克思，《大纲》，第690页及其后)。伴随着个体逻辑的衰落，资本会通过对全部生产力(以及转化为不变资本的生产力)的永久性和直接性吸收，通过让全社会都整合进总资本家的工厂内的方式，对社会生产力的各个层级进行组织，从生产性协作那里窃取剩余劳动，并且用一般社会生产力所生产的价值来替代损失掉的价值(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635页)。从这个视角来看，公共支出代表了工厂一国家的现金流，而且完全被置于如下两者的结构性鸿沟中：一边是个体商业的利润率下降，另一边是提高体系一般生产力的压力。在这个结构性鸿沟内可能存在通胀性的要素，但这一事实是次要的：结构性鸿沟并没有定义现实，而只是定义了通胀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只能因为工人斗争的强度和层级而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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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马克思关于私人积累中公共债务的考察和结论。

②将生产性劳动的概念延伸至家务劳动的领域，对英国经济学家之间的讨论来说是一个极为有趣的问题。见哈里森，《家务劳动的政治经济学》(“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Housework”);以及高夫和哈里森，《再论非生产性劳动和家务劳动》(“Unproductive Labour and Housework，Again")。

如果果真如此，那么接下来就会有几个直接的后果。首先，公共支出经事实证明是生产性支出的真正环节，而对其所进行的考量应该完全被带回到当下社会中资本流通的层级。其次，由国家为了直接或间接生产而支配的一定的货币(手段)量所构成的公共支出，作为被敲诈的剩余价值对社会劳动力的共同体造成了很大的负担，特别是对被剥夺的社会协作的价值造成了很大的负担。最后，如此被构成的公共支出代表了为资本主义积累服务的非社会性剥削的基础，同时也被约定为工资基础，并且作为资本融资的基础而被摧毁：如果我们接受马克思对相对工资的分析，那么这两个环节无法截然分开(见罗斯多尔斯基，第293-296页)。无论如何，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这个层级上，这是阶级斗争最为根本性的场域。

改良主义的“理论”将其努力聚焦于这个场域，试图让自己去抵御马克思主义的批判，那就不是什么偶然了。最为明智、同时也是最为危险的立场正确地认识到，公共支出是一种由总资本家所巧取豪夺的社会剩余价值(例如可见加尔加诺[Francesco Galga-no],《资本主义经济的体制》[Le istituzioni dell'economia capitalistica]，特别是第33-38页)。其结果就是，正如对工人在经济上夺回生产资料的筹划可以被转化为公民的政治要求(正如在意大利“历史性妥协”计划中所明确表明的那样)，同样的，就工人是公民而言，他们可以掌握作为生产者被剥夺的内容！显而易见的是，分析的有效性与结论可悲的机会主义之间的不协调关系，只能通过这些作者相对缺乏经验而得到解释。如果情况并非如此，例如，在不那么具有冒险精神的改良主义政治倡导者那里，我们所要处理的不过是令人不齿的意识形态神秘化和对群众的可耻背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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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分析方法：论社会积累、

国家管理和资本主义正当性基础的矛盾

在过去，商业公司进行积累，而国家进行正当化(如果是“法治国”那就更好，如果不是也无关紧要)。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历程中，国家在历史上是以“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的形式存在的，而马克思对积累最初阶段和发展关键阶段对公共债务使用的处理非常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见《资本论》第1卷第4,5篇；以及第3卷，第395页及其后，第464页及其后)。在资本主义发展的那个层级，正当化意味着将权利主张(它确立了行使权力和公民同意之间有效且合法关系的基础)奠基于如下要素：资本主义商业公司的代表性力量、经济发展的价值以及资本主义对一般利益的直接神秘化。在国家保障对发展的一般利益的追求方面，国家进行正当化。在当下资本主义发展的层次上，情况似乎有所改变。当下所展开的一系列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的全面社会化，日益猛烈的抽象化进程，服务业岗位的增长，所谓的生产力(社会协作、科学、技术等)日益普遍地被吸纳进总资本中，以及社会与政治服务的基础设施被包纳进直接生产的趋势共同决定了在总生产过程中国家中介功能的结构性深化。就组织功能和从社会上攫取的剩余价值总量来说，直接与国家相关的量大幅增加。正如我们所言，与这个过程相同步的，是在商业公司层面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的展开(可优先参考阿尔特瓦特的分析，《国家干预的若干问题札记》)。因此国家对社会剩余价值的积累最开始就表现为对商业公司利润率下降的补偿(见《资本论》第3卷，第232-266页)。但是在第二阶段，这些新的国家职能变得更为强大和确定。国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领域内开始表现为统领性的力量；国家以普遍和确定的方式进行积累。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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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这个层级，正当性原则是如何形成的？国家积累并没有导致一般性的利润率下降过程，除非是在提高利润量的意义上(这是相反趋势的职能?)。这不再能代表正当性的原则。资本主义剥削如果希望发展经济，必须被导向一般利益。于是，利润量的增加并不足以提供合法性；是利润率提供了进行操控的权力，并且强加了必须在资本生产方式中遵循的义务。即便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想要通过对利润率的正确评估来改造自身—好比说，如果这种国家想要超越凯恩斯主义对市场调控的职能，如果它想直接具有生产性，如果它通过对公共支出进行的准一寡头垄断式投资，想要在对公共服务的管理中，创造出非常具有生产性的体制，以及如果国家在进步和理性的财政管理的意义上(即在价值规律的意义上)想要尝试去重新组织对社会剩余价值的攫取方式，最后的结果是，它依然远不能得逞。①处于一般化和抽象化状态—也就是在发展的这个层级中的具体性质—的社会劳动的本性对此起到了阻碍的作用。换言之，在这种情况下，计算(在价值规律的意义上)的可能性一方面因为社会劳动的自发价值增殖的性质而受到阻碍——如在协作的情况中，另一方面，当劳动时间在衡量更高级的生产能力的表达成为蹩脚的基础时，也被超越了(见《大纲》，第699页及其后)。另外，间接具有生产性的劳动——有很大一部分与国家相关——开启了极端细化和复杂的国内计划的可能性(见罗森，《马克思主义体系中的熟练劳动》)。在这里，国家为了维持利润量所进行的干涉就价值规律而言，成为彻头彻尾“随意性的”。尽管如此，我们应该更进一步。计量经济学意义上的随意性(从对总资本计划的角度来说，这无论如何都是根本性的)从阶级的视角来看，成为彻底非理性的；对价值规律的运用在资本主义反抗的退却中，被化约为(或者说从无产阶级的角度看——这是最为重要的——似乎被化约为)简单的操控行为。①当我们认识到，如果资本从根本上而言是处于斗争中的阶级力量对比关系的范畴，那么在阶级的意义上，利润率的下降以及利润量的积累就意味着与难以平息的无产阶级斗争的群众化相关的资本价值增殖指标的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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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赫施令人信服地论述说，在社会化过程与当下国家的结构之间存在内在的连续性，见《对政治体制的分析》，特别是第89,91,93,103页。类似的思路见阿格诺利，《对资产阶级国家的反思》(Überlegungen zum bürgerlichen Sta-at),特别是《资本的国家》(“Der Staat des Kapitals”)这一章。

第五章 国家与公共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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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处理国家行政管理在这个领域所提出的困难时，铭记第四章所讨论的奥菲的作品会有所裨益，见《资本主义国家的结构问题》(Strukturproblemdes kapitalistischen Staates)和《危机管理的危机》。对奥菲社会学和结构客观主义的中肯批判，以及“危机理论”在德国对这个领域的积极贡献的评估，见约瑟夫·艾瑟尔(Josef Esser),《唯物主义国家分析导论》(Einführung in die materi-alistische Staats analyse)

(对权力和共识的，以及对分化性力量和参与性力量的)正当化的何种原则能够延续资本主义对当下发展的主导？在国家的社会积累领域，并不存在正当性原则这是毫无疑义的。由国家所进行的社会剩余价值的积累在日益加剧的对抗基础上展开。资本将这种对其结构的认识进行了神秘化，并且将这种对抗的效果称为公共干预的优先项以及选择问题。②事实上，财政政策令人痛恨，对社会协作、间接具有生产性的劳动、边缘化以及群众的科学创新能力的剥削也是如此。国家的资产阶级计划者认识到了这种情况。③在这个全面的公信力危机中，唯一真实的正当化环节被带回到商业公司的原则，带回到资本家一方的对剩余价值和生产力生产的攫取的最高层级上。以国家形式出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拓展必须服从于这些层级的生产力，将它们作为定义资本主义再生产的根本环节。重新取得高利润率(即被神秘化为利润的生产力和剥削)成为通过国家来发展社会积累的前提和标准。资本主义发展最初阶段的典型境况就这样被颠倒了:国家进行积累，商业公司进行正当化，推动(在生产力的意义上)同意——这是处于最为成熟发展层级的资本主义国家正当性的根本要素。于是商业公司成为发展的支柱(马克思意义上的支柱[Träger])—成为其特质和定义的支柱。生产力作为社会生产关系的稳定(valorizing)要素，成为总体过程的正当化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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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奈格里，《计划者—国家的危机》(“Crisis of the Planner-State”)以及 《反对工作的工人政党》(“Partito operaio contro il lavoro”)。

②干预将政治科学和计划理论的根本问题带回生产社会化的根本性对抗中的尝试，赫施提供了非常清晰的例证。见《对政治体制的分析》，第85，128-130页。

③对在西德所发展出的“计划讨论”(Planungsdiskussion)的参与证明了这种“消极的”意识。赫施在《对政治体制的分析》中提供了这些参与者的参考书目,第88,93-94页。